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洁：上海配音往事。

读库0702 1948年1月8日，大上海大戏院公映了由二十多个华侨译配的意大利电影《一舞难忘》，从此，中国人看外国电影结束了幻灯字幕时代、译意风时代，进入译制片时代。同年9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翻版组成立。 1949年5月28日，《普通一兵》译制完成，这是中国的电影厂译制完成的第一部译制片。同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成立，本部设在江西路福州路的汉弥尔登大楼的一间办公室内。 1950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译制完成苏联影片《小英雄》（原名《团的儿子》）。6月，本部迁至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 1955年2月28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 1957年4月1日，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 　　 1966年8月，上海电影译制厂更名为上海工农兵革命电影译制厂。 　　 1970年3月，上海电影译制厂部分人员被从干校抽调回厂，参加"内部参考片"译制工作。 　　 1977年1月1日，上海电影译制厂迁至永嘉路383号。 　　 1980年3月30日，邱岳峰逝世。 　　 1992年4月24日，陈叙一逝世。 　　 1998年5月20日，于鼎逝世。 　　 1999年10月，长影译制片分厂改制为长影译制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2001年3月23日，毕克逝世。 　　 2002年2月13日，上海电影译制厂迁至虹桥路1376号广播大厦。 　　 2004年12月31日，上影集团宣布转制为现代企业，上海电影译制厂同步改制为企业。 　　 2005年4月22日，尚华逝世。 　　 ——以上综合《上海电影志》、《长春市志·电影志》、顾加全：《上海译制片四十年》、中国配音网相关资料。 　　 今年4月适逢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前几天到苏秀老师家拜年，我说，我们关注译制片、谈论译制片，其实每年都可以是大庆。比如，明年（2008年），将是中国译制片诞生六十周年；后年（2009年）是长春和上海两大译制片基地各自成立六十周年；大后年（2010年），是上海的第一部译制片（当时叫翻译片）译制完成六十周年；再过一年（2011年）……当时没想好，回到家来找了些资料排了上面这个年表，发现是上译厂唯一的一次更名行为发生四十五周年；然后呢，2012年，又到了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五十五周年的大庆…… 1 不用说，我从读小学的时候就学会了分辨苏秀和赵慎之、乔榛和盖文源、毕克和胡庆汉，并以此为荣，终于发展到坐在电影院里看外国电影，听到第一句台词或者画外音，第一声轻轻的叹息，就能说出这是哪个配音演员的声音。我第一个记住的配音演员是童自荣。我曾经在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里转文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小小的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家里永远打开着的收音机跟前时，童自荣在《佐罗》里的那一句"住手"，仿佛艳阳从密集的云层缝隙间喷薄而出，猛烈地荡开云霞，从头顶上面很高很远的天空里倾泻而下。这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实在是非常美妙，可遇而不可求。更加美妙的是，那时候，几乎不会有哪个中国人没有看过《追捕》、《佐罗》、《叶塞尼亚》这些电影，至不济也一定听过它们的录音剪辑。所以，理论上说，每个有听觉的中国人都能得到经历这样的听觉洗礼的机会，并且常常能得到。 　　 我第二个记住的配音演员是尚华。日本电影《追捕》里的长冈了介，同样来自日本的电视剧《血的锁链》里的清川健夫，这两个邪恶的声音令我毛骨悚然。