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赫胥黎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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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第59讲
时间：2008年10月24日（周五）下午3：00－5：00 地点：承泽园西所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Professor Dr. Krishna R. Dronamraju （美国遗传学基金会，休斯敦） 主题: 朱利安·赫胥黎的生平与工作
请相互转告参加！
附一，主讲人简介： Dronamraju教授是著名的印裔美国遗传学家，现任设在休斯敦的美国遗传基金会主席，同时担任美国政府生物技术顾问与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曾于2005年来华出席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他出版的著作包括Malaria: Genetic and Evolutionary Aspects（Springer, 2006），Infectious Disease and Host-Pathogen 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等。
附二，演讲提要 The Life and Work of Julian Huxley (1887-1975) Julian Huxley was a distinguished biologist and public servant. He was the grandson of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a close friend and supporter of Charles Darwin. His brother was Aldous Huxley who wrote the futuristic fiction Brave New World. Julian Huxley was a man of many parts: biologist, conservationist, author, explorer, administrator and humanist, as well as an occasional poet.
He believed in social justice and education and was a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Africa. He was the first Director General of UNESCO in Paris during the years: 1946-48 and worked actively in the preceding years for its creation. He appointed Joseph Needham as the first Head of its Science Department and supported Needham’s close relations with China, publishing several volumes on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Huxley’s biological research led to pioneering discoveries in courtship behavior in birds, amphibian metamorphosis, relative growth, and rate-genes for eye color in Gammarus. His seminal work, 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 (1942) was a masterly synthesis of evolutionary research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which summed up the evidence for evolution at that time.
He was a field ornithologist of great distinction and promoted the conservation of rare species of birds and other life. He wa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wild life parks and reserves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Furthermore, he wa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in 1948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Huxley was a great humanist who believed in the great human potential for the betterment of society. He believed that Darwinian evolution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psychosocial evolution which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References
Dronamraju,K.R. (1993) If I Am To Be Rembered: The Life and Work of Julian Huxley with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Huxley, J.S. (1942) 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 London: Allen & Unwin.Huxley, J.S. (1970) Memories. London: Allen & Unwin.Huxley, J.S. (1973) Memories II. London: Allen & Un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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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观点，至今不失现代性
