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南明史》读书笔记
来自：fluorene张(芸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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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1 22:27:34
本读书笔记中，明朝所有正式在位的皇帝均以其最后庙号代称，其中建文帝称“惠宗”，崇祯帝称“威宗”，弘光帝称“安宗”，隆武帝称“绍宗”，绍武帝称“文宗”，永历帝称“昭宗”。南明监国诸王均称“封爵+名”，即“某王某某”。 一、 福王嗣位之争与东林党人对明代皇位继承顺序制度的破坏。 虽然西周就建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继承制，但这一制度在汉、唐、宋代大多被废长立幼或者是收养继子所破坏。明太祖将这一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衍生的嫡长孙继承、兄终弟及制度写入明朝的开国文献中，具有法律意义。因此有明一代，这一制度自始至终被有效遵循。 应当指出，由于正宫皇后不育或者嫡长子夭折等意外的发生，除仁宗、宣宗、武宗外，由皇太子位登极的宪宗、孝宗、神宗、光宗都只是“最长子”而非“嫡长子”，因此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核心可以表述为“最长子继承制”。如皇太子夭亡或皇帝无子，则依次由皇孙、其他皇子、皇弟继承皇位。纵观明朝其他诸帝，穆宗和熹宗是“最长子”，但未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子（穆宗时为裕王，熹宗连亲王都不是），惠宗是皇太孙（但不是兴宗的嫡长子，只是“最长子”），世宗是武宗堂弟，威宗是熹宗之弟。只有叛乱篡位的成祖和的临危被推举为皇帝的代宗不在这一继承制度的覆盖之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武宗死后无子无弟，其时宪宗诸子中，益王祐槟、衡王祐楎、寿王祐楮、泾王祐橓、汝王祐梈、泾王祐橓、荣王祐枢均在世，但因均为武宗叔父而未予考虑。首辅杨廷和等主持“定策”，迎立尚在守孝未及继承王位的兴王世子厚熜入继大统，就是因为综合血缘关系和年龄、辈分因素，其在武宗诸从弟中“伦序”最为优先。与近现代历史相比较，可以说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与今天英国、日本的制度很相似，是一种“伦序继承制”，如果不发生靖难或者土木堡之变时皇太子幼小这样的危局，皇位的继承完全可以依照血缘、年龄、辈分三大因素来确定一种明确的“继位顺序”。 威宗自杀后，前三位的皇位继承人当然是皇太子慈烺、定王慈炯、永王慈照，但这三人其时下落不明，甚至完全有可能已经死在京城。威宗无弟，当时依照“伦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当然是兄终弟及”的福王由崧。如果没有福王，那么太祖确定的“祖制”就没有了适用的对象，这时依照血缘递推原则，惠王常润、桂王常瀛才有继位的可能，而潞王常淓的血缘关系又远了一层，应当是最后考虑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史可法和东林党人“立贤”的计划无论是在明朝律法层面还是儒家理论层面都没有正当性，更何况万历年间“争国本”时东林党的用以进攻神宗和福王常洵父子的武器就是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伦序”和“祖制”，实质上就是反对“立贤”，彼时逻辑就应当是此时逻辑（尽管神宗喜欢的福王常洵和东林党喜欢的潞王常淓其实都不“贤”，而且争国本之时岂能知道亡国）。既无正当性又无逻辑性，马英九和四镇总兵怎么可能服膺？所以说，一切问题都是逻辑问题。东林党人的逻辑没法否定福王由崧继位的合法性，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朝制度，特别是宣德之后，藩王既不领兵又不理民，非初封的藩王更是几乎没有入继大统的希望，所谓“贤”不过是生活相对简朴、爱好儒道学术等，在社稷危亡之刻基本排不上用场。东林党求立“贤王”常淓的目的，除了惧怕福王由崧的政治清算，无非是希望一个名声比较好的皇帝能够有效树立南京朝廷的威望，更有利于号召当时尚能正常运转的明朝地方军政力量有效组织对李自成张献忠的抵抗。至于皇帝本人是“贤”还是“不肖”，其实在官僚集团有效控制权力的前提下并不那么重要。如果处置得当，新皇帝只要有宪宗或者穆宗甚至英宗那样的中平之才就可以，以福王由崧即位后对军政大臣充分信任的情况来看，他甚至可能比威宗更为合适当时的局势。史可法评价福王由崧的“七不可”为“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其实都不是站得住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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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02 17:52:55
