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译《如梦记》书后
labradford
（一） 陈子善先生编选的《如梦记》一书，收周作人先生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文章十一题、诗若干。此书出版于四年前，当时我读了，马上写了一篇小文，大加称赏——其实说称赏如何敢当，是所谓欢喜赞叹罢。最近重读此书，颇不满意自己当日那些“给紫罗兰洒香水”的大话，除了探讨译文得失的第二部分大体上一仍其旧之外，第一部分完全不要了，重新写过。 陈先生编的这本书差不多将知堂所译的篇幅较短的日本散文和诗歌都收罗了，不过也不无遗漏。钟叔和先生编的《周作人文类编》晚出，辑中《儿歌里的萤火》和《大逆之裁判》两篇译文，为陈选所无，再版时或可补入。此外，知堂在自己的文章里每有大段引文的习惯，引的若是外国人的文章，往往又是自己译过来，像反复引用过的永井荷风谈浮世绘的那段话，译文极熨帖而又饶情致，把这样的译文断片简择出来汇拢在一起，大概不是无益的。当然，陈先生编此书的意义怕是不在全或不全，而在于它收入了文泉子的长篇写生文《如梦记》。 《如梦记》的译文之所以可贵，首先自然是因为它以前没有结集出版过，不过如今刊印四载，这一层价值就可以不提了。第二层价值，在于《如梦记》本身是一篇描写儿童生活的文章。虽然描写儿童生活，但它不是儿童文学，是写给大人看的。它也不是儿童自己来写自己，而是一个成年人回望童年时留下的一点回忆。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文章传达出的趣味是一种经过历练、经过省察的趣味，如果说这里面也有童趣的话，那它也是一位三十六岁的成年人的童趣。《如梦记》第一章讲尚是婴儿的文泉子找不到妈妈，哭闹着让祖父背着去寻，看到母亲之后欢喜得不得了。最后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关于这天的事情其实是除了见了母亲的面高兴的差不多要跳起来了这一件以外，什么也都不记得。或者母亲抱着，含了奶吃奶了吧，或者是被哄着，在母亲的膝上睡着了，又或者由阿幸背着玩耍，都一点儿不记得了。我望着祖父穿了皮衣，在水边走回去的后影，渐渐变小了，也未可知，但是当然这也不记得。不记得的事情没有法子来写。就只在这样茫漠的记忆之中，在春天的海边采着裙带菜，接我过去的母亲的脸，直至现在还在眼前历历如见，这件事我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本属大家共有的经验。记忆的选择性，改变了事实在大脑中的留存方式，删繁就简之余更会“突出重点”。婴儿找寻母亲的事本身没有什么趣味可言，恰恰是这隔了一段距离的回望之眼才唤醒了读者，激发出趣味。 我们平素常说一句话：儿童是成人的老师。这话本没有错，然而只有在具有自省能力的成人那里儿童才成其为老师，儿童不会是自己的老师，也不会是别的儿童的老师。因此，惟有通过那“距离之眼”看到的童年才产生了别样的意义，也即是说记忆不但突出重点，而且赋予意义。《如梦记》中有关于学校生活的段落，自然会谈到学校里的先生，还有体罚。比如一位叫高木的先生有一种责罚学生的方式是用绳缚了双手，高吊在梁上。文泉子写道：“最初到这教室里来的时候，看见屋顶下有很粗的绳结束着挂在那里，不知道是什么用的，有一天叫作西野的学生说是欺侮了女生，就被高高吊起来了。我见了西野高高的挂在空中，害怕得几乎遍身发抖了。虽然并不是自己的事，也觉得战战兢兢的，仿佛觉得明天会轮到自己身上也说不定。”另一位河合先生也体罚，不过是拿了箭竹的鞭子，敲顽皮孩子的头，“可是无论怎么头皮被敲，学生对于河合先生总是非常驯服。我也是很喜欢河合先生。”文泉子没有对两位先生多所评骘，但是在叙述之中，意义就自然呈现了。知堂谈过另一部关于儿童生活的书，是中勘助的小说《银茶匙》，说是“与文泉子的《如梦记》同样的喜欢”。周氏从《银茶匙》里摘引的两段都是关于孩子如何在学校里与颟顸的先生抗辩的，为什么单单抄译这两段，也是很可玩味的。 1943年，知堂有《留学的回忆》一文，他说：“我留学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觉喜欢的，也还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他起手译《如梦记》正是这一年的九月。《如梦记》的第三层价值，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考见知堂跟明治时代与明治文学的感情。知堂在《译者附记》里面讲：“在日本有过明治维新，虽已是过去的事，但中日两国民如或有互相理解之可能，我想终须以此维新精神为基础。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因此总想译述出来……”关于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之关键这一点，知堂在《留学的回忆》中是以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并举的，认为前者让国人窥见楷范，后者则平添信心。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说法稍嫌不切于时事，以情揆之，知堂翻译《如梦记》与其说是传递维新精神，不如说是念往忆旧。