马克·古德尔（Mark Goodale，美国）瑞士洛桑大学文化和社会人类学教授，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实验室（LACS）主任，《斯坦福人权研究》丛书编辑，曾经撰写或编辑过其中13卷，包括《致反对派的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调查简史》（斯坦福，2018年）。这本书分析了近年来发现的数十篇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成立之初的两年间在人权领域开展活动的文件，由此拓展和更新了人权通史。
照片是西班牙艺术家佩贾（Pejac）于2016年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的一座废弃电力厂的窗户上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伪装》。该作品是对比利时艺术家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的致敬。
1947年至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政治领袖、神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其他人士开展调研，征询各界对于人权哲学基础的看法。这项调研在当年并没有被广泛宣传，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并非一日之功。从制度层面看确实如此——建立机构和总部、招募工作人员和任命负责人都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战后新秩序面临的这些“实际”困难不容低估。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后最初的12年里，总部设在巴黎第16区的马热斯蒂克旅馆，卧室和浴室充当办公室，文件就放在壁橱和浴缸里。
从政治层面看，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建立更是复杂。章程和宪章从总体上厘清了各国际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但这些机构之间早期的实际交流互动——毫不夸张地说——可谓含混而模糊。
要理解国际体系在这一时期的背景情况，千万不要用后来者的眼光去看待这段早期历史。我主张用“时代的眼睛”去重新审视那段发展形成期，这能让我们认识到，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还将或多或少地始终面临这种动荡不安的境况。
这种观点用在人权领域尤为贴切。1945年，尚处在萌芽阶段的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两大问题。首先，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被殖民主义割裂的世界，应该如何组建国际社会？是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背景下继续盛行“现实政治”，还是确立一个新的平等主义模式，根据新的政治阵营和地缘界线重新分配权力？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立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联合国这一体系除了持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之外，还反映并合法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某些国家的实力是强于其他国家的。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关，但更为复杂。鉴于全球冲突期间发生的惨剧——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屠杀和破坏才过去了20年——国际共同体该作出怎样的道德声明，才能充分表达集体的愤慨和对于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无论这个希望多么渺茫）？
1945年《联合国宪章》(link is external)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或者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个良好的起步。《联合国宪章》审视了种族灭绝和帝国军国主义造成的惨祸，“重申了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与价值之信念”。
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要让“基本人权之信念”落到实处需要开展哪些工作。正如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所指出的，几大强国构成了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系统的核心，它们不愿看到任何新的组织对其政治和法律特权构成威胁（无论这种威胁多么抽象）。不过，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称之为“国际权利法案”的文件还是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促使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link is external)在1946年设立了国际人权委员会 (link is external)（CHR），共有18名成员，由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出任主席。
尽管如此，人权委员会制定人权法案的实际程序却依然没有得到公开。具体说来，在1946年，人们并不知道人权委员会是如何确立制定人权法案所依据的道德、宗教和哲学原则的。这些原则应具有普遍性，不能对任何国家、地区或文化传统予以特权。但是应该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则呢？
前所未有的办法
就在这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了一项大胆的举措。我们不应忘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受争议、但富有魅力的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为这个新组织撰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发展规划，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宗旨和理念体系”（1946年）。赫胥黎在文中提出，需要有一个国际专门机构来帮助世界各国克服众多分歧。
