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贵妃在唐太宗驾崩后的结局是什么？

韦贵妃，根据其出土墓志铭的记载，名珪，字泽，于武德年间以良家入选秦王府，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不过墓志铭上虽然称韦氏是以良家的身份入选秦王府，然而事实上韦氏曾是隋代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的小妾。

隋朝末年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后父子均被杀，而韦氏因是罪犯家眷，按律被充入宫中为宫婢——隋唐时期，后宫宫女乃至妃嫔的一大来源，就是这些被家属连累籍没进宫的女子。比如在仁寿宫里得到过隋文帝临幸的尉迟女，就是因为祖父尉迟迥反隋失败后被籍没进隋宫的；隋炀帝的宠妃崔氏同样也是因为父亲崔君绰追随废太子杨勇的缘故被籍没进宫；大名鼎鼎的一代女相上官婉儿，还在襁褓之中就因为祖父上官仪之事被没入了掖庭宫中；而作为宫婢被主子临幸的更不在少数，章敬皇后吴氏便是在没入掖庭后得到了唐肃宗的临幸，从而生下了唐代宗。

李渊在长安即位后李世民进封秦王，韦氏作为宫婢被分配到秦王府侍奉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李渊登基后虽然曾大赦天下，但大赦赦免的是罪犯，与释放掖庭宫人是两回事，韦氏根本不可能在武德年间被放出宫回到家中，所以墓志上说韦氏是以良家受选，很明显就是粉饰之语。至于某些网文里广为流传的，秦王李世民在路边对韦氏一见钟情的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有一些不靠谱的网文信口开河，认为在长孙皇后过世后，唐太宗的后宫是由韦贵妃一手掌管的。然而事实则是，即使身为贵妃，若没有皇帝的授意同样没有权利掌管后宫。

例如唐高祖的万贵妃，《旧唐书·李智云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表明万贵妃能够对后宫诸事有“谘禀”的资格，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若没有唐高祖的特许，万氏即使身为贵妃也没有权利掌管后宫。再看唐宪宗的郭贵妃，“群臣三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唐宪宗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郭氏虽然只封了个贵妃，但却是唐宪宗未登基前娶的结发妻子，只因唐宪宗怕自己的风流猎艳被限制，从而不肯将其立为皇后。若身为贵妃便能理所应当地掌管后宫，那唐宪宗又何必再多此一举。

何况能够执掌后宫对于宫妃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即使是多位嫔妃共同管理后宫，史书也同样会记载下来。陈后主的张贵妃统摄后宫，隋文帝宣华夫人、容华夫人共同代掌后宫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刘浚的列传也特意花了一番笔墨记载着其母潘淑妃（刘宋时淑妃仅为正二品九嫔，而非正一品的三夫人）掌管后宫一事。

不仅史书上会记上一笔，就连墓志铭这种没事也要夸两句有事更要夸了再夸的东西上，也绝对会大书特书一番。甚至哪怕韦贵妃并没有代管后宫这么大的权限，只是有些参与权，她的墓志上也不可能只字不提。比如朱元璋的宠妃孙贵妃只不过是辅佐马皇后治理后宫，此事不仅见载于《明太祖实录》，野史《胜朝彤史拾遗记》中亦有记载，宋濂在撰写孙贵妃的墓志时更没有放过这一莫大荣耀：“成穆貴妃孫氏……佐皇后以理，內治宮壼肅雍，上下咸無怨者。”。而韦贵妃的墓志早已出土，志文中对她多有浮夸溢美之词，但对所谓的代管后宫一事却绝口不提，可见韦贵妃代掌后宫一事，实属现代人的想当然耳。

韦贵妃不仅本人无宠，就连她的家族和子女所得到的待遇都很寒酸。

唐制“若内命妇，一品之母，为正四品郡君”，韦贵妃作为正一品四妃，尽管她的生母只是韦圆成的小妾，但因为嫡母独孤氏早在武德元年就已经逝世了，所以按“无嫡母，封所生母”的规矩，韦贵妃的生母本可以获封正四品郡君，但是其母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不曾得到过郡君的封号。直到韦贵妃因生母的逝世而表现得异常悲痛，“哀号荼毒，毁瘠弗已”，唐太宗这才象征性地追赠了韦贵妃之父韦圆成一个徐州都督的官衔，至于生母仍旧没能得封郡君。而韦圆成生前便已是隋朝的开府仪同三司、陈州等二州刺史、郧国公，唐太宗追封的徐州都督远远比不上韦圆成生前的地位，可见唐太宗的追封不过是敷衍之举而已。

