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卡夫卡与极权主义统治的元素

阿伦特、卡夫卡与极权主义统治的元素 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波伏瓦、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最初使她获得世界性声誉的著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因此，她也以政治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正如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所说，她是经由她本人的经历所获致的视角来阐释历史、理解其中所表达的东西，她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也就是她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那个黑暗时代的反省和深思。 早期经历和犹太身份意识 1906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生在汉诺威，她的父母都来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她在父母的家乡度过了童年，接受了早期教育。一战期间，她就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失去了一直被病魔缠身的父亲。1924年秋，18岁的汉娜怀着对哲学和思想的向往来到活跃着那个时代最优秀思想家的马堡和弗莱堡求学，22岁时成为哲学博士。她的这段求学经历从根本上塑造了她一生的思想和道路，并结识了将影响她终生的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其实，在阿伦特求学期间，弗莱堡的大学生完全不过问政治，尤其是学哲学的大学生，政治舞台被看成庸俗的。当时的阿伦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是，她这样的出身在这个时代注定要经历历史性的灾难和困惑，20世纪30年代纳粹掌权之后，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阿伦特也没有免于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正是她亲身经历的20世纪的政治危机和种族迫害使得她将毕生思考的重心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幸好，阿伦特不像本雅明那样一辈子都有一个“驼背小人”跟在身后。相反，她似乎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之前逃离欧洲，并获得一种世界性、历史性的视角来反观这个充满灾祸的世纪所发生的事件，从而反思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困厄。[1] 虽然出身于一个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在反犹情绪不断高涨的德国，阿伦特在哥尼斯堡时期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不同和压抑。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增长，她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她而言，做一名犹太人，特别是在德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写于1932年左右的《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这本传记，揭示了她关于自己犹太身份的内心挣扎。在其中，她糅入了对于同时拥有一个德国身份和一个犹太身份的模棱特质的反思。雅斯贝尔斯曾建议她为自己对于身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加上一个政治的和历史的宿命色彩，阿伦特的回答是深刻的：“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都只能使得对真正处境的认识更加模糊。”她没有加入她所列举的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法恩哈根一样，她决定做一个被她称作“有意识的贱民”的人。她将不会被德国文化所同化，而是要有意识地恪守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份。[2]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关注就是直接源于她身为德国犹太人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对她的民族的遭遇的关切。 极权主义的形而上学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从不建立任何体系，她的理论中的文学色彩和她对“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强调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3]熟悉阿伦特的著作的人都会注意到，她的注解中常常会出现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如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布莱希特、普鲁斯特，尤其是弗朗茨·卡夫卡，以至于西拉兹·多萨（Shiraz Dossa）曾经把阿伦特的作品称为“文学政治理论”。阿伦特非常推崇卡夫卡，利用一切机会关注他的文字。当时，卡夫卡在美国几乎默默无闻，而阿伦特在家里门厅的墙上就挂了一帧卡夫卡的大照片；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本书的前言里包含了一个很长的关于卡夫卡的寓言的讨论，而阿伦特在写作和思考极权主义的同时，也正沉浸在卡夫卡的小说中。1940年代晚期，她作为舍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的高级编辑在美国翻译、出版了卡夫卡的日记。与此同时，阿伦特正在用英文写作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稿，这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原名《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负》，德文名字是《极权统治的要素和起源》）。