赫胥黎认为，只有通过文化理解、教育与科学合作，逐步完善他提出的“世界哲学”，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在赫胥黎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必将成为这个独特的国际机构，负责将他笔下的“具有自身思想体系和思想背景的单一世界文化”变为现实。
不出意料，新组织秉承着这种高瞻远瞩、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巴黎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一届会议。除了选举赫胥黎担任第一任总干事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确定了未来一年的多个重要优先事项，其中之一是指示秘书处“阐明可以作为现代人权宣言基础的原则”（大会记录，第一届会议，1946年）。
这正是赫胥黎希望去完成的任务。在他看来，在人权领域开展决定性干预行动，将迅速确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系统主要机构的地位，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支点，发挥独特的作用，成为他所谓的“统一且合一”的全球文化的保卫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负责开展这项工作的是哲学处，这个部门在成立之初是哲学和人文研究小组委员会，由一位年轻的法国哲学家雅克·阿韦（Jacques Havet）领导，他当时刚刚出版了一本颇受好评的康德论著（《康德和时间问题》，1947年）。阿韦之后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个人权项目中起到关键作用，但人们直到最近才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赫胥黎和阿韦感到时间紧迫。他们担心罗斯福领导下的人权委员会高调开展的各项工作会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权活动黯然失色，于是立即着手制定一套程序。起初的几项计划都搁浅了，最终，他们决定完成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向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政治领袖、神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其他人士开展调研，从而确立人权的哲学原则。
为此，他们编写了两份文件。一是备忘录，其中介绍了各国人权宣言简史，概述了起草国际宣言的重要利害关系；二是罗列人权和自由具体内容的清单，要求受访者据此作出答复。
1947 年3 月至4 月，教科文组织向知名的社会机构、国家组织和个人发出150—170 份调研， 最终收到约60 份答复。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些答复在全面性上都不及预期，但该人权调研记录下了各界人士对于人权问题的广泛见解，可以说比人权委员会提出的观点更广泛、更多元。
裁决
在阿韦的领导下，教科文组织于1947 年6 月底在巴黎组建专家委员会，负责评估各界提交的答复，并编写一份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以便后者能够将教科文组织的调研结果作为制定人权宣言的基础。专家委员会成员包括E·H·卡尔（E. H. Carr，主席）、理查德·麦基翁（Richard McKeon，报告员）、皮埃尔·奥格（Pierre Auger）、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埃蒂安·吉尔松（Étienne Gilson）、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吕克·索默豪森（Luc Somerhausen）和罗忠恕（Lo Chung-Shu）。他们讨论了调研结果，并在1947年8月将结论送交人权委员会。与此同时，专家委员会还对能否将其中部分调研答复集结出版的问题进行了商议，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后编辑出版了《人权：评论和解读》（1949年）。
另一方面，在194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国会员国都无法确定到底应该由哪个机构负责起草人权宣言。赫胥黎和阿韦建议，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牵头机构开展调查，或者至少也应与人权委员会密切合作。1947年12月，人权委员会终于在日内瓦召开闭门会议，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但迎来的却是一片混乱，甚至是愤怒。
显然，人权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开展这样一项调研。委员会最终以八票对四票（一票弃权）决定，不向成员国分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也不将这份报告纳入《世界人权宣言》(link is external)（UDHR）的起草程序。
写给未来的教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47年至1948年开展的人权调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世界人权宣言》对于人权的理解相对狭窄，而在其发表之前，是这些答复推开了一扇窗，让世人得以窥见关于人类尊严、社会、权利和义务等基本问题的多元思考。
近年来关于这项调研的研究发现，如果我们能够重温人权历史，回到战后那段过渡时期，就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思想宝藏，用来应对特定时期的人权危机。
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国际组织官员和活动家在面对民族主义复兴、欧洲衰落、特别是全球不平等这些当代挑战时，竭力重申人权的合法性，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人权调研可以为新的观点和（至少是潜在的）新的解决方案提供意料之外的绝佳资源。
若有意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可阅读教科文组织《信使》1948年刊发的雅克·阿韦（Jacques Havet）文章《Distinguished world thinkers study bases of human rights》。
