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梅列日科夫斯基：飘扬，翱翔，飘扬，卷起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福花和洋甘菊

“梦回”的现象是常有的。比如，当你梦见你爱的而却死去的人还健康地活着，每一次你都会高兴地想：“嘿，谢天谢地，就是说，没有……”但思绪中断了，你想不起死亡来，只是透过欢乐感受到事物的一去不复返。

阅读安•帕•契诃夫载于《新言》杂志（莫斯科，1907年）上的《西伯利亚来函》时，我有类似的体会。他活着，身体健康，嘿，谢天谢地！……而如梦初醒一般清醒过来以后，我又像那时候、最初的瞬间一样，感受到对死亡的苦楚惊异。

“听着，亲爱的，您找个差不多的女人结婚吧！”他谙哑的、粗鲁的男低音此时此刻就响在我的耳畔，他狡狯的、仿佛害羞似的微笑——他面含这样的微笑当着我的面对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说了这番话——就在我的眼前。

我那时年轻，我总是想要尽快解决关于生存的意义，关于上帝、关于永恒的问题。于是我对契诃夫提出了它们，把他当作生活的导师，而他却用玩笑和笑话把话题岔开。

有时候我对他说绝不能原谅的“受难孩子的一滴眼泪”，①而他却会突然转向我，用他明亮的、不含嘲讽但冷冷的、“大夫”的眼睛看我一眼，说道：“好了，亲爱的，我正想对您说的是：等您到了莫斯科，到杰斯托夫②去吧，叫一份酸白菜炖肉，做得棒极了！并且别忘了，要一大杯伏特加来配它。”

我感到沮丧，甚至侮辱：我和他说的是永恒，而他对我讲酸白菜炖肉。对世界问题这样的冷漠甚至仿佛蔑视让人愤怒。我开始怀疑契诃夫“缺少共同思想”。

要像我们这样废话连篇，要像我们这样作恶多端，神圣言辞满口，才会懂得他只字不提神圣二字是对的。因此他的言辞至今仍如林间湖泊的清水，而我们的，呜呼，绝大多数的时候像是沾满了蝇屎、涂满了签名的小酒馆里的镜子。

因此我现在是多么感谢他，因为在他的《西伯利亚来函》中没有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奥秘”，没有“演戏”，没有“牺牲品”，没有“宗教剧”，没有“神话创造”！你从这一切中走出来，走向他，就像由一节国际列车的餐车——饱吸了这里的空气，吃饱喝足了，烟也吸够了，话也说尽了，主要的是，说得让人窒息了——直接走入俄罗斯的夏夜。这里绿色的霞光还不想熄灭，长脚秧鸡嘎噶啼叫，到处散发着沼泽、枞树和白桦树条的气息；你吸也吸不够，听也听不够。只字不提神圣二字是多么快乐、多么神圣啊！既无智慧的言辞，亦无“共同的思想”，有的只是反映在生活的一切丑陋之上的静静的讪笑，就像映在车辙的肮脏水洼里的绿色霞光。只有此时此刻你才开始明白，我们是多么不习惯于大笑了，或者更糟，不习惯于微笑了。

摘取片断令人惋惜：不能凭借片断而判断整体，就像不能凭借扯掉的花瓣而判断花朵的芬芳一样。

在这些《来函》中，如同在《堂•吉诃德》中一样，存在一些小细节，使你过目而永难忘记：它们充斥着那么不朽的快乐。我永远都忘不了契诃夫的窄靴子：

“请想象一下我的处境。我不时从雪橇马车上下来，坐到湿地上脱靴子，为的是让脚趾得以松弛。在冰天雪地这可真够方便的！不得已买了棉毡鞋。于是穿着棉毡鞋赶路，直到它们被泥泞泡走了形，变成肉冻一样的东西。”

或者这个比喻，世界上除了契诃夫没人会想得出来：“拖着4-5艘驳船的大拖轮漂亮极了，就像一个年轻优雅的知识分子想奔跑，而后面拽住他燕尾服衣襟的有他粗鲁的妻子、岳母、小姨子和妻子的外祖母。”

