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危机

选自：【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15章 http://www.wyzxwyzx.com/Article/Class10/200611/11634.html 一、现代经济学的危机 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经济学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革命”与“反革命”就充斥了街谈巷议，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自我批评。用华西里•里昂惕夫的话（1971年，第3页）来说：“根据想象、假设，而不是根据观察到的现实不断形成的先入偏见，导致了评价和区分学术团体成员实绩优劣的日常价值尺度的混乱。根据这种尺度，经验分析的地位还不如数学公式的推理。”里昂惕夫并且认为，经济学家们对他们所用的数据的质量太不关心，他把这种态度归罪于工具主义的或“如果……，则……”理论模式的方法论之灾难性影响（第5页）。H．P．布朗（1972年，第3页）比里昂惕夫走得远得多。他提出，现代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全都是随意而定的，那些文献则是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他把建立虚构世界这种习惯的缺陷，归咎于历史研究对经济学家的熏陶。D．华斯威克（1972年，第78页）持类似的见解，并且指出：“现在存在一整批抽象经济理论的分支，它们已经脱离具体的现实，与纯粹数学几乎没有二致。”① 本杰明•沃德曾用整部书探讨《经济学错在何处》问题，他的答案简单说来就是，经济学基本上是以切合实际的实证主义外套装点门面的规范性政策科学。至于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的程度，沃德作出结论说（1972，第173页）：“期望理论与实际的基本一致已不再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特征。”不过，对他来讲，始终无视经验检验“并不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第173页）与其思路相反，我个人的看法是，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1945年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揭开增长理论秘笈以来的先入之见。即使这种技术的实践者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远没能洞察这一时期任何实际经济增长。②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础完全是旧式的静态表述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构成增长的因素是通过把要素变量技术变化和劳动供给的外在增长加进其它方面的静态、单期、一般均衡的经济模型而引进的。在考虑处理稳定的静态增长（全部相关经济变量按比例均衡提高）以外的任何事情的巨大困难时，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枯燥无味的智慧产物——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坦白地说，没有一种经济已观察到稳定的静态增长，相反，却存在着实际增长总是不稳定、总是不平衡的深刻内因。 增长理论经常被认为抽象而系统地阐述了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不变的情况下，能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再生产出自身的经济所必要的条件，因而，这种阐述被认为是反对各种不平衡增长模型可以研究的参照点。但是，如果在稳定的静态经济增长途径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经验之间不存在什么一致性的话，要看到增长理论为什么能够期望洞察不平衡增长的根源或管理经济所要求的政策，并不那么容易。③ 因此，这虽然并不是说那种增长理论简直是一种时间浪费，但是，给出它的实践意义的极限，我们就可能对近年来致力于增长理论的智慧资源的意义产生疑问。显然，它具有更多的解决逻辑难题而不是推进实证科学的色味。 但是，也许增长理论这个例子过于简单。让我们换一个，考虑新古典研究框架中已经接近于严格而优美的量子物理学境界的部分——建立在显示编好公理基础上的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为这一理论作出其最大努力的大经济学家，可以列一长串。正如我们已经熟知的，没有太多的迹象表明，这些巨大的劳动业已对统计需求曲线的估算起了许多作用。即便否认这许多东西，也很难证明，在过去九十年中，用于需求曲线负数斜率合理化的智慧努力的数量和质量，已经在经验工作中结出了相称的实践之果。 或者，再改换一个题目，考虑一下劳动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这些书在不正确地命名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的标题下，围绕着一些假设前提，耗费大量篇幅考察到底是什么理论预测劳动市场的状况，展开没完没了的辩论。如果这不是不适度的渲染的话，那还有什么是？接下来考虑受到根本性批驳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trem），这个定理每一本国际贸易教科书都在传教，它是一个2×2×2个变量的模型，该模型不是为了使理论富于活力而把变量增加到象一个比喻，相反，它进行简化，简化到不能对国际物品贸易模式作出有效的解释。 最后，取一般均衡存在证明的公式化阐述为例，这项工作已由阿罗、德布鲁、麦肯普和许多其它人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不可否认，这种工作已促使对经济理论的逻辑特征作了有一定深度的洞察——完全确定性模型中货币的作用，在所有物品达到竞争均衡时其货币市场的要求，保持竞争均衡稳定要求有非竞争反均衡的交易的要求，等等——但是，可以怀疑的是，一般均衡理论对现代经济理论预测能力的提高已经作出了许多贡献。即使这还不应形成对一般均衡理论的一系列批评，那当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时就不同了，这种事实是，在一般均衡理论领域的工作被普遍看作是经济学专业智慧等级中的高层工作，被认为是专业经济学家培训的一个绝对重要部分。而且，在目前，一般均衡理论是“解答我们自己为自己制造的难题”的最好一种，可是，掌握它的时间，却正是引导我们远离学习经济学经验方法的时间。 二、无理论度量 但是，经济学家必须大量从事经验研究吗？显然，他们必须这样做。然而，不幸的是，许多经验研究就象玩网已落地的网球：现代经济学家不是力图反驳值得检验的预言，却常常全都满足于描述现实世界与他们的预言的一致，这样，用简易的核实代替了繁难的反证。