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色诺芬的《上行》

今日，色诺芬的《上行》似乎被广泛认定为色诺芬最美的一部作品。我并不与这种判定争论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它的论据是什么而已。我的质疑显然合理；在十八世纪，相当一大批有识之士最为推崇的色诺芬作品应该是《往事》，而非《上行》。换言之，即使我们判定《上行》是色诺芬最美的作品，这个事实也仍然无法证明色诺芬认同这种论断。在能够同意或反对这种压倒性的意见之前，我们本该知道这部作品对色诺芬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本该知道它在色诺芬所有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本来还应该知道《上行》的美不胜收之处。当我们谈及色诺芬的《上行》、色诺芬的上行（ascent）时，我们或许就已经在不经意间、草率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兴许还是一种正确的回答。

这部作品的原标题是“居鲁士的上行”，就是指小居鲁士的征伐，从沿海平原出发行至中亚腹地。这是一个误导人的标题，因为小居鲁士的上行在库那克萨（Κυναχα）战斗中就结束了，他兵败身死；记述小居鲁士上行的文字最多占了第一卷的篇幅，而《上行》全书长达七卷。《上行》的标题并不是色诺芬唯一具有误导性的书名。《居鲁士的教育》讲述了老居鲁士的一生，只有第一卷谈及老居鲁士的教育；《往事》的内容并非色诺芬记忆中的各种经历，色诺芬在书中回忆了苏格拉底的正义。

《上行》如此开篇：“大琉士（Δαρείος）和琶莉萨蒂思（Παρύσατις）生有两子，阿尔塔泽西斯（ἀρταξέρξης）较为年长，年幼者即为居鲁士。”这种开篇就像在讲述波斯王室的重大事件。透过这样的开端，我们看到，波斯虽然表面上是最强大的王朝，实际上却是双龙坐庭（dyarch），王后对幼子的偏爱导致了惨烈之至的后果。另外，尽管《上行》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波斯的事情，涉及波斯王室的内容却非常少；我们不能说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波斯，甚至也不能说是波斯与希腊之间的冲突，这些只是略带提过而已。

《上行》的书名和篇首令人迷惑不解甚至会引发误解，这部作品作者的身份也费解得很。当色诺芬在《希腊志》中以最简洁的笔触重述《上行》中的一些事件时，他将《上行》归于叙拉古人忒迷斯托革涅斯（Θεμιστογένης）名下（参《希腊志》Ⅲ.1.1-2）。我们对忒迷斯托革涅斯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此人是否在世上活过。我们有权假设，叙拉古人忒迷斯托革涅斯就是雅典人色诺芬的化名。色诺芬在《上行》中谈起自己卓越的行事和言论时，一律使用第三人称；他显然愿意尽可能保持这种匿名的状态。叙拉古人和雅典人均为希腊商业和海军最强势的力量；“色诺芬”一词的含义可能是“异乡人的杀手（或译作天敌）”，而“忒迷斯托革涅斯”意味着“正义（ἡ Θέμις）之子（the offspring of the Right）”；忒迷斯托革涅斯似乎是在某种程度上理想化了的色诺芬。就在《希腊志》的同一个地方，色诺芬还提到了斯巴达海军将领萨米沃斯（Σάμιος）的名字；萨米沃斯受监察团（οἱ ἔφροι）之命，前去辅佐小居鲁士出征。当色诺芬在《上行》（Ⅰ.4.2）中提起萨米沃斯时，他称此人为毕达戈拉斯。如果《往事》的作者一听到萨米沃斯这个名字，立即就想起了名满天下的萨摩斯（Σάμος）哲人毕达戈拉斯，这一反应可不足为奇。

在《上行》中，色诺芬在第三卷的开头才现身于舞台中央。下面，让我们观察一下他写作方式的某些独特之处，这么做是为了首先从前两卷中来看一看我们对作者和他的写作意图都有些什么样的了解。可以想见，但凡于居鲁士上行的原因和经过而言是必要的事情，色诺芬都会讲述，不过，他也不可能忽略上行过程中引起他注意的那些值得记述的东西，尽管它们并不可以直接的对上行有所揭示。色诺芬特别记下了所经之国的动植物，他这么做是否并非出于对军队给养的兴趣和关注，这仍然是一个可疑的问题。

为了不受兄长的羞辱、为了从兄长施加在他身上的致命威胁中脱身，居鲁士已经成了国王，即他的兄长的嫌犯，他下定决心自己称王；为此他秘密纠集了一支由各个地方的希腊人组成的雇佣军，之前他的兄长委任他领导的波斯军队就不消说了。小居鲁士找了一个借口向内陆进军，这个借口瞒过了国王的眼睛，却愚弄不了忠实于国王的省督蒂萨弗尼斯（Τισσαφέρνης）。色诺芬把沿途的一些城当作最重要的站点，他用一套标准的格式描述这些城，这套标准的格式容许个别变动。色诺芬写道，第一座城“有人烟，繁荣，广大。”在卷一第二章中，这套格式化的词组出现了三次，“有人烟”的城出现五次，而“繁荣，广大”在这五次中被略去了；还有一回，一座城只是被称为“弗里吉亚（Φρυγία）的最后一座城”。当色诺芬将塔尔苏斯（Ταρσούς）描述为广大、繁荣的城时，这种手法的用意显露出来；因为作者随后就说，塔索斯已空无一人，此地百姓在居鲁士的军队到来时都跑了。至于弗里吉亚的最后一座城，有人会考虑：它是否并非空无一人，即使是在居鲁士将至的传闻到达这座城之前。这再清楚不过了：标准格式的词组意指正常或正面的状况；而变动则映射出了各种各样的缺陷。那么结果就是色诺芬在许多情况下都不会迫于无奈而明确地指陈弊端，或者说，他的一贯口吻都比适中的口吻更少些强硬之气，多一些温和之风。他使自己能够或强迫自己尽量多地使用赞扬性的词语，而非含有责备意味的词汇。

这一座有人烟，繁荣，广大的城本身并不重要，但在它身上，一种重要非凡的实践第一次应用。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诸种美德。在很多情形下，色诺芬都会列出美德清单。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根据这些清单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色诺芬式的美德大全表。如果一个人虽然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可圈可点，但大体上值得肯定，这就足以让色诺芬在刻画此人的特点时不说出人家缺乏的美德；色诺芬并不是非得一一抖出人家的某处或多处瑕疵。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色诺芬在第一卷第九章的居鲁士颂文里对居鲁士的虔敬保持沉默。

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予以讨论的是色诺芬的第二个手法，使用“据说”（λέγεται）（他，她，据说……）。那么，一个人是不是据说具备诸如此类的品质，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具备那些品质，其间就有区别。色诺芬将阿尔塔泽西斯和小居鲁士作为大琉士和琶莉萨蒂思的儿子介绍出场。而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当色诺芬提到老居鲁士的父母时，他写道，居鲁士据说是凯必赛斯（Καμβύσης）的儿子，至于他的妈妈，人们一致认为是曼达妮（Μανδάνη）。大琉士的父系在人们眼里要比凯必赛的父系等级更高吗？在何种意义上更高呢？这有助于解释琶莉萨蒂思对小居鲁士的偏爱吗？我们不知道。据说居鲁士与西里西亚国王的老婆，艾琵阿克萨（Επύαξα）有一腿，我们并非必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Ⅰ.2.12）。谈及坐落在马尔叙亚思（Μαρσύας）河附近的一座城时，色诺芬写道：“据说就是在这个地方，马尔叙亚思向阿波罗挑战，要跟阿波罗比斗智慧，太阳神打败了马尔叙亚思，并剥下他的皮，悬挂于马尔叙亚思河发源地的山洞口……据说也是在这里，克赛尔柯思（Ξέρξης）吃了败仗从希腊撤回时，在此地建造了壮丽的宫殿（Ⅰ.2.8-9）”。色诺芬在这里将一则神话故事和一则非神话故事看得同等可信或同等不可信。阿波罗与马尔叙亚思之间的争端由后者愚蠢地挑起，马尔叙亚思也因此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克赛尔柯思愚蠢地挑起了与希腊人之间的冲突，他受到的惩罚就残酷的程度而言，自然远远不及马尔叙亚思：克赛尔柯思与希腊诸国之间冲突的主题不是智慧。色诺芬平等对待这两则故事，他的态度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广阔、在某种意义上包罗万象的主题“诸神与人”。严格地讲，这个主题并非包罗万象，遑论无所不包了，因为“诸神”的意思含混不明。例如，“叙利亚人把夏洛思（Χάλος）河中硕大，温顺的鱼儿们奉若神明，并且禁止任何人伤害这群神灵，鸽子也是如此（Ⅰ.4.9）”：希腊人也会认同叙利亚人的这些神吗？或者，只有希腊人称之为神，才是真正的神吗？色诺芬特别认同希腊诸神吗？希腊人与波斯人在神的事情上的确有着重大的共识，特别体现在看待祭祀和宣誓上（Ⅰ.8.16-17；Ⅱ.2.9）。居鲁士死后，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冲突，确切地说就是这个问题：究竟哪一方撕毁了经过庄严宣誓定下的协议。克利尔库斯（Κλέαρχος）对蒂萨弗尼斯讲话时，这位希腊将领理所当然地以为双方均认可盟誓的神圣性及其基础：诸神的普遍法则（Ⅱ.5.7，20-21,39）。居鲁士的军队成功地徒步渡过幼发拉底河之后，这在当地人眼中成了一件神奇之事，并且河水在居鲁士面前大幅退去，因为此人乃真命天子。然而，这种预言很快出错，与小居鲁士先前错解希腊祝史的预言一事如出一辙（Ⅰ.4.18；Ⅰ.7.18-19）。