很久很久以后，2004年7月4日，我和几个朋友去拜望尚华。四十出头的出租车司机听我们聊得热闹，插话道："尚华的《追捕》，好啊！长冈了介！啊呀，这个坏人配得好啊，阴险啊！了不起！" 　　 那天，在尚华家里，我听他描述了自己怎么在前几年因为骑车被撞断腿的惊险经历。"我现在坐着，只能左腿压右腿，不能右腿压左腿；睡觉，只能向着右侧睡，不能翻身。不然左边的腿就会脱落下来。"他刚刚从突发心脏病的痛苦中缓解过来，看到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爱好者，显得非常高兴，一边抚着自己的残腿，一边认真地比划着。我看着这个谈笑风生的残疾老人，想起长冈了介，想起乐队指挥（《虎口脱险》），想起魔鬼胡安（《冷酷的心》），有一种不知身在何方的晕眩感。 　　 没过几个月，尚华老人就因为又一次突发心脏病逝世了。他的死在当时引发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怀旧热，电台电视、网络报章、街谈巷议，译制片和配音演员再一次被热闹地谈起，随后又被很快地忘却。在这一冷一热间，我充分感知了媒体的无聊和无谓，以及什么叫作世态炎凉。有一家媒体，2003年采写了尚华的专稿，当时因为不是热点被撤换了。一听到尚华的死讯，忙不迭地把这篇稿子翻出来赚眼球，却没有改掉文中将于鼎的事情张冠李戴到尚华身上的致命错误。还有一家追悼会根本没有到场的媒体，妄言道"尚华的追悼会可以说非常风光。" 　　 现在，我要说，尚华是国宝级的表演艺术家。首先，没有看护好他，让他那么匆忙地告别人间，本身就是我们这些热爱他的生者的耻辱。其次，他的追悼会非但不"风光"，而且相当简陋，家属出于种种考虑只要了个中厅，但是单位没有坚持换到大厅。于是，亲友、同事、记者、闻讯赶来的配音爱好者把龙华殡仪馆的一个中厅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花圈都无法规则摆放，这样就失去了一台"风光"的追悼会所必须的有序性。显然，单位和家属都低估了尚华作为一个不世出的表演艺术家的影响力，这当然也跟译制片配音作为一项事业的十余年的低迷状态有关。 　　 这是一段长久且寂静的低迷，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大环境的，小环境的，体制的，人事的，可抗力，不可抗力……多说无益。可叹的是，尚华临终前的一年里还接触到了一些爱好者，他是带着希望离开的。而于鼎、毕克、胡庆汉、杨文元，他们的落寞的死，才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2 2004年，上海电台的节目主持人金蕾策划了一套广播节目，叫作《声音传奇》，访谈了三十位配音演员和声音工作者。给尚华做访谈那天，尚华问金蕾，能不能帮他录一盒《虎口脱险》的录音带，他好经常听听，一边听，一边就好像好朋友于鼎就在身边。 　　 后来，金蕾录了磁带给他。还有一些观众买了DVD送给他。为了看这些DVD，老人添置了DVD机。我想，买回DVD机那天，他首先看的一定是《虎口脱险》吧。 　　 苏秀老师曾经在电视访谈里说："《虎口脱险》的主角选尚华和于鼎，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和电影里的指挥家和油漆匠特像，而且他们俩非常要好，也跟这两个喜剧人物似的，好了吵，吵了好，像是两口子。"尚华老师说得最多的则是："我进棚录音，于鼎就会在边上监督我的普通话。'这个字念错啦！''这个字应该是第三声，又读成第二声啦！'" 　　 如果没有大名鼎鼎的《虎口脱险》，很多人可能无法一下子把于鼎的名字和他的声音对上号。于鼎给人的印象一直是那么淡淡的，就像他的油漆匠和卡尔（《英俊少年》），"蔫儿呱叽"的，没有华丽的音色让人倾倒，也没有淳厚的共鸣让人迷恋。他的配音生涯跨过东影、上影、上译、上视四个时间段，配过的角色不计其数，担任的主角却屈指可数。曹雷老师在散文《怀念"油漆匠"的声音》中写道，他"并不怎么伶牙俐齿，'出戏'也不快，但他有'磨'的耐性和韧劲，一段戏，他会反复一遍遍琢磨，最后录成十分富有色彩和人物个性的声音，扎扎实实，令人难忘。"于鼎是个信奉"慢工出细活"的演员，通过反复的排练寻找和原片的最佳结合点成为他无法改变的工作习惯。尚华说，有一次，录一段戏，于鼎反复地在那儿排，他说一句，拟音的叶明就在边上配合着他用力地拍一下桌子。于鼎老也对自己的处理不满意，不断地重新开始，直到叶明忍无可忍地说："于鼎，你有完没完？我手都拍肿了！" 　　 生活中，于鼎是个性格随和，乐于助人的人。