二、福王由崧“先监国后登极”的策略性与合法性
福王由崧抵达南京后，并未在第一时间登极，而是先以亲王名义监国。这是符合明朝“先例”的。虽然“国不可一日无君”，但是明朝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三次“无君”的状况——第一次为燕军攻破南京，惠宗和皇太子文奎都不知去向，而且朱棣志在篡位，当然绝不可能拥立第二顺位继承人文圭，因此未经监国手续即行登极；第二次为英宗北狩，皇位继承人太子见浚年幼，于谦胡濙等重臣以皇太后名义拥立郕王祁钰监国，避免“主少国疑”的状况，一个年轻但却成年的统帅当然能够更有力地号召和组织抵抗，之后郕王祁钰为断绝瓦剌劫持皇帝的计划而登极称帝，先前的监国也是一个铺垫；第三次为武宗病死无子无弟，杨廷和等大臣以皇太后名义定策迎立兴王世子厚熜为帝，厚熜坚持“继统而不继嗣”，直接登极，也未经过监国的手续。虽然从历史经验上来看不经过监国的次数多于经过监国的次数，但是甲申之变的情形却与英宗北狩更为相似——事出紧急，实际上或者理论上还是存在法定继承人。这种情况下先行监国再行登极，更多的体现出“从权”（虽然这种事无“经”可“从”）的策略，使弘光政权的合法性更为稳固。福王由崧的监国，也为弘光政权覆亡后其他亲王监国组织政权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先例。
三、关于当时南京的勋臣集团
留守南京的勋臣集团（也就是世袭贵族集团）大多是开国功臣的后裔。成祖迁都北京后，这个集团就成为了一个在政治上不具有很大发言权的政治群体（更何况还有魏国公家族这种相对于成祖而言属于“罪臣”的勋臣家族）。虽然南京五军都督府一向由（笔者读书甚少，期望对此有更多了解的师友告知哪些史料中记载了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守备勋臣的名单）勋臣执掌，但随着明中叶之后军令业务向兵部转移，留守南京的勋臣世爵益发无权，即便没有腐化的也不过是悠游林泉的富豪而已，既无政治经验又无政治操守。福王由崧在南京登极，意外地被迫启用和部分倚靠这一集团，特别是操有部分实权的忻城伯赵之龙和诚意伯刘孔昭。 明代以文御武，阁部大臣必须是文臣。而勋臣一般都属于或者视为武臣（明代内阁大学士中具有勋臣身份的似乎只有天顺年间的徐有贞），当然不可能入阁，因此廷臣反对诚意伯刘孔昭（他担任操江守备，也确实是武臣）入阁是合法的。刘孔昭的人品暂不论，此人在之后组织抵抗清军中的一些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四、关于史可法在初期弘光内阁中的地位
福王由崧监国之后，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马士英加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按明代惯例，南京六部之长为兵部，北京六部之长为吏部，礼部都不是排名第一。之前史可法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此国家危亡用兵频繁之际反而转任礼部尚书，说明福王由崧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史可法为首席大学士。 史可法位居南京百僚之首，素有清正之名，东林党在南京群臣中势力庞大，应当说福王由崧本不可能不启用他为首辅。但定策之事史可法一步错步步错，使弘光政权在建立之初就没有形成君臣一心的政治基础，这是史可法最大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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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03 18:28:09
五、关于当时南京的勋臣集团（补）
根据《明史•功臣世表》的记载，其时，成安侯郭祚永领南京前都督府，再加上曾守备南京的魏国公徐弘基，南京勋臣集团中对朝政具有一定权力的并不是只有刘孔昭和赵之龙二人。
六、四镇