我们陈述或暗示过的要点在卷二的末尾之处体现出来。大多数希腊将领（στρατηγός）和许多希腊军官惨死于背信弃义的波斯人之手，色诺芬记述了这个过程，之后又描述了罹难将领们的品行。忒塔洛思人（Θετταλός）梅农（Μένων）是其中的一员将领，此人邪恶透顶；他不仅仅是一个骗子、扯谎者、发假誓之徒；他自豪地发挥这些才能，而且嘲弄那些蠢人，这些人蠢得沦为了他各种才能的牺牲品。梅农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决定带领他的希腊同伙追随居鲁士，反对国王（Ⅰ.4.13-17）。梅农是阿瑞艾奥思（Αριαῐος）的朋友和客卿，阿瑞艾奥思是居鲁士手下波斯军队的司令，居鲁士一死，阿瑞艾奥思便背叛了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军，投了国王（Ⅱ1.5；2.1；4.15）。克利尔库斯无论如何都怀疑梅农是煽动他克利尔库斯部下军官投靠波斯的罪魁祸首。可是，阿瑞艾奥思嫁祸给死去的克利库斯，并宣称，梅农和普罗克西弩斯（Πρόξενος）告发了克利库斯的罪行，两人因此受到了国王隆重的礼遇（Ⅱ.5.28，38）。色诺芬这样总结了他对梅农的叙述：“当那些将领们因为跟随居鲁士反对国王而被杀之时，梅农却未被处死，尽管他也曾跟随居鲁士反对国王，但是，其他将领们死后，国王杀死梅农报仇，不是像杀死克利库斯和其他将领们那样斩首了事，人们认为斩首是最利落的死法，而是活活折磨了他一年，据说他得到了一个恶人应有的下场”（Ⅱ.6.29）。波斯国王以最残酷的手段惩治了那位希腊将领，正是这位希腊将领的罪行、假誓、违背神誓的行为给国王带来了最大的收益。梅农因为不敬神而遭受了惩罚，惩罚他的并不是某位神，而是从他的罪行中受惠最大的人。“据说”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注意到，色诺芬把将领们死去时的年龄告诉了我们，对梅农死亡时的年龄则保持沉默。正义确凿无疑的前提，或者说波斯王的高风亮节，与神报复发伪誓行为的确凿前提一样信实。利用“据说他”这一引言句式，色诺芬得以展现事物，所有事物，“这个世界”要比它本来的面目更壮丽、更好（另参修昔底德Ⅰ21.1），同时，他也透露出赤裸裸的真理与伪饰之间的区别。色诺芬已经做到了，实际上并不是说他成功减轻了对梅农的严厉谴责（这种轻缓本来服务于何种有用的目的呢？），而是说他成功保持了他的一贯风格，从总体上而言使用赞扬的词语而不是苛责的词汇。

如果稍微宽泛一些来看，我们可以说，第二卷以梅农结尾，第三卷则以色诺芬登上舞台中央开始。无论如何，卷二与卷三的开篇读起来都像是有意设计的一种对比，梅农与色诺芬，奸佞与英雄。当然，我们仍需在《上行》中进一步考察，梅农是否真的就是色诺芬的反面陪衬。

第一次列举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军成员时，色诺芬以如下的次第罗列那些将领们：第一是斯巴达的克利尔库斯，第二是忒塔洛思人阿里斯提波（Αριστίπος），第三是彼奥提亚人普罗克西弩斯，第四是斯腾法利亚（Στυμφάλιος）人索菲内托斯（Σοφαίνετος）和阿开俄思人（τὸν ᾿Αχαιόν）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Ⅰ.1.9-11）；色诺芬这里没有提到梅农，因为他是在朝内陆的出征开始之后才加入居鲁士的征伐。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第一份名单中，普罗克西弩斯领导的雇佣军，因此也就是普罗克西弩斯这个人占据了中央位置。在卷二结尾处，色诺芬只详细描述了三位将军的品性：克利尔库斯、普罗克西弩斯和梅农（Ⅱ.6）；普罗克西弩斯再次位居中央。普罗克西弩斯凭什么列位于中央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从前两卷中能对色诺芬有什么了解。下面这一点应该无须多言了：任何一个相当尊敬我们作者的人都不能将“我”等同于色诺芬，即据说曾说过或写过的“我”，或恰好出现在某段引言中的“我”，而这段引言的确被归于色诺芬，只能够等同于叙拉古人忒迷斯托革涅斯。色诺芬本人在前两卷共出场三次。第一次情形如下：当时居鲁士骑马经过，他正在用心观望对峙的敌我双方，色诺芬走上前去请示居鲁士有何命令；居鲁士命令色诺芬告诉每一个人祭祀的征兆吉利，牺牲的内脏完好。色诺芬也是十分幸运，他的答语与居鲁士的心思相合，为居鲁士解除了疑问（Ⅰ.8.15-17）。这段对话十分重要，倒不是因为它发生在一场决战之前，这是由色诺芬记录下来的唯一一次与居鲁士的交谈，正如《往事》中仅有的一次色诺芬与苏格拉底之间的谈话一样；前者的内容是献祭，后者谈论到亲吻漂亮男童必有的危险。在《上行》里，色诺芬第二次出场时，与普罗克西弩斯在一起（Ⅱ.4.15）；第三次则是与其他两位将军一起（Ⅱ5.37；41）。在这件关键的事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普罗克西弩斯再一次居于中央。

我们切不可完全小觑了下面的一个情节，它可能出自作者的精心安排，那一处实际上没有提到色诺芬的名字。库那克萨战役之后，居鲁士战败毙命，而他的希腊雇佣军却打了胜仗。国王派来使者，其中一名是希腊的卖国贼普萨利诺思（Φαλῖνος），使者们代表国王要求希军缴械投降。真正代表希腊这一方发言的主要是雅典人忒奥波姆颇思（Θεόπομπος），他解释道，希腊人拥有的有用之物，只有武装和美德，一旦放下武器，美德也就一无是处了；靠着手中的武器，他们甚至可以与波斯人打仗，并夺取波斯人的有用之物。普萨利诺思听后，笑了，说道：“你像个哲人，小伙子呦，而且讲得中听”（Ⅱ.1.13-14）。忒奥波姆颇思的论点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条亚理士多德的论述相同：美德，尤其是道德上的美德，需要外部装备（《尼克马可论理学》1178a23-25，1177a27-34；请对比《往事》Ⅰ6.10和Ⅱ1-4）。色诺芬为什么在此刻应该扮成忒奥波姆颇思（此人名字的含义是“神派遣而来的”）现身呢？这个疑问很快就会明朗。

将领们和许多军官遇害后，希腊人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况中，每当考虑到他们的处境时，他们就沮丧至极；只有少数人尚有心思觅食，生火或者回到自己的部队。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夜晚来临时，他们全都躺下来休息，只有一个人例外：

军中有一个叫色诺芬的雅典人。他虽参加征伐，却既非将领，也非军官，也非某个兵种的士兵，他在家的时候收到了普罗克西弩斯的邀请信，普罗克西弩斯很久以来都是他的客卿，普罗克西弩斯许诺说，如果他来，就会把他引荐给居鲁士做朋友。普罗克西弩斯说，他认为对于他自己而言，居鲁士比他的祖国更好。

至此，我们才领会色诺芬为什么将普罗克西弩斯安排在中间位置：正是他建议色诺芬加入了居鲁士的军队（Ⅲ.1.1-4）。普罗克西弩斯并非不够资格在彼奥提亚落户或在希腊，就某种程度而言，他是被迫背井离乡。普罗克西弩斯显然对此毫不怀疑，即色诺芬也并非不够格在雅典落户、甚或希腊，就某种程度而言，色诺芬也是无奈之下才离乡背井，尽管色诺芬并没有陈述原因。那么，普罗克西弩斯看重何人或什么东西呢？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渴望成为一个能够成就伟业的男人，出于这个原因，他出钱师从列翁亭（Λεοντῖνος）人高尔吉亚。与高尔吉亚交往之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现在既有能力进行统治，又有能力，通过成为一流人物们的朋友这种方式，在报答一流人物施加的恩惠时不输于他们；抱着这种心态，他加入了居鲁士的队伍。他相信，凭借自己在居鲁士手下的行动，他可以获得巨大的声誉、显赫的权力和巨额钱财；但是，他显然注重只以正义和高贵的方式来获取。普罗克西弩斯的确能够统治贤士，但他没有能力激起士兵对自己的敬畏和恐惧；他显然害怕士兵们的憎恨；他认为，做一名好统治者或做一名大家心目中的好统治者，赞扬行义事的人，不赞扬行不义的人便已足够。普罗克西弩斯和色诺芬，不同于梅农，甚至不同于克利尔库斯，他俩是谦谦君子。普罗克西弩斯看上去更热衷于在地球上除了母邦之外的任何地方正义地获取美名，重权和巨额财富。色诺芬与普罗克西弩斯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色诺芬更强硬，狡猾，精明。我们会倾向于将这两人之间的差异追溯至师门有别，高尔吉亚与苏格拉底。但高尔吉亚也是梅农的老师。断定苏格拉底是一位哲人，而高尔吉亚是一位智术师并不能消除难题，我们如何从色诺芬或他笔下的苏格拉底那里得知高尔吉亚是智术师呢？（另参柏拉图《美诺》70a5-b2，95b9-c8，96d5-7；《高尔吉亚》465c1-5）。或许下面的说法不无道理：普罗克西弩斯与色诺芬之间的不同可能和色诺芬跟苏格拉底的密切交往有关。那么我们必须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理解色诺芬，《上行》中的色诺芬吗？

色诺芬读了普罗克西弩斯的邀请信以后，便与雅典的苏格拉底商议行程。（苏格拉底之所以被称为雅典的苏格拉底，因为雅典的色诺芬并非作者。）色诺芬深知自己心中盘算的事非同小可，因此才向更明智的长者寻求指导。苏格拉底猜想，如果色诺芬变成了居鲁士的朋友，色诺芬与城邦的关系可能会陷入僵局，因为人们认为居鲁士曾经积极与斯巴达联手，在波罗奔尼萨战争期间共同对付雅典。当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这档事。他的精灵（δαμόνιον）也无法给出任何指引，即使精灵给出建议，对于城邦来说也毫无权威可言，精灵的意见还可能引起争议(另参柏拉图《忒阿格斯》Θεάγης 128d8-e6)。因此，苏格拉底建议色诺芬去德尔斐，与那位神商议行程。色诺芬听从苏格拉底的建议，向德尔斐的阿波罗请示，为了以最高贵、最适宜的方式开始心中盘算的行程，待完成高贵的行动后平安返家，他应当向什么神献祭和祈祷。阿波罗告知色诺芬应该给哪些神献祭。可色诺芬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阿波罗并未告诉他应该向哪些神祈祷。色诺芬一回到雅典，就立即将神示禀报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颇为震惊，因为色诺芬并没有向神请教出行还是留在雅典对他来说更好，他擅自决定出发，仅仅向神请示如何才能最高贵地出行。成为居鲁士的朋友，这件事本身是否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雅典人对此事的态度是否值得顾及？色诺芬必定思考过这些问题，不依靠外援，他的能力（unassisted powers）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没有一个凡人会知道此行对他是否有利（另参《往事》Ⅰ1.6-8；《希腊志》Ⅶ1.27）。或许，色诺芬，与苏格拉底不同，他轻率地低估了雅典城邦对他与居鲁士的结交抱有的敌意。苏格拉底仅仅回应道，既然已经向神请示了那个第二位的或从属性的问题，色诺芬就应该遵照阿波罗的命令行事。随后，色诺芬按照阿波罗的指示，祭祀神灵。然后，就离开了雅典（Ⅲ1.5-8）：他与阿波罗一样，在祈祷的事情上沉默不语。

