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圣”百圭

历史上公认的三位“商圣”，和他们秘而不宣的“经商十诀” 2019-10-22|阅：转：|分享

从商朝至晚清，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范蠡、白圭和胡光墉。

1、范蠡

范蠡

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所以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范蠡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就这样，范蠡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19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2、白圭

白圭

白圭，战国时期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是他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刘继兴考证，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3、胡光墉

胡光墉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光墉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胡光墉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所以胡光墉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附：中国古代商人经商十诀

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商人'秘而不宣'的经营谋略。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成为世贾，'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留连忘返、百顾不厌。

六、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七、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宋代的沈括举例说：十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如果贸而流通，加快周转，“则利百万矣”。

八、奇计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梁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梁。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库存高梁大量出手。结果高梁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梁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

九、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十、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惟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