或者对额尔齐斯河的描写，有八行，用它们可以换取所有最新潮的对大自然诗体以及散文体的“修辞”：“浪尖雪白的浑浊河水翻腾着，恶狠狠地向后退，就好像它对触碰丑陋而又乳腻的河岸感到恶心似的，那里似乎只是癞蛤蟆以及杀人犯的鬼魂生存的天地……额尔齐斯河既不喧嚣，也不咆哮，而是束手就擒，仿佛在河底敲打着棺材……”而与这些细节并排的是巨幅画面，从中就像看肖像画一般，你认出的是俄罗斯的面庞。

“河岸光秃，树木光秃，大地是棕褐色的，伸展着条条雪带，风呢，简直连魔鬼也不能刮起这样猛烈的逆风。当寒冷的风吹起并且使如今春汛后呈淡咖啡色的河水泛起涟漪的时候，是又冷，又单调，又腻歪；岸上手风琴的音调显得无精打采，穿着破皮袄站在对面驳船上的身影像是被无边无际的痛苦凝固了。城市灰蒙蒙的；好像那里的居民在忙着制造烟尘、寂寞、湿淋淋的篱笆和街道的泥泞——是惟一的营生。码头拥塞着一群知识分子……满脸透着‘第二小提琴手’的表情；看样子，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收入超过35卢布，并且大概都生着什么毛病。俄罗斯的所有城市都是一个样。”

这就是契诃夫的俄罗斯，而维亚切·伊万诺夫的俄罗斯却是：“国家将到处都是群众聚会用的半圆形剧场，缭绕着神香，在那里将表演圆圈舞，——在那里上演的悲剧或喜剧、酒神颂歌或宗教剧里自由的神话创造将复活，在那里自由本身将寻找到自我充分确定的家园。”

“我有一个发现，”契诃夫写道：“它让我震惊，而且在潮湿的雨天堪称无价：在驿站里有干草搭成的茅房。天哪！其价值无以言表！”

究竟相信谁：契诃夫还是维亚切·伊万诺夫？俄罗斯想要什么：神香和半圆形剧场——“自由的家园”——还是茅房？我们尚且没有决定，正在犹犹豫豫，是以反动的名义——要求组织讨伐队——趋向东方呢，还是以进步的名义——要求建造有抽水马桶的厕所——趋向西方，可此时此地蓦地——“神香和半圆形剧场”。这些个玩笑大王啊！从月球上下来的还是怎么的？是生活在俄罗斯吗？知道俄罗斯是什么吗？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并且还是仍旧相信所说的话，那么显然，是不想知道——与他们毫无干系：俄罗斯灭亡就灭亡去吧，只要神话能复活就行！

罗斯啊，什么比你更崇高和亮丽？……

哪里的太阳照耀得更加炙热，

哪里的光彩更加迷人？——

戈罗杰茨基③这样问道。“没完没了的雨，泥泞，寒冷……呸呸呸！”契诃夫抱怨。几页之后又是：“雨，风……圣母保佑！”然后又是：“我在渡河，而雨在抽打，风在刮，行李湿了，棉毡鞋变成肉冻状……”可是等等，您再瞧——

哪里的太阳照耀得更加炙热，

哪里的光彩更加迷人？

如果说这不是恶意的玩笑，如果说戈罗杰茨基确实爱着某种东西，那么肯定，至少不是活生生的俄罗斯，而是某种死的、僵化的、考古的“巴雷巴”④，供奉给它的与其说是血的不如说是墨水的牺牲品。但我不想要“巴雷巴”，俄罗斯哪怕是“腐臭的理萨维泰”，也比这个鬼娘们儿要好！

而巴尔蒙特⑤把俄罗斯当作一只亘古未见的火鸟来爱。就是他使俄罗斯的歌谣“风格化”；可是为什么在他嘴里它们像是“译自法文”？

我来自风城，

名叫“飘扬吧”。

我来自花城，

我是“目之火”。

然后是：

我倘徉在风城……

我倘佯在花城……

我在风城里面……

我在花城里面……

这是什么，是木制的哗啷棒（玩具——译者注），还是白铁皮的吹风机？

而亚历山大•勃洛克，“美妇人”的骑士⑥，仿佛直接从镶着多彩玻璃的哥特式窗户里跳出来，飞入“没有文化”的俄罗斯……飞向“伏尔加河魔域”，尽管有关勃洛克是再明显不过了，他，按照一个当代作家对其失败的爱情企图的表述是，“既不想也不能。”

