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博比特：《君主论》与现代国家的出现

编者按：本文为菲利普·博比特：《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一书第一章，“现代国家的出现”，标题为编者所加，首发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君主论》的研究者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术语就是virtù 与机运（fortuna）。本书第七章将对二者进行详细讨论，并分析它们对于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重要意义。但另外一个概念秩序（Ordini）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是现代国家秩序的悄然出现，激发了马基雅维利那些极富远见卓识的洞见。由于virtù 与机运这两个概念主导着《君主论》，而秩序理念是《论李维》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术语，因此它作为我们理解《君主论》的一个关键概念的地位通常被忽略了。

秩序指的是与—但不限于—国家的基本法律联系在一起的制度结构、宪政结构以及道德假定。最贴近其本意的英语表达或许是“宪政秩序”。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工业民族国家，这种宪政秩序出现在19 世纪末的美国和德国，而且主导了整个20 世纪。但是，出现于16 世纪早期的第一种现代国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君主国。

15 世纪末期，中世纪社会的宪政秩序并不是分割为几个分立的国家，每个君主在他的领土内享有主权，而且不存在外在于君主治域的世外桃源。相反，盛行的却是多种义务与多种实体相互交叠在一起的一个复杂体系。垂直权力受到水平方向的制约。例如，虽然君主能够向对他负有义务的封臣们要求军事服务，而且虽然其中有些领主拥有农民依附于其上的土地，但君主对于他的封臣的农民并没有直接的权威。此外，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笼罩在普遍的、包罗万象的教会控制之下，它横跨所有社会共同体，而且直到15 世纪，它对其每个教区中的遗嘱与婚姻都拥有最高裁判权。最后，由工匠、商人和承担其他职能的市民所构成的中世纪社会的城市阶层，在许多生活方面独立于牧师和贵族。这些市民中有大量的犹太人，尽管他们通常要遵守严格的公共规章，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却是自治的。此外，有些城市是自治城市，有些则处于君主的治理之下。

这种宪政秩序中的君主们并不是施行以下意义上的领土性统治：拥有一块固定的领土，而且具有确定的位置和人口。他们也不是各个国家的君主，毋宁说，他们统治着分散的区域，每块区域都具有基本的王室机构，这种结构是非永久性的，而且仅仅对君主本人是确定的。如亚当•沃森（Adam Watson ）这位杰出的外交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所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并不是一个由几个政治上截然不同的国家所构成的社会。但最初在意大利，而后遍及这个区域，原本复杂水平结构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几个具有垂直模式的领土国家，每个国家在其确定的地理边界内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威。”

15 世纪的整个前50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威胁着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这个不断增加的巨大危险驱使着大量有才干的人向西迁移来到意大利，他们中许多人受教于君士坦丁堡所储存的那些古典传统。在这座城市于1453 年沦陷时，一种新军事技术的引入对它的失败起到了重大作用；这种技术也将使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最终劫数难逃，而且召唤着现代国家的出现。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指挥官穆罕默德二世的巨型火炮最终把君士坦丁堡此前似乎坚不可摧的城墙炸为瓦砾，这种火炮虽然对于长期的、固定的围城非常有效，但在其他场合却过于庞大笨重。然而，当法国工程师运用教会铸钟技术对这种青铜火炮成功实现轻量化时，他们为战争带来了一场革命。这就是查尔斯八世于1494 年入侵意大利半岛时所携带的火炮。

1498 年，威尼斯议会宣告“当前对战争影响更大的是炮击力量而不是武装的士兵”。马基雅维利对1494 年后的情况进行反思后，在1529 年写到“以火炮的威力，无论城墙多么坚固，也能在数日内攻破”。忽然之间，环绕城市的那些高墙、角楼、塔楼和壕沟都显得过时了。因此，意大利的那些富裕却脆弱的城市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用来拆除它们现在那些易受攻击的高大石墙，用较低的墙来取代它们，并把它们修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从而可以在上面布置自己的大炮，遏制围攻的军队。它们需要更大的且更可靠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曾经所依赖的、那些仓促征募的且不可靠的雇佣兵。它们需要比签约人的自然寿命具有更长有效期的联盟和条约，那种短暂性曾经是中世纪法律体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特征。它们需要可以长期居留外国、处理联盟关系并报告情报的大使，以及始于这个时期的实际上是最早的常设公使馆。它们需要一种行政机构，能够筹集并使用这些财政收入，而且能够维持半岛战争复杂的后勤供应。

在国际法中，国家所有重要的法律特征—体现为诸如合法性、人格化、连续性、完整性以及最重要的主权等此类正式术语—都能够追溯到这个时期；自此，这些人类特征、人类身份的成分都转移到了国家身上。当君主—这些法律特征曾经附属在他们身上—需要常设性官僚机构的服务，以便处理一种突发的、更具危险性的战略竞争的要求时，这种转变就发生了。

