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宾四先生对于中国史上政治制度之观察

编者按：本文载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编：《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2003年版，首发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宾四先生治学以中国文化学术为中心课题，但亦常强调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之一重要环节，其所谓政治重要乃就政治制度而言，且曾说政治制度为史学两只脚之一，故任教北京大学第二年，自定选修课程，即不顾系务当局之反对，而开中国政治制度史。

宾四先生讲政治制度虽秉承中国政书之传统，广泛涉及官制、铨选、财经、军兵、教育、法律各方面的制度，但置重于政府组织与人才选任，仍与近代政治学人讲政治制度者意趣相近。惟先生是一位天才史学家，对于史事之触觉特别敏锐，故各方面著作皆别出蹊径，独树一格，其讲中国史上之政治制度，亦复如此。传统政书与近人治政治制度史者皆重于制度本身之结构与运作之程序，意在详备与精核，此皆属于制度静态之一面，但先生并不措意于制度之静态的结构与运作，而特致意于制度形成之北京及其所发挥之功能与所产生之影响。故先生讲中国政治制度，于静态的一面著墨不多，且往往不免小有失误，但论制度动态的一面，往往出人意表，言古人所未言为后学所难追。盖先生触觉既敏锐，联想力亦强而又着于推衍，善于发挥，故其诸多述作中，虽无制度史之大著作，除在《国史大纲》与各种论集中随处发挥之外，续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讲稿，然那些少量著作中，已显见其对中国政治制度史之重要观点。茈略列其重要之具体事例如下：

其一，阐明汉代孝廉察举导致政权开放，使国家步入士人政治之大路，唐代科举，使政权进一步开放，使国家完全建筑在社会，全民的基础上；故先生屡次强调，考试科举是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渠道，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中最紧要最基本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稍作发挥。我常想，两千年来，世界上广土众民的大国不只中国一个，但能一脉相沿，传承至今的只有中国一国。此中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汉代推行察举制度，唐以下的科举制度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按汉代察举以孝廉茂才制为主，尤其郡察孝廉制作用最大。西汉至东汉前期，每一郡国不论大小各察举两人，且不排除少数民族之人选。至东汉中期和帝时代，从丁鸿议各郡国视人口多少察举孝廉人数，即每二十万口举一人，以此为率，至一百万口举五人，而少数民族不在察举之列。即是只要是汉人，不论个人素质，即不论贫富贵贱，不论知识高低，只以人口数量多少为唯一标准推举人才的数额，以现在的话来说，可谓极重人权，极为平衡。这次改革，虽排除了少数民族，《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谓晋大康三年，“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略）张牧为校尉，治蜀。五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皆举秀才廉良。”足见蜀滇羌夷甚多，皆得察孝廉秀才。汉代早期既不排除少数民族，和帝时虽排除少数民族，但晋代初年既有此明文史例，想来在东汉后期或三国时代已恢复旧制，未必始于晋初武帝时也。这种不论贫富贵贱，不论知识高低，且无民族歧视、极为平等的选举，真是二千年前中国政治家伟大平等理念的实现。

汉代所创行的孝廉秀才制度，尚由地方长官主管选拔；到了唐代的科举，由人民自己采取主动，自由向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使此项制度又进一步的开放。国境之内，华人固然有平等自由的报考机会，境内非华人的少数民族也有平等报名参加考试的权利，例如：袁州（今江西宜春县）黄颇，中进士，有名于时。据李绰《尚书故实》所记，“有黄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府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足见此黄生与黄颇皆为袁州溪洞之少数民族人，而先后皆登进士第。此犹唐国境内非华人。又陈黯《华心篇》云，大中初年，大食国人李彦昇在汴州（今开封），为汴州宣武节度使卢公荐于阙下，第大中二年春榜，即正榜录取，不同于宾贡之附榜。可见唐代制度更开放了。这样使政权逐步开放，让全国各地区各阶层的人，乃至各民族，甚至外籍人士，在原则上都有相当平等均衡的参政机会。因此就政府言，不至于为贵族与资产阶级少数人士所把持，僵化为下层与上层对立的贵族政治。就社会言，民间任何优秀分子各有进身之阶，无形中，大家对于政府有了向心力，即政府也有了巩固的社会基础。再者，政府人才相当平等的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全国各地人民对于中央政府自然有了向心力，使政府又有了地理基础，四方群众乐意团结在一个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况且国内各民族都有平等报考参政的权利，使得全国境内，民族界限不太显明，华夷之别的激情不致太恶化。所以自汉以来，由知识分子所拟议，由政治统治者所主导推行的政权开放政策，让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皆有同等参政机会。自然能使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对于一个统一的政府有其向心力，时间既久，形成大一统的观念，牢不可破，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是常态，虽有分裂局面的出现，但终必归于统一。由此可见我先民的政治智慧，在公元前二世纪，已开放政权面向全国各个人民，使每个人在原则上都有参政机会。这一点当然是中国成为世界二千年来唯一统一大国的一项重要原因，所以钱先生特别强调察廉科举制度重要性。

