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创新的魅力

　　　——在山东大学义和团一百一十周年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致辞（选） 　　　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12月号 　　　…… 　　　本次研讨会如同十年前山大主办的义和团百年国际研讨会一样，对我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这是没有问题的。本次研讨会有来自德国、英国、俄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学者九十多位学者参与，提交论文五十七篇，其中既有对教会、教门、教派、教案的重新梳理或教区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对慈禧、奕、李秉衡、袁世凯、伍廷芳等重要人物，乃至某些不被关注却有研究价值的晋昌、方苏雅等地方角色的审视；既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派别与群体动向的追问，也有对德、美、俄等国军队乃至八国联军整体行动的考察。既有对义和团事件的前因后果与社会影响的宏观梳理，还有对档案文献、报刊资料的专题运用或介绍，以及国外某些重要论著的评论。 　　　刚才还在同师友一起回味昨天开幕式晚宴的鸿腾三馆，现在就要闭幕了，时间过得真快，会期也真短，要想把五十七篇论文看一遍，一天半的时间肯定不够，何况还要听会和讨论，如果要看懂和消化它们，就更需要时间。还有，很多的论文还只有内容提要，无法看到全文。为了保险起见，我只能自作主张，收购大会报告与分场报告中的所有精当睿智的学术评论与对话，我都同意他们的评论意见，先确认一下。在主席台上，我的身边还有即将引导自由发言的四位中外学者，我诚恳地邀请他们做我的“亲友团”，随时补充与订正我的评论。 　　　通过简短的阅读与听取一天半的讨论，个人以为，本次研讨会有三个方面给我印象最深，堪称三个特点，请各位学者分享与订正： 　　第一、 旧题新作，不无新见。 　　　新题新作也许不难，旧题新作却不太容易，它不仅需要资料积累，还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超出公安干警抓坏蛋的那份智慧和耐心，还需要通过新的资料挖掘，甚至思维转换，超越自我。对某些卓有成就的学者来说，超越别人也许不难，超越自己却不太容易。八十三岁的前辈路遥教授对普济、李来中、王觉一等人的重新研究，为后学树立了严谨与超越的典范，随带一份以史学为职业与志业的人生境界。孔祥吉教授关于奕的真实角色，奕劻与慈禧的真实关系，还有李秉衡的作为，还有慈禧给日本侵略军授勋等史实，都能使人耳目一新。就学术论文而言，也许我们还可以在书写方式乃至论证力度等方面苛求一下孔祥吉先生，挑他一点毛病，但又不得不承认，孔先生的论文不仅篇幅很大，而且有效信息量也很大，他的新作不仅对义和团事件的研究，而且对整个晚清史的研究都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是可以期待的。 　　第二、 资料多源，视野开阔。 　　　外文资料的挖掘与运用堪称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亮点。十位以上的中外学者除了汉文资料的收集，还有外文资料的解读。有的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的外语强势，利用外文资料来重现历史面相，台湾学者王成勉教授关于美国15军队团之源流的大会报告，可以帮助我们从静态的就事论事的层面变为历史长时段的考察，丰富我们关于中美军事关系史的记忆。大陆学者孙立新先生《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姚斌先生的《“拳民”形象在美国》都在彰显选题的创新价值，其中姚斌先生还特别年轻，学术立论也比较老道，由此看来，前辈们所关注的义和团研究的学术接班问题已无大碍。来自德国的中德关系史与军事史专家Bernd Martin根据弗莱堡军事档案、私人日记、士兵书信等资料，对德国第一、第二海军营从航海过程到抵达北京施暴的细节，便于学术同行了解更多的资料来源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解释差异，还有威廉二世的炮舰政策。 　　　除了中外档案，还有报刊资料的充分运用，都使某些论文别开生面。报刊资料除了中国本土的，还有欧美国家的；除了一个国家的报刊，比如德国、美国、俄国，还有一篇论文同时使用两个国家的报刊资料，比如，关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报道，英国学者Thoralf Klein在论文中，就分析了两个欧洲左翼报纸——德国的《前进》和法国的《震旦报》。作者公正地指出：虽然两份报纸都对入侵中国持有批判的立场，但是，如果说它们对义和拳和其他中国人抱有同情的话，那也只是很微小的部分，他们对中国民众的兴趣是不稳定的，报刊编辑更关注的是维护“西方的”道德操守。而且，这两份报纸并不是主动对中国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的，相反地，他们内嵌于已经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中，这些话语体系依据场合而触发。