图片：Pejak(link is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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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UDHR）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件之一。它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的第一项有关道德价值的国际条约，70年来，它一直是“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人权委员会和《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宣言》通过前一天——1948年12月9日于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这样说道。
虽然《宣言》被尊为一份独特的人类宪章，成为我们在谈及维护世界各地人民的尊严时重点引用的文献，但它仍不能免于被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引发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争论。
尽管《世界人权宣言》在形式上的确主要受到西方传统的启发，但实质上，它的原则是世界通用的。“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都应宽容和尊重个人尊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link is external)Annan(link is external)，1997年—2006年期间任职）在1998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宣言》50周年庆典上如是说。我们向这位加纳外交家致敬，他于2018年8月18日去世。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在他的讲话中说道，“为了‘纪念’，要有‘记忆’。我们不能不带记忆地行动。但为使我们的行动可与我们的祖先相媲美，我们必须记住的不是时间、地点或信件，而是声音、颜色、感受或此刻的精神。”
这也正是本期《信使》的目标：重新发现这个时代的精神，以便我们能更好地传达对当今人权问题的反思。广角栏目精选了几篇用于答复一项人权哲学基础重大调查的文章，该调查于1947年由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发起。
60多名杰出的思想家响应了这个年轻组织的号召，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罗忠恕和胡马雍·迦比尔（Humayun Kabir）等。
“这样一个项目开展得非常及时，因为世界人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的整体社会结构由于全面战争的影响而震动。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寻求基本人权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 ，对该项目予以配合和帮助的雅克·阿韦（Jacques Havet）在1948年8月的《信使》中写道。这位年轻的法国哲学家称，在该问题的答复中，一些是非常简短的信件，还有一些是长期研究，它们反映出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群体和几乎所有的思想方法”。
在过去70年里，世界的确经历了巨大变化。许多民族摆脱了殖民束缚，许多文化传统自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重新出现。然而，教科文组织发展以对世界文化的广泛了解为基础的全球哲学的努力至今不失其时代性和有效性。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编了对《人权：评论和解读》这项调研的许多答复，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对方”，雅克·阿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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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朱利安·赫胥黎
周运 编辑，北京
2004年，我买到了史学家姚从吾的一部分藏书，其中有朱利安·赫胥黎送胡适的《论革命中的生存》（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1944），扉页上的英文题赠翻译过来是：胡适博士（Dr.Hu Shi）致以最衷心的祝福朱利安·赫胥黎赠1945年11月伦敦。
朱利安·赫胥黎这本签赠本书脊的编号是：代1750，估计是姚从吾从自己的老师胡适手里借去的。书后封三有三行铅笔字：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by H.D.Smyth
这是著名的说明美国发展原子弹情况的《史密斯报告》。当时胡适对中国研制原子弹非常热心，1947年7、8月间他给白崇禧和陈诚写信，提议在北大召集一流物理学家，作最新研究并训练学生，以为国防之用（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181页），看来这些字迹是胡适写下的。“处于战争世界中的哲学”一篇在“补偿心理”、“我们创造自我价值”和“基于哲学的科学态度给人的三点建议”等处有铅笔划线，可能也是胡适的阅读痕迹。
《胡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联经2004年版）第四册提到：1926年10月17日（在伦敦）“去看Dr.Delisle Burns……又遇见Julian Huxley（引者按：即朱利安·赫胥黎），是T.H.Huxley的孙子；Huxley的子孙只有他继续科学方向的遗风（引者按：实际上后来还有一位诺奖得主Andrew Huxley，是朱利安·赫胥黎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在King‘s College教生物学。”（第514页）在此前不久（10月2日），也是在伯恩斯的家里，胡适遇到过朱利安的父亲Leonard Huxley，他写的《赫胥黎略传》胡适几个月后（12月7日）半夜失眠时还看过（同上书，第596页）。这应该是他们初次见面。
和胡适见面时，朱利安·赫胥黎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动物学讲席。1927年，他参加韦尔斯《生命之科学》一书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个项目负担沉重，竟辞去了教职，专注于此书。他写了这三大卷原创作品的大部分，并于1930年完成，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当时已是知名人物，给《观察家报》写稿，经常出席BBC的节目。1942年，他离开伦敦动物协会，以演讲和在BBC做谈话节目为生。与很多高等教育团体和委员会来往密切。这些团体中的一个参与制定了联合国有关文化、教育事务的准备计划。他和李约瑟领导并推动与科学领域有关的工作，为他们以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4年，朱利安·赫胥黎访问苏联，应邀参加科学院二百周年庆典。他对苏联遗传学的状况感到惊骇，因为其在李森科掌管下饱受可怕的摧残，因而在《苏联遗传学和世界科学》（1949）一书里坚定批评斯大林主义，呼唤学术自由。