“昨天一个中国人，”契诃夫描述道：“坐在甲板上，用尖锐的童声唱着某种优伤的内容。大家都看着他大笑，而他——丝毫不予理会。另一个叫宋琉璃的，‘照着写在扇面上的曲谱唱了起来’。”俄罗斯的神话创造者让人想起这些唱歌的中国人来：宋琉璃“照着扇面”歌唱，而我们什么都不明白。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为什么恰恰是在这里，在对俄罗斯的爱里，契诃夫与当今的人有这样的天壤之别？为什么当他们爱俄罗斯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最好不爱？

问题就在于：“天哪，我从未感受到对俄罗斯的爱，而且真的，我也弄不明白什么是对祖国的、仿佛是每一颗心灵都固有的爱。我清楚地知道，可以爱这种或者那种生活方式……但祖国在此有什么意义？如果说俄罗斯革命终究比波斯革命更激荡我的心，我只会对此感到遗憾。而当我们感到自己是宇宙公民的时候，那一瞬间才是真正幸福的。”

说这话的是布宁（在载于《大地集》的《鸟影》中，1908年），一个很有天赋的作家；目前真是所有的人都有天赋，看来，不久的将来，为了不与大家一样，应当没有天赋。“我憎恨整个俄罗斯，玛丽亚•康德拉基耶夫娜。”斯梅尔佳科夫坦言道。

“您完全像一个外国人，完全像一个最高尚的外国人！”玛丽亚•康德拉基耶夫娜感动地说。⑦有时候为现在的“宇宙公民”感到害怕，他们可别是“最高尚的外国人”。“就这样你走啊走啊……里程碑、水洼、白桦树林在闪耀……超过了移民队伍，然后是犯人羁押站……遇到了肩背行军小锅的流浪汉；这些先生无所顾忌地沿着整条西伯利亚大道溜达。他们要么劈死一个老太太，为的是用她的裙子给自己做包脚步，要么从里程碑上扯下标有数码的白铁皮——用得上，要么扭断一个过路乞丐的脑袋，或者把自己遭流放的兄弟的眼睛打出来。”“俄罗斯人是大猪锣！”契诃夫举了大量的此种猪锣行为的例子。瞧这个陪审员——“是诺兹德廖夫、赫列斯塔科夫⑧和狗的浓稠的混合体。一个酒鬼，淫荡之徒，撒谎者，歌手，笑话大王，与此同时是一个善良的人。”瞧这个书记员——是“种种疾病皆入膏育，责怪顶头上司而沦为酒鬼的人”，而与此同时又是“美好的、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反抗的自由主义者”。结论是：“我的天哪，俄罗斯的好人可真多啊！”他相信它，因为爱它，相信将有的，因为爱现有的。

“您完全像一个外国人，完全像一个最高尚的外国人！”玛丽亚•康德拉基耶夫娜感动地说。⑦有时候为现在的“宇宙公民”感到害怕，他们可别是“最高尚的外国人”。“就这样你走啊走啊……里程碑、水洼、白桦树林在闪耀……超过了移民队伍，然后是犯人羁押站……遇到了肩背行军小锅的流浪汉；这些先生无所顾忌地沿着整条西伯利亚大道溜达。他们要么劈死一个老太太，为的是用她的裙子给自己做包脚步，要么从里程碑上扯下标有数码的白铁皮——用得上，要么扭断一个过路乞丐的脑袋，或者把自己遭流放的兄弟的眼睛打出来。”“俄罗斯人是大猪锣！”契诃夫举了大量的此种猪锣行为的例子。瞧这个陪审员——“是诺兹德廖夫、赫列斯塔科夫⑧和狗的浓稠的混合体。一个酒鬼，淫荡之徒，撒谎者，歌手，笑话大王，与此同时是一个善良的人。”瞧这个书记员——是“种种疾病皆入膏育，责怪顶头上司而沦为酒鬼的人”，而与此同时又是“美好的、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反抗的自由主义者”。结论是：“我的天哪，俄罗斯的好人可真多啊！”他相信它，因为爱它，相信将有的，因为爱现有的。