安宗登极，并非全然倚靠四镇总兵。四镇毕竟是武夫，不是马士英阮大铖这样的政客。四镇可以称之为“军阀”，但是弘光朝廷与隆武朝廷、永历朝廷不同，不宜称为倚靠军阀的政权。弘光一朝的五人乱政，责任要向马士英甚至史可法的身上寻找。 四镇在与李自成军的战争中毕竟也为朝廷立下了一些功绩，而因“定策”封爵，有正德末迎立世宗入继大统的张鹤龄进爵昌国公的先例（世宗与武宗的亲属关系也和安宗与威宗的亲属关系相似，而世宗继统是在国家机器正常运传的和平条件下完成的，且完全符合明朝祖制，实为杨廷和“定策”，张鹤龄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安宗对他们的封爵（黄得功由伯晋侯，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封伯）也可以说是沿袭了明代对武臣封爵的标准，虽然相对宽松，倒也算不得是滥封（可参见钱海岳《南明史》，顾诚先生的标准有点苛刻）。 四镇在历史上的行为不宜等同对待。黄得功出身正统官军，一直与张献忠、李自成作1战，《明史》把他与曹文诏、周遇吉相提并论是正确的，此人最后在与清军的战斗中阵亡，为明朝尽忠到底，完全应当说是忠臣。他虽然跋扈，但是大节无亏，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左良玉也有相似之处。而刘良佐、刘泽清一向勇于虐民怯于作战，高杰更是农民军中的叛变投机分子，从后来三人降清的不耻行径来看，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完全应当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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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04 23:47:49
七、“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东林-复社派系）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缺乏依据
顾诚先生有时也有一些偏激而超乎情理之谈。譬如“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东林-复社派系）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就缺乏依据。东林-复社派系因为万历年间“争国本”的缘故反对安宗登极是事实，安宗因此视东林-复社派系为政敌也是事实，但没什么依据表明安宗就因此会“掀翻逆案”。 首先，弘光时代自始至终也没有为逆案平反，更没有大规模启用逆案中人；其次，从魏忠贤的历史看，他先后追随王安、客氏、李选侍、熹宗，等于是光宗（太子）一系，同福王父子都没有什么渊源，更没有在“争国本”中支持过福王；第三，安宗必须继承、维护威宗的决策（如“联虏平贼”）才具有继承威宗皇统的合法性，不可能威宗尸骨未寒就推翻崇祯朝的第一件重大政治决策（而且是在当时深得民心的、充分体现威宗为“明主”的重大决策）。既然安宗从各个方面都没有“掀翻逆案”的可能，东林-复社派系怎么会“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
八、关于阉党和东林-复社的一些问题
明亡于党争是事实，但并不等于这就要不加区分地肯定东林-复社派系，更不等于现在网上一些翻案爱好者那样歪曲黑白为魏忠贤及其阉党翻案。阉党不可翻案、东林-复社并非皆是正人君子都是很大的题目，不能一言而尽。但是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逆案的扩大化，不能说是东林派系的报复。威宗天性睚眦必报，对待阉党必然会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没有威宗的明确指向，东林党不可能“扩大化”。 2．魏忠贤身边聚集了大量谄媚依附、助纣为虐的朝臣是事实。回顾明朝历史，可以看到擅权程度远不如魏忠贤的刘瑾案发后尚且只有年长的驸马蔡震敢于说“应不附尔”，何况魏忠贤乎？ 3．阉党和东林-复社都人数众多，因此对其中个别人士的评判不能与该集团的整体评价互相干扰。 4．东林-复社人士追求控制朝政绝不能等同于该集团就是一群纯粹争夺权力的政客。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掌握政权怎么可能实现？而且东林-复社集团中确实多有急公好义、清廉自奉的政治家乃至忠臣烈士，不能因为存在一些李三才、钱谦益之流就全部否定这个很庞大的集团。 5．《留都防乱公揭》的进步意义在于反对阉党死灰复燃，虽然把阮大铖作为靶子有失偏颇，但将该公揭的签名者指为“公子哥儿”加以贬斥是毫无道理的。顾诚先生点名的吴应箕、陈贞慧虽然是官宦子弟，却并无劣迹流传，后来或是以身殉国，或是隐居山林，都维持了气节。而阮大铖贪渎乱政、降清卖国的行为并无争议，不能因为他名列逆案有所不妥就将弘光朝的劣迹一同翻案。马阮二人不能等同对待的原则应当“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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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05 22:42:00