在文献资料的增长中，在新家庭经济学中，我们都已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触目惊心的例子。 把回归分析应用于各个能够设想的经济问题中的文章，充斥杂志，但这没有任何秘密，在这种努力中的成功，常常依赖于 “食品经济计量学”：用方程表达一个假说，估算那个方程的各种形式，选择最合适的，扔掉其余的，再为了把所检验的假说合理化而修改理论论据（沃德， 1972年，第146—52页）。马歇尔曾经说过，科学解释只是“事后预测”（prediction written backwards）。但是，相反的命题就失于谬误：预测不一定是事前解释（explanation written Forwards）。完全不能对各种对立的解释作出鉴别的经验工作，很快就会堕入一套愚钝的工具主义，但这不足以说明，现代经济学中的大量经验工作是那种结局的罪魁。 荒唐的夸大其词吗？或许有些，但是，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有许许多多。彼得•肯内（1975年，第xvi页）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在我们的定量工作中，我发现了一种危险的模棱两可。我们没有足够细心地对假说的检验和结构关系式的估算作出区分。在经济学中，这种模棱两可是蔓延的……我们应当在经验的解释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鉴别具有不同经济含义的假说。我们喜欢的理论，同根据有效证据经过自我反省而得出的某些其它理论相比，不一定一样好、或更好些。 那些明确地反对正统学说的人，常常有相同的毛病。所谓的剑桥资本理论之争，更准确地说应是职能收入分配理论之争，已经热闹了二十年，在此期间，除了“规范化的事实”如资本—产出比率的不变性和劳动相对份额的不变性而外，没有提及任何东西，而如果严格考察，这些“规范化的事实”则全非事实。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之争的根本问题，在论战的最高权威之一琼•罗宾逊（1973年，第xii页）看来，并不是著名的度量资本问题，也即是储蓄通过价格变动决定投资还是投资通过工资—利润比率变动决定储蓄问题。显然，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对自发投资赋予了关键作用，当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它显然完全能形成良好的感觉。另一方面，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成功地维持了充分就业，就会发现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储蓄，而不是投资，在这种情形下，反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是恰当的。因此，投资和储蓄各自的首要地位问题，也就是决定世界是用充分就业的均衡来描述好，还是用就业不足的均衡来描述的好。 然而，由于整个论战围绕着稳定状态增长理论的来胧去脉，由于双方都同意稳定状态的增长在现实世界中甚至从未趋近过，所以，正如他们最近所论述的，两个剑桥之争不可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解决。但这并没有阻止双方都极度疯狂地就这个问题展开斗争。两大阵营的主角都把这场论战描述为“范式”之争，但事实上两种范式是相互交叉的，实际上是整个儿重叠的。除了修辞上的浮夸，两个剑桥创立理论的风格没有什么差异。④甚至在美国日益壮大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在“讲个新故事”方面花费了他们最大的力气：假如社会科学可以根据偏好还原为选定的“硬核”，则相同的旧事实可以用力量较量的范式而不是用效用最大化的范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见沃兰德，1972年；阿普尔鲍姆，1977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在经济学王国、种族与性别歧视、教育的金钱报酬、以及社会流变模型方面的一点经验工作，缺乏能够对主流的和激进的预言作出区分的、表达非常明确而清晰的假说（布朗芬布雷纳，1970年；林德贝克，1971年）。但是，激进经济学家至少的确有了在他们的方法论基础上明确地宣言他们的偏好的借口，他们把社会与政治关联的经验有效性视为“优秀” 理论的酸性试验。⑤实际上，如果说可以认为激进经济学家们有一种共同的方法论的话，那它看来就是唯意志论或“想当然”的方法论。 类似地，晚近的奥国学派主张根据没有得到经验支持的先在推理进行他们的经济考察，从而否认经验检验是一种确定他们的结论之有效性的方法。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力图用确定的模型来使经济行为模式化，并满足于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即使这意味着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微小也在所不惜。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则深深地沉湎于实在论哲学，因而不愿意使用经验检验的防护手套：他们当然希望正确地作出预言，但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座容量广大的免疫战略库，以保护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已无法实现的预言。总之，激进学派、现代奥国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轻视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规范都有了非常漂亮的借口。 三、又一个证伪主义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借口。他们强调使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按照他们断言的方法论准则行事。分析的精美、理论工具的经济，以及甚至是由比较夸大的简化而取得的最广阔的可能范围，常常无视其预测能力和对解决政策问题的意义而频频受到褒奖。现代经济学现行的科学哲学事实上或许是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的。 当然，还有一些诸如沙克尔或现代奥国学派的学者，他们争论说，在象经济学这样的课题中，预测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经济学家终究是少数。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证伪主义在现代经济学的战斗中已经获胜（可以说在其它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现在的问题是说服经济学家们严肃地运用证伪主义。 四、应用经济计量学 对于经济学家们未能实践他们鼓吹的方法论的原因，是不难想出一大堆理由的：当相互竞争的“进步的”研究框架出现时，有时候所有的科学家都会顽固地死死抱住“退化的”研究框架不放，而经济学家们的这种倾向则尤其强烈，因为经济制度与自然状态不同，必须进行评价，但很难得到公正而毫无偏见的研究。