苏秀老师说，他特别喜欢管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人家剧务钉好的剧本，他嫌不好看，要一本本拆开重钉。为了这个，他还准备了全套工具--一块木板、一把小榔头、一个锥子、一堆钉书钉。他一定要把整齐、漂亮的剧本送到每个人的手上才称心。我们演员组有好几个北方人，谁想吃炸酱面了，就会说：'于鼎，弄点炸酱面吃吧。'他就会头一天买好面条，炸好酱，第二天，亲自到厨房去煮，然后再一碗碗盛好，端到楼上来。" 他就是这么不事张扬，不计报酬，默默地辛苦地工作，和善地热诚地为人，直到宁静地安祥地离开。他的妻子患有精神病。于鼎尽心尽意地照顾了她一辈子，也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离开的时候，给妻子留下了一些积蓄。 3 上译厂的季兴根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述毕克最后的日子。 去年（2000年）7月，毕克因肺功能衰竭导致呼吸困难，送入瑞金医院干部病房。医生们为了挽救生命，迫不得已将他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帮助他维持呼吸，但老毕再也不能发出声音了。我去看望他时，只见他静卧在床，身上正在输液，各种管子插满全身。我无法听到他的讲话，只能从他的口型和眼神去揣摩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不禁愤慨命运的残忍！曾几何时，毕克就是用他的声音为《追捕》中的杜丘、《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探长波洛、《海狼》中的上校等角色配音；他那漂亮浑厚的音色，深沉、凝练而富于感情，倾倒了全国亿万观众，而且还得到格里戈里·派克、高仓健的赞赏。在译影厂，有的同事谈起老毕的配音时说"老毕配戏点送台词时，声音在话筒前像蛇一样穿行，收放自如，音色动人。"而今，他那灵巧的嘴中再也发不出声音，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纵使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无奈。 （《天堂有个录音棚——毕克最后的日子》） 虽然季兴根在文章里描述了毕克临终前几天，同事们车水马龙地到瑞金医院探望的情形，但我总是猜测毕克内心会有一种无法驱逐的悲凉。 　　 生命的最后几年，毕克的妻子到美国照顾老父去了，女儿远在广西，毕克则因担任厂里的艺术顾问一个人留守上海。那几年也正是上译厂和译制片比较萧条的时期，陈叙一已经逝世，和毕克同在1950年代就开始配音生涯的艺术家都已经退休或者去世，后继者又纷纷离职或者下岗。家里，毕克则意外地经受了老来丧子的沉重打击。尽管如此，留守是毕克自己的选择，没有犹豫，也没有余地。他对记者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留下来。"话剧《茶馆》里，王利发说："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现在想来，毕克的留守有一种王利发式的悲壮。 　　 能查到的回忆毕克的资料少得实在可怜。除了那个浑厚的，坚实的，迷人的美声，和几个反复听不同的老师说起的关于他的故事，我想不起来还了解他一些什么。所以，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郁闷地把MSN的签名改成了"为什么我没有见过毕克"，然后跑到苏秀老师家里追问毕克是个怎么样的人。她说："毕克非常内向，基本上没有朋友。"这一下子就说清楚了为什么回忆毕克的文章如此之少，也进一步印证了我猜测的毕克内心的孤独。但是，苏秀老师说，虽然在生活中缺少朋友，毕克却十分看重在事业上对他有评价、有期待的观众。有一次，到成都出差，毕克在工作之余找齐了从成都给他写过信的观众，开了个座谈会。"他怎么那么细心啊，还把观众来信按照发信的地区分门别类作了记录啊，"苏老师由衷地感叹。 4 邱岳峰，这是一个曾经把中国人的听觉审美带入天堂也带入地狱的名字。 　　 苏秀老师大概是和邱岳峰演对手戏最多的人了。我也曾经问她，邱岳峰是怎样一个人，苏老师沉吟了好大一阵子才说："他很开朗的，"随后又补充道："他会说相声啊。" 　　 从来自邱岳峰的朋友和亲人的零星回忆里，拼凑出一个无所不能的邱岳峰：会打洋鼓、会唱歌、会说相声、会唱京剧、会刻图章、会做木匠！