色诺芬与苏格拉底对神谕的共识和分歧促使我们必须返回到这个问题：理解《上行》中的色诺芬是否一定要从苏格拉底出发？换个说法，这两人真正的区别在哪里？色诺芬凡事都会付诸行动：他在“政治”这个词语的一般意义下从事政治事务，而苏格拉底不从政；苏格拉底向同伴们传授政治事务，在传授时注重策略和技巧（《往事》Ⅰ.2.16-17；6.15；Ⅲ.1）。当我们想起普罗克西弩斯以高贵的方式追求的三种目标：名扬四海、权势显赫和巨额财富时，由这些简洁有效的词语表达出来的区别的含义就显现出来。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相当贫穷，但他对贫穷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不满。而色诺芬呢，他从居鲁士的军队中返回家乡时，可谓满载而归（Ⅴ.3.7-10）。这表明色诺芬在“持家之道”这个词语的普通意义上成功运用了持家之道。这意味着色诺芬，与苏格拉底不同，他渴望财富，当然，他的原则是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在对待财富上，色诺芬与伊斯霍马霍斯相象，此人曾向苏格拉底传授持家之道，这种持家之道不是由苏格拉底来运用，也不会是苏格拉底；色诺芬还使我们想起了他的同侪和友人克里托布勒斯（Κριτόβουλος），苏格拉底试图把持家之术传授给这个人，但色诺芬并没有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此次的教育成功与否（另参《齐家》）。这样说怎么都不会出圈：对比色诺芬和苏格拉底，而不是色诺芬和普罗克西弩斯，更不用说色诺芬和梅农，使得色诺芬在《上行》中个性鲜明的那种原则才得以显现。

居鲁士向色诺芬和普罗克西弩斯隐瞒了此次行军的意图。除了克利库斯，此人是居鲁士雇佣军中声望最高的将领，居鲁士未曾向任何人道出实情：他意在废黜或杀死国王。当这支军队进入西里西亚之后，任何人都识破了此次出征旨在反对国王。可是，大部分希腊人，包括色诺芬在内，仍然没有舍居鲁士而去，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存有愧心，因为他们对居鲁士有愧心。遭到波斯人的出卖之后，色诺芬与其他人一样灰心丧气。他在抑郁中陷入了短暂的沉睡之中，做了一个令人惊惧的梦。他梦见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父亲的宅院，整座院子陷入火海，无人得以逃生。这场梦从一方面来说还算吉利：色诺芬似乎看到了来自宙斯的灵光；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宙斯也是一位帝王，他可能托梦警告这些胆敢攻击波斯王的人：篡逆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Ⅲ.1.9-12；另参Ⅰ.3.8，13，21；6.5，9；Ⅱ.2.2-5）。这场梦迫使色诺芬，色诺芬一个人感到他必须立即有所作为。他起身首先召集了普罗克西弩斯的军官们。他向他们发表了演讲，讲话内容全文被记录下来。他清楚、有力地陈述了他们目下的危险处境和波斯人的背叛使希腊人面临的巨大好处：希腊人从此无须受缚于和约，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夺取波斯人的财产，无论什么，无论多少，只要他们喜欢。这场较量的裁判是诸神，而诸神将会站在希腊一方，这是合乎情理的设想，因为波斯人背信弃义，而希腊人则严格恪守对着天神结下的盟誓。这次讲话中，色诺芬一连五次提起诸神。临了，他向军官们保证了自己精诚合作之意，甚至不止于此：如果他们希望他担任领导，他也不会以年轻为借口拒绝担任领导。色诺芬自然被在场的人一致推举为领袖，接替普罗克西弩斯，在场的人实际上都是军官，甚至都是希腊人，（Ⅲ.1.12-16）。这就是色诺芬上行（ascent）的开端：仅仅凭借一番讲话，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他从无名之辈变成了将领。

接下来，普罗克西弩斯部下的军官们召集了希腊雇佣军中所有幸免于血洗之难的将领和高级指挥官。普罗克西弩斯部下一位最年长的军官向众人介绍了色诺芬，并要求色诺芬当着这更威严的队列重申先前对普罗克西弩斯部下的军官们说过的话；但色诺芬没有简单地重复自己的话。第二场演讲的内容也全文收录。他现在强调这个事实：希腊人的得救关键在于士气和指挥官们的指挥；因此，将领们必须身先垂范。当务之急是选立新将以代替死去的将领们；一切事物，特别是在战争中，秩序井然，都有赖于良好的秩序和纪律。这次演讲中，他只有一次提到了神。于是，大家选举了五位新将，色诺芬是其中之一（Ⅲ.1.32-47）。

选举完毕之时，天即将破晓。指挥官们决定集合全军。斯巴达人克里索弗思（Χειρίσοφος）首先向士兵讲话，接着是阿尔卡思人克勒阿诺尔（Κλεάνωρ），在色诺芬的新将列表中，克勒安诺尔排在中间（Ⅲ.1.47）。克勒安诺尔的发言比克理索弗斯长一倍，其间重述了波斯人的背约，克理索弗斯对波斯人背约一事保持沉默。相应地，克理索弗斯只有一次说到神，而克勒安诺尔一共说起四次。这两个人的发言只不过是色诺芬演讲的引子，色诺芬竭尽所能地穿上庄重的戎装，向这支威武无敌的劲旅陈词：他希望为了胜利、为了光荣地战死沙场而身着戎装。当色诺芬说到“如果对敌人发动无情的战争，我们就有希望得救时，”有一个人打了个喷嚏。于是全体士兵一致俯身向神致敬（另参阿里斯托芬的《骑士》638-45）。色诺芬双手或好不难为情地抓住这次送上门来的机会，他解释道，这个喷嚏是救主宙斯送来的预兆，色诺芬提议大家一起发誓：一旦到达友邦，就向宙斯献祭；同时，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向其他神进献牺牲。他请大家表决这个提议；结果全体通过。之后，他们立誓并唱起了赞歌。在这个虔敬的开端过后，色诺芬开始解释为什么希腊人很有希望得到拯救。首先，希腊人谨遵誓约，它们是在神的注视下达成的约定，而敌人则发了伪誓；因而可以有理有据地设想，诸神将会与波斯人为敌，成为希腊人的盟友，帮助他们对付波斯，只要诸神愿意，他们自然能提供非常巨大的帮助。为了进一步提升希腊人对未来的期盼之情，色诺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当年的波斯战争中，他们的祖先在神的帮助下，从波斯人手中解脱出来。还有，就在几天前，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军还在诸神的帮助下，以少胜多，大败敌军，那时的奖品是居鲁士登上王位：而现在的奖品则是希腊人的得救。说到这里以后，色诺芬就不再提起诸神。这位演讲者在他的第三次讲话中总共十一次说到诸神，第一次演讲提到五回，而中间一次演讲只有一回提到诸神。

色诺芬转而开始纯粹从人的角度来进行考虑或考量。就在这处关联点上，他指出，如果波斯人阻止他们返回希腊得逞的话，他们倒是可以好好在波斯中部安顿下来，这里物产丰饶，特别是那些美丽、修长的妇女和少女。设想自己成为某块蛮荒之地上的一座城邦的建立者是色诺芬上行的第二阶段吗？我们回想起来，普罗克西弩斯的邀请意味着他对色诺芬那温吞水似的爱国之情了如指掌，我们并不是说色诺芬缺乏爱国之情；我们的这种感受在色诺芬现在对军队发表的言论中似乎也得到了强化。色诺芬向军队提议的最后一条但绝非无足轻重的措施是恢复并强化将领们的生杀予夺之权，此举措必须得到每一位士兵积极和热情的配合方才可以实施；他要求全军投票决议。斯巴达人克理索弗斯在这件事情上给了色诺芬强烈的支持，此提议获得一致通过。最后，色诺芬提议克理索弗斯领导前锋，他自己和提马宋（Τιμασίων），两位最年轻的将军负责殿后。这种提议又获得全体通过。色诺芬以非常不正规的形式至少也变成了全军的主心骨，即使并非全军的指挥官。亟待解决的要务解决之后，色诺芬专门提醒那些一心发财的人必须努力成为胜者；胜者才能既保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又掠夺敌人的东西（Ⅲ.2）。人们能够利用战争的技艺来实践作为增长财富之艺的持家之道（《齐家》Ⅰ.15）。

之后，波斯人便用每一个小规模的胜利来腐蚀、拉拢希腊士兵，甚至军官。波斯人动用了弓箭手和投石手袭击希军的后卫，更加得逞，希腊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并无力反击。色诺芬想出的应敌之策也无济于事。一些共事的将领责备了色诺芬，他坦然接受。他更加仔细地分析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运用自己军事上的知识，他在眼下的这场行动中自然不曾获取这种知识，终于找出了必定能够削弱波斯军队的投石手和骑兵优势的对策。他的提议再次被大家采纳。

色诺芬告诫士兵们说，他们害怕大而深的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足以切断返回希腊的路程，是杞人之忧：所有河流，即使在中下游不能渡过，但到了它们的发源地就可以过去（Ⅲ.2.22）。但是，他没有指出这种解决方式带来的新困境：群山阻隔，攀登不易。打败波斯人之后，希腊人来到底格里斯河畔的废城拉瑞卅（Λάρισα），此城原属米底亚人。波斯人攻打米底亚时，无法攻克此城，直至一团乌云遮住太阳，全城百姓弃家而逃，波斯人才拿下此城。希腊人又来到一座原来属于米底亚的城，当年波斯人也是久攻不下，直到宙斯动用霹雳恐吓居民（就在写下这句话之前，色诺芬用了λέγεται：我们将会认为“人们说宙斯发出了惊雷”和“人们知道宙斯发出了惊雷”不同吗？）。希腊人继续前行，波斯人谨慎地追踪，特别是在希腊人改进了战术之后。随着他们行至山岭更密的地区时，处境随之有所好转，可是每当他们必须从一座山上下到平地的时候，他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克理索弗斯与色诺芬曾在一件事情上产生分歧，但很快就友好地和解了。解决方案是全力登山进军，其间色诺芬骑着马激励士兵，许下的承诺未免有些夸张。一名士兵抱怨道，色诺芬骑在马背上，上山当然轻松，而自己可是负重爬山。色诺芬一跃下马，一把将那个满嘴牢骚的士兵推出行伍，拽过他的盾牌，马上全速前进。这时候，色诺芬还穿着骑兵胸甲。其他士兵站在色诺芬这边，打骂那个怨天尤人的士兵，逼着他拿回自己的盾牌，老老实实地登山（Ⅲ.4）。色诺芬不是普罗克西弩斯。