可以说，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在多方面启发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思考和理解。 1．塞壬的歌声[4]：必然性法则的诱惑 直到1943年初，美国人才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的系统灭绝，这个消息对于阿伦特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多年以后阿伦特在接受高斯的访谈时这样回忆道：“这犹如地狱之门打开了。人们有一种观念，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弥补……这件事不能。这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所有人的经验的。”[5]阿伦特认为这不仅仅是德国的罪行，而且是人类的罪行。她开始深入研究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机构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丧失了使得这样的事情成为可能？是什么样的历史暗流的汇聚才会导致这种结果？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在纳粹统治时期心甘情愿地充当杀人机器？她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伦特所生活的20世纪是一个失去家园、希望和恐惧并存的时代。在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之后的现代世界中，普遍传统的权威（尤其是宗教）已经被打破，旧的秩序已然消亡，而新的秩序尚未确定。从现在开始，人类要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这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自由”的重担。阿伦特认为，比起承担自由行动所必然伴随的不可预测的结果，人们宁愿使自己屈服于一种确定的、然而是虚假的“神圣”法则，一种全盘性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这正是人们拥抱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原因。在纳粹主义这里，这个法则是声称特定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自然法则”；在苏维埃极权主义这里，这个法则就是声称特定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法则”。[6] 阿伦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发现了这种形而上的元素，即现代社会对于超越人类的自然或历史法则的信仰，认为每个人必须服从这个法则。他的小说也深刻地描述了这种信仰内在所具有的可怕的可能性。随着这种信仰的形成，现代人放弃了阿伦特所特别关注的人类所独具的（区别于动物的）创新的能力，也就放弃了人类的境况。她没有像卡夫卡那样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讲述某一个“K”面对着万能的、无法接近的法律，或者面对一个如同上帝一般决定着是非曲直的城堡主人的故事，她的天赋才能是历史探究和哲学思考。她梳理着历史，为的是寻找到那个最终导致了一个纳粹极权国家的根源。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先后梳理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三种力量。在极权主义这部分中，她对纳粹和斯大林的两类极权统治进行了直接分析，其基本要素在《弗朗茨·卡夫卡：一次重新评价》这篇更早的文章中就已经形成了。在这里，阿伦特认为卡夫卡描写了一个把自身作为上帝的替代品而建立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把社会的法律看作神圣法则———无法根据人的意志而改变。这个世界的错误就在于它的神化，它的代表一种神圣必然性的伪装。卡夫卡想要通过描写其隐藏结构的丑恶，通过真实和伪装的对比来摧毁这个世界。 阿伦特从对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分析入手，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必须服从于一种必然的、自动的过程”这种信仰的危险。正如监狱牧师所告诉K的那样：“不必把任何事情都当真，必须把它当作必然。”也正像K所理解的那样，“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她写道：“《审判》中的K所陷进的这种机器的权力，一方面依赖于必然性的出现，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必然性的赞同。在《审判》的背景里，必然性变得比真理还要重要。”一个不服从于这种必然性的人，就被看作一个抵抗某种神圣秩序的罪人。抓住了K的这种罪恶感开始改变并且型塑它的受害人，直到他适合于受审。“就是这种感觉使他能够进入必然性、不公正和说谎的世界，根据规则扮演一个角色，并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7]最后，约瑟夫·K自愿将残忍的死刑作为法律的一部分而接受。阿伦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点，它在一种必然性的名义下实施最残酷的暴行。对那些放弃他们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利，为了幻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人们来说，没有比卡夫卡在《审判》中所总结的话更加仁慈的了：“似乎他的耻辱将留存于人间。” 但是，卡夫卡的小说还提供了另一种人的可能性。阿伦特将《审判》中的约瑟夫·K与《城堡》中的K进行比较，她认为后者的意义正在于他没有屈从于必然性的规定，而是一个英勇的“好心（good will）的人”。K作为一个异乡人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愿来到城堡属下的村庄，为了找到一个属于公共世界中的正当位置而斗争。对于村民们视为圣旨的城堡官僚机构的命令，K拒绝服从，因为这是“来自上面”的专断的指令，是侵占他的自由的蛮横企图。他与其他村民的格格不入不仅是因为他不“属于村庄，也不属于城堡”的异乡人身份，而且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是惟一正常和健康的人。