通过对两个报纸的比较，作者发现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无论是在谈论的话题（报道是什么），还是在谈论的方式（如何报道）上，都是这样。当然，相似不等于完全相同，作者还注意到了两报之间也存在可以辨识的差异性，至于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性，部分原因可以归于在各自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存在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同立场。阅读此文，我对作者层层深入的解读与保持中性的学术立场表示钦佩，而且Thoralf Klein先生也特别年轻。 　　　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佐藤公彦教授是研究义和团事件的日本资深学者，可惜他没有到会。他以中俄密约之后列强瓜分中国的整体背景作为切入口，解读义和团时期的中国社会，指出：瓜分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包括对中国的官方、知识分子、地方社会以及经济军事势力在内的中国社会，只是在抵抗的层面上，义和团的表现尤为突出，不能孤立地看待义和团运动的真相，应当运用多层面的视野来考察。至于作者在提到地方反应时，个别表述还可更准确些。例如，关于贺金声“大汉佑民灭洋军”之类的称法，并不可靠，“大汉”的旗号就意味着反清，这既不符合贺金声的真实情感，也没有任何档案与文献依据，缉拿贺金声的全宗档案就没有这样的记载，“大汉佑民灭洋军”或者“大汉灭洋军”之类的提法只不过是贺金声的儿子贺振纲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提供的追述，是历史主体的后人根据历史的结果修改了历史的过程，很不可靠，对武昌起义之后的某些回忆还需要谨慎考证，否则就会以讹传讹。至于贺金声起兵与失败的时间，也不是1902年，而是义和团事件与八国联军施暴这一年，即1900年。 　　第三、和而不同，君子之风。 　　　由于义和团前后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复杂性，讨论义和团问题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其实不太容易。在十年前的义和团百年国际研讨会上，就出现中外学者之间的争吵。本次研讨会既不是一潭死水，装模作样，也不是唇枪舌战，有伤和气。在前辈的率领与同辈的诚心参与下，以文会友，求真求实，不乏可圈可点的场景。既有德国学者对侵华德军的日常生活与军事行动的心理与人性化诠释，也有部分中国学者关于诠释之度的质疑。我个人也有类似的感触，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但并非任何有原因的都是合理的。既有茅海建教授关于召见单出处的追问，也有孔祥吉教授先生关于来自清史网站资料却没来得及找原件对照的诚恳回应，还有史学前辈路遥教授与后学周育民教授之间的学术对话。君子之风就是学者之风，而不是朋党之风。 　　　今年之内，我已经参加过四次叫“国际”的研讨会，个人以为，本次研讨会算是学术水准最高的国际研讨会之一。虽然这次研讨会规模上不及十年前的那次，但在研讨气氛上更轻松友好，没有生气，更没有争吵，这大概同资料挖掘、信息沟通、中外学者之间的了解与理解不断加深都有关系。学术辩难是必要的，生气与争吵却没有必要，有理不在声高，而在论据。上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读过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至今印象很深。济南的冬季快到了，我相信，借助于本次研讨会的友好气氛，今年的冬天更加向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齐州，我们可以期待。 　　　各位学者：近二十年来，我也参加过与其他主题有关的研讨会，在有的研讨会上，就有学者不断感叹，某某问题研究得差不多了，已经无话可说了。在1991年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就有不少本国学者发出类似的感叹，当时，我奉前辈之命答记者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能不能深入和如何深入。但我欣喜地看到，在义和团的研究领域里，无论我两次参加山大主持的研讨会，还是2004年6月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与台湾辅仁大学合办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宗教”国际研讨会，没有一个与会学者会有这样的满足感，这也许既说明了义和团事件的复杂面相与解释空间的广阔，也充分反映了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学者在学术创新上的自觉与自信。这样的自觉与自信将有助于我坚信“学无止境”的朴实道理，也更加确信我的以下四个学术理念： 　　　第一、 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 　　　第二、 历史过程比历史结果更重要； 　　　第三、 论据比论点更重要； 　　　第四、 研究心态比研究手段更重要。 　　　 　　