当波斯人开始焚烧底格里斯河畔的村庄时，这些村庄的饮食供应很充足，克理索弗斯与色诺芬的看法又产生了分歧。色诺芬好像很乐意看见这种场景：只要希波双方定有盟约，希腊人就受到约束，不得在国王的领土上为害，可是现在，波斯人的行径明明白白地宣告，此处已经不再是国王的土地；因此我们应该阻止这些波斯的纵火之徒。而克理索弗斯认为希腊人也应该放火，这样的话波斯人才会更快停手。色诺芬没有回应克理索弗斯，或许他在想着当初的考虑，即，假如最坏的情况出现，这些希腊人便可以留居此地，享受波斯国王的财富。尽管这仅仅是一件可能发生的事，军官们还是非常沮丧。盘问过俘虏之后，将军们决定取道卡杜客人（οἱ Καρδοῦχοι）的山区向北进军，那里山地陡峭崎岖，还住着一群骁勇善战的卡杜客人，但卡杜客人不隶属于国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拯救了希腊人。虽然这个策略是“由将军们制定”，但我们看到，它的萌芽早在色诺芬对士兵的讲话中就已种下（Ⅲ.5）。

第二至五卷，还有第七卷，都以简明总结前面内容的方式来开始新一卷的叙述（另参Ⅵ.3.1）。这些小结或导言都未提到色诺芬的名字。色诺芬可能是为了消除自我表扬的嫌疑，因为在叙述自己言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在不经意之间抬高自己。第四卷的导言篇幅最长，足足相当于二、三、五、七卷导言的总和。卷四位于中央。色诺芬没有为第六卷写导言，所以第四卷还是带前言书卷的中心。从内容上来看，第四卷堪当双重的中心卷吗？

卡杜客人既非波斯国王的朋友，更非同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友好接待希腊人。相反，当希腊军队开进卡杜客人的领地时，他们早已经带着女人和孩子转入高山之中，并竭尽全力地打击希腊人。实际上，希腊人路经卡杜客人领地的七天当中，不得不时刻战斗，比他们行经波斯时在国王和蒂萨弗尼斯手上遭的罪还要多（Ⅳ.3.2）。下起大雪以后，困难就更大了。克理索弗斯眼下专管前锋部队，色诺芬殿后。前锋与后部之间的联络变得异常困难，尤其当敌人重创了后部之后，这一部人马就像是在溃逃。色诺芬抱怨克理索弗斯没有等后部，这个斯巴达人找了个巧妙的借口，却没能想出对策；最后还是色诺芬提出对策，他的部下抓了两个俘虏。他下令杀了其中一个，而且让另一个眼睁睁看着，然后逼迫生者帮助希腊人渡过难关，这些困难由这名活着的俘虏的同胞一手造成，并且为希腊人作向导。穿越卡杜客人地区的旅程，又一次展示了希腊人，特别是色诺芬的勇敢和机敏。尽管曾经与这些蛮人有过恶战，色诺芬还是通过和议，索回了希腊战死者的遗体，并以最隆重的仪式安葬了死者。

他们从难行、危险的卡杜客山区下行至阿美尼亚。它地处平原，这里的气候好像可以让遭受了前一个地区及其居民的摧残之后的希腊人好好松一口气。可是，一条难以渡过的河流截断了他们向阿美尼亚继续推进的路，河对面还有一支敌军阻拦希腊人渡河，军队中有波斯人、波斯雇佣军，还有阿美尼亚人。另外，一股卡杜客人的武装力量重现在希军后部，同样是试图阻挠他们渡河。希腊人再一次陷入危难之中。在那样的境况之下，与库那克萨战役之后的那个晚上一样，色诺芬夜晚得了一梦，这个梦没有上一个梦那么恐怖。天一破晓，他就将梦告知克理索弗斯，解释了此梦的吉利之处，这种解释出自色诺芬。将军们到齐之后，他们就开始祭神，结果征兆从一开始就是大吉，这就确证了色诺芬的梦。这时有两个年轻士兵向色诺芬报告，他俩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浅水处，当时色诺芬正在吃饭，不过只要事关军务，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找他。色诺芬向诸神致谢，感谢诸神所赐的那些梦以及其它帮助，并立即将发现浅处的事情告诉克理索弗斯。渡河之前，克理索弗斯头戴花环，祝史们向河献祭；兆头也吉利。情势如此，希腊人顺利渡河也就不足为怪了。与“雅典人忒奥波姆颇思”，此人像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的话相反，武器和美德不是希腊人手中仅有的好东西；或者，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说，神的恩惠以某种必然性跟随着希腊人恪守誓言的行为。假如有人补充说色诺芬的虔敬与强硬、精明、足智多谋的综合体很难区分，正是这种综合体将他与普罗克西弩斯区别开来，他在向德尔斐的神卜问时，这种综合体就已经显露了出来了，只要你愿意，你还是可以说，色诺芬特有的美德是虔敬。色诺芬的虔敬与尼齐亚思（Νικίας）[ 译按，雅典政治家、将军，公元前470－413人，参修昔底德《波罗奔半岛战争史》卷七第二十三章第75至78节。]的虔敬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进入阿美尼亚之后，他们行至西阿美尼亚，此地属提里巴左思（Τιρίβαζος），此人是波斯国王的一个“朋友”。提里巴左斯有心与希腊人缔结和约。尽管希腊人曾两次领教过国王和蒂萨弗尼斯的违约，将军们还是接受了提里巴左斯的要求。但他们小心防范波斯人再次毁约。暴雪天既帮助了希腊人又阻碍了希腊人。色诺芬又为人们找了出路。有几个希腊士兵蓄意烧毁了他们住过的房舍，违背了合约；因此受罚去住破营房。大军继续在阿美尼亚前行，深雪使人们步履维艰，北风凛冽，迎面袭来，把人都冻僵了。这时，一名祝史让大家向风神献祭；祭祀过后，每一个人都显然感觉到：暴风的淫威大大减弱了（Ⅳ.5.4）。“每个人都明显感觉到”要比“据说”更值得信赖。由于大雪覆盖，很多人饥肠辘辘，甚至病倒了；一开始色诺芬还不明白麻烦出在哪里，当他从一个有经验的人那里得知实情后，便采取了应对措施。

虽然敌对的卡杜客人让希腊人遭受了不少困厄，但阿美尼亚的行程很愉快，当地人十分友善地接待了他们。色诺芬成功地在短时间内与一位阿美尼亚村长（κωμάρχης）建立了最亲切的关系，这是军队受到礼遇的重要原因。他们得到了充足的生活供应，其中还有一种上等好酒。次日，色诺芬在村长陪同下去视察士兵的状况。他看到大家都在胡吃海喝，神情愉快，而且热情好客。色诺芬和克理索弗斯在村长的帮助下得知，养在此处的马原来是敬献国王的供品。色诺芬牵了一匹公马驹当坐骑，把自己原来那匹老态龙钟的马交给村长去喂肥，将来作献祭的牺牲，因为他听说它是太阳神（ἥλιος）的圣物。他还让他的高级军官们每人牵了一匹马。（国王的供品马一共是十七匹；村长的女儿九天之前出嫁，九是十七的中间数。【Ⅳ.5.24】色诺芬最初的三次演讲中正好十七次提起诸神，他以三次演讲，成全了自己的上行【Ⅲ.1.15-2.39】）。

现在我们或许是时候回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第四卷或者行经卡杜客人领地和阿美尼亚的那段旅程位居《上行》中央呢？再补充一点，只有在卷四中没有出现正式的宣誓（比如“以宙斯的名义，”“诸神在上”等）。卡杜客地区的行军最为坎坷，而作者笔下的阿美尼亚之旅充满了欢乐。卡杜客人和阿美尼亚人正好是两个极端。让我们从《上行》转向《居鲁士的教育》（Ⅲ.1.14和38－39），通过这部作品，也只有通过这部作品，我们才能够解释《上行》何以赋予阿美尼亚好名声。阿美尼亚国王的儿子有一个朋友是“智术师”，这位智术师重蹈了苏格拉底的覆辙，国王嫉妒这位智术师，他的儿子对这位智术师的敬重超过了对父亲的敬重，于是国王指控那位“智术师”“败坏”了自己的儿子。阿美尼亚在雅典人那里就是“蛮子”的代名词。这样看来，《上行》中的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敌对毫不重要或者只占次要位置就不是十分正确的观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能够比以前更好地把握色诺芬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区别。阿美尼亚的代名词对于苏格拉底而言丝毫没有什么报复学生父亲的欲望在里面。更确切地说，色诺芬不相信美德就是：向朋友们施惠要超过朋友们对自己的恩惠，伤害敌人要倍于敌人对自己的伤害；他巧妙地拒绝了苏格拉底试图灌输到克利托布勒斯心里的美德观念（见《往事》Ⅱ.6.35；Ⅱ.3.14），即贤人的美德，据说居鲁士在极高的程度上具备这种那个美德（《上行》Ⅰ.9.11，24，28；另参《上行》Ⅴ.5.20）。不仅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王制》335d11-12）指出过这种美德观值得推敲之处，而且色诺芬的两个美德列表也指出过，一张列表中“勇气”（或男子气）没有出现，在另外一张中，正义被等同于绝不，哪怕最轻微地伤害任何人（《往事》Ⅳ8.11和《辩护15-18》）。

色诺芬的上行，或者说他那与生俱来的优越，在他与克理索弗斯之间唯一一次产生了严重嫌隙的事件上体现出来。色诺芬把村长派到克理索弗斯那里当向导。这个阿美尼亚人没有按照克理索弗斯的意思好好带路，于是这位斯巴达人揍了人家，却没有把他捆住，结果阿美尼亚人跑脱了（Ⅳ6.3）；要是换上普罗克西弩斯，他绝不会打村长；克理索弗斯打了人，正像克里尔库斯也会动手一样，但是克理索弗斯没给人上绑；如果情势所迫，色诺芬也会打那个村长，可他必定会防患未然，把人捆牢；色诺芬一贯保持着恰当的分寸。