陈源于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给胡适写过几封信（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1944年10月6日信中谈到筹备会议的情况，提到李约瑟提议把“科学”一词加入组织名称：“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信中建议胡适他们参会时该穿什么样的礼服好，因为那个高档饭店Claridges Hotel要求客人穿晚礼服，否则不让去餐厅用餐。
胡适于1945年10月28日晚到达伦敦，11月1日至16日率李书华、程天放、罗家伦和赵元任一行参加筹备教科文组织会议，制定组织章程。胡适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年谱长编初稿》，第1899页）。当时赫胥黎从苏联返回后，取代生病的齐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的全职秘书长。他很快写了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与目的》，宣布未来联合国组织并非基于宗教教义或学院哲学的矛盾体系，而要在“科学人文主义”框架下开展工作。其观点被认为是掩饰无神论而受到攻击。委员会成员们决定不接受他这一文件。
朱利安·赫胥黎和胡适同为委员会成员，而且胡适受他爷爷老赫胥黎影响很大，这期间往还，朱利安送他这本书的因缘也就清楚了。
据罗家伦日记记载，中国代表团10月30日赴英国文化协会招待会，31日胡适率全团拜访英国教育部长威尔金森女士。11月1日会议开始，在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11月2日出席英政府的鸡尾酒会。11月15日由陈源、叶公超出面举办答谢鸡尾酒会，回请英国朝野名流。与Webster面谈。11月17日胡适赴牛津获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八册第63页）。估计赫胥黎送胡适书的时间应该在这几天。
1945年12月3日陈源、赵元任于巴黎给胡适发来电报，提到美英对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人选相持不下，美国极力反对赫胥黎。他们都愿意拥护第三者，因而理事会不止一国提名胡适，只是要他本人同意。胡适一口回绝了此事（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51页；另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第138-139页）。(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随后朱利安·赫胥黎被推选为第一任总干事，任期只有两年（1946-1948），而不是章程上的六年。据说是美国起的作用，也是受他左派倾向所累。
胡适在1948年8月12日《独立评论》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谈到，二战胜利时，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他们要把英国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而且五年内无法推翻他们（见《年谱长编初稿》第2046页）。看来他对当时英国政治的巨大变化有些担心。
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国际委员会是1946年时任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的赫胥黎提议创立的，经委员会副主席赫胥黎同意，胡适于1952-1954年间被任命为通讯委员。（见会议主席Paulo E.De Berredo Carneiro的丛书序，载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Volume II The Ancient World 1200 BC to AD 500，George Allen & Unwin，1965，p.xix）尽管他和赫胥黎都列名委员，因为政见不同，那也是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了。
1952年9月2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谈到牛津的斯帕尔丁东方哲学与宗教教授一职因为Radhakrishnan回国做副总统了，故提早于当年10月2日选举。牛津主管汉学的德孝骞教授早在1951年写信给胡适劝说他申请候选，又托房兆楹来劝驾，他本已决定考虑，“但后来我同几位老朋友（其中多数向来是英国同情者，也有牛津毕业的）谈谈，他们都不赞成，都说我他受不了此时英伦的‘空气’，一定要感觉精神上的苦痛。我也曾留意我的英国旧友如C.K.Webster、Julian Huxley、Joseph Needham（引者按：即韦伯斯特、朱利安·赫胥黎、李约瑟）等人的议论，的确有点受不了。所以最后决定去信说明不愿考虑。”（见《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联经1998版第136页；另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96页）当时英文信这样写的：I might find it painful to have certaintly to differ with the prejudiced opinions of so many of my old friends in England.（《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98页）看来是无法认同他这些英伦老友的左倾“偏见”。
1953年4月27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说：“前函中说到剑桥大学的事（按：指1952年剑桥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之聘），我赞成老兄的却聘。近来看到Joseph Needham‘Certfying’美国Germ-warfare的举动，颇深觉英国学人实在有点不像从前的gentleman的风格了！”（《论学谈诗二十年》第150页）