这个无所不能的邱岳峰部分昭示了为什么他既能配绅士罗切斯特（《简·爱》），又能配杀人犯凡尔杜（《凡尔杜先生》）；既能配精明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又能配愚蠢的巴依老爷（《种金子》），同时给世界留下了更大的困惑--邱岳峰死后，这样的追问在一茬接一茬的人群中无言地传递：为什么要去死？为什么？……仿佛罗切斯特那一声紧似一声、一声比一声更绝望的"简！" 　　 传说中的无望的恋爱也许是有的，更无望的是所谓"历史问题"和现实际遇加诸心灵的沉重枷锁。什么历史问题呢？据说解放前邱岳峰曾经跟随一个军官去郊游，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去抓共产党，后来这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牺牲了。解放初期，有人揭发邱岳峰是参与了这次抓捕行动的人员，从此邱岳峰成为"历史反革命"、"内控对象"。虽然邱岳峰对于译制片配音艺术超人的感悟能力从1950年代初就显露出来，但是，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被指认有过"历史罪行"，从此被"内控"近三十年。 　　 为了获得平反，邱岳峰也曾坚持过，盼望过，他甚至盼到了"同案犯"平反的好消息，也盼到了担任日本电影《白衣少女》的译制导演的机会。1979年底（也许是1980年初），厂里召开大会，宣布复查结束，却没有宣布邱岳峰的案件获得平反。就在那次大会之后，邱岳峰崩溃了。翁振新回忆说，那天，他看到邱岳峰独自坐在桌前，用蜡烛烤眼镜腿，一边烤，一边发呆，直到蜡烛把眼镜腿都烧着了，他才回过神来。 　　 悲剧发生在1980年3月29日，当时邱岳峰才五十九岁，正值生命力、理解力和创造力的顶点，在艺术上会当凌绝顶，无奈在生活上却处处碰壁，一败涂地。那天，他和妻子吵了一架后心情抑郁，一路走一路买安眠药片回到家里。吃了过量的安眠葯之后，邱岳峰沉沉地睡过去了，第二天，医生宣布抢救无效。 　　 最近几年，网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纪念邱岳峰的文章，到了每年的3月份则格外地多。其中有一篇《春天里的零零碎碎》（作者：石头），写于某一年的3月30日："窗外尽是春色：嫩绿，和暖，无数的花朵。注定要在这个季节，向那冰冷绝望的异域思念你。"现在我写的这篇文章，大概也会在一个离今年的3月30日很近的日子发表吧，窗外又将是满城春色了。……是的。注定要在这个季节，向那冰冷绝望的异域思念他。 5 除了邱岳峰这个"历史反革命"，上译厂还曾经出过四个"右派"，分别是配音演员闻兆煃、邹华、杨文元和温健。这几位大多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错划"右派"。比如，闻兆煃的祖父是地主，他本人又在锺惦棐的电影座谈会上发了几句牢骚，"右派"的帽子就在劫难逃了。 　　 新时期之后，闻兆煃、杨文元和温健回到了上译厂。闻兆煃不再当演员了；杨文元重回话筒前，他最出色的声音角色可能就是《英俊少年》里那个固执的外公了；最神奇的是温健，他居然在***农场自学了德语，回厂之后成为一线的德文翻译，现在是上海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认定的资深翻译家，《希西公主》就是他翻译的。 　　 "文革"期间，上译厂的大多数翻译、导演、演员都下过干校，关过牛棚。彭小莲在《他们的岁月》中记述了她的母亲朱微明（上译厂翻译）被关在防空洞里的情形： 遇上下雨的时候，大水"哗哗"地往洞里流，那里就像是一个蓄水池，妈妈盘着腿坐在床上写交代，一旦下床干什么，她就必须漫过大水，在里面走着。那儿没有窗户，没有日照，等到水干的时候，差不多该是夏天快过去的日子了。 　　 妈妈在鬼子监狱里得的关节炎又复发了，她瘸着腿，独自一人关在防空洞里。在一片空虚中，只有屋里的水是可怕的现实，冰凉冰凉。她不记得还有什么争吵，还有什么灾难，只记得有一次，她涉水走去取牙缸刷牙的时候，她摔倒了。浑身湿透，她原想脱下衣服擦身子，重新换上一件干净衣服，但是她发现门洞上的小眼儿上，有一只眼睛在转动，不好意思脱掉衣服，因为看守是个男的。于是，她穿着一身又湿又脏的衣服坐在那里，用自己人体的温度把它焐干为止。 往事就是这么不堪回首。