过了一些时候，怀有敌意的当地人截断了希腊人的去路。克理索弗斯召集众将商讨对策。议事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色诺芬也热切期望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越过障碍；他提议以最简易的办法克敌：不应该以正面进攻的方式夺取敌人的据点，而是以计谋取之，即“偷袭。”色诺芬夸奖斯巴达的统治阶层在偷窃上都训练有素。这一举动赢得了克理索弗斯的好感，这位斯巴达人友好地回敬道，雅典人窃取公款的本领大得很，从雅典人中意选择那些贼艺超群的人来做他们的领导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克理索弗斯举出一些修改意见后，大家决定就按照色诺芬的方法行事。结果，大功告成。不久，又生变故，色诺芬凭着机敏的判断力，而不是像克理索弗斯一样只是一味地好勇斗狠，带领大军又一次越过另一撮蛮子势力的阻截（Ⅳ7.1-14）。又经历了一些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希腊人终于看到了大海。色诺芬率领着殿后部队，可谓是最后一位看到如此激动人心和美不胜收之景象的希腊人。可是这并未降低他那伟大的成就：正是他审慎的建议将希腊人从国王以及其它蛮族的杀戮中拯救出来。

如果有谁对上面的事有任何怀疑，希腊人举办的盛大、庄严、欢快的庆祝仪式会打消疑窦，他们来到位于黑海岸边克尔士思（κολχίς）境内的希腊城市特拉佩组斯（τραπεζοῦς）后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在克尔士思停留了三十天左右，在此期间，他们获得了充裕的给养，部分是劫掠而来，部分系从特拉佩组斯人手里买来。他们准备向诸神还愿，向救主宙斯、领路神赫拉克勒斯和其他神献上祭牲。德尔斐的阿波罗告知过色诺芬应该向哪些神献祭，色诺芬除了向苏格拉底透露那些神的名字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但是，在此处，他似乎亮出了那些神的身份（Ⅲ.1.6-8）。

军队如何返回真正的希腊本土成了目前最紧要的问题。他们一致赞同经海路返回。克理索弗斯承诺，如果派他去找斯巴达海军将官，他将带回所需船只。全军上下对此提议是一片赞扬声。只有色诺芬一个人对前景不太看好，他警示士兵们，谁也无法肯定克理索弗斯一定会不负使命地归来。他还规定了在克理索弗斯离开期间大家必须做的事情以及行事方式。当色诺芬说到他们将来可能会不得不继续从陆路前进，因此应着手令沿海各城修缮道路时，士兵们一片哗然，大肆抗议：无论如何，他们再也不会走陆路。色诺芬非常明智，他没有让大家当场表决自己的提议。但他还是说服那些城开始修路，凡认为必要的事情，色诺芬绝不会轻易放弃。有些士兵把色诺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结果死于敌手。

克理索弗斯离开后，色诺芬实际上成了全军的最高指挥。特拉佩组斯人不想因为希军的供应之事交恶于克尔士思人，于是就把这支希腊军队引至德里垒（Δρίλη）人的地盘。这可是黑海岸边最彪悍的一群人，他们居住的地方难以通行。希军的轻装部队未能拿下敌人的堡垒，而此时又绝对不可撤退。在此紧要关头，人们请色诺芬做出决定，他同意军官们的意见，派重装部队对要塞发动强攻，他相信祝史们说过的吉兆（Ⅴ.2.9）。人类理智的意见与神的预示完全吻合：重甲兵攻克了堡垒。但战斗尚未告终；显然是色诺芬最先发现某些防守牢固的高地上还有敌军。这就是说，其他军官们的观点和祝史们的观点一致，只有色诺芬另有想法。在色诺芬介入之前，形势真是令人绝望之极。十分出乎意料的是，突然之间某位神赐给希腊人一种自救的计策：一个人，只有神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以及如何放火烧了一所房子，这一烧把一些敌人烧得痛楚不堪；色诺芬受到机遇送来的这个启发，下令烧掉所有房舍，也就是将全城付之一炬。一开始还是称“某位神灵”，现在则称“机遇”：神或机遇（deus sive casus）。自然是某种不同于人类理智的东西，或者从人类理智良好的理解力来看，是某种高于人类智慧的东西成就了希腊人的胜利（《往事》Ⅰ.1.8）。这种东西就是色诺芬对超人、对精灵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将他与其他军官区分开来，在他成为全军实际的主帅之后，他的信仰就特别清晰的流露出来。我们不禁会琢磨：色诺芬超乎寻常的虔敬与他超乎寻常的智谋是如何并行呢？作为一介凡人，他不会比任何神更强大。但他不可能一度比某位神更精明吗？无论一个奴隶怎么狡猾，都不可能比他的主人更精明吗？然而，诸神与人类不同，诸神无所不知（《往事》Ⅰ.1.19，请对比《会饮》4.47）；因此，诸神可以看穿人类的每一出诡计。但是，赋予诸神全知全能的神通，确实不是人类的骗局，而是对诸神灵的奉承吗？色诺芬或者说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仍然面临着巨大困难，这种巨大的困难与下面的事实相关：在色诺芬看来（或色诺芬和苏格拉底看来），通晓涉及到诸神的法律或法律在诸神的事情上确立了什么的人才是虔敬之人，以至于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什么是法律？”（《往事》Ⅳ6.4和Ⅰ2.41-46）。仅凭对《上行》文本的解读还不足以解决这种困难。下面这种说法或许既是更加简单，又是更复杂：色诺芬或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从来就没有讨论过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神是什么?”

希腊人最终被迫由陆路离开特拉佩祖斯。两位年事最高的将领只带着那些最孱弱的人乘船离去。第三日，步行的军队抵达克拉苏思（κερασοῦς），一座属于希腊的沿海城邦。他们逗留了十天，重新检视了全副武装的部队，人数共计八千六百，这也是存活下来的人数，而当初大约有一万多人。之后他们分发了战利品换来的钱财，并且将献给阿波罗和以弗所的阿尔特米斯的十一捐拨出。每个将军都把自己保管的那份安放在神指定的地方。色诺芬详细讲述了自己向阿波罗捐钱还愿的过程。说到向以弗所的阿尔特米斯进献，色诺芬碰上了困难，因为那时雅典已经将他流放，罪名是他与斯巴达人一起攻打他的祖国，而斯巴达人将色诺芬安置在思栖庐，他听从阿波罗的神谕，在这个地方为阿尔特米斯购置了一块圣地。这块土地猛兽遍布，适合狩猎。色诺芬邀请所有邻人参加打猎，以此礼敬狩猎女神。色诺芬建立了庙宇供奉女神，以代替以弗所的阿尔特米斯神庙。如果色诺芬在神的保佑下返回希腊之后，弃绝了他的虔敬或对虔敬之事所有懈怠，那可真是令人震惊的出格之举。色诺芬笔下对思栖庐生活的描述适宜地总结了他描写的那段他在克理索弗思离开后担任最高领导的日子。

希腊人从克拉苏思出发，两队人马，一路走乘船、一路人马在陆地上前进，到达莫叙诺伊柯（Μοσσύνοικοι）人的山区.。首先遭遇的一拨莫叙诺伊柯人企图阻止他们经过，但色诺芬同另一伙莫叙诺伊柯人已经联手，原来这两拨莫叙诺伊柯历来就是对头。可是攻打敌人堡垒的结果是可耻的失败，不仅希腊人的蛮人盟友落败，而且那些出于自己的自由意愿，为了抢掠而与蛮人盟友共同作战的希腊人也落败了。翌日，希腊全军得到吉兆后，对敌人发动了进攻，大获全胜。盟友莫叙诺伊柯人自然热情接待了希腊人。希腊人觉得，这些莫叙诺伊柯人是他们此行见到的最不开化的一群人，此处的风俗与希腊简直有天壤之别。他人只会私下干的事，莫叙诺伊柯人堂而皇之地做；而独处时他们行事又如在人群中一般，自言自语，自说自笑，随处跳舞，好似对着一大帮观众一样（Ⅴ.4.33-34）。先前我们倾向于认为卡杜客人和阿美尼亚人是希腊人遇到的两个极端类型。现在我们看到，比起卡杜客人或阿美尼亚人，莫叙诺伊柯人与希腊人更加格格不入。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莫叙诺伊柯人就处于“自然状态”中，这一点无须多言；与其它部族相同，他们生活在律法之下。所有人都生活在律法之下，就这一点而言，律法对于人来说是自然的东西，或者说律法是人天性的一部分。因此，绝对有必要区分自然与律法（另参《齐家》Ⅶ.29-30和《希耶罗》3.9）并且保存两者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观察到极端蛮野之人的一些特性与苏格拉底的一些特性之间的相似之处，那么，自然与律法之间貌的似悖谬就会变得可理解一些（另参《会饮》2.18－19；柏拉图《会饮》175a-b3，c3-d2，217b7-c7，220c3-d5）。

当希腊人来到提巴壬内尔（οἱ Τιβαρηνοί）人境内，将军们都主张攻下提巴壬内尔的堡垒。但他们最终没这么做，因为祭兆不吉，祝史们一致声称诸神不允许这场战争。他们平静地穿过了提巴壬内尔人的土地，行至科图奥拉（Κοτύωρα），一座希腊城，西诺坡（Σινώπη）人的殖民地。他们在这里待了四十五天，向诸神献祭，每族希腊人都列队游行并举行运动竞技大会。说到粮草，他们不得不靠武力获得，因为没有人肯卖给他们什么。西诺坡人害了怕，派来使节团。使节团发言人赫卡托纽莫思（῾Εκατώνυμος）是公认的聪明演说家，他在希腊人面前展示了他雄辩术的威力。他首先向希腊士兵发表一小通友善之词，紧接着就抛出了一种相当巨大和带有侮辱性的威胁：西诺坡人可能会联合帕弗拉戈尼亚（Παφλαγονιά）人和其他任何反对色诺芬军队的人。色诺芬将对方的威胁化于无形，他首先将西诺坡人的风俗、行事与特拉佩组斯人做了对比，甚至与其他蛮族做了对比，然后针锋相对地回敬了对方一个更有效的威胁：色诺芬的军队无论如何都同样可以和帕弗拉戈尼亚人联手。色诺芬的这番讲辞使郝卡托纽莫思在同行的使节中失去威信，西诺坡人与希腊军队鱼水和谐。色诺芬已经完全驳倒了不义的指控，保全了军队；他可能与蛮人们联手向希腊人发动战争，他将这种可能性展现为一种纯粹的自我保护行为，以此为自己的正义提出了一种标志性的证据。