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性当中正常的爱情、工作和友谊都被夺走，变成一种从上面恩赐的礼物。这种恩赐是神秘的，对于它人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从来不能够创造。因此，对于村民来说，K的奇怪正在于他对这些本来是被恩赐的东西的追求。虽然他最终精疲力竭地死去了，但是就像阿伦特指出的，他使一些村民看到“人的权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城堡的规则不是神圣法则，因此也是可以被攻破的”。村民们醒悟到“那些遭受了我们这种体验，被我们这种害怕所困扰……为每一声敲门声而战栗的人们，都不能够直视事情”。并且，“由于你的到来我们是多么幸运啊！”这个异乡人的奋斗，除了成为一个榜样以外没有其他的结果，然而“因为他不像《审判》中的K，没有服从于显现为必然性的东西，他没有留下任何耻辱”。 因此，服从于虚假的必然性对失落了传统根基的现代人来说，就像塞壬的歌声对航海人那样，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在阿伦特看来，这种诱惑正是“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元素”。尽管无法被经验地证实，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学作品的想像维度给她带来的启发。并且，阿伦特认为，虽然纳粹党人和斯大林的政体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种诱惑的危险元素还和我们在一起。因为这不是一个德国或俄国所特有的特点，而是现代性本身永远的潜在可能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而卡夫卡的意义正是在于，“他拒绝屈服于任何偶然事件……他想要建造一个与人类的需要和尊严相一致的世界，一个人类的行动由他自己决定，一个由他自己的法律而不是由来自上面或下面的神秘权力所统治的世界。此外，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成为这样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他不关心成为一个天才或任何一种伟大的化身”。[8] 2．群氓的社会———孤独和多余 阿伦特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统治的新形式》中还分析了极权主义政权所开发的现代性中另一个形而上的元素———孤独。“极权统治……它的自身的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阿伦特认为，19世纪阶级社会解体之后，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将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而聚集到一起的社会结构，其结果就是群氓心理的出现。这种群氓由“无根的”和“多余的”个体所组成，那种孤独的体验就是现代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她说，孤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而这个疾病正是几乎所有卡夫卡的小说所重点表现的精神状态，他对“孤独”进行着艺术的探索。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曾经将《审判》、《城堡》、《美国》称为“孤独三部曲”。 阿伦特意义上的“孤独”还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9]《城堡》中的K就是一个孤独地在这个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正当位置的异乡人，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过是成家立业、成为一个共同世界的有用公民，这仅仅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在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里，这样的权利没有许诺给任何人，它只是被随意恩赐的礼物宿命般地降临到某人头上。K最终作为一个异乡人孤独地、无根地、多余地死去。阿伦特说，卡夫卡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噩梦，对40年代的人来说，它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K的命运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增长的政治的和自然的无家可归，以及精神上的和社会性的无根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家都参与的一个巨大的大众命运，尽管在强度和痛苦的程度上非常不同。”[10] 对阿伦特来说，孤独和多余都是大众社会的到来而导致的群氓的症状，而它在集中营达到它最可怕的结果———非人化，而孤独与非人化的关系正是《变形记》的一个关键主题。在格里高尔之死中，卡夫卡似乎对“害虫”就可以被残酷地消灭这个试验有所预知。格里高尔家庭对他的抛弃和灭绝恰好对应于阿伦特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故事的分析。 极权主义的统治技术 1．神秘的权力———官僚机构 阿伦特认为20世纪早期的官僚机构是极权主义形成的必要元素之一。 在她论卡夫卡的《审判》时，阿伦特写道：“卡夫卡充分展现了所谓官僚机构的真实本质的可怕——用管理取代统治，用独裁政令取代法律。”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陷进官僚机构的话就已经被判刑了；当法律的解释与非法的管理相伴随，当法律阐释者慢性的无行动由官僚机构所补偿，而这种机构无意义的自动运行拥有最终决定的特权时，没有人可以从司法程序中期许正义”。[11] 所谓官僚主义，“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与法的支配相反的、通过政令进行支配的体制”。而且，“政令通常是保密的，在具体事件上需要正当的理由”。其结果就是，“那些生活在行政命令支配下的人们，全然不知道统治他们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12]从而，虚假的神秘主义是官僚体制成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标记，它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知道为什么发生一些事情。