现有的，神话创造者不爱，而用俄罗斯创造神话、巴雷巴、火鸟，使之风格化，把它修饰成“白净净的”；但是请在我们黑乎乎的时候爱我们吧，我们白净净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爱。契诃夫爱的是“黑乎乎的”我们。

在勃留索夫⑨的刊物《天秤》的最后一期中，埃利斯先生宣称前者是“巨人”，是“巨人面貌的创造者”，而且好像还嫌不够，发现他是“思想之魔鬼、激情之天才和忧郁之天使三者的融合”。

而契诃夫有一次在旅途之后看了镜子里的自己一眼，大叫：“我多脏啊！我的嘴脸多像一个无赖！”我恐怕要相信，勃留索夫的“忠诚骑士”埃利斯肚皮贴地在他面前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良心。而与“天才、魔鬼和天使”的“最高尚的外国”面孔相比，我仍旧更喜欢契诃夫亲爱的、“无赖的嘴脸”。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将与俄罗斯一起死亡，那么契诃夫不会出卖我们，而勃留索夫——我不知道，至少，可以根据埃利斯先生的评语多少有所判断，对于这样的“巨人”俄罗斯无异于一个蚂蚁窝吧？

就是在契诃夫看到有这么多“好人”的俄罗斯，费多尔•索洛古勃⑩却除了别列多诺夫——涅多忒考姆卡的化身——的“无赖嘴脸”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并且厌恶地转过身去，“给自己作弥撒”。可我们，“黑乎乎的”我们与这样“白净净的”人有什么相干？我们是死是活，我们与他们，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相干，而恐怕，他们与我们也没有：上帝保佑，不管怎样我们自己有办法对付过去。这种经验上的“不接受”俄罗斯源于更深刻的、形而上的“不接受世界”，对祖国的否定源于对“诞生”的否定。

我反抗诞生……要是能够，还在娘肚子里我就会把自己杀死，只是为了根本不到世界上来。”斯梅尔佳科夫说道。“反抗自身的诞生”也就是“不接受世界”，是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它演变成了，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但仍旧演变成了，没有什么可自欺的，演变成了一切最新潮的俄罗斯文学的灵魂，从库兹明的《翅膀》（目前每一个罗锅都准备把自己的驼背当成“翅膀”）到安德列耶夫11的、把自己“美妙的生命”扔到妓女脚下的革命者。如果我“给自己作弥撒”，也就意味着，我是上帝；而如果我是上帝，意味着，以前臆想的上帝是魔鬼，而把自己确定为上帝，意味着，把整个世界当作魔鬼的造物而予以否定，——整个世界，包括自己的“诞生”，包括自己的祖国。

而相反，契诃夫“接受”俄罗斯源于接受世界，为祖国祝福源于为“诞生”祝福。“伟大的妈妈，了不起的玛莎，甜蜜的米沙以及我所有的贴心人！”他在一封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全部的书信都像真正农夫的信件一样，以一长串致意结束：“致意爸爸、伊万、姨、阿辽沙、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夫娜、济娜伊姐•米哈依洛夫娜、大夫、普罗沙、大钢琴家、玛丽尤什卡。”“向久科夫斯基转达我的遗憾，没有见上面……他是个好人……”“向好样的让梅转达衷心的问候……她非常好……”而当整个清单列完了，他又突然想起某个姓库夫申尼科夫的一家人来：“向库夫申尼科夫一家致意！”干吗要让他们感到受委屈？他们也是“好人”。“我的天哪，俄罗斯的好人可真多啊！”从数千俄里之外，从托姆斯克市附近的某个地方，他问：“小水萝卜长熟了吗？而这里还没见着。”又带着忧伤的温柔指出：“这里的白桦比俄罗斯的颜色深，它的绿没有那样感伤。”“没有白杨。库夫申尼科夫家的将军骗人了。没有夜莺。有喜鹊和布谷鸟。”

爸爸呀，妈妈呀，婶婶大娘们哪，奶奶姥姥呀，白桦感伤的绿呀，亲爱的布谷鸟啊，衰老的玛丽尤什卡呀——他都爱，都为之祝福。“愿上帝保佑你们……我拥抱所有的人，祝福所有的人。想念你们。”好像从那里，从永恒中他拥抱和祝福我们大家，整个俄罗斯，整个贫瘠、愚昧、迷信、堕落和神圣的土地。为了什么祝福，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与目前这些人的最主要的区别恰恰在这里：他祝福，他们诅咒。