其实，和谐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完美。第二日，将领们集合全军并召集了西诺坡的使节们，商讨如何继续行军，经陆路还是坐船；无论选择哪个，他们都需要西诺坡人相助。郝卡托纽莫思仍旧第一个发言。他一口断定希军全然不可能从陆地上穿过帕弗拉戈尼亚，唯一的方式就是乘船到赫拉克勒亚。并不是所有的希腊士兵都信任此人，有人疑心他私底下是帕弗拉戈尼亚国王的朋友，但大家还是决定走海路。色诺芬警告说，只有当所有的士兵都确定无疑地可以上船，也就是说船只足够时，希军才接受郝卡托纽莫思的方案。此时希军与西诺坡人需要重新商议。在这种情境下，一想起这一支位于偏远之地、浩浩荡荡的希腊武装力量，色诺芬脑中浮现出这样的构想：如果这些士兵建立一座城邦，以此扩大希腊的疆域和势力，将会是一桩辉煌的事业。这应该会成为一座大城，如果将这支军队的规模与已经居住在当地的人数相加的话。色诺芬没跟任何人讲他的想法，他首先向神献祭并咨询了居鲁士的祝史。但那位祝史急不可耐地要回家，因为他钱囊鼓鼓，里面塞满了居鲁士的付给他的钱，因为他卜算准确。于是这位祝史便在军中散布色诺芬的计划，还咬定色诺芬是出于一己之私欲，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和权势才构想建城。

我们似乎到达并已超越了色诺芬上行的顶峰。假如“在某块蛮荒之地”（柏拉图《王制》499c9）开辟创建一座伟大的希腊城邦已经提升了色诺芬的声望与权力，难道那种声望和权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吗？他的行为难道不是有益的行为，既有利于他自己，又有利于希腊，因而也有利于全人类吗？作为一个显然是出于非常鸡毛蒜皮的（firvolous）原因才加入居鲁士征伐行动的无名之辈，凡是人们能够期待这样的一个人做出的事，而且不止于这些事情，难道色诺芬不曾公正、虔敬地完成吗？色诺芬不但在最高的程度上适合担任军队的最高统率，而且在最高的程度上适合成为一座城邦的创建者，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尤其是身后，他都配得上最高的荣誉：一位城邦的始创者应该享有的荣誉。但是，在最后一刻，不是某种神圣的恶意（any divine ill-will）而是一个贪婪的祝史，剥夺了这种至高无上、且非常般配的荣誉。不消说，诸神没有在那件事情上对色诺芬施以援手。

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地留意真正的难题。当士兵们听说了那个计划，即要在远离希腊的土地上建城，大多数人都予以反对。全军集合时，一些人发出诘难。色诺芬沉默地听着。曾经与色诺芬一起领导殿后部队的提马颂（Ⅲ.2.37-38）宣布：一个人绝对不能将任何事物看得高于希腊，因此别妄想留在黑海（Ⅴ.6.22）。提马颂心照不宣地，也许是浑然不知，在反对普罗克西弩斯向色诺芬发出的邀请，因为普罗克西弩斯的邀请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认为居鲁士对自己比祖国对自己更好，可能是正确的想法（Ⅲ.11.4）。色诺芬没能答复这项严厉，或许还隐晦的指控：一个人能够将一位蛮族的王子或国王看得比自己的祖国高许多，难道这种思想不是极度不义的行为吗？甚至可能是色诺芬不义的根源？

然而，我们再重复一遍，色诺芬依旧一言不发。有人责备色诺芬谋划着私下说服士兵并私下献祭，而不是面对全军公议此事，这时，色诺芬被迫起立发言。他开始陈述：他们自己都看到了，因此他们都知道，他尽力就士兵们的事和自己的事多多献祭，就是为了凭借言、思、行，得到对士兵们、对自己而言最高贵和最好的东西。换言之，这位祝史将色诺芬的利益与士兵们的利益区分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纯属造谣生事。当时，色诺芬继续说，他独自献祭是为了确定哪种做法会更好，告诉士兵们然后动手做相应的事情，还是完全不触及此事（Ⅴ.6.28）。用平实的英语来说，色诺芬的话意味着他考虑过创建一座城邦， 他没有就这种想法的可行性咨询过祭兆。色诺芬收到普罗克西弩斯的邀请时，他的反应与这一次极为相似，他违背了苏格拉底的意思，向德尔斐的神询问的内容不是应否参加征伐，而是他应该向哪些神献祭、祈祷才能最高贵地成行（Ⅲ.1.7）。然而，两种情形还是存在重大的区别。对于普罗克西弩斯的邀请，色诺芬是自己决定参加居鲁士的征伐队伍；而在建城一事上，色诺芬是从那个祝史身上获知最重要的一点，即兆头吉利，所以他考虑建城并没有什么过错。思是一回事；言和行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既不是凶兆也不是色诺芬自己的决定，而是那位祝史阻挠色诺芬就言、行之事咨询祭兆。事情的原委如下。这位祝史曾如实向色诺芬禀报了祭兆，因为这位祝史知道色诺芬也深通此道；但添枝加叶地警示色诺芬说祭兆显示有人正在针对色诺芬策划骗局和阴谋；因为他知道，其实哪里是什么兆头，就是他自己密谋在士兵们面前诋毁色诺芬，扬言色诺芬准备不征得军队的同意就创建城邦。色诺芬驳倒了祝史的指控。然而，现在色诺芬继续说，如果大多数人反对，他自行放弃他的计划，他还提议，任何人在行军结束之前开小差都要受到惩罚。此提议全军通过。这个决议自然使得那位祝史十分窝火，他是恨不得即刻回到家里。他身单影只，抗议也是徒劳，对将领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这种情况与军中一些更有权势的成员不同，这些人曾与黑海的希腊人联手密谋扳倒色诺芬。流言不胫而走，说色诺芬并未放弃建城计划。外面已经涌动着一股叛变的气息，色诺芬认为最好集合全军，召开大会。

色诺芬轻而易举地向那些甚至愚钝不堪的人展示了他们的愚蠢之处，竟然相信色诺芬能够以在亚细亚建立一座城邦的计划欺骗全军，而绝大多数人，即使不是全部，除了他自己，都急于返回希腊。不管这犯傻式的栽赃是一个人所为还是众人所为，都是忌妒心在作祟，这种妒忌自然会尾随色诺芬享有的各种盛誉而来，而他的各种盛誉是其巨大功德自然的果实。他从未妨碍任何人以言论、战斗或操心(being awake)这些方式获取相同或更伟大的功绩（Ⅴ.7.10）。“言论、战斗或操心”的三分法代替了“言、思、行”（Ⅴ.6.28），但是现在“战斗”取代了“思”在先前的讨论中占据的位置，因为，当我们讨论那一段落（译按，指Ⅴ.6.28）时，“思”对于给定的原因而言是关键的因素；现在“操心”占据了“思”的地位，因为“操心”本来就是“忧思”，是一种特殊的思考（μέριμναι，φροντίζειν）。色诺芬情愿将自己的权威转让给任何一个分享他放下的东西（his deserts）的人，但只是稍微情愿而已。他的自我辩护到此结束。但他又补加了重要的一点。威胁着军队的最大危险不是建城计划或类似的事情，而是纲纪松弛引发的可怕罪行，色诺芬零零碎碎得知了一些，现在他第一次向士兵们和盘托出；纲纪松弛将来必定会演化为纲纪尽丧。色诺芬从自卫转至反击，而且转换得精彩绝伦。士兵们自发提议并表决通过了下面这个规定：从此以后，对犯罪者要严惩不怠；胆敢图谋不轨者，要予以审判以决定其生死；居鲁士已死，就由将军们组成审判团负责处置违法乱纪的行径。色诺芬建议军队举行涤罪仪式，祝史们也赞同，于是举行了涤罪仪式。

虽然色诺芬已经转守为攻，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结果是将领们也应当为他们可能已经犯下的过失承受指控，色诺芬没有交代这是谁的主意。色诺芬是遭受控告的将领之一。有人揭发他滥打士兵（ὕβρις），即无缘无故打人。这就意味着在当下时刻，色诺芬与普罗克西弩斯之间的差异变成了主题。无论是反驳滥打士兵的指控，还是反斥那些控告他违反军队意愿创建殖民地的人，对于色诺芬来说都是易如反掌。接下来，色诺芬请求士兵们不要对只对那些残酷的行为耿耿于怀，他是迫不得已、为了大家的利益而为之，还要记住他和善的行为。他的演讲以这句令人难忘的话结束：“铭记好事是一件高贵、公道、虔敬的事、而且也比记着坏事更愉快。”如果一个人已经安全摆脱了坏事，那么记着这些坏事也还愉快，尽管就快乐的记忆而言，好事比坏事更可取。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在最后的分析中，正义、虔敬和快乐之间好像存在一种和谐。难怪色诺芬总是尽量使用赞美之词而不是苛责之语。无需赘言，色诺芬的听众肯定接受了他在总结发言时提出的建议。

色诺芬受审的结局是被判完全无罪。苏格拉底受审的结局是他被判死刑，或许这件事情能够最清晰地展现色诺芬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别。但我们必须记得，色诺芬的建城构想也胎死腹中。

在第五卷中，色诺芬亲口发誓的次数比前四卷的总和还略多一些。

军中的不满情绪并不是完全不可见，正是这种股不满情绪引发了对色诺芬的指控。如果我们并不是“过度虔诚”（希罗多德Ⅱ.37.1），也没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强迫我们非得过度虔敬，我们或许就得承认，色诺芬已经完全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虔敬；但是他证明他的正义了吗？他驳回那个含蓄的指控，即指责他把某些东西看得高于希腊了吗？更进一步说：完全献身于希腊就是正义唯一乃至最高的体现吗？难道一个人必须，正如在马的事情上一样，更中意本地出产或喂养的马，更喜爱祖国的孩子，而不是最优秀的人吗？[ 《居鲁士的教育》Ⅱ2.26.学者达克恩斯（Dakyns）认为：“色诺芬的视角宽广：美德并非仅限于城邦民，但我们拥有全世界的精粹。普世性的希腊主义（Cosmopolitan Hellenism）”。]色诺芬笔下的这支军队，不，这个政治社会，是根据《居鲁士的教育》中的那条最高的原则（this highest standard译按：指正义）组建而成。从正义观的角度来看，《居鲁士的教育》中的英雄，老居鲁士与《上行》中的色诺芬有何不同？老居鲁士的功业部分得自他出身的优越，他的继承：他身为双料世袭帝王谱系中的子嗣；而色诺芬没有这样的祖荫。假设从最理想的立场来看，只有具备治国知识的人才有资格统治，而不是世袭使人获得统治资格（另参《往事》Ⅲ.9.10），那么，治国的知识就不需要一些铁的成分，即暴虐和野蛮，以便成为合法的统治，也就是让自己的统治在政治上行得通吗？用伯克（Burke）最喜欢的一个词来说，“药方”难道不是一个非专制政府、合法性必不可少的要素？总之，正义是个模棱两可的词；它也许意味着这个人的美德就在于向朋友们施惠要超过朋友们对自己的恩惠，伤害敌人要超过敌人对自己的伤害（《往事》Ⅱ.6.35）；也许意味着苏格拉底式的美德，即正义就是即使在小事上都不要伤害任何人（同上，《往事》Ⅳ8.11）。毫无疑问，色诺芬的正义是某个人的正义，因为我们很难说他的正义是苏格拉底式的正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地位接近于老居鲁士的地位。下面的事实对问题的解决会让我们十分满意。老居鲁士打完第一次战斗之后，曾盯着惨死敌人的脸庞，而他的外祖父，米底亚暴虐的老王，都不忍目睹惨状（《居鲁士的教育》Ⅰ.4.24）。残忍的确是此类军事领袖必不可少的品质（《往事》Ⅲ.1.6），但残忍也分三六九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色诺芬介于老居鲁士和苏格拉底之间。色诺芬通过这个中间地位向我们展现的是正义问题，而不是他的优柔寡断：正义既需要一个男人的美德（并且也最好脱离了残忍），也需要苏格拉底的美德；前一种美德最终指向苏格拉底的美德，而苏格拉底式的美德则需要前一种美德作基础；这两种美德都无法充分地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处。色诺芬可能已经认为自己最接近于兼容两者于一身的状态，他自己最清楚这种接近的状态。（另参施特劳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第144页）可以确定的是，色诺芬（与柏拉图不一样）展现的是自己不同于苏格拉底的一面。