而且，经济学家一直与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SRP），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PAP）。经济理论的这种双重职能，使得某一特定理论同时可以既是“退化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也即为政府提供一份详尽的政策衡量标准单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概是一个这种例子，而晚近的货币主义则也许是正好相反的例子。）只有当一种理论既是 “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时，才谈得上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中的“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明显的例子）。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这种事实，至少是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不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史的主要原因，或者，无论如何，这是它对经济学说史的适应程度要比它对物理学史的适应程度差得多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努力区分经济学中的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明确实证命题应用于经验题目的条件，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 遗憾的是，对于明确地区分实证经济学中的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我们既没有可靠的数据资料，也没有有力的技术，而“不发表著述便无立身之处”的职业压力，则一直促使人对于这一观点，我要感谢R．G．利普西。 我们在经济计量工作方面“玩儿游戏”，这种游戏对于改进数据基础或经常用于检验经济学假说的标准技术，毫无裨益。在应用经济计量学家作为实际程序而遵循的理论经济计量学中，弱点要少些。很久以来，这些弱点便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常常不愿意遵循他们坦率承认了的证伪主义规则。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不同的经济计量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而当得到有用的数据时，却又常常没有决定哪个结论正确的有效方法。因而，相互矛盾的假说有时连续存在数十年甚或数百年之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儿抛弃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好理由。但是，这是一种没有吸引力的抉择，因为它几乎使经济学失去了从大量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好地解释经济事件的解释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明存在选择最好的经济假说的其它方法（如经济史学家运用的比较宽松的“概括”方法，或者某些制度主义者喜欢的人种志方法），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也仍然会促使我们回到使用经济计量学，因为这能单独提供一种定量和定性微积分。因此，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同时完善理论经济计量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并且，只要进行平凡的实践，应用经济计量学实际上就可望很快得到改进。 托马斯•梅耶（1980年）提出了大量将会大大强化经济学是“硬科学”这种主张的具体建议。首先，他重复了里昂惕夫的告诫，敦促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做有关收集数据的工作。 其次，他对把经济计量结果视为来自“决定性的经验”的证据（而“决定性的经验”从来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这种倾向表示遗憾，认为大多数应用经济计量学应该努力运用不同的数据集合反复论证现有的结果；随着我们日益依靠许多证据份量而不是单个决定性经验，定期调查应该从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把证据汇总起来。第三，他认为，如果有关杂志能够鼓励以所报告结果的可能有效性而不是以所用技术的技术哲学为基础的研究，就会有助于提出评价经济计量工作的标准。第四，他建议我们通过要求作者提出他们所做的所有回归而不只是可能支持他们的假说的特定回归，来提防数据造成的危险。第五，他提议作者在进行他们的回归时不应用完他们的所有数据，而应留一些作为检验回归的后备样本；这就回到了早先我们对估算一个结构关系式与检验一种经济假说的区分。第六，他极力主张杂志刊登报告无关紧要的结果的文章，并要求作者附上他们未发表的数据，使得他们的工作能够由其它人轻易地确证。最后，他补充说，“给定经济计量技术的所有弱点，我们应当充分解放思想，接受真理并不总是穿着方程这种外套、并不总是在计算机内产生这样的观念。检验的其它方法，如求助于经济史，不应当作毫无用处的老古董”（梅耶，1980年，第18页）。 五、最佳前程 在这本书中，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我还暗示过去内容丰富的所有经济学说，只有正统的、没有时间性的均衡理论——简单地说也就是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已经表明，它自己愿意根据它的预言来评价。正统经济学的确能够自夸它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家进行预言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即使到现在这种能力但是怎样的有限。我们不能精确预测超过一年的未来经济的GNP的增长，我们甚至不能预测两三年以上的某个部门经济NNP的增长。⑥这是对单纯的过去趋势机械外推所取得结果的一种完善，但无论如何它不足以支持现代正统经济学的自鸣得意。与此类似，由于问题的广泛多样性——消费物品的需求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与供给函数和整个经济的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在抽样期一个回归方程的完全吻合，肯定无法指明后一个抽样期相继会发生什么（夏帕克，1962年；斯特雷斯勒，1970年；梅耶，1975年，1980年；阿姆斯特朗，1978年，第13章）。