不仅如此，韦贵妃所生育的临川公主与纪王李慎论起待遇，在唐太宗同样庶出的皇子公主中也是比较差的。临川公主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驸马周道务的出身在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可以说是最差的，韦贵妃唯一的儿子纪王李慎虽然很有才华，在襄州处理政务的能力也非常出色，甚至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然而唐太宗并没有因此给予李慎格外的关注或赏赐，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了，这才褒奖了他。

至于韦贵妃的长女李氏，是她与前夫李珉的女儿，母女二人一起籍没进宫，但李氏都20岁左右了，其母韦贵妃仍不能自主安排女儿的婚事。直到贞观四年突厥来降，唐太宗为了安抚众多来降的突厥贵族，这才将仍旧是宫婢身份的李氏封为定襄县主，代替李唐的宗室女，嫁给在贵族眼里堪称婚配最末等的胡人为妻。

虽然有人因此认为李氏得封定襄县主是唐太宗将她认作继女的标志，然而唐太宗若真的将定襄认作是自己的女儿，那么定襄就应该和文成公主、弘化公主一样，封的是公主而不是县主，墓志上也不会明确记载定襄不过是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而应该像弘化公主那样，直接记载为“陇西成纪人”“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

定襄嫁给阿史那忠后，阿史那忠便被唐太宗派去出塞，塞外的生活远比中原艰苦，别说定襄一个中原人受不了，就连阿史那忠本人享受过了中原生活都不愿再忍受塞外的寒苦，所以见到使者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让他回到长安——唐太宗如果真的宠爱韦贵妃，又何至于让她的女儿去遭这份罪？

韦贵妃的次女临川公主即唐太宗的第十二女。

临川公主的人生完全可以说是慢半拍，因为临川所应得的荣誉总要比其他公主慢上良久。比如与临川同龄的公主早早就得到了册封，唯独临川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足足晚了13年；又比如唐高宗永徽元年，别的公主都顺利进封为了长公主，唯独临川的长公主封号比其他姐妹整整迟了19年才得到册封；再比如进封长公主后不少公主都有相应的加实封，最少的也有五十户，临川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加封。

那么临川公主这些应得的荣誉为什么总要比别人慢上半拍才能得到呢？这就要从她本人的生平说起了。

根据临川公主的墓志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避暑九成宫，没被准许一同前去行宫避暑只能留在长安的临川，眼看与自己同年出生的李敬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被册封为了清河公主，而自己到现在连个正式的公主封号都没有，于是借机上表向唐太宗请安，想要得到父亲的关注。而墓志上写道，唐太宗在看了这个女儿的上表后颇为赞赏，为其取字孟姜，并“寻封临川郡公主”，然而事实上根据册封诏书等史料的记载，临川真正受封公主却是在贞观十五年。

“寻”是不久的意思，但是从贞观六年到贞观十五年过了近十年的漫长时间，就这样还能粉饰为“不久”，临川的墓志贴金有多厉害由此可想而知。何况如果唐太宗对临川真如墓志上所吹捧的那样比较看重与关心的话，不会等到她给自己上表请安了，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儿的字写得还不错，更不会事隔十年，直到女儿已经18岁了，这才想到该给她一个公主封号。

而且从史书记载和出土的册封诏书来看，贞观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临川公主正式进行册封，唐太宗却并没有留在长安参加仪式，而是早在十八日的时候就已经离京驾幸850里之外的洛阳宫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临川册封的前几天，即十五日，文成公主进藏。也许正是为了避免和亲的可能，贞观十五年时，宗室里诸位大龄公主、县主们纷纷册封的册封，嫁人的嫁人。比如年已20的文安县主就是在正月五日受到册封的，十四日便匆匆出嫁了；18岁左右的和静县主也是在这一年出嫁的；21岁的淮南长公主同样是在这一年才嫁出去。所以被父亲遗忘良久的临川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便得到了册封，也极有可能与之有关。