除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移民外，还有其他几个要素使得意大利成为继欧洲封建王朝之后的新宪政秩序的诞生地。意大利半岛当时由五个城市国家来统治：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这些国家的边界明确、相互接壤，而不是完全不相往来，在君主的王位继承上也并非相安无事。这些城市都很富有—佛罗伦萨的年收入比整个英格兰王国都要多，威尼斯的财政收入和它的土地产出在15 世纪中期比法国多出60% ；同时，欧洲世界正逐渐走向货币经济。这些城市能够负担起官僚机构的费用，而且能够从中获益。此外，这些城市的财富为他人所觊觎—它们彼此之间也相互觊觎；然而它们的人口太少，不足以建立强有力的军队，这使得它们不得不依赖雇佣兵的保护，或者向外国借兵。自1494 年起，意大利成为西班牙、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竞相瓜分的对象。通过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的联姻，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联合在一起，西班牙的势力得到巩固。法国在击败英格兰人和勃艮第人后也实现统一。现在，欧洲的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些富裕但脆弱的意大利城市王国的安全上，因为它们面对着新的危险性军事技术，它使得那些曾经保护它们免受吞噬的高墙与深沟变得不堪一击。甚至连文人和艺术家们都呼吁制定对策，抵御入侵意大利的炮火。列奥纳多在这个时期的笔记中，绘制了一些关于机关枪、原始坦克和以蒸汽为动力的大炮的草图。米开朗基罗再三地呈递他所绘制的防御工事图样，他认为这样的工事能够经受住那种新型大炮的轰炸。

最后——如我们将看到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外，其他几个城市国家中的领导权都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中世纪的欧洲可以粗略地分为两部分。在西部各国，王朝的权力已经移交给君主，他们受习惯法、封臣与贵族自治，以及城镇本地权利的制约。在这里，王朝合法性原则是健全的，但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一旦通过君主国的宪政革新得到解放，这些国家就将超越旧秩序并创造出一种新型宪政秩序，即17 世纪的王国。

在欧洲中东部，君主受制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双重权威，二者所选择的是代表着复杂的、相互竞争性利益的统治者。随着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国家、尼德兰君主国以及德国部分地区开始要求独立性并不断积累财富和权力，它们发现自己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的威胁，因为它们对独立性的主张既得不到教皇也得不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认可。如亚当•沃森指出的，“最突出的是意大利人，从梅迪奇家族、斯福扎家族和波吉亚家族一直到众多较小的统治者，拥有的是无合法性的权力。而西方的国王们具有合法性却没有权力。”

一种秩序、一种宪政秩序的界定性特征，在于它能够为合法性提供基础。我们当下生活其中的工业民族国家的宪政秩序承诺：赋予我们权力，我们将改善民族的物质福利。封建制度的宪政秩序则通过王朝血统获得合法性：它宣布，赋予我们权力，因为我们的父亲（或叔伯）拥有它。但是，意大利新的君主国—它们的统治者是“新型”君主即只具有微弱的（如果还有的话）王朝血统主张权，而且他们是通过主动采取重大行动上台执政的—的宪政秩序如何获得合法性呢？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几个主要城市国家的统治者的情况。在米兰，统治王朝世系终结于1447 年。继位候选人之一是弗朗西斯科•斯福扎，他是一名雇佣兵，也是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的私生女的丈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三世宣布，由于米兰公国失去了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其领地应作为没收物归属帝国；而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也主张他们对米兰的王朝继承权。

佛罗伦萨可以说是一个共和国，但它事实上受梅迪奇家族的统治。科西莫•德•梅迪奇于1434 年结束流亡，返回佛罗伦萨并控制了执政团这个寡头统治机构。通过控制信贷与资本，科西莫能够在没有任何王朝血统正当性的情况下统治佛罗伦萨。事实上，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能够维持这个假象：他只是佛罗伦萨众多公民中的一员。但是，由于梅迪奇家族的这种统治依赖于能力与恩惠这种全新的基础，因此它对于这个觉醒的共和国来说总显得很脆弱。

在罗马，教廷受控于一个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家族—波吉亚家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行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完全无异，他让自己的孩子继承权力，而且运用教廷的权力—包括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来进一步扩张其家族的权力。然而，他并不具备君主那样的王朝世系性，而且不能保证他子孙后代的继承权。

那不勒斯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继承权争斗、不断重复的革命、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之后，被西班牙国王占据。它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西班牙发动进一步冒险的根据地，然而它的不稳定状态也为法国主张其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利提供了诱因。那不勒斯也成为意大利其他城市国家的一个榜样，即如果半岛之外的强大国王们入侵的话，会发生什么。

马基雅维利为这些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这种新古典国家自身的创造物，它可以使意大利的城市们进行战略性的自我重组，而且可以提高完成这种重组的领导人的才干。如马基雅维利所言：