城堡下的居民在城堡官员的神秘而可怕的权力面前变得麻痹，变得服从于有着无穷可能性的解释，在这种无尽解释的思索的框架中，整个生命和世界的肌理都被假设为神秘的深不可测的东西。约瑟夫·K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弄清“法律”的源头，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就像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在极权主义国家，权限之所在极不明确。“某个机关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13]，“权力通常开始于不曾拥有公开性的地方”。[14] 2．非人化和全面控制的实现——集中营 尽管如此，官僚体制与极权主义两者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正如阿伦特所说：“官僚制支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领域内支配其所属的臣民的外在命运，却忽略了掌握他们的精神生活；然而，极权主义支配则更彻底地把握了绝对权力的本质，并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公民的一切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外在的，一律都加以一贯的、残酷的控制。其结果，如果说，旧式官僚制支配扼杀了众多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发性和创造性，那么，与之相比，极权主义支配则窒息了人的行动在一切领域里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政治上的创造性一旦失去，随之而来就会在所有方面无所作为。”[1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结尾，阿伦特对死亡集中营进行了分析。 她说集中营的目标就是“把所有具有无限复数性和多样性的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变得好像一个人”。[16]也就是说，集中营湮没了人类的个性和差异，取消了行动的不确定性，以便全面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动。因此，“人类的本质在这里岌岌可危”。按照阿伦特的定义，这种人类的本质即我们自发地、创新地、自由地行动的能力。[17]集中营“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在集中营里，极权主义的“改变人类本质”的企图才能完满实现，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18]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描述了一个与这种过程相似的世界。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名字，他们缺少所有组成一个真实个体的众多细节特征。其次，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固定的角色，大家都为了某种超人类的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在与工作的完全同一中生活”。他们没有心理品质，因为他们除了固定职业者什么也不是。比如在《美国》这部小说中，当宾馆守门人的头头弄错了一个人的身份时，他说：“如果我把一个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还怎么能继续在这里当守门人啊……”犯错就等于丢掉工作，因此，他甚至不能承认犯错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强迫他们否认人类犯错的可能性，固定职业者们也就不能保留人性，而必须像超人那样行动。卡夫卡世界中的所有雇员、官员都远远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在一个全权的统一设想中行动。”[19]城堡没有给辖下的居民留下任何行动、自发性、个性，甚至思想的空间。因此，它的统治否定了使得我们人类显得独一无二的所有品质。 阿伦特还提出了集中营通过“三步杀人”系统地达到对个性的破坏。“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20]因为，集中营置于一般法律系统之外（在通常的法律中，特定的罪行要蒙受特定的可以预测的惩罚）。《审判》和《城堡》也清楚地展现了对“法律之人”的消灭。当约瑟夫·K在《审判》的一开头被捕时，他抗议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代表什么官方机构？K生活在一个守法的国家里，这里有着普遍的和平，所有法律都是有效的；谁敢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逮捕他？”然而，他很快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在通常的刑事系统之外”。[21]并且，约瑟夫·K的被捕、审判乃至处决与他曾经干了什么毫无关系，他是被独断地逮捕和处决的。（“因为他没有犯任何错就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这正与集中营中的受害者相似，他们绝大部分“人们都没有干任何与他们的被捕有合理联系的事”。阿伦特认为这种独断的裁决显示了集中营的基本原则，“一个独断的系统的目标是摧毁整个人民的公民权利”。 因此，集中营里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缺乏一个可区别的罪行的状况，他们彻底面对着被任意处置的可能性”。《城堡》中巴纳巴斯家庭的灾难也映证了这一点。当巴纳巴斯的女儿拒绝了一个城堡高级官吏的求爱之后，这个家庭就开始被所有其他村民回避，完全陷入了孤立和恐惧的生活状态。巴纳巴斯先生长久地等在城堡的山下，以谋求官方赦免他们的“罪行”，然而，城堡官员告诉他没有任何罪行记录在案。此时，他被抛入了绝望之中，因为他知道“在他能够被原谅之前，他必须证明他的罪行，但它被所有部门否认了”。他无法证明自己的罪行，也就无法获得某种特定的“可计量的惩罚”，从而完全暴露在专断面前，面对着彻底的无止尽的惩罚。 在消灭“人的法律性格”之后，阿伦特写道：“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22]在集中营里，死亡被匿名地实施；受害者不是像敌人那样被杀死，而是像动物（害虫）那样被集体消灭，并且被归入彻底的湮没中，从而使得殉难成为不可能。