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

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一) background: 有些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男性作家是不能为女性而写作的。例如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声称：“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1]法国的露丝．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则为上述主张指出了原因：“我永远代替不了一个男人，男人也永远代替不了我。无论他们可以变换什么样的身份，一方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另一方，——他们不具有互换性。”[2]然而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形似乎与这种观点大相径庭：中国的古典诗歌，尤其是唐宋以来的词，有很多作品都是出于男作家之手，却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清人田同之把这种情形归结为“男子而作闺音”。[3]当然，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些作品必然充满着对女性的偏见、歪曲，是男性压迫在文学中的曲折表现。可是上述论断其实是武断的，男女两性之间果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男性作家绝对不能很好地“写妇女”？我们不应该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去演绎这些命题，而应该以文学史实为对象来检验它们。我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女性人物所代拟的那些诗词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从唐人传奇开始，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常常伴随有由作家代拟的诗词作品出现。无论从这些诗词自身的艺术水准还是它们与所属人物性格特征的吻合程度来看，《红楼梦》中的诗词都堪称典范之作。尤其是对后面一点，红学家们是津津乐道的。例如第三十七回写诸人咏海棠事，脂砚斋评曰：“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净。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又评黛玉诗曰：“看他终结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气。”[4]又如近人平子指出：“《红楼梦》之佳处，在处处描摹，恰肖其人。作者又最工诗词，然其中如柳絮、白海棠、菊花诸作，皆恰如小儿女之口吻，将笔墨放平，不肯作过高之语，正是其最佳处。其中丫环作诗，如描写香菱咏月，刻划入神，毫无痕迹，不似《野叟曝言》群妍联吟，便令读者皮肤起粟。”[5]上述评语都着眼于曹雪芹为书中人物代拟诗词时，非常成功地使这些诗词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从而不见代拟之痕迹。正因如此，在读者心目中，那些诗词真是出于书中人物之口，例如清人陈其泰在《红楼梦回评》第七十回中说：“黛玉柳絮词，真为自家写照。”[6]而现代的红学家则干脆以这些诗词作为分析人物性格的直接证据。[7]我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但是本文要想讨论的则是一个新的问题：《红楼梦》中的诗词，十有八九是曹雪芹代女性人物所拟的，是无可置疑的“男子而作闺音”。如果说贾宝玉的诗词中渗入了曹雪芹本人“秦淮风月忆繁华”的人生经历故而如出其肺腑，[8]那么，男性作家曹雪芹又何以能够为女性人物代拟诗词，且做到宛肖其声口呢？ 二 如果只考虑完整的诗、词、曲而不计断句的话，《红楼梦》中写过作品的女性人物共有贾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李纨、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薛宝琴、邢岫烟、李纹、香菱等十余人。应该指出，这些人物的作品并不都具有女性特征，例如贾元春身为贵妃，其诗作也有明显的台阁之气，试看其《题大观园》：“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功夫始筑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第十八回）[9]脂砚斋评曰：“诗却平平，盖彼不长于此也，故只如此。”[10]其实更重要的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元春的身份只能让她写出这种雍容华贵、平板呆滞的诗来，这当然与男性台阁之臣的诗如出一辙。再如李纨和贾探春，一个是恪守三从四德的寡妇，另一个则是有补天之志的闺秀，当她们奉元春之命题咏大观园景物时，所成之诗也就必然是平常的颂圣之辞，试看李纨的《万象争辉》和探春的《文采风流》二诗，一曰“精妙一时言不尽，果然万物有光辉”，一曰“名园一自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辞意俱俗，毫无个性。无怪乎在脂本《红楼梦》中，这两首诗的所属是与程乙本互相颠倒的。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可以任意置换，充分说明它们是缺乏艺术个性的，更何论什么女性意识？至于香菱的诗，本是初学者的习作，即使是博得众人赞赏的第三首，也不过达到辞意通顺的程度而已，当然难以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此外如邢岫烟、李纹、迎春、惜春等人，书中着笔较少，她们的诗才也不甚高，所以都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林黛玉、薛宝琴、薛宝钗、史湘云四人。她们都是具有灵心慧性的女性，其诗作在艺术上都有较高的造诣。按照她们在本文中的重要程度，我把她们分成三组，现在先看后面两人。 薛宝钗是一个性格中充满了矛盾的人。一方面，她具有过人的才性和学识，也不乏女性特有的敏感。