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科学主义”

在掷地有声的“决不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已然成为笑柄的当代中国，环境问题成为目前最为紧迫的危机之一。鉴于此，不难理解为何如今民间环保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开展起来。不过，与这些环保者的一腔热血和活动的大张旗鼓相对应的，却是不那么乐观的环保成果和部分来自科学界的质疑声。针对环境保护范畴里的节能降耗、减少污染，以及更合理地改善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只有运用科学方法和科技成果来实现和巩固。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在感受了自然美丽风光和所谓“鬼斧神工”后，却简单地认定自然的神魅性、人格性，并基于此宣传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这种一厢情愿的祈求式环保理念是显然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2005年“敬畏自然”之争中，极端环保主义者不顾自身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和逻辑能力，也罔顾自身坚持着一种没有具体方案和进入路径的环保主义的事实，开始抓住“科学主义”这个“救命稻草”，对科学界展开炮轰。最近，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组织的一场名为“我们身边的环保”的讨论会上，据说是“环保作家”的徐刚在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环保活动和环保文学作品后，又接过唐锡阳的话头，称“人类对生养自己的地球没有起码的崇敬和敬畏之情，还是人吗！”，这个话题也成为会上争论的焦点之一。 科学之于中国，本来就是舶来品，对其存在盲点和误解实属正常。然而，在全民迫切需要普及科学基本知识和科学素养的今天，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却大有盖过科普之势。“科学主义”一词贬义居多。批评者非常善于用其指责对手，批判“只有科学结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结论”。这种“唯一正确”的说法本身既非辩证，又非科学界所坚持，本身就是在辩论中捏造的罪名。不管讨论或批判什么问题，总该首先明白对方究竟坚持什么观点，并具备常识和逻辑，讨论才更有意义。 徐刚在文革后期创作热情讴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长诗《征途》，此诗在文革后期也被制作成配乐诗朗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数月之久，而徐刚以“工农学员”的身份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直接成为人民日报诗歌版面编辑。关于九十年代初徐刚的其他往事，在此不便提及。由此倒也不难理解徐刚为什么如此缺乏科学常识与科学观点。只凭几乎自洽成为目的的环保信仰和一腔热血大声呼吁，却对生态学的知识乃至基本的科学知识一知半解，甚至屡屡闹常识错误的笑话，这在中国环保人士中屡见不鲜。汪永晨曾经在怒江建坝问题上犯过混淆“千瓦时与千瓦”的大笑话，当天出席单向街环保论坛的北京林业大学教师马宝建又重蹈覆辙： 在谈及为何要敬畏自然的问题时，马宝建居然声称根据现代物理学观点，太阳系源于一个奇点，这个奇点产生了时间和空间，奇点“之前”不存在时间，所以人类是渺小的，应该对宇宙的广博和未知心存敬畏。这一番话中“太阳系”大概是口误罢，然而将“奇”字读成“几（一声）”便是半瓶子咣当之举。而奇点产生了时间，又何来“之前”之说呢？对于物理专业一知半解，将已经并不再时髦的大爆炸理论拉来为自己装腔作势，这也算支持敬畏自然的马宝建的创举。 坚持以承认自然灵性、应该敬畏自然为出发点的环保主义，只能是宗教环保主义。中国活跃着的那些民间环保组织，如这次单向街活动上所展示出的那样，更多还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尚没有上升为理性、科学的追问和设计。环保理念在其实现过程中，只有也纳入到科学性的思考与技术性的操作当中，才具有现实意义。诸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具全面有点、采用何种新技术来保护生态环境并解决发展与环保矛盾这样的问题上，都必须遵循科学精神，以实证的态度和方式，在科学的范畴内予以解决。 批评“科学主义”者惯用的另一个论据，是唐锡阳所言“人类的大脑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他们进一步举例诸如核武器、工业污染、资源枯竭，试图证明科学的负面影响同样强大。很可惜，这恰好暴露了他们不了解科学是何物，将“科学”与“技术”混淆的错误。这些危害是滥用科学的危害，而与科学理论、科学精神何干？ 科学本身产生了逻辑严密、体系齐全的学科门类，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也有效地促进了诸如社会学、哲学等许多其他领域的发展。在人类思维是如何产生的、社会道德起源等方面，科学和科学方法正在逐步解释谜底。宗教和玄学赖以生存的“宗教感”和“通灵感”逐步被揭去面纱。这些都表明了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最有效工具。而科学从不宣称自己无所不知，也从不以情感和热血作为理论对错与否的砝码。指责“科学主义”泛滥的环保人士们，是否搞清楚什么是科学、以及科学的功用呢？ 缺乏科学指导下的环保实践，是国内环保活动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以一厢情愿的宗教环保主义对抗唯利是图的破坏环境利益集团，怎么有获胜的可能？反过来，对于科学界人士的忠告和批评，环保人士却恼羞成怒，信手拈来一顶“科学主义”的帽子扣上便了事。殊不知自己痛陈的环保界的困难和窘状，恰恰是“敬畏自然”的反科学主义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