这种忆念甚至也包涵着他对自己童年的追怀。知堂念念不忘儿时绍兴的种种，这是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在《如梦记》的译者注也不免流露了心曲，如云：“纸窗风筝，原名障子纸鸢，盖以形言。《扬州画舫录》云，式多长方，呼为板门，其用意正同。越中则名为瓦片鹞。”越中云云，当是周氏调动了自己的儿时记忆，在借翻译抒怀罢。 陈编中别有知堂翻译的青木正儿谈饮食的文章四篇，其中《中华腌菜谱》、《谈中国酒肴》两篇当是1963年前后所译。《周作人文类编》中有《与青木正儿书六通》，后三通均写于1962年，信中谈到读青木所著《华国风味》、《酒中趣》两书的感受，可能读得高兴后来就翻译出来。徐复观先生于1960年写了一篇文章《京都的山川人物》，中间提到拜访青木正儿的事，说：“青木先生今年七十五六岁，清癯的身体，显得非常健康。见面后，他老先生拿出最近一本研究中国衣、食方面的书给我们看，又说他现在还能喝酒，尤其试想喝中国的老酒（绍兴酒），我随即和他约定一块儿吃一次酒。”知堂翻译青木的文章，怕也是藉此排遣对故乡的怀想。 （二） 拿知堂的译文跟各家的本子比勘，也相当有趣。先对比一下《徒然草》中的一节周译与郁达夫先生的译文： 周译：有遭逢忧患感到悲伤的人，不必突然发心剃发出家，还不如若存若亡的闭着门别无期待地度日更为适宜。显基中纳言曾云，“愿得无罪而赏谪居之月，”其言至有味。 郁译：并非是身逢不幸，沉入忧思，即使毫无远虑地落发而为僧，但将禅门常闭，使人不知主人在否，别无期待，只一个人朝朝暮暮在那里过活下去，就此行径，岂不甚美。善哉显基中纳言（原注略）之言，他似乎这么的说过：“要并无罪名，而在极边的徒流之所，看天而玩月。”这话实在说得不错。 不难发现：一个是“不必”“出家”，一个是“落发而为僧”，意思完全相反！我不谙日文，不知道哪种译文是对的，但疑心郁译似更有道理：下文说“无罪”，也许就是指并非忧谗畏讥，“并非身逢不幸”罢。这样看来，似乎郁译是更说的通些。周郁两人分别选译的《徒然草》我对照了一下，发现还有一处意思完全相反的，我更加不知道谁的正确。两个留日的文学大家尚且如此，可见译事之难。不过说到文字上的功夫，很显然知堂的是简洁舒缓，有老人讲话的醇厚味道。郁达夫的未免峻急了些。 集中尚有永井荷风的一篇《地图》，现拿来与陈德文先生《永井荷风散文选》中的译文相对照： 周译：在现今的东京无论走到那里假如不能遇见美丽或庄严的风景建筑，使人看了真是恍惚不忍去，那么实在也只得用了种种勉强的方法，因此才能造作出几分的兴味来。 陈译：实际上，在现在的东京，不管到哪里，不仅遇不到那种叫你心神恍惚，不忍离去的美丽而庄严的风景建筑，而且你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才能创造出几分兴趣来。 我实在觉得陈译的“不仅”、“而且”比周译的“假如”、“那么”舒服多了。另外再对照文中狂歌的翻译： 陈译：夏季已来临，抽出袄中棉，忽见衣袖里，尚留游春物。 周译：夏天过去了，棉袄的絮抽了出来，袖底剩着春天的鼻涕纸。 我想知堂该是直译罢，那种微妙的哀伤在平常的、甚至引起不甚洁净的联想的东西上幽幽地传达出来。（所谓鼻涕纸，原本是用来拭涕的，但纸质并不粗恶，也可作他用，大体跟我们说的面巾纸相类。）陈译则说不上有什么诗味了，恐怕也不是日本诗歌的情趣。 知堂嗜爱小林一茶的俳句，集中译了不少，下面也对照着举两个例： 林林译：别拍打呀，苍蝇手揖脚跪啦！ 周译：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以为两种译文实际是对原诗有着不同的理解，林林用了拟人的手法，表现苍蝇的告饶。而知堂是直译，重在表现苍蝇微末寒酸，令人爱怜的一面。我更偏向周译，觉得这似乎更像一茶的风格。林林的译法，不知为什么，让我觉得那苍蝇有种头巾气。 彭恩华译：浮生已与朝露同，君行何复苦匆匆。 周译：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 这是一茶最有名的悼念亡妻的诗句，像彭恩华先生那样译，是有点像旧诗里的滥调了。这一句我看了日语原文，“露水的世”和“虽然”在原诗中都是重复的，知堂是直译以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在一茶的诗里面既有红尘看破、无奈的一面，也有此情难断、“看破”不过是虚诳的真挚道白的一面。这种正反生发的方式，实在是把感情写得深沉强烈，知堂译文颇得此中三昧。 陈子善先生说“周作人翻译日本文学文笔之优雅，之体贴入微，之最具个人情趣，在中国现代翻译家中不作第二人想”，我以前也把话说得很满，跟陈先生的调子有些相似。不过我还加了“昭和之前的日本文学”这么一个限制，毕竟石原慎太郎、村上龙乃至村上春树的作品也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文字固非周氏所宜。此外，“最具个人情趣”这也不好跟别人比了，因为大家各有各的情趣。周氏译文终究还是胜在朴茂妥帖，我想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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