另一方面，她一心一意地遵循封建礼教，主动地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她声称：“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第六十四回）所以她虽然精于诗艺，却常常劝止别的女性作诗。当她自己写诗时，被她视为金科玉律的传统观念就不知不觉地渗入其诗的字里行间，从而阻止她流露出女性意识。例如： 忆菊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 此诗在艺术上相当老成，探春赞之曰：“到底要算蘅芜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染出来了。”（第三十八回）其实全诗句句紧扣“忆”字，语淡情深，堪称佳作。这种平淡、含蓄的诗风与宝钗不喜华艳、其室内“案上止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衾褥也十分朴素”（第四十回）的性格是完全相符的。然而此诗中的字句、意象都是历代咏菊诗中所常见的，它在情感倾向上也符合“哀而不伤”的诗教规范，与以男性为中心的诗歌传统一脉相承。如果说这样的诗中有女性意识的话，那只能是完全遵从男性所设定的价值规范的女性意识，是“三从四德”在文学中的含蓄表现。 史湘云是一个性格豪爽、心地坦率的姑娘，她又出生在一个日益衰落的贵族家庭，按理说是有可能对封建礼教产生怀疑，从而唤醒内心被压抑的女性意识的。然而湘云一向与宝钗交好，把后者视为自己的典范，以至于鹦鹉学舌地以“仕途经济”的一套“混账话”去规劝宝玉（第三十二回），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她冲破封建闺范的可能性。此外，湘云的豪爽性格使她对男女爱情并不十分在意，诚如宝玉在警幻仙子处听到的《乐中悲》所云：“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第五回）这种“假小子”式的性格显然会减弱她意识中的性别特征，因为对于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来说，她们的性别特征主要是通过爱情、婚姻才得以凸现的。于是，湘云的诗词虽然不象宝钗的那般正统，但也缺乏林黛玉诗的“女郎诗”性质。试看第三十七回中三人的同题之作： 咏白海棠 薛宝钗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咏白海棠 林黛玉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日又昏。 白海棠和韵 史湘云 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欲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史湘云 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那虚廊月色昏。 钗、黛二诗在艺术水准上不相上下，但风格则显然不同。当时李纨即评黛玉诗曰：“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脂砚斋的评语也与之相仿：“逸才仙品固让颦儿，温雅沉着终是宝钗。”更应该注意的是，宝钗诗是对海棠的客观描写，“不语婷婷”的海棠花虽然以女性的面目出现，但作者的身份却无从判别其性别。而黛玉的诗则显然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投射在海棠身上，诗中的“怨女”形象到底是人还是花，已不复可辨，故清人王希廉评曰：“各人海棠诗俱暗写各人性情、遭际，而黛玉更觉显露。”[11]正因如此，黛玉诗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就是不言自明的了。就性别特征而言，史湘云的两首和作正处于钗、黛之间。有些论者认为湘云的第一首“吹捧薛宝钗的高雅宜人”，第二首则“尖刻地嘲弄挖苦林黛玉，暗暗攻击贾、林的爱情关系。”[12]这种观点当然是过于政治化了，但如果说湘云的和作在思想内涵上离宝钗诗较近而距黛玉诗较远，倒是颇有道理的。第二首的尾联虽然很象是女性文本，但从全诗来看，花与人仍是析为二体的，这在颔联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样，全诗的抒情意味就远不如黛玉诗之浓。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业余的女作家们则认为文字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的方法，一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工具，只需要直接表达自己的感觉。”[13]于是，湘云诗中的女性意识也就相形见绌了。至于湘云诗的第一首，“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欲离魂”二句既已拒绝了有关爱情的联想，而以幽独贞素的淑女为旨归，当然更是与“温雅沉着”的宝钗诗比较接近了。 宝钗、湘云身为女子，而所作诗词却缺少女性意识，这是否由于这些作品的代拟者曹雪芹是一位男性作家呢？换句话说，如果宝钗、湘云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她们的作品会不会具有更多的女性意识呢？我认为可以把《红楼梦》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女性诗人作为一面镜子。明、清时代的女诗人和女词人为数众多，但是从整体上说，她们的创作完全被笼罩在男性诗歌传统的阴影之下，很少表现出女性意识的倾向。例如明初颇有诗名的孟淑卿，自号“荆山居士”，其诗则“无铅粉气”。[14]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作品的客观情况，她都与男性诗人毫无区别。又如清初的林以宁、顾启姬等七人，组“蕉园诗社”，号称“蕉园七子”，而张允滋、张芬等十人则号称“吴中十子”，也都以男性自居，她们的诗词也很少表现出女性色彩。即使在名噪一时的袁枚女弟子中，情形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试看《随园女弟子诗选》中的诗作，与男性诗人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区别！所以说，薛宝钗、史湘云的诗词虽然出于曹雪芹之手，但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其中的女性色彩，因为当时的女性诗人自身就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特征。 