虽然因为译配"内参片"的需要，上译厂在1970年就恢复了生产，很多优秀的译导演从那时候起纷纷回到工作岗位上，在非常年月中创造出了像《罗马之战》、《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红菱艳》、《巴黎圣母院》这样一批非常的艺术奇迹。但是那些冰冷的往事却在那里提醒着你，要记住，要当心。 　　 这些内参片译得精良，导得认真，配得出色，每一部都是呕心沥血经营的译制片精品。苏秀老师在书里说，先以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后来才知道是给中央首长"唱堂会"，好在新时期以后这些电影多多少少解禁了一些，老百姓也欣赏到了。据说当年配内参片还出现过因为首长不满意而返工的事儿。这在今天是决无可能了。我也曾经和一些朋友讨论过，为什么上译厂能请到王道乾先生担任《巴黎圣母院》的翻译。讨论的结果令人沮丧：非常年月，也许是大翻译家正赋闲在家吧。 6 内参片是一个奇迹，不仅是留下了一批译制片的巅峰之作，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演员，客观上为不久以后译制片的辉煌作了重要的准备。1980年代那些脍炙人口的声音，刘广宁、杨成纯、伍经纬、曹雷、乔榛、童自荣，无不是从配内参片起步的。 　　 1992年陈叙一逝世大致上是个分水岭，后来这些艺术家分化得比较厉害，2003年吵到网上了，闹得举世哗然。双方都没有应付炒作的经验，无良媒体狗仔到底，倒是又唤起了大众对岑寂已久的译制片和配音演员的关注。我们现在还能经常看到童自荣的演出信息，能在电影院放的新片里听到曹雷的声音，甚至在电视屏幕上发现久违了的刘广宁，多少要归因于那场沸沸扬扬的网络事件。那个事件，《新民周刊》精准地给它起了个名字，曰"上译门"。 　　 那之后，我见到过几次童自荣，总体印象，世界上现在还有这么书生气的人，既是值得以手加额的幸事，又是不可思议的奇事。说两件小事吧。2006年4月，我和一些朋友陪苏秀、李梓、曹雷、童自荣四位老师去北京参加活动。在火车上，我说起小时候听过童老师的广播剧《白夜》，非常感念，童自荣马上如数家珍地谈论起邱岳峰主配的苏联电影《白夜》，言下之意，他自己录的那个实在不值一提，邱岳峰的才是不可超越的经典，而且他本人也深受邱版《白夜》的启发。当时，童自荣的神情带着痴迷，带着憧憬，带着崇仰，还带着几分腼腆，就像《黑郁金香》里弟弟朱利安见到了哥哥季约姆。还有一件是听来的。被行内外公认为最有希望继承邱岳峰衣钵的沈晓谦离开上译厂后，经营家传的企业有方，积累了不小的资产。有一次回上海来请老同事吃饭，沈晓谦说："我有今天的发展，要感谢孙渝烽老师发现了我，感谢苏秀老师和曹雷老师培养了我，也要感谢另外两位老师成全了我。"众人会心而笑，童自荣突然发问："哪两位老师成全了你？" 　　 说来，那些曾经构筑起我童年的梦想城堡的译制片，没有一部不是顶尖的译制团队精诚合作的产品。现在，想起《苔丝》（乔榛、刘广宁、童自荣）、《爱德华大夫》（乔榛、曹雷）、《非凡的艾玛》（曹雷、乔榛）、《国家利益》（乔榛、曹雷）、《风雪黄昏》（丁建华、童自荣）、《生死恋》（刘广宁、乔榛、吴文伦）、《魂断蓝桥》（刘广宁、乔榛）、《希西公主》（丁建华、施融、曹雷）、《人世间》（刘广宁、乔榛、童自荣）、《父子情深》（刘广宁、乔榛、王建新），仅仅是想一想，都会感到怃然，怅然，惘然，对有些事不可理解，也不可谅解。 7 在《董乐山文集》里看到这么一段："1947年去了张家口的原苦干剧团的演员陈叙一，这时身穿褪色的解放军黄军装出现了，风度不减当年的西装革履"。这说的是1949年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董乐山那时正在失业，他戏称差一点跟了陈叙一去搞译制片。 　　 2004年4月25日陈叙一厂长和夫人骨灰落葬，之前一天，《文汇报》发排了苏秀老师的怀念文章，《曾经的美好时光》。为了配图片，文汇出版社的陈飞雪找到陈厂长的女儿陈小鱼老师，请她找一些先生的照片，居然都是合影，没有一张合用的单人照。其中一张和特伟的合影，应了董乐山的描述，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先生的骨灰安葬在奉贤一个靠海的陵园，那天去了很多人：苏秀、赵慎之、李梓、曹雷、童自荣、程晓桦、吴文伦、白穆、达式常、艾明之……他们一个挨一个在胶片形状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前驻足，深深地鞠躬，默默地凝视，弯下腰，轻轻地送上一朵小小的康乃馨，再缓缓退后，继续默默凝视。 　　 