色诺芬被判无罪，军队恢复了军事纪律，希腊人与帕弗拉戈尼亚人缔结了和约，有一段时间希腊人曾靠掠夺帕弗拉戈尼亚人获得给养。就在这些事情发生后不久，克理索弗斯回来了，他没有如约或如愿带回船只，但捎来了阿那克西比奥思（᾿Αναξίβιος）的表扬和承诺：大军如果顺利离开黑海，他就会雇佣他们加入他的部队。这番话使得士兵们更加急切地盼望着快快返回希腊，因此也是盼望他们可能带回家的钱财。士兵认为，如果他们为全军推选出一位单独的指挥官，他们就可以最顺利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独裁统治的明显优势（更保密，快捷等等）更适合这一类目的。军官们告知色诺芬这支队伍想让他担任独裁指挥官，他们试图说服他接受这个职位。色诺芬对这样的未来并不是完全排斥：成为独一无二、至高无上、不隶属于任何人的统治者；他考虑到这个职位会提升他在朋友圈中的声誉，提升他在雅典的声望，另外他还可能为军队做些好事。然而，当色诺芬考虑到目前每个人都是前途未卜的时候，他认识到危险也会伴随这个高高在上的位子而来：他甚至会丧失以前获得的名望。他自己相决不下，于是与那位神商议自己的困境，任何明理之士面临两难时都会这么做。他向宙斯王献上两头牺牲。这位神明确地告诉色诺芬：对这个位子不应汲汲而求，即使被推选上，也不要接受。神谕倒没有那么清楚地显示什么凶兆。但色诺芬没有直接说出神谕的事，他立即快速总结了一下自己先前的经历，这些经历中都含有与命运相关的预兆：他企图建城的事，可能还有他遭受指控的事，都为解释原先的预兆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色诺芬之所以向王者宙斯咨询，是因为德尔斐的神谕向色诺芬点了宙斯的名。更进一步来说，色诺芬认为，在他着手与其他人一起照管全军时，也就是将领们遇害之后，正是这位宙斯神赐梦于他；这场梦的意思晦暗不明（Ⅲ.1.12），起初色诺芬将它看作上上大吉之兆。最后，色诺芬回想起来，当他从以弗所起身前去加入居鲁士的队伍时，一只鹰卧在他右边尖叫；一位祝史解释说这是大吉之兆，绝非针对一介无名之辈，它预示着盛大的名誉和巨大的艰辛，因为鸟最容易攻击卧鹰；因为翱翔的鹰比卧鹰更有可能攫取它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兆头不是发财的征兆。

有人会暂时倾向于认为，当选为全军的最高指挥、当选为“君主”（Ⅵ.1.31），而不是成为一名黑海边希腊城邦的创始者，才是色诺芬上行的顶端（另参《居鲁士的教育》Ⅷ.2.28；亚理士多德《尼各马科论理学》1115a32）。但是“君主”能够与“创始”同等威严，同等神圣吗？

在士兵集合大会上，任何发言者都主张推选全军指挥，此提议悉数通过，色诺芬获得提名担任此职。就在色诺芬几乎当选之际，他出面阻拦，他必须尽己之所能，清晰、有力地陈述拒绝当选的理由。诸神已经按照既定的方式给出了理由，但是，在色诺芬向军队发表的演讲中，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此事保持沉默；他首先是为了自己而私下保持着虔敬的思想。在他的公开演讲中，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上来就是一通公开和政治的讲话。其中原委可能如下所示。他不仅希望避免自己当选，而且给军队一些引导，即他们应该选谁。在引导一事上，他并没有神谕的指示。所以他必须自己决定，就像他在德尔斐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普罗克西弩斯的邀请一样。有一位斯巴达人就在军中且堪当此任，因此色诺芬反对大家推选自己做最高指挥；在这种情况下选色诺芬，对军队和色诺芬本人而言都不大妥当。斯巴达人在不久前的战争中已经以行动表明，他们决不会允许领导权落入一个不是斯巴达的人手中（Ⅲ.2.37）。色诺芬向全军保证,，他不会那么傻，自己没当选就去搞分裂：战争期间与最高指挥对着干就是跟自己的性命过不去。我们千万不可小觑了这段看似漫不经心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色诺芬作品中那种半真半假的亲斯巴达倾向。色诺芬在这句话里指明了斯巴达的强势以及斯巴达人对这种优越的执著，人们据此得到的第一印象更应该是：色诺芬反斯巴达。色诺芬是不是有意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从而警告那位暴躁的斯巴达候选人，当选后切勿滥用职权？如果是的话，在何种程度上是呢？这些都不好说。波罗奔半岛战争的现身也有助于，甚至非常有助于说明下面的命题有待商榷：忠诚于希腊才是正义唯一和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如何，色诺芬此时不得不消除这个貌似亲斯巴达的行动造成的影响。以所有男神和女神的名义发誓之后，色诺芬说，诸神已经晓谕他不要做“君王”，接受这个职位对军队，尤其对他本人非常不利，神的告谕连占卜新手都可以一眼看出来（另参《往事》Ⅰ.1.8）。不用说，克理索弗索斯当选为唯一和绝对的全军指挥。此人欣然接受了这一荣誉并印证了色诺芬的猜测：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会有一段冰封期。最高统率的人选仅仅在色诺芬与克理索弗斯之间游移，这个事实说明，希腊霸权的争夺仍旧是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争斗。因此将正义等同于对希腊忠诚就十分成问题。

在克理索弗斯的领导下，大军沿海岸航行，第二日来到赫拉克勒亚，一座希腊城。军队又必须重新决定日后的行程，走海路还是陆路。还有一个与此不可分割的问题：如何供给部队。有一个曾经反对色诺芬建城计划的人提出，他们应当向赫拉克勒亚人要钱，难道不应该为了这个目的而选派一个人，当选的统领克里索弗斯，甚或色诺芬去赫拉克勒亚人那里一趟？两位领导人都强烈反对向友好的希腊城施暴。士兵们于是推举出一个特派的使节团。但这些人遭遇了一部分赫拉克勒亚人的强硬抵抗。于是大部分士兵滋生了反叛情绪，他们都是阿加亚人和阿卡狄人，这时拒绝听命于一个斯巴达人或雅典人。之后，他们脱离了军队，选出了自己的十位将领。克理索弗斯的领导权大约一周之后嘎然而止：斯巴达的霸权终究是昙花一现。回头看时，我们看到神建议色诺芬勿做“君王”的事多么灵验。色诺芬为军队的分裂举动感到十分不快，分裂只会把各部力量都抛入险境。聂翁（Νέων）是克理索弗斯军中的二把手（Ⅴ.6.36），就要与上司及其队伍，也就是以前克利尔库斯的兵力，一道加入拜占廷的斯巴达将领麾下。聂翁说服了色诺芬，色诺芬之所以听从涅昂的意见，也许是因为它与引路神赫拉克勒斯的神谕相合；据我们所知，这个神谕肯定在色诺芬的预料和猜测之外。但是，这一点就十分正确吗？色诺芬正思忖着离开部队坐船回家，于是向赫拉克勒斯献祭卜问。神的预兆示意他应该与士兵们在一起。究竟是赫拉克勒斯的指引，还是色诺芬的抑或是涅昂的说服，这完全是一种俗人的说服，对色诺芬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哪种程度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呢？我们不可能知道答案。整支军队分裂为三部：阿卡狄亚和阿加亚人组成一部、克理索弗斯一部和色诺芬的一队人马。每支部队都以不同的方式朝色雷斯进发。

阿卡狄亚人（和阿加亚人）夜间在卡尔培（Κάλπη）港下船后，就立刻占领了附近物产丰富的村庄，他们确实掠夺到不少战利品。当色雷斯人从这措手不及的偷袭中缓过神之后，就消灭了许多攻击者，还切断了敌方的后路。克理索弗斯乘船安全到达卡尔佩港。色诺芬这位唯一手中尚有骑兵的希腊将领，从他的骑兵那里得知了阿卡狄亚人的遭遇。他召集了士兵，向大家声明：目前的情势要求他们援助阿卡狄亚人。他总结道，神意如此安排，可能就是为了让那些浮夸者自食其果，而我们这些永远谨遵神旨的人将拥有更体面的命运。他已经周密部署了救助行动。提马宋负责带领骑兵在前开路，并且要虚张声势，给敌人造成这样的错觉：前去为阿卡狄亚人解围的部队比它实际的规模要庞大得多。色诺芬的军队第二天早上做的第一件就是向诸神祈祷。凭借那位神的意愿也好，凭借色诺芬的主张也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三部人马终于在卡尔佩重新聚拢。卡尔佩位于亚洲的色雷斯，此地丰饶迷人，以至于滋生出了这样的谣传：军队之所以被带到这里，是因为某些人策划在此地建城（Ⅵ.4.7）。尽管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家里贫穷才加入了小居鲁士的军队，但是挣钱、在返回希腊时囊中充裕是他们的目的。吸取了阿卡狄亚人惨败的教训之后，全军一致决定：恢复全军推选的将领们的权力，日后胆敢分裂军队者当以死罪论处。克理索弗斯因为服用医治高烧的药一命呜呼。他一死情况就更为简单：聂翁接任了他的指挥权。色诺芬以一种任何凡人都无法预见到的方式成为了“君王”，而他的建城构想一如先前，仍旧是空中楼阁。尚未破解的疑难是：在斯巴达的霸权统治时期，一个雅典人如何克服了政治上的阻碍成为君王。我们几乎立即就可以明白，使阻碍得以克服的事件可以被理解成神的行动或色诺芬的虔敬。