三 薛宝琴在《红楼梦》中是一个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过客。她年纪虽幼，却聪颖过人，而且又随家人去过许多地方，所以比那些长年锁闭在大观园中的闺秀们远为见多识广。她的诗才也很为惊人，在芦雪庵即景联句时，共有十二人参加，共吟诗六十六句，其中宝琴一人就抢联了十三句，而且在后半个阶段简直是与黛玉、湘云两人车轮大战，充分显示了她过人的敏捷。她咏红梅花的七律也远胜邢岫烟、李纹的同题之作。然而宝琴最引人注目的诗作却是《怀古绝句十首》（第五十一回）。由于宝琴自己声称这十首诗“暗隐俗物十件”，《红楼梦》全书中又没有挑明其谜底，故历来的红学家们颇为猜破这些哑谜而绞尽脑汁。[15]然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这些诗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下面对后五首诗作一些分析。 桃叶渡怀古 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 此诗咏王献之与其妾桃叶题诗送别之事。桃叶渡在金陵秦淮河与青溪的交汇处，乃因王献之送桃叶于此渡口而得名。由于金陵是六朝旧都，所以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留下的遗迹遍地皆是。[16]然而宝琴此诗却偏偏只咏桃叶渡，且以否定的口气说“六朝梁栋多如许”，意即那些所谓的“梁栋”都不值一提，[17]而桃叶渡留下的风流韵事却值得缅怀，这就多少体现出不同于男性诗人的眼光，因为女性往往对爱情怀有特殊的敏感。 青冢怀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 王昭君是古今诗人喜欢吟咏的女性，从李白、杜甫到王安石、欧阳修，诗人们都对她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唐人戎昱的《咏史》则由此而讥剌汉朝的和亲政策：“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18]宝琴此诗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但是其批判的程度更为强烈，更象是从昭君的立场而喊出的女性之控诉。 马嵬怀古 寂寞脂痕渍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衾尚有香。 杨贵妃其人，历代诗人对她的态度比较复杂。从杜甫的《哀江头》以来，诗人们也不乏同情其悲惨结局的，但总觉得她是导致安史之乱的重要因素。为之翻案最力的大概是唐末诗人罗隐，其《帝幸蜀》一诗说：“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19]宝琴此诗则别出心裁，它对安史之乱一字不提，而只写杨妃的爱情经历，并且认为杨妃的爱情是万古流芳的，这不仅与女色亡国的男性谬论大唱反调，翻案之意略同于罗隐，而且理直气壮地肯定杨妃，体现出女性之间的同情和理解，这是罗隐诗所缺乏的。 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梅花观怀古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团圆莫忆春来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这两首诗所咏的都是出于虚构的爱情故事，但宝琴既然将它们题作“怀古”，表明她对之信以为真，即肯定它们具有现实的意义。前一首从字面上看似乎对红娘撮成崔、张爱情不以为然，所用词句多属贬义。今人或以为：“在薛宝琴这样的贵族小姐看来，不安分的红娘是所谓骨头生得轻贱。”[20]我觉得这是出于误解。一来此诗前后的《马嵬怀古》和《梅花观怀古》都是歌颂爱情的，这一首不应单独取谴责爱情的态度。二来从此诗全文来看，颇有庆幸红娘终于“勾引”崔张成功之意。所以这多半是正言反说，至于“骨贱”等等贬词，不过是宝琴的障眼之词而已。后一首则从正面对杜丽娘、柳梦梅的生死恋情表示了深挚的同情，词意蕴藉，回味无穷。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主要是由男性来书写的。杰出的历史人物绝大多数是男性，历代的咏史诗也就顺理成章地以男性人物为吟咏对象。以晚唐写咏史绝句最多的两位诗人为例，周昙共作咏史绝句一百九十五首，皆以人名为题，其中以女性为题的只有《舜妃二首》、《子牙妻》、《君王后》、《樊姬》、《魏博妻》、《曹娥》、《周都妻》、《鲍宣妻》、《吕母》、《贾后》、《独孤后》等十二首，[21]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六。胡曾共作咏史绝句一百五十首，皆以地名为题，其中涉及女性人物的只有《细腰宫》、《石城》、《阳台》、《金谷园》、《湘川》、《青冢》、《息城》、《褒城》、《望夫山》等九首，也占总数的百分之六。22而且这些诗对所咏女性人物的态度虽是有褒有贬，但褒贬的价值标准却都是封建的道德规范，前者如周昙《舜妃》：“苍梧一望隔重云，帝子悲寻不记春。何事泪痕偏在竹，贞姿应念节高人。”后者如胡曾《褒城》：“恃宠娇多得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或推崇贞节殉夫，或讥刺女性亡国，都完全体现着男性所制定的价值标准。所以这些咏及女性的诗歌，其实仍然是十足的男性文本。相对而言，宝琴的《怀古绝句十首》就堪称别开生面了。这组诗中咏及女性的就有五首，与咏男性的诗平分秋色。而且诗中对女性充满了同情和理解，即使是历来被贬为亡国祸首的杨贵妃，宝琴也为之大作翻案文章，对她表示了同情和赞叹。可以说，宝琴的诗是对男性咏史传统的反叛，它们折射出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宝琴其人，自幼随父经商，阅历较广，受闺范束缚较少，因此她能够部分地冲破传统观念的桎梏，《怀古绝句十首》中所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当源于此。由于宝琴的人生经历在清代女诗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清代女性诗词中很难找到类似《怀古绝句十首》的作品。也许曹雪芹对此已有所觉察，故而在红楼群芳中独独挑选身份独异的宝琴来充当这组诗的作者，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匠心独造。 文章转自<<红楼艺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