显然，经济学家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局限，因而，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论还大有存在余地。 现在还有许多其它经济学研究框架，它们用过去完成的公认的经济学说来表达这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激进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立足之地《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制度主义者也一样（他们有《经济问题杂志》，是由革命经济学协会出版的）。一份新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力图把希望在新的方向上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抨击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人团结起来。相反，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决定把他们的研究框架的焦点对准赫伯特•西蒙的“边界理性”概念，这意味着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经济理论的基本动力假设上，而且他大概创办了一份新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给他们发表对当代经济理论不满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阵地。换句话说，我们看来正在进入一个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时代。 如果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是迷住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同一组问题，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我们然后只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无论如何主要根据经验证据进行选择就行了。可惜的是，许多相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提出有关现实世界的、与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所提不同的问题，因此，对它们进行选择就必然遇到棘手的成果评价问题。所以，经济学方法论不可能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中，在未来的岁月中哪一个最可能对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知识作出贡献。 方法论能够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绳，制定帮助我们区分鱼目和珍珠的标准。我们已经看到，从它们给经济学家指点实践的速律角度看，这些标准是有层次的、相对的、动态的，而且是决非明确的。无论如何，我们对任何研究框架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提出的终极问题，是波普提出的众所熟知的问题：什么事件，如果它们具体化的话说，会导致我们反对那个框架？一个研究框架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表明它已经无法满足科学知识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 ①两位政府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1974）和赫勒，（1975）作出了更为精彩的评判，不过承认大多数观点是由里昂惕夫、弗尔帕斯•布朗和华斯威克提出的。关于现代经济学中“危机”的这些和其它解释及反应，请参见哈奇逊（1977，第4页）、奥布伦（1974）和科茨（1977）。 ②即便如希克斯（1965，第183页）这样的现代增长理论大家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曾经繁殖于进行教室练习的一代人；但是，正如我们仍然看到的，它们是练习，而不是实际问题。它们甚至不是诸如‘如果……将发生什么’之类的假设的现实问题，其中的‘如果’是指某些明显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们是现实问题的幽灵，我们用通过纯粹逻辑能够找到它们的答案这种方式粉饰自己。” ③应该记得霍利斯和内尔注意到（第四章），对于经济自我再生的条件之研究，是任何正经的经济学科学的“基础”。可惜的是，经济系统从不在未曾改变的状态下再生它们自身：儿童，姑且这么说吧，从来不完全象双亲。 ④英国剑桥的理论有时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一个美国分支，正巧新创办了一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对它的全面总结见阿西梅柯普洛斯（1977年）和克雷格尔（1977年）。对它的不全面的总结，见布劳格（1975年，第6章）。 ⑤富兰克林和莱辛尼克（1973年，第73—4页）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激进方法论宣言：“激进的剖析是与提倡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激进的透视来看，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范畴并不只是一种美学工具［原文如此］。它的目的在于支持所提倡的变动，或帮助描述所提倡的变动一旦发生就必须摧毁的堡垒的性质。” ⑥所以，维克特•扎努维茨（1968年，第435—6页）用下述语言总结了美国在GNP预测方面到那时为止取得的成就：“经济预测总的说来还是一大堆心愿，虽然它也包括某些重要成就，而且或许可以进一步改进。根据NBER当前的研究，大约300—400个预测人员（公司职员和来自各个行业、政府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对1953—63年年度GNP的预测的平均误差为100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仅占GNP平均水平的2％左右，但已大得足以构成好经济年与坏经济年之间的差异……预测者认为下一年的GNP将继续提高，其数量不会低于战后先前年份增长量的平均数，形成的平均误差不会大于120亿美元。”与此类似，汉斯•塞尔（1966年，第6、7章）已经表明，把投入产出模型用于预测为期十年的荷兰经济27个部门的价值增值，在给定整个经济实际最终需求情况下，在预测期为2—3年时，所作预测要比单纯的过去趋势外推要准确，但当预测期超过3年时，则预测结果非常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