给老年人的北京新声

听说“北京新声”已经10年了，未免有些恍惚。 　　10年前我血气方刚，写字如同跳舞，穿着被汗渍染花的T恤在北京酗酒、高谈、“刷夜”。再宽的马路也能被汽车填满，绵密的交通噪声无始无终，让身体被人造的广阔所激动；再狂的少年也能被音乐传染，在酒吧门口，长头发的乐手坐在地上，向新来的传递着秘密社会的 暗号。而我，的确是新来的，是两个外地人中的一个，是贪婪地呼吸着满街的炸鸡、国槐和青春气息的摇滚乐迷。 　　我不是来朝圣的，我是来发现和命名的。另一个外地人，欧宁，在初次见面之前，从广州打电话到兰州，谈论了他所注意到的北京新音乐。除了愤怒，年轻人看来还有别的话要说，如此大的城市，给了他们机会，去决裂和创新。我们选定了10个名字：清醒、新裤子、花儿、麦田守望者、张浅潜、秋天的虫子、子曰、鲍家街43号、超级市场、地下婴儿——今天他们已经全然不同，“秋虫”已经消失，“秋野”开始发胖，“花儿”也早不是幼齿，“超市”成了传奇，地婴不再操蛋，汪峰在流行圈艰难攀升。但10年前他们都是神仙，干净，新鲜，张浅潜一个泛音能唱得人飞起来，麦田的歌词，写的全是乌托邦。 　　那时候我还说，我们站在流行文化的前沿。但今天看来，我对流行文化仍然没有发言权；我曾经以为前沿总是足够锋利的，但它也总是会迅速地衰老。我爱的是青春，而青春总是会远去。10年白云苍狗，别说北京新声，就连地下摇滚都快要被人遗忘，地婴唱过“把理想当成种子埋起来”这句词，怕是高悻自己也忘了埋在哪里。10年前我们找到的，不是流行也不是前沿，而是从小就没有体会过的童话和梦想。我至今还记得，在詹华租住的除了床垫外几乎一无所有的地下招待所，欧宁和他谈论着范思哲和PrimalScream.这件事并不流行，也从未文化，北京只是大到有足够多的地下室，装着木马、左小祖咒、野孩子。 　　10年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但他们不一定说出来。 　　对沈黎晖来说，时尚是姿态，是风格，是把梦做成真的。 　　对欧宁来说，流行是自由，是革命，是物质中的精神。对我来说，《北京新声》是撒开了耍的游戏，也是我重新回到地下的坐标，那些被我写过的人，用狂妄和激情和我对称起来，产生了文字的幻想。在这个即使是年轻人也老得那么快的国家，重新看回去，我有一种被自己梦见的错觉——那不是一场运动，那是一次行动，音乐是新的，撒娇是新的，资本是新的，在大雨中用英语呼喊也是新的，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勇敢、浪漫，白石桥上的压路机，整夜碾着他们孤独的心，却并不能减少他们眼中的光华。 　　我们都会老的，有本事就老得年轻一点。后来欧宁为《北京新声》做的设计，成了中国出版界设计界的样本；这本书至今还没有卖完，我希望它能再卖个50年；里面的名字已经和更大的场景混合起来，更年轻的人重复着他们的激动和梦想。 　　《北京新声》和“北京新声”是不是足够年轻，就要到消耗了足够多的生命，在老年的噪音、老年的电子、老年的朋克中检视，看究竟是什么属于前赴后继的青春。 转自：农民日报 http://www.farmer.com.cn/news/gdgc/2007052300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