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之义：庙堂没了，江湖还在

《子弹》终于看完，俗话说：流氓没人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痞气十足的姜文，他的片子又从来不乏历史的厚重感，怪道冯小刚都感觉到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子弹》的男人味只是在阴盛阳衰的今天反其道而行之，其背后真正的经典源自时代赋予的的历史沧桑感和草根关怀。 都说《子弹》是一部纯爷们的电影，是姜文拍给男人看的。雄鹰、子弹、骏马、肌肉、胡子、喷涌的血液、连同女人都一改传统的健壮又风骚，光是这些就足以让那些快男好男花美男趴在妈妈怀里委屈的大哭。如果加上姜文添加的四种精神——忠义智勇，杀伤力确实不可小觑。电影开篇屡次提到腿。姜文说“我就是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师爷问：“美女不要，钱你也不要，你要什么呀？”姜文说：“江湖豪情侠胆柔肠之大腿”。男人怎能没有腿，上跪天地，下跪父母。黄四郎确实少了这条腿。姜片追求的精髓就在这句话中，这也是贯穿全篇的精神。六子剖腹验粉颇能让人联想到开胸验肺一事，在这场信义与狡诈的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勇猛刚烈被注入进来，结果信义受挫，姜文要追回的正是这兄弟之义而已。从意象和情感上来说这些元素已经相当有冲击力，而姜文真正的猛药还在后面。 至少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电影剧本原著马识途，一个是开篇和结束的背景音乐作者李叔同。此二人的作品《盗官记》和《送别》给《子弹》带来的是异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越嚼越香的无限回味。 从马拉火车的场景出现开始(历史上确有其事），我就明白，姜文的背后还有高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学文学系的马识途。其原著《盗官记》中散发出草根气息和中国情结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烙印。电影的时间切入点在民国八年，放眼望去，西式建筑，礼帽加马褂，马拉火车，玫瑰和牧师，好一幅中西混杂的民国场景。那一年换成公历是为公元1919，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年或者这前后的五年中国思想界正刮起一场飓风。晚清庙堂早在辛亥一役中就已颓然倒下，一批留洋学生归国后贩卖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自诩为良方以挽救中国时局。而事实上的情况是，庙堂倾覆，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唯一剩下的一把利刃名叫江湖侠义——且绝对地道的MADE IN CHIAN。而这一点正是马识途《盗官记》的中国情结：中国并非一无是处，中国的道藏于江湖。马识途关注的视角不是西洋的民主与科学，不是孙中山、陈独秀，更不是毛泽东，他所关注的是狭义精神，是平民百姓。 电影通过三个大腕将民国众生相勾勒的栩栩如生：县太爷老于世故，滑不溜秋，深谙官场积习。劣绅势力强大，善于颠倒黑白，与各种权力声气相通，手腕毒辣，搜刮百姓毫不留情。麻匪头子张麻子竟然能在唱机中听出莫扎特，他的追求更是让人难以理解，叫做公平。 最经典的一段莫过于高潮部分的张黄斗志，深入骨髓的奴化国民性在银子和子弹的一来一往中被展现的一览无余：惧怕权威，只有在权威倒塌后，他们才敢于在尸体上踏上一脚，而他们能喊出的心声不过是“县长，这两张椅子归我了。”这些深度以姜文的力量是难以企及的，马识途可以。 再简单介绍下李叔同吧，新文化运动先驱，1905年留学日本，1918年目睹家国残破、友人零落出家为僧，法号弘一法师。丰子恺是其高足之一。 这首家喻户晓的《送别》是李叔同留学日本期间，送友思国所写，文字和曲调都很简单却取中西之长，饱含着那个时代家国破碎后的复杂心情。 中国文化场域中早有庙堂与江湖之分。仰视庙堂的人总是打着“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高尚幌子，实则懦弱不堪。“张牧之”这个名字企盼庙堂的味道十足，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庙堂情结。可是，庙堂不在，秩序崩毁，那个年代通行证叫“成王败寇”。“张牧之”在正途不通之下黯然落草为寇，实现了一次由庙堂到江湖的华丽转身。于是“张牧之”成了“张麻子”——一个悬于城门口蓬头垢面满脸麻子的通缉犯。从此以后，他的精神再无枷锁，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与江湖兄弟一起杀富济贫，再现威武。《子弹》是在用“义”在肢解北洋军阀时代的盘根错节的权力和黑白颠倒的世界，中国男人的一切真元都藏在其中，一个入仕不成误入草莽的英雄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