在此基础上，对于义和团事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我还有两份期待： 　　　第一份期待，由于中国近代史属于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就研究手段而言，我期待多种文字资料的收集与运用，这特别重要。我很赞同德国前辈学者Bernd Martin在昨天的开幕式致辞中表达的意见：由于历史很复杂，任何单个国家、单个民族的研究都可能是片面的。有的学者在报告中提到，德国军人也是人，八国联军也是人，这没有错，我想补充的是，义和拳拳民、义和团团民也是人，任何国家的研究者首先也是人，人都是有感情、有国籍、有各自的生存时空，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与价值体系，个人创造历史与解读历史的主观性也许难免。如何把主观性降低到最低程度，任何国家的学者都是棘手的事情，却又不能不为之努力。我们只能朝着求真的方向前进，头顶上的星空虽然无法到达，却在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历史的真相虽然很难还原，却又是职业历史研究者或历史学家终生不懈的目标。 　　　第二份期待，就研究对象而言，不要低估了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研究难度。近年来，在我国史学界，已有不少学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已经过时了，快要无话可说了，这样的认识其实是很幼稚的。至今为止，除了片面的阶级分析与一分为二的派性分析之外，究竟有多少学者能从政治学与法学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入手，从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深入研究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政治史，恐怕还是问题。中外档案资料与外文报刊资料的运用就是好事多磨，要坐冷板凳，更不要说多种外语的解读能力如何提升。至于研究对象的政治阅历的丰富、政治经验的娴熟与书生谈兵之间的矛盾，历史场景的复杂性，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的主次、真假的清理与判断，人脉清理的难度，都是特别棘手而又无法绕过的要塞。谁说政治史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也许只有无知者无畏。 　　　各位学者： 在十年前的义和团百年国际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我是作为六位中外学者代表之一，紧随胡绳武先生、章开沅先生等前辈师长之后做大会评论，今天却是以单口相声的形式自说自话，诚惶诚恐。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九十二年前的《东方杂志》，有一位日本作者表达的遗憾。他说：“欧美人对于东洋民族，多以为劣等国民，偶或见其长处，则直惊乎以为黄祸，其真倾耳于东洋人之言论者极少。有时对于东洋人之言论呈赞词者，多出于一时之好奇心，或属于外交辞令而已。”1显然，这是就西洋对东洋、欧美国家对东亚国家而言。至于在东洋、东亚内部，日本人对中国人与中华文明的态度如何，那也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复杂得让你高兴不起来。 　　　无论高兴与否，沮丧与否，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近代史研究者，我倒希望我们的学界与国民一起冷静地看待我们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近代史研究者有责任给国家和人民提供健康、进取和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咨询。要知道，在近代中国，对于一个虽然庞大却很落后的国家来说，帝国主义的命是不太好革的。美国有一个乡村作家叫约翰·巴勒斯，他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一个人可以犯很多错误，如果他还没有老是把错误归咎于别人，他还不算是一个失败者。我想，作为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国族也大致如此。我想，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非中国学者，如果忘记过去，我们不会脚踏实地地拥有现在；如果总是纠缠过去，我们不会轻松愉快地拥抱未来。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研究者的职业追求就是求真，凭资料说话，或者说，就凭资料说真话，不凭套话说废话。让我们一起努力， 相约十年之后，在义和团事件已满两个甲子的时候，我们再次走进邹鲁之国，再次走进山东大学这所百年老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