陈叙一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英国电视连续剧《是，大臣》。那是一部几乎无法翻译的电视剧，里面充满了俚语、双关语、三关语。这样的作品，现在的"字幕派"白领们肯定是不会同意译配的；但是，一旦离开了译配，有相当英语基础的人也未必真正能看懂。《是，大臣》的译制导演曹雷说，那天，他们正在棚里配《是，大臣》，突然传来陈叙一逝世的噩耗，众人默然，录音师成樱脱口而出："再也没有《是，大臣》了！" 　　 果然，《是，大臣》在CCTV的正大剧场播了七集之后戛然而止。从那之后，译制片的质量加速下滑。人们能看到的外国电影越来越多，但是从外国电影当中得到欣赏汉语之美的乐趣却越来越少。陈叙一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由他参与开创、辛苦营建、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全部热情、才华、智慧、心血打造的译制片时代。 　　 创业难，守业更难，遇到不讲理的制度、秩序，就是难上加难。1992年陈叙一逝世留下的艺术真空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又起因于1984年上译厂的一场地震式的人员变动。因为当时劳动法规的硬性要求，苏秀、尚华、于鼎、赵慎之、叶琼、萧章等十四位导演、演员、翻译同时退休，陈叙一退居二线。尽管嗣后采取了返聘等补救措施，这次粗暴的"一刀切"还是令上译厂元气大伤，也狠狠地伤了这些艺术家的心。而这些老艺术家没有经历一次评级就退休，这使得他们在退休工资、医疗、住房各方面都得不到与他们的贡献相称的待遇。多年以来，配音艺术仿佛只被那些甘愿献身于它的人们重视着，到了权威职能部门那里，却常常没来由地被忽略、被冷淡，甚至被打压。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这样写： 那个无比美好的声音时代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他们仿佛是穿上了《红菱艳》里那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不管遭遇什么波折和不幸，始终坚执于最初的理想，执迷不悟，九死不悔。如果有人问他们："你为什么要配音？"他们也许会像《红菱艳》里的碧姬一样反问："你为什么要活着？" 然而，难道那双永远旋转的红舞鞋就是他们无法选择、无法抗拒的宿命吗？岁月流转，有些事情覆水难收，无法改变了，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现在呢？将来呢？ 我现在想不出来更合适的话来表述同样的意思，暂且就把这段话抄在这里，祝这些为译制片支付了一生心血的老人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8 苏秀老师说，1984年退休后，她泫然神伤，把多年积累的剧本、笔记、资料捆成几大捆，卖给了收废纸的，总共卖了十九块钱。我说您这是跟译制片离婚啊。她说是的，早就死心了，以为这辈子不再碰译制片了，她还说这几年我们找到她，是把她从坟墓里拖出来了。 　　 这一拖出来，不得了，三四年的工夫，她导了戏，配了音，写了书，在报纸上开了专栏，一年到头忙忙碌碌，不得清闲了。这几年，我每年都听说她八十了：先是七十九虚岁冒充八十，然后是虚岁八十，再过一年是八十整寿。每年都是八十，跟谭咏麟永远都是二十五岁似的。 　　 还没认识苏秀老师之前，她是《孤星血泪》里的哈威莎姆小姐，是《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奥特波恩太太，是《天书奇谭》里的老狐狸精，一个个声音角色都精灵古怪，非凡间所有。认识苏老师之后，渐渐知道，作为演员，她很强调声音的化妆；作为导演，她非常重视一个配音班子声音的搭配，也非常在意寻找和培养那些有潜力的声音。我有一个朋友叫谷雨，是北京人，声音扁扁的脆脆的，2004年到上海参加和苏秀、施融、富润生、曹雷、童自荣的见面活动。她一开口，苏老师和曹雷老师马上交换了一下眼神。后来，苏老师说："她的声音有特色，可以配老妖婆。"她还说施融说过，"我们配音配出职业病来了，见到陌生人，就要去注意人家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当年苏老师曾经有意把程晓桦往怪异一路领，程晓桦配的鸡叫财主（《龙子太郎》）、女狐狸精（《天书奇谭》）就在作这种努力，这两部片子都是苏老师导演的。 　　 