同样根据墓志的记载，贞观十七年临川的实封加至350户，有人因此认为临川的350户实封是和太平公主的待遇一样，但太平公主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一早就有了实封350户，与临川这样册封后过了整整2年，直到出嫁后实封才加到350户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何况贞观十七年正是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国庆之际，唐太宗欣喜之下又是大赦天下，又是赐酺三日，各级官员均得到进爵，临川的实封极有可能便是因此而加封的。作为佐证，贞观十六年册封为衡山公主的新城长公主墓志上，同样记载之后有次“汤沐增赋”，可见临川的350户实封不过是当时唐太宗的女儿们都有的集体待遇罢了，所以连一向浮夸成风的墓志上也丝毫没有提及这次加封是临川独有的荣耀(更别提史书了)。

临川出嫁后，便跟随驸马离开了京城远赴任上，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一路旅途跋涉，匆忙赶回长安。但丧礼结束后，临川再次随着驸马远离京城远赴边地。也正因为这样长久且遥远地离开自幼成长的长安京城，临川跟着驸马周道务再次风尘仆仆地离开时，留在长安的是不舍，是思念，是无奈。

说到临川的驸马周道务，则不得不令人心生另一番感慨：临川作为贵妃之女，所下嫁的驸马周道务，论家世，却堪称是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垫底的。

且看与临川同样庶出的公主们：襄城下嫁萧瑀之子萧锐，南平下嫁王珪之子王敬直，遂安下嫁窦逵，豫章下嫁唐俭之子唐义识，巴陵降平阳公主之子柴令武，普安降史大奈之子史仁表，东阳降高士廉之子高履行，清河降程知节之子程怀亮，兰陵降窦怀悊，晋安降韦思安，安康降独孤谋，新兴降长孙曦，高阳降房玄龄之子房遗爱。

临川的驸马周道务虽然出身汝南周氏也算是个贵族，但无论是在哪个朝代，汝南周氏都算不上是多高级的门第，远远无法与山东士族、陇西贵族、江南华族相提并论。更别说其他同样庶出的公主们嫁的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子，便是太穆窦皇后、长孙皇后的族人，又或是京兆韦氏、独孤信的后人，这些驸马的家世都远非汝南周氏可以企及的。

即便是普安公主的驸马史仁表，其父史大奈是突厥族，但史大奈早年跟着唐高祖打天下为唐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不仅是元从功臣，还追随李世民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所以在贞观时期，史大奈早已是正宗的唐人，只不过民族是突厥族的而已，与贞观四年时因战败归降的突厥人决不可同日而语。

且史大奈在唐书中有单独列传，而周道务的父亲周孝范连独立的传记也没有；史大奈被封国公，周孝范只是郡公；史大奈名列开国第一功臣表之中，周孝范则没有。所以尽管周孝范本人的墓志上一再强调自己是功臣，并且深得皇帝的看重，然而唐人墓志一向爱贴金已不是新闻，如果周孝范真的如此居功甚伟，史官为何不在史书上将他单独列传，周孝范又为何凭借如此显赫的功劳竟然连凌烟阁功臣都没能封上，甚至日后皇帝颁发的开国第一功臣表中也丝毫不见周孝范的身影？

由此可见，周道务的家世确实是在所有驸马中最差的。

通观临川的墓志，特别是“驸马以克清边难，驿诏入京，公主随行，途中大渐，恩敕便令于幽州安置……薨于幽州公馆”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临川的一生虽然看似平稳，然而背后却是看不见的凄凉。

临川出嫁后就随丈夫到地方上任，是众姐妹中唯一一位在唐太宗活着时就远离长安的公主。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回京，甚至年近60的时候，还不得不跟着驸马在远离长安3589里的边关营州辛劳，且不能享有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

等到临川好不容易等来驸马奉诏返京随行的机会时，又病困在幽州半路，而周道务以公务为重，无法一直陪伴在公主的身边，只有庶出的长子（陇州司功）与临川嫡出的四子周季童（左千牛）能够偶尔前来看望，以慰临川病中相思之苦。3年后，临川最终客死在距离长安东北2520里的异乡。

也正因为长年累月地过着远离京城，苦守边疆的生活，随着年岁渐长，对长安亲人的思念，对繁华京城的渴望，这些心情渐渐吞噬着临川，再加上早在永徽元年便该得到的长公主的封号迟迟没有得到进封，唐高宗年间，临川不得不再次提笔仿效当年向唐太宗上表请安的举动，向唐高宗奉上了一篇《孝德颂》——此举虽然得到了唐高宗与武后的嘉许，但最终并未能让她从遥远的大唐边疆回到故土长安。不过至少在苦苦期盼了19年后，总章二年的时候，临川公主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受封长公主的诏书，至于实封，诏书上则明确写道“封并如故”，也就是说临川并没有因为进封长公主而被加实封。