其二，阐明自秦汉以下，政府与皇室分开，皇帝只是单一个人，依赖有相当客观标准的士人政府推行政务，而皇权本身亦有一定的限度，不经宰相签署不能迳下詔勅。直到明代废去宰相，皇帝始能独裁，清代沿袭明制，又以部族武装实力为基础，而对全国实行绝对专制，皇帝个人手令可直接下行全国各个角落，每个臣民，而他人绝不可知悉。此为旷古未有的现象。故明清制度诚可谓皇帝专制，若谓中国自古已然则非事实。这一点，钱先生讲得相当多，对于宋代宰相能行其志，举例尤多。按宰相制度始创于战国之秦，至西汉而成熟，可谓为宰相制度的典型时代。西汉相权之重尤极显著，钱先生以皇帝秘书处与丞相秘书处作比较，以见国家大政在相府，不在皇宫。就此点言，《周礼》卷十六司徒槀人条郑注云：“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之殿，云天子与丞相旧决大事处。”是则不但国家政事之决定在丞相府，不在皇宫，而且皇帝与丞相议定大事，亦在相府，不在皇宫，更足见国家政事中心之所在。又就丞相地位言，丞相金印。紫绶、秩万石，为中央政府中唯一最高官位（太尉不常置）。而其任用亦有客观标准，即必须为列侯，曾任御史大夫者始能迁认，朝廷中往往只有一两人或两三人有此资格，皇帝不能随意用一个人，这也是对于皇权的一项限制。因为有这样崇高地位，所以皇帝对于丞相权极其尊重，“待以殊礼，在与为下”，御坐为起。（《后汉书·陈宠传》）权力亦极重，故陈忠疏云，“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本传）而对于皇帝诏书又有“封还”（《汉书·王嘉传》）或不平署（《后汉书·党锢传》）之权；对于百官有极大的荐举权，故田蚡为相“荐人起家至二千石（九卿郡太守等）。”对于百官高至二千石，有惩罚权，甚至可先斩后奏。（参《汉书·晁错传》、<刘屈氂传>）故在西汉前期，朝廷大权几全在丞相掌握中，皇帝只是统而不治而已。至于皇帝诏书，皆由御史大夫下到丞相府，让丞相副署，才能颁下朝野。唐代虽有墨敕下行的事，但究非正常制度，至清代始经常有“寄信上论”，由军机处（皇帝机要秘书处）直接发交全国某一个受信人，其余任何人都不知道，钱先生认为这样秘密的指挥一切，才是真正的专制，这是有道理的。

其三，强调制度只因现实需要而产生，时代不同，环境变易，往发毛病，即当因应现实需要而作改进。即如汉代察举，唐代科举之良法美意，行之既久，亦衍生流弊，要在后人针对当时现实环境而再加改善，不能苛责原来的制度。就汉代孝廉茂才制度言，虽然在原则上，人人都有被推举出来的至二个，但读书人知识程度较高，工作能力自然强些，也就自然容易被选拔出来。但古代一般人民读书不易，一则书本不易得，二则师资也不多，某个家庭，父祖读书，有书本，有师资，他们的子弟自然有较多的读书机会，也就容易被选拔出来参与政府。汉代读书主要为经学，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经学世家；加以孝廉由地方长官选拔，更不免同门相引，官官相授，无形中滋生了仕宦世家，最终形成了门阀社会，这是西汉创制时所不能预期到的。到了隋唐时代，科举取士，各人自由向政府报名参加考试，避免了官官相授的毛病；其时书本也较易求些了，更重诗文，不必定有师承，加以寺院中有书本，有师资，又供贫苦子弟之食住，所以就一般贫民言，他们的求学环境也比汉代好得多了；只要个人能努力，苦学成名，飞黄腾达的机会就很大，这在开放政权，使人人都能参政的目标是很成功的。但政府与民间过分重视读书做官，忽略了工商及其他行业，结果优秀分子人都不向其他方面谋生活，求出路，但政府官员名额有限，不能尽纳，不得不扩大官员编制，尽量安置士人，但游离在社会中的读书人仍太多，无事可做，终致政治与社会都出了问题，这也不是原先创行科举制，进一步开放政权的人，始料所及的！

其四，先生屡屡申说思想领导政治，政治形成制度，制度为政治与思想的具体表现。中国史上似不见有大政治思想家写出一部有严密组织的大著作。此乃因中国学人注意实践以为徒托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须从政治史、制度史入手，若只从学人著作入手，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人的政治思想的。先生此一重要意见，说得最具体的话，见于其《政治得失》第二讲第四节（唐代尚书省与六部）。他说中国史上有两部讲政治制度的大著作，即《周礼》与《六典》。其实这两部制度书正是两个时代学人的政治思想之具体表现，并总结说：“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与思想，一切制度绝不会凭空无端的产生。若我们忽略中国以往现实政治制度，而来空谈中国已往的政治思想，也绝无是处。”我前面讲汉代察举制度，这一制度是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所提出的，武帝在元光元年颁诏实行。这是董仲舒一番伟大的理想，在当时，可谓为具有超人智慧的政治思想。但就我所知，近代极负盛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家，只拿《春秋繁露》讲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而未重视董仲舒传所载的对策，其实《春秋繁露》所言，多“不免陷于虚妄”（钱先生《中国思想史》，页85），远不如对策一文的重要性，武帝决然接受其建议，下诏推行，影响中国以后的历史至深且远，我相信中国史上政治思想家绝少有如董氏此一对策所发生的正面影响之深远者，这正是他的政治思想最突出处，但一般讲中国政治思想者都忽略了，就是不能从政治制度讲政治思想之故！其实何尝只限于政治思想，讲社会思潮至讲一切思想，都不能专从个人著作中搜求资料，不能专从他们著作中寻求作者的思想，而要从当时社会当时各方面历史背景，去寻求群体思潮与个人思想。这样才能真实的探得个人思想之深湛处，只从个人著中探求其思想，未免太贪懒，太贪便宜，也太肤浅了！

凡此种种，既阐发中国传统政治内蕴之幽光，亦为今后治中国制度史、中国思想史者，别开一门径，要在读者之能含英咀华、善于领悟而已！

1995年5月10日初稿，7月24日再稿。

时在耳鸣头晕弥尔氏病魔困扰中，不能精心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