九、关于阉党和东林-复社的一些问题（补）
安宗和阮大铖的敌人是东林-复社，东林-复社的敌人阉党，但不能说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安宗和阮大铖的朋友就是阉党，这个逻辑不存在。东林-复社人士抓住阮大铖的“逆案”小辫子不放是无意义的党争之举，但其实除此之外敌对的双方都没有更多地纠缠于此。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好，对待逆案中人（不仅仅是阮大铖，但阮大铖是典型）都是个别看待，不存在谁打算翻案的问题——甚至《留都防乱公揭》的签名者们也未必不是专门对待阮大铖一人而非真的以为会有人有能力“掀翻逆案”。威宗对阉党的清算确扩大化了（比如对待阮大铖），而且很多遭到罢斥的阉党成员确实有一定才能，因此被南明朝廷（不仅是弘光朝）或者清朝启用也是事实，但这不等于可以平反阉党——无论是南明还是清朝都未对此翻案，甚至到了今天也只有网上极少数人寻找“铁腕结束党争乱象”、“忠心辅弼熹宗”或者是一些事后诸葛亮的对辽东战局的分析之类站不住脚的理由为魏忠贤说话，这完全是因为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暴行悖逆天理良知的底线，罪无可辩。笔者赘述这些，只是觉得如果今之史家如果过多纠缠于此，则不免有所胶执，特此三致意。 《留都防乱公揭》的主要策划和起草者是吴应箕和陈贞慧。吴应箕生于1594年，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时已经四十余岁（《留都防乱公揭》的起草年，不同史料有1638、1639两种说法，希望熟悉史料的师友为我指正），哪还称得上是“公子哥儿”？其实即便是“明末四公子”也主要是说四人都是宦门子弟，虽然和其他明季文人一样爱好醇酒美姬（特别是在秦淮河畔），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是一群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这几人在明末大变局中，吴应箕坚持抗战、杀身成仁；陈贞慧抗清兵败后隐居不仕；方以智虽然短暂被迫供职于李自成朝廷（因此可以说不是明朝的“忠臣”或“纯臣”），但后来在永历朝也呕心沥血参加抵抗，力竭出家（而且很可能最终殉国），民族大节不亏；冒襄至少也是隐居山林，不为满清所用。唯有一个侯方域屈服于征服者而已。而他们发表《留都防乱公揭》的目的也不能说就是单纯的人身攻击。从忠于朝廷的角度讲，提醒士人提防钦定逆案罢斥官员兴风作浪的态度也谈不上有什么错。顾诚先生对吴应箕、陈贞慧的评价太过苛刻。 秦淮八艳中，柳如是嫁贰臣钱谦益，寇白门嫁贰臣朱国弼，李香君嫁贰臣侯方域，卞玉京几乎嫁贰臣吴伟业，顾横波嫁“叁臣”龚鼎孳，陈圆圆嫁叛臣吴三桂，俱是遇人不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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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06 23:36:28
十、关于李自成在山东的统治
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主要研究活动都处在“农民起义进步论”氛围下的顾诚先生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他的一些结论也未免失之偏颇。譬如“自从明末以来，山东一省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明朝廷的统治已经很不稳固。大顺政权接管该省后，由于实行免赋政策，派遣的官员奉公守法，吏治严明，受到当地贫苦百姓的拥护”就不是很经得起推敲。李自成在“流贼”时代就很少在山东一带作战。占据秦楚作为根据地之后又很快沿着秦-晋-畿北这一基本路线攻灭明廷，就连在畿南和河南都未建立有效稳固的统治，怎么可能有效接收更在东面且明朝统治稳固（因此李自成兵临北京之事还有大臣劝威宗从陆路南迁）的山东？确实有史料表明李自成宣传了“不纳粮”的“免赋政策”，但随着队伍的壮大，接收明朝官府和王府以及为数不多的富户的钱粮财产已经不可能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因此采取了基本上属于“余粮收集制”的方式筹集军粮。至于“派遣的官员奉公守法，吏治严明，受到当地贫苦百姓的拥护”云云，更是无视李自成因腐败而迅速在北京败亡的事实。
十一、 “义军”或是“地头蛇”