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我们先前的战争方法过时了，而且又没有人来创立新的方法。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秩序。

他所提议的“新的法律和新的秩序”具有一种物化作用，君主国可以借此实现客体化，并且与君主个人相分离。这意味着，只有可以成功保卫国家的君主才能为自己争得合法性，而这个国家则通过维持一种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王朝世系的合法性程序而使自身成就不朽。

然而，这些洞见却直接导致了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致命误解。他对新君主的忠告—他为之建议的规则和手段—被封建的评论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同时误读为对当前君主们的冷酷且不文明的建议。基于相同的原因，马基雅维利有关君主个人道德与其保卫国家的义务相分离的建议，连同他本人对基督教道德与政治行动相分离的思想，一起令批判者感到困惑和害怕。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表明，虽然马基雅维利针对建立、维护和捍卫一个君主国而提出的实践性建议通常有违直觉且与众不同地坦率，但它的新奇性事实上完全源于这个宪政秩序自身是新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治国之道中那些似乎最邪恶的做法，事实上在之前有很多先例（而且，当代也不乏例证）。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的治国之道并不是他对治国才能的原创性贡献；实际上，他所偏好的方法是从他自己的外交经验以及从古代寻找例证。他的原创性隐身于他的建议意在服务的宪政之中，他对二者进行分离的建议—关注手段而忽略其目的—导致了许多误解。

尽管许多论者会不同意，但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分离道德与政治行动，他也没有嘲笑基督教美德。我们将看到，他对君主领导的两个方面—个人方面与制度方面—的描述，本质上是合乎道德的。（以上两方面）分离且不再相连，这曾经是封建统治者们的情况，这两个方面转向了行动与责任的不同领域。在马基雅维利写下他热爱佛罗伦萨甚于热爱自己的灵魂时，他并不是在主张二者可以互换，而是表明—封建君主们的情况并不如此—他能够辨别统治与生活之间的不同。

《君主论》是一部深刻的宪政著作，预示了欧洲宪政秩序的变动以及第一种现代国家的出现。这就是它着眼于必须寻找合法性来源的“新”君主的境遇的原因。这就是梅迪奇家族、波吉亚家族、斯福扎家族和其他不具备王朝血统正当性的领导人面对的情况，但马基雅维利的解决方案—君主国—不仅仅是只为某个特定的强大家族或城市寡头找寻合法性来源。依据定义，君主国是一种“新秩序”（new order of things）。“君主国”的重要性在于，把《君主论》所有部分—各种公国的性质、军队的关键作用、君主的行为与策略，特别是如何创立新的意大利国家—关联起来，更把《君主论》与《论李维》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利写道：“因此，这个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便意大利经过长时期之后，终于能够看到她的救星出现。”

1494 年之后，马基雅维利设计出了以下提议：

（1）佛罗伦萨应该依靠应征入伍的民兵而不是雇佣兵；贪婪的本性将不可避免地使雇佣兵团败坏，他们会为了保存实力而逃避打硬仗，会为了更高的佣金背叛雇主，甚至在形势有利时会篡夺权力。

（2）“新”君主必须创立能够激发其臣民忠诚感的制度，在其他类型国家，这种忠诚感是由封建依附结构来保证的。

（3）法律组织与战略组织是相互依赖的，因此，需要强大而可靠的军队来保护公国的完整，尤其是它的法律。此外，为了确保“新”君主的臣民的忠诚，也需要做到恪守法律。

（4）为了有效推进外交工作，必须建立常设公使馆和精干的情报队伍。

（5）必须建立稳定的政府结构，它要比任何具体君主的奇思妙想和禀赋更为经久有效，而且能够为君主和他的继承者所依赖。

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在一个信念的推动下提出的：统治者不能仅仅是位君主，务必发展为君主国，否则必然会被更为强大的西班牙、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所消灭。

亚历山大六世、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朱利叶斯一世、里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从封建视角看问题，仅仅看到为自己家族的权力确立合法性的必要性。然而，马基雅维利认识到，这种新秩序是这些领导者所需的首要之物，而且君主国这种宪政秩序的出现能够为意大利创造一个未来，即可以使它有能力抵御列强——而后者是未经变革的——的掠夺。因为，如果能够在意大利中部创立一个君主国，把罗马和名义上的教皇属地罗马涅与佛罗伦萨及其属地统一在一起，那么，一个令人畏惧的战略实体就能横空出世。这就是《君主论》以劝告梅迪奇家族抓住时机成就这一伟业作为结尾的原因。《君主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流俗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马基雅维利寻找一位雇主，而是利用那样的人物来实现马基雅维利的意大利梦。

马基雅维利知道要实现自己的谋划有多难。在或许是《君主论》最关键的段落中，他写道：“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确立新的政治秩序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