苏秀老师这样分析陈叙一的梯队理念："李梓正当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刘广宁；刘广宁正当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丁建华；丁建华正当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狄菲菲。"整齐的行当分工和紧密的梯队传承使得上译厂的整体特色三十多年保持不变，苏秀在工作的实践中参悟到了这一理念的珍贵，并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积极配合陈叙一的想法，一直在关注新演员的使用与培养。 　　 苏老师喜欢看书，喜欢背诗词，她最喜欢的一首诗是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是一种面对译制片的寂寥心不甘情不愿的执拗。她把一生都交给了配音事业，曾经跟译制片"离婚"，是因为爱得太深，所以痛得彻骨。现在好了，上译厂2006年一片紧张繁忙，成绩可观，年终狄菲菲老师还被评为广电集团先进个人。听到这个消息，苏老师该跟译制片重修旧好了吧。 　　 2006年，苏老师出了本书叫《我的配音生涯》，本来想叫《风雨五十年》的，后来因为起类似题目的书太多了，就没有用。细想想上译厂这五十年的历程，用风雨兼程来形容，实在是再切题不过。虽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但是对于这些我们景仰的声音的主人，他们经历的风雨实在是过于多了一些。 9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这些年，关于那些天籁般的声音，梦一样的日子，声音的主人各自的故事，总是有人不断地回忆起，谈论起。在记忆里，在影碟里，在荧屏间，在银幕上，他们的声音永是那么美好，像童年一样美好。有几篇网文我一读再读，读的时候就像第一次听到佐罗的那声断喝，心神不定，热泪盈眶。 那一年，我还是个学生，学校并不出名。但学校所在的位置极佳，就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对面。从此以后，每天傍晚，趴在窗上看他们下班，成了例行公事。曾记得，有一群男生，冲着骑自行车下班的杨成纯高声朗诵道："从这儿跳下去。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然后，就听杨成纯笑着"骂"道："快回家吧。"好几次，都有同学去拦他们的自行车，总能听到他们"轻斥"的声音，然后大家就笑着散开。那一刻，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花开一季：《我们的好时代》） 我看《简·爱》是在北新泾，七十年代后期，我不明白当时排片的人怎么把这部将成为电影学院教科书的经典放到如此荒凉的地方来做首轮。新泾电影院就是农村礼堂加木长凳，小孩子小便可以直灌下去。因为《简·爱》，这里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坐标。《简·爱》的拷贝是全新的，新得没有一点划痕，色彩浓郁，那时我迷恋英国老派画家庚斯博罗的油画，那画面就是庚斯博罗的动态展示。桑恩菲尔德庄园。 　　 此后的一个星期，我完全在《简·爱》的shake之中。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浓度"观点，我像一只呛在蜜里的蜂。甚至有一些小场景，现在都历历在目。"你哭了？""没有。"（简欲上楼，将头拧过去。）"眼泪顺着睫毛落下来了。"这么通透，没有火气，不动声色，然而电光火石。 （Sozi：《邱岳峰死的时候，我二十出头》） 片子开始了。老拷贝，老声音，老画面，有划伤，有噪点，每盘胶片的交接处画面总要"虚"一分钟。但这正是我想要的。把我带回了八十年代--充满着光荣与梦想、激动与挫折、豪情与理性的八十年代。这样的声音只会出自那个年代，那个运足了底气奋力爬坡的年代。这样的声音只会属于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在哪里呢？ （王喆：《难得我还能静下心来看电影》） 那个年代已经远走，上译厂也搬到豪华的广播大厦去了。译制片的时代还在继续，愿她前程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