胡适称赫胥黎为“旧友”，而且考虑到当时英国和中国大陆建交，赫胥黎、李约瑟等都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艾伦（Garland E.Allen）指出赫胥黎宣布德国纳粹为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时，却认为苏联更人道，设立模范以为激励团体劳动生产之所需（见Julian Huxley，p.211）。胡适当然看不过去，所以不应牛津的教授之聘。剑桥那里也是左派的大本营。后来他跟杨的通信里对李约瑟的唯物史观很有看法，他对李的态度，也是对赫胥黎等人的态度。杨联陞谈他的剑桥之行时，郑德坤对他和李约瑟的关系用了一个词“冷和”（cold peace），不是“战”，而是“和”，相安无事而已。(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迪瓦尔（Colin Divall）教授分析说赫胥黎处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他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是一个唯理论者，如H.G.威尔斯、西德尼·韦布等（上书第31页）。而左倾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贝尔纳（J.D.Bernal）、霍尔丹（J.B.S.Haldane）所持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会让科学的真正的潜能扭曲变形，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方可实现。而赫胥黎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在《如果我是独裁者》（If I were Dictator，1934）一书中坦率发表了对计划社会的看法，强烈反对斯大林主义。他的理想是平和的资本主义，其看法有强烈的爱德华时代唯理论者色彩（第36页）。他是一个命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
他并不像霍尔丹或李约瑟那样左翼或激进，西斯曼（Adam Sisman）在《罗珀传》里提到李约瑟组织英中友协并自任会长，1965年9月中旬把罗珀等四人送到中国大陆来参观，罗珀回来后调查发现协会直接或间接由中国政府资助，因而在报章上披露了此事，被李约瑟等人骂为“麦卡锡分子”。但赫胥黎无疑深深地受其左倾同人的影响。他多数时候都在两可之间，他从未让自己卷入激进活动中，如霍尔丹参加英共。任何时候他从未赞成一贯的社会主义路线。他更多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理解过去是为了改变未来的一种手段的科学观点而已（见Julian Huxley，pp.216-217）。
所以赫胥黎顶多算个中间人士，而胡适当时不承认有所谓中间派的“第三势力”（见《年谱长编初稿》第2229页），所以他会对赫胥黎有看法。而当时大陆在1951年8月中旬以后，北大文、法两学院率先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系联合举行控诉胡适大会。其自称有多年友情的朋友们“带头控诉”。而胡适对此说：“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不怪他们。”（见上书，第2333页）他跟这些国际和大陆的左派旧友处于很冷淡的状态，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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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述先：理想与现实的纠结
第43节：由世变看价值重构的方向(43)
已故美国哲学家麦克昂(Richard Mckeon)曾经参与联合国文教方面有关的工作，获得一些很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三致意焉。他说人权清单的项目很快就得到各方的共许而通过，理论基础的问题却是聚讼不休，难以得到共同的定论。或者这也正是罗尔斯采取不谈终极价值问题的策略的根本理由所在罢! 由此可见，分殊的层面有它相对的独立性。现代与过去的最大不同处，正在于它拒绝由上面一贯推演下来。但由分殊往上溯，仍是哲学家不可委弃的责任。真正超越" 理一" 并不专属于某一个特殊的文化或者特殊的学派。当代新儒家所作的双向的探索有它普遍的面向，也有它特殊的面向。它所向往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多元与一元的平衡，由这里去探索价值重建的一些共识与方向。这种探索不一定必能得到确定的结论，但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反省的资粮，邀请有心人一同来思考与咀嚼。 ( 原刊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一九九二年六月) [1] 参After Philosophy，页九五～一一七，同P61 [2] 。 [2] 对于价值如何具体落实的理论探索、经验探究应当如何定位一类的问题，本文本应详加讨论铺陈，但因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修改的时限也不容许，要将论题作进一步的发挥，只有俟之于异日了。
王 煜《唐君毅先生对香港大学与我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八月，唐牟二师和谢幼伟、程兆熊等学人组成东方人文学会，每年活动包括演讲、聚餐、旅行和出版。在香港大学与新亚的双重影响下，我开始分心阅览西方和印度两支哲学的典籍，以致唐师批评我的中哲硕士论文不够份量。一九六四年唐先生推荐参加第四届东西哲学学人会议，可惜我买不起机票。所以五年后唐师推荐我获取夏威夷商人捐出的补助，非但足够参予第五届会议，而且我游览了美国东西两岸的一流大学。他受聘在夏大授新儒学数周，四位学生中两男生攻读博士，两女生攻读硕士，皆甚新生唐师的成就，未曾抱怨他的英文不流利。他吩咐我代讲刘宗周，然而我以中文准备后临时怯场不敢讲，结果他简介了事。后来在中大教中哲史或“魏晋至清”课程，每逢谈到刘宗周，都忆起当年的尴尬。我使他失望不只一次，他曾托我寻觅其先严唐迪风先生的遗著《孟子大义》，可是我找不出。他叮嘱我尽量向希腊哲学史家Richard Mckeon学习，果然这位白头老学究对我大加诱掖，不下于另一哲学史家F. Copleston。离开夏大时，唐先生劝我顺便参观京都、东京、早稻田、庆应四大学，拜访经学兼白居易专家平冈武夫教授。六年后平冈氏介绍我认识禅学史家兼明代散文专家入矢义高教授。入矢氏使我注意胡适和柳田圣山的禅学史，提高我对李 （卓吾）的兴趣。唐师又告诉我同时开会的武内义范教授是武内义雄的儿子，后来我感到武内义雄的中国哲学史虽不可靠而仍堪一读。美日两国给我的资料和灵感促进完成博士论文。
【Richard Mckeon与Richard Rorty，Richard Buchanan】：羅蒂的父母都是左翼作家，他們擔心他「不夠叛逆」，因此很早將他送進大學讀書。他赴芝加哥大學深造時，年僅十五歲。在大學裡，由該大學教授兼哲學家理查麥吉恩（Richard McKeon）負責監管他，這位監護人從天主教徒的角度對哲學體系進行探索，他對羅逖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後來在耶魯大學完成博士課程後，便在普林斯頓大學謀得一份教職。Richard Buchanan教授师从杜威的重要弟子——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教授Richard McKeon，该教授继承了杜威先生的衣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