“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23]大多数集中营居民之所以“允许自己毫无抵抗地排队走进毒气室”，正是因为他们的个体性意识被摧毁了，他们失去了自发地行动或抵抗强加给他们可怕命运的能力。《变形记》中也上演着一幕毫无抵抗地接受自己的毁灭，被一家人彻底遗忘的故事。格里高尔变成大虫子之后，被置于一个完全孤独和无世界性的超自然的环境中。随着公共世界越来越远，格里高尔的人性也越来越消失了。就像集中营的受害者一样，他最终放弃了反抗自己被灭迹的命运：“一个完全非人化的格里高尔开始接受他的命运：‘他必须消失的决定在他的脑海里比他妹妹更加坚定，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他的头嵌入地板，从他的鼻孔冒出了最后的呼吸。’”他的死亡甚至没有被家人记住，因此，格里高尔的彻底的死亡悲哀地证实了阿伦特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集中营“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亡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曾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24]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故事写的不是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而是组成人类失败的各个元素，是事件本身的原型。同样，阿伦特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也是试图找出这个真实存在过的政权的基本元素，然而她发现这些元素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是说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极权主义，这些元素自身没有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只有当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才会结晶成为极权主义的统治。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综合会在一个长时期内保留一种现代的诱惑，极权主义已成为这个世纪的诅咒。 《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皇皇巨著于1951年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好评，阿伦特甚至成了一本详细讨论她的著作的杂志的“封面女郎”。同年，阿伦特成为美国公民，经过了十七年流亡逃难的生活，如今她终于摆脱了无国籍的身份。这种生活也最终为她提供了选择做一个自觉的“有政治意识的贱民”的基础和条件，使得她进一步深思和理解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从而在今后的思考中求索一种我们能够共同铸造非极权的解决方式。 参考文献： [1]有关阿伦特的生平参见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中华书局，2006。 [2]阿伦特在一个“有社会抱负的新贵”（socially ambitious parvenu）和一个“有政治意识的贱民”（politically conscious pariah）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她意识到，她所面临的选择只有或者被德国文化所同化，或者做一个社会的局外人。她认定，前一种选择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幻想，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做一个局外人。 [3]Lisa Jane Disch, Hannah Arendt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这本著作专门探讨了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形式的“讲故事”对于哲学限制的超越。 [4]参见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塞壬的歌声》。 [5]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00。 [6]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分析了极权统治的元素，她把它们分成两种。一种可以由社会学家证明，例如，她认为19世纪阶级社会的解体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大众社会”的出现为极权主义铺好了道路；另一种元素则更加形而上一些，并且很难被经验地证实，比如阿伦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所发现的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元素。 [7][8][10][11]Franz Kafka: A Revalu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文章收录于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Hannah Arendt, Edited by Jerome Kohn, Harcourt & Company, New York. [9][12][13][14][15][16][18][20][22][23][24]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653，653，587，594，373，644，586，597，600，603，601。 [17]阿伦特认为，我们的“必然诞生”——出生所内含的新的开始——使得以无法预测的方式行动成为可能。人类所独有的自发行动的潜力可以更新人类世界，促使极权主义走向毁灭。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期待它的人民无思考地使自己臣服于超越人类的力量。极权主义无法忍受不可预测的行动，它的目的是建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每个人都公平地“多余”，这样的任何一个人类“齿轮”都可以被另一个所取代。 [19]《重估卡夫卡》。 [21]弗朗茨·卡夫卡，《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