事实上也正因为临川公主迟迟未被册封为长公主，所以就连一向最喜欢吹捧的墓志在提及这件事时，也只是以“进封长公主，从朝例也”这样的话草草一笔带过，丝毫没有以此为荣耀。

综合墓志上的记载以及史书上简略之至的事迹，临川公主最终给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她历经唐太宗与唐高宗两朝，人生并不顺遂得意，但她面对每一个皇帝都能充分利用自己能文工书的特点，抓住有利的时机撰表上颂。

而临川公主之所以会有这些看似圆滑实则无奈的举动，也完全是被现实所迫。毕竟临川公主的生母韦贵妃不得宠于唐太宗，而古代流行的便是子以母贵，如果生母不得宠，其儿女也很难得到父亲的宠爱。作为一位备受冷遇的公主，作为一位人生中处处要比其他姐妹慢半拍的公主，临川公主自然不得不善于这些经营逢迎之道。

韦贵妃的独子纪王李慎可以说是唐太宗诸子中比较有才干的一个，而且与某些空有溢美之词的皇子不同，李慎的才干可是有实打实的史料做证明的。因为在襄州刺史的任上干出了一番政绩，当地的百姓都为这位父母官立碑纪念。然而李慎虽有才华，却并不得唐太宗的偏爱，好不容易才在襄州干出了如此出色的政绩，但直到唐太宗驾崩，也没能得到父亲只言片语的表扬，直到唐高宗登基后，这才下诏赞扬了他。

所以韦氏纵然身为贵妃，但在唐太宗的后宫中究竟能算是个什么样的存在，究竟得宠与否，从她本人以及三个子女所得到的待遇便可见一斑了。

当然，也许有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韦珪作为贵妃却无宠到了这般地步，如果唐太宗不喜欢韦珪，为什么还要封她为贵妃？其实这跟人们长期以来一些错误的观念有关。

首先，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贵妃就等于宠妃，被皇帝封为高品级的妃子都是宠妃。其实不然，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就算没有宠妃，皇帝也不会把四妃之位一直空着不封。历史上身处高位却无宠的嫔妃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光看唐朝诸位皇帝的贵妃，除了唐玄宗的杨贵妃，唐代宗的独孤贵妃外，其他皇帝的贵妃都不得宠，也找不到什么得宠事迹。

其次，皇后是天然的后宫之主，掌管后宫事务，除非皇后无宠到了极点而皇帝又另有极为宠爱的嫔妃，不然皇帝是不会插手后宫事务的。所以纵观唐朝的后宫，皇后的权利极大，比如唐高宗的王皇后，明明萧淑妃那么得宠，出身好、资历老、又生育了皇子公主，但却只是个淑妃，另有一个无宠无子的女人压她一头做上了贵妃之位；风流多情的唐宪宗唯恐结发妻子当上皇后后会掣肘自己的猎艳行为，于是坚决不立原配郭氏为皇后——唐朝皇后在后宫的权利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唐朝后宫嫔妃的册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皇后，如果皇帝没有特别的吩咐或要求，那么皇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后宫女人的品级。身为贵妃却是个不得宠的女人，原因之所在，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者，唐太宗明确表示过自己对这些后宫女人的态度，那就是韦珪、阴氏这些罪籍出身的女人甚至都没资格给自己生孩子。

《魏郑公谏录》：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就是，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汉朝经常在每年的八月择选一些品貌出众的良家女子入后宫充当嫔御，这种做法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但是现在我的后宫中有太多贱隶出身的女子充当妃嫔，由这些人生养皇子实在不合适，所以还是按照汉时的规矩，以后择选嫔御由宫外的良家子中择选。”

唐太宗本就是贵族子弟出身，对这些罪籍出身的女人有着天然的鄙夷歧视之意——虽然这不代表他就要把这些女人当阶级敌人来看，更不是说她们没资格侍寝。

再加上韦珪阴氏等人是唐太宗当秦王时宫里发配来伺候的宫婢，而身为亲王时的李世民对后院这些小妾的出身没有多少自由挑选的余地。但出于贵族的偏见，唐太宗显然不认为这些女人的血统有多好，更不应当给自己生孩子，不然很可能会稀疏了自己优秀的基因，让后代不够优秀。