也许，生活中的一切不过是手段

用于构造响亮可唱的诗句，

因此你从无忧无虑的童年里

寻找词语的组合吧。

这样想的时候，勃留索夫当然可以把“无忧无虑的童年”一直保留到耄耋之年。但他，诗人，感觉好；而我们，普通的凡夫俗子，怎么办？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难道我们应该放弃这惟一的生命，使勃留索夫找到未知的“词语的组合”？恐怕，成为供文学加工的肉比成为炮灰还要可恶。勃留索夫想要这个，可我们不愿意。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就要竭尽所能避免它发生；在极端的情况下，为了挽救生命，我们要让这样的“诗歌”——它根本就不是诗歌，而是对神圣的生命和诗歌厚颜无耻的亵渎——见鬼去。

勃留索夫是真正的诗人。但是如果他最终决定

生活中的一切不过是手段

用于构造响亮可唱的诗句……

那么不仅是勃留索夫的生命，而且是他的诗歌，就完结了。巴尔蒙特的命运没有警醒他吗：

我在何处？我是什么？我唱

仍旧是新调唱老曲。

再远一些，再挨近酒杯，

我飘扬，翱翔，飘扬，卷起。

为安于这样的命运，应当成为的不是人，而是鸟，拥有的不是灵魂，而是气流。勃留索夫配得到更好的。什么更崇高：艺术还是生命，写作长诗还是养育饥饿者？在这个问题中对艺术和生命的爱都很少：谁完全不能为了养育饥饿者而放弃长诗，他就永远不能写出美好的长诗。如果生命中没有这样一个值得牺牲艺术的神圣物，那么它本身也不值几何。整个最新潮的俄罗斯文学在虚无中“飘扬，翱翔，飘扬，卷起”，它没有宗教和生命，想要把艺术变为宗教。但像一切“抽象的元素”一样，艺术一旦成为宗教，就变成死的神，死的偶像。契诃夫是最后一个不拜死上帝的俄罗斯作家。尽管他尚且不知道活的上帝的名——他已经预感到了他。并且当不是把艺术而是把生活变成宗教的时候，他走向了真理，走向变宗教为生活。展现在这些死后书信中的他存在于我们中间——不是作为生者中的死者，而是作为死者中的生者——，原因不就在于此吗？

有的时候觉得，仅在死后的世界是生者世界延续的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最新潮的俄罗斯文学是自己伟大过去的延续。天才有许多，但他们都像是某种幽灵。如同影子之国，极乐世界。就在这样的世界里，在死亡之花、华丽而且花粉丰富的阿福花中间，契诃夫的《来函》像是一朵谦逊的矢车菊或洋甘菊。幽怨的影子飞拢来，盯着这朵鲜活的小花，回忆着，哭着。让它们哭吧：也许，就像欧律狄刻一样，追随着新的俄耳甫斯⑫，它们将找到归途——从死者回到生者。

1907年

①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第四章》中伊万•卡拉玛佐夫对该问题的论述。

②当时莫斯科著名的饭店。

③谢•戈罗杰茨基（1884-1967）——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人。

④巴雷巴是俄罗斯神话中的女神。

⑤康•巴尔蒙特（1867-1942）——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主义流派诗人。

⑥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1880-1921）在其组诗《美妇人》中表达了主人公对圣洁神秘、不得缘见其面的“美妇人”的骑士般的虔敬之景仰。

⑦该情节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第二章》。

⑧果戈理的《死魂灵》及《钦差大臣》中的人物。

⑨瓦•勃留索夫（1873-1924）和埃利斯（列•科比林斯基的笔名）皆为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人。

⑩费•索洛古勃（1863-1927）——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派作家。以下出现的别列多诺夫和涅多忒考姆卡是其长篇小说《小鬼》中的人物。

⑪马•库兹明（1872-1936）——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人；列•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罗斯白银时代新现实主义小说家。

⑫欧律狄刻和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人物，后者是著名歌手，有美妙的歌喉，前者是其妻子。

文章来源：[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先知[俄]梅列日科夫斯基.赵桂莲译.东方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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