色诺芬接下来向士兵们坦白，全军必须继续从陆上行走，因为没有船只，而且他们必须即刻动身，因为眼下已经没有足够的给养。然而，神的预兆却是不宜行军。人们心生疑窦，怀疑祝史听从了色诺芬的教唆而妄报祭兆，色诺芬肯定对建城之事念念不忘。由于连续几次献祭得到的都是凶兆，色诺芬拒绝带领部队去寻找给养。聂翁企图带着人从周遭的蛮人村落里强抢一些物品，结果遭到灾难性的报复。最后，来自赫拉克勒亚的一艘船运来了物资。色诺芬一大早就起来卜问前途，兆头吉利。一位祝史还从中看到另一个吉兆，因此敦请色诺芬领军前行迎敌（波斯人及其色雷斯同盟）。诸神从来没有这么持久地禁止希腊人将他们决意要做的事情付诸行动，这就为色诺芬展露他的军事和修辞才能开辟了天地。在后来的战斗中，希腊军队大获全胜。

这群希腊人还在等候克勒安德罗思（Κλέανδρος）到来，其间他们从附近物产丰饶的村庄获取给养，这些村庄几乎什么好东西都应有尽有。另外还有一些希腊城卖东西给军队。此时流言又起，说是就要动工建城，此地将会是一个港口。有的敌人甚至打算与这座将要创建的城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因此纷纷前来向色诺芬询问此事。色诺芬精明地藏身幕后。

克勒安德罗思终于到来，带来了两艘三排桨战船，但一只商船也没有。斯巴达人德克西珀斯（Δέξιππος）与克勒安德罗思一道前来，此人曾在特拉佩组斯相当放肆。克勒安德罗思与一位当选的将领阿加西亚（Ἀγασίας）之间爆发了一场居心叵测的纷争。尽管色诺芬和其他将领们全力平息，克勒安德罗思还是同德可西珀斯沆瀣一气并且威胁道：他要禁止任何城邦接待这支希腊雇佣军，“那时正值斯巴达称雄全希腊”（Ⅵ.6.9）。克勒安德罗思要求交出阿加西亚，但阿加西亚是色诺芬的好朋友。这层关系正是德可西珀斯中伤色诺芬的借口。将领们集合全军，色诺芬向大家阐明了日渐严峻的形势：每个斯巴达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希腊城邦为所欲为，冲撞克勒安德罗思将致使希腊雇佣军既不可能留在色雷斯也不可能航行返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服从斯巴达人的权威。德可西珀斯曾在克勒安德罗思面前诬陷色诺芬，说阿加西亚的叛乱出自色诺芬的指使。色诺芬向克勒安德罗思负荆请罪，并建议其他蒙受指控的人仿效他的做法。阿加西亚以诸神的名义，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的行为皆出自一己之意。他效仿色诺芬，甘愿听从克勒安德罗思发落。多亏了色诺芬的斡旋，冲突才得以平息：他拯救了自己，拯救了全军，这其中不仅有波斯人、其他蛮人，还有斯巴达人。

波斯省督法尔那巴祖思（Φαρνάβαζος）劝告斯巴达海军司令阿那克西比奥思将这支希腊大军由亚细亚运过去，他害怕自己的领地受到侵害。阿那克西比奥思向雇佣军的将领们保证，只要军队渡海到达欧罗巴，他就会雇佣它。惟独色诺芬不愿接受阿那克西比奥思的安排。鉴于阿那克西比奥思只不过是请色诺芬等军队渡海之后再离开它，色诺芬就同意了。士兵们进驻拜占廷，但阿那克西比奥思爽约，并未兑现承诺，付给他们报酬。阿那克西比奥思还企图利用这支军队攻打色雷斯人赛忒思（Σεύτης），他那时正在与赛忒思交战。阿那克西比奥思成功说服雇佣军开出拜占廷，直到士兵们发觉自己在报酬的事情上受到了蒙骗；这时他们要使用武力返回城中。激烈的冲突一触即发。色诺芬这个时候出面周旋，不仅为了拜占廷，为了整个军队，也为了他自己。士兵们一看到他，便一致宣称他的大好时机到了：“你有一座城，你有三排桨战舰，你有钱，你还有这么多的战士。”色诺芬先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召集全军，接着发言如下：仅仅为了报复某些斯巴达人的欺压，就洗劫一座完全无辜的城邦，他们就会成为所有斯巴达人，所有斯巴达人的同盟，也就是所有希腊人的敌人；波罗奔半岛战争的经历已经全面衬托出他们的意图和行为有多么疯狂；区区一支雇佣军，如果真要与斯巴达控制下的整个希腊打仗，他们必败无疑；所有的正义站在斯巴达那边，因为，受了一小伙斯巴达人的欺骗，就要洗劫一座完全无辜的城邦来报复所有的斯巴达人是不义的行为，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伤害过蛮人的城邦，现在却要第一次对一座希腊城邦下毒手；如此一来，这些雇佣军的士兵们将会遭到祖国的放逐，并因此而成为祖国和亲人的敌人。色诺芬警告大家：作为希腊人，他们应该遵从希腊的统治者，然后才去试着争得自己的权利。即使他们没获得什么权利，但至少要避免失去作为一个希腊人的身份。在色诺芬的恳请下，大军决定向阿那克西比奥思送信，以示完全服从。色诺芬通晓进退之机。至此，那些乐于将居鲁士看得高于希腊的希腊人，最终由于波斯人的背叛而不得不重新恢复希腊的合适地位。但是（更别说居鲁士发兵反对兄长的正义之处了）这还并非故事的结局。

阿那克西比奥思的回复不大友善。这让一个忒拜的投机者有机可乘，他蓄意捣毁了色诺芬的计划，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色诺芬独自与克勒安德罗思离开了拜占廷。后来，将军们无法就下一步往那里行进的问题达成共识。军队再次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这正是法尔那巴祖思和阿那克西比奥思乐意看到的结局。但阿那克西比奥思即将卸任，法尔那巴祖思再也无需曲意逢迎这位斯巴达海军司令了。这时阿那克西比奥思请色诺芬重返军队，无论如何也要将大军主力带回亚细亚。只要斯巴达有内讧（intra-Spartan jealousies），对斯巴达，因而也就是对希腊的忠实，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会不容易实现。

在这种情势下，赛忒思故伎重演，企图将色诺芬争取过来。克勒安诺尔和另外一名将领早就想着引军投奔赛忒思了，因为赛忒思的礼物打动了他们，但色诺芬拒绝了赛忒思的美意。新任的驻拜占廷斯巴达长官阿瑞斯塔科思（᾿Αρίσταρχος）禁止居鲁士的雇佣军返回亚细亚。色诺芬时刻防备，以免遭到斯巴达长官或波斯省督的出卖。他请示那位神是否应该投至赛忒思麾下。那时阿瑞斯塔科思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色诺芬得到吉兆，如果投奔赛忒思，他本人和军队都会平安无事。初次会面的时候，色诺芬和赛忒思各自坦白了想从对方那里得到的帮助。色诺芬特别强调，赛忒思应该尽心保护士兵们免受斯巴达人的戕害。在全军做出决定之前，色诺芬向他们陈述了阿瑞斯塔科思和赛忒思的承诺；他建议大家，当务之急还是立刻去一些能够安全获得给养的村庄。大部分士兵都认为赛忒思的提议更可取。就这样，居鲁士的雇佣军易帜，成了赛忒思的雇佣军。但赛忒思很快就清楚地露出了狐狸尾巴。他设宴款待指挥官们，却意在攒收礼物，尤其是色诺芬的礼物。色诺芬极度尴尬，因为他身无分文，轮到他进献时，仗着酒力，总算保住颜面，遮掩过去了。

色诺芬和他的士兵们忠诚地遵守协约；他们竭尽全力帮助赛忒思扫平了他的色雷斯对手。色雷斯的冬季酷寒逼人。这时，赫拉克雷德思（῾Ηρακλείδης），赛忒思的朋友，也称为代理人，心怀鬼胎，要克扣希腊雇佣军的军饷。当此人发觉色诺芬看透了他的阴谋之后，就极力挑唆赛忒思与色诺芬不和，并蓄谋煽动其他将领叛离色诺芬。色诺芬开始权衡继续与赛忒思相处下去是否明智。士兵们因为没有收到饷银便迁怒于色诺芬。就在这个时候，卡尔米诺思（Χαρμῖνος）和颇吕尼科思（Πολύνικος）奉命前来通知希腊雇佣军：斯巴达人决定讨伐蒂萨弗尼斯，因此亟需居鲁士的这支军队。赛忒思获得天赐良机，可以甩掉这支雇佣军，同时，就连欠部队的债也甩掉了。在全体士兵面前，两位斯巴达来使说明来意，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此时，一个阿卡狄人起身发言，矛头直指色诺芬，他斥责色诺芬为了自己捞到钱财，全然不顾士兵们的劳苦，把大家带到赛忒思身边，色诺芬实在是死罪难逃。色诺芬的上行最终成为最剧烈的下行。然而，我们难道不应该说色诺芬的辩护，其中包含了他那些广为人知的言行，比苏格拉底的辩护要简单、有效得多吗？赛忒思在最后一刻决意阻挠色诺芬同斯巴达人联合，于是在色诺芬面前中伤斯巴达人。色诺芬向救主宙斯请示，这位神打消了一切疑虑。

色诺芬与赛忒思达成了一种含糊的和解，赛忒思同意归还所欠饷银。之后，色诺芬与所有雇佣军士兵和好如初，并与斯巴达人达成明确的一致。色诺芬以行动印证了他的信念：希腊高于一切，高于居鲁士和其他的蛮人（Ⅲ.1.4）。但他并未告诉我们，在他心目中，祖国雅典高于居鲁士或斯巴达，因为雅典城已经将他流放（Ⅴ.3.7，Ⅴ.6.22，Ⅶ.7.57）。他告诉过我们这件事，却没有说明见放的情由。得知普罗克西弩斯的邀请后，苏格拉底顾虑重重。整部《上行》能够证实苏格拉底的忧虑吗？

色诺芬立即对波斯人发起进攻，缴获战利品是首要目的。这次战斗相当成功，色诺芬收获颇丰。

在第七卷中，神、誓言、出自色诺芬之口的正式宣誓出现的频率要高过前面所有的卷本。

高诺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