只不过唐太宗没练过什么神功，不能让指定的女人生孩子，而历史上为皇帝生育了子女却照样无宠的嫔妃也比比皆是。所以虽然韦珪、阴氏这些罪籍籍没进宫的嫔妃给唐太宗生育了孩子，但唐太宗依旧免不了打从心底鄙视出身不好的她们，更遑论还能对她们产生什么感情呢？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驾崩后，韦珪母以子贵，按例册封为纪国太妃。原本韦珪可以借此机会跟随儿子纪王一起之藩，过上自由舒适尊贵的晚年，但韦珪却放弃了共享天伦的大好时机，坚持留在唐高宗身边。即便儿媳纪王妃在泽州病逝，韦珪也只是在洛阳表示了一番哀悼之情，并没有赶赴泽州安慰正在承受丧妻之痛的儿子。

那么韦珪为什么不愿离开皇帝身边，她都在做些什么呢？根据墓志记载，留在皇帝身边的韦珪坚持每天早晚两次给唐高宗请安。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惊讶，为什么堂堂太妃，作为皇帝的长辈居然还要给皇帝早晚请安？其实这和当时的妻妾制度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妻妾之别有如云泥，庶子只能喊生母为阿姨，这一点在皇室也不例外，无论嫔妃品级有多高，庶出的皇子公主依然只能称呼生母为阿姨。

《南史·齐武帝诸子》中就有记载，“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衆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

《南史·齐宗室》同样记载道：“钧字宣礼，年五岁，所生区贵人病，便加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绊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差。’”

按南齐后宫制度，贵人为正一品的三夫人，淑媛为正二品的九嫔，区贵人、阮淑媛在后宫的品级很高，而萧钧和萧子懋也都是大孝子，但就因为是庶出，所以不得称呼生母为母亲只能称为阿姨。所以清人曾在《称谓录》中总结道：今人多称本生之妾母曰姨，盖其由来已久矣。

不仅如此，就算是某个嫔妃有幸生育了皇太子，她的地位仍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比如南朝宋明帝的贵妃陈妙登生下了皇帝唯一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子，但陈贵妃的地位即使得到了丈夫的特别提拔，也只是“礼秩同皇太子妃”，连儿媳皇太子妃的待遇都比不过。再比如梁武帝的贵嫔丁令光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自己得以“礼数同于太子”，能够和儿子一样的待遇已经是极限了，换言之如果丁令光的儿子不是太子，那么她连自己儿子的地位都比不上。所以正常情况下，普通妃嫔的地位有多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韦珪是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四妃也没用，连她亲生的临川公主、纪王李慎都不会喊她一声母亲，更别说让唐高宗视其为母了。甚至和今人想象的唐高宗对纪国太妃各种孝顺的场景截然相反，史实则是韦珪对自己能够有机会给唐高宗早晚两次请安十分得意，甚至在墓志上都不忘将此事炫耀一番：“太妃累岁在□，晨宵谒见”。

而韦珪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虽然没能为女儿临川公主换来册封长公主的诏书，但好歹为自己迎得了一些回报。麟德二年唐高宗决定封禅，并允许韦珪一同前往，祭天时由自己初献、徐王李元礼亚献、刘祥道终献；祭地时以武后为亚献，纪国太妃韦珪为终献。不过遗憾的是还没到泰山，韦珪就病逝了。唐高宗为了表示安慰，下旨将韦珪为参加封禅而特意准备的服饰供奉于灵座之前，至于韦珪在祭地时终献的安排，最后由地位仅次于纪国太妃的越国太妃燕妃负责。

纵观韦珪这一生，若是不看她实际得到的待遇只看她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品级，那么作为四妃之一的贵妃，韦珪的地位确实不低，但这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有着大把无法言喻的痛苦。

韦珪因为一辈子都不曾得到过唐太宗的喜欢，她的生母不得封郡君，长女李氏大龄才脱离罪籍嫁给突厥人为妻，次女临川公主在所有公主中册封得最迟、嫁得最差，唯一的儿子纪王李慎虽然颇有才华却始终得不到父亲的正眼相待。就算是好不容易熬成了太妃，韦珪也不能享有安适自由的晚年，依旧要以卑微的姿态继续侍奉新帝，直到抱病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