将明清之际乱世中各地出现的小股武装硬区分为“义军”或是“地头蛇”之类的“地主武装”是一种僵化的二元史观指导下得出的结论。在大势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此类武装的性质不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其可能是流民自发组织，可能是地方士绅或者退职官员组织；其目的或在于保境安民，或在于争夺生存空间，或在于抵抗外来力量；其作战对象可能是明、清、顺的任何一方，甚至朝秦暮楚、降叛不定都是正常的。在这个问题上，姚雪垠在小说《李自成》中的视角反而更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况。
十二、赵应元收复青州的意义
赵应元对青州的收复十分短暂，对于整个明清兴替的战局而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他在收复青州时拥立明朝宗室衡王，不应当单纯视为李自成败亡北京后部分大顺官员的摇摆不定，而更应当看到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农民军与明朝联合抗清的事例。在当时明顺双方都未明确大势的历史环境下观察，这一意义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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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07 23:40:57
十三、从1644年~1645年河南的形势看南明朝廷的无所进取
李自成败走山西之后，河南明、清、顺、“土”各方势力交攻的混乱局势也充分说明了李自成未在此地建立有效的统治。大顺多年转战的河南（况且还是牛金星、宋献策的故乡）——除了临近陕西，由于贫瘠饥馑、民风彪悍而比较逆反明朝朝廷的豫西之外——尚且没多少群众基础，遑论山东。所以顾诚先生说“自从明末以来，山东一省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明朝廷的统治已经很不稳固。大顺政权接管该省后，由于实行免赋政策，派遣的官员奉公守法，吏治严明，受到当地贫苦百姓的拥护”是缺乏依据的。 满清只控制了豫北三府，大约与李自成水淹开封造成大片黄泛区有一定关系。依靠黄河泛滥消灭或者是阻滞敌人，无视人民生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没有区别。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李自成是相当残暴和不择手段的。 这一时期南明朝廷陷入党争，无所进取。如果四镇能够紧逼鲁豫二省，至少可以进攻李自成部，与满清形成隔河对峙之势。河南丢失，南明想效法东晋南宋都不可得了。 顺便说一句，顾诚先生文中的“河南府（即洛阳府）”没有道理。“河南府”这一行政区划唐朝至明朝名有更改过“洛阳府”这样的名称（之前自汉至唐也一般叫“河南郡”），“洛阳”或者“雒阳”一直是县而不是府。
笔者突然发现此前阅读的《南明史》电子书缺了第一章。现在下载了新的电子书，从头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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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09 15:24:35
十四、崇祯朝覆亡的历史逻辑问题
笔者曾经谈过，一切问题都是逻辑问题。顾诚先生认定清朝替代明朝是偶然，那么同样的逻辑来分析，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崇祯朝覆亡也是历史的偶然。 看上去1644年的崇祯朝廷已经陷入全面危机状况，两线作战均已陷入绝境，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时明朝军政系统还可以基本正常运转，而江南富庶之地还完全在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这都并不是“亡国之象”。而李自成东征的快速胜利反而是有偶然性的，至少当时既出乎李自成的意料又出乎明廷的意料。应当说，是明朝的制度导致威宗难以作出正确而有力的决定，最终导致崇祯朝廷的覆亡。 如果李自成在西安建号之后不急于东征，而是经营陕西，或者先攻取山西河南作为根据地，那么崇祯朝的灭亡肯定会推后一些，而自成在实际经历了治理国家的经验之后，或许能够更好地处理与投降官绅的关系，并且有效约束部属，不致出现山海关之败。如果威宗南迁成功，就可以在淮河一线集结湖广河南山东的兵力与吴三桂部呈犄角之势夹击东征的李自成，而满清即便入关也只能是与李自成作战，使明朝坐收渔翁之利（如果威宗在世，就不可能出现南明朝廷的内讧，可以有效组织抵抗）。从南明的历史来看，说“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是受了《明史 孙传庭传》的误导。李自成在山西和直隶北部的迅速胜利
十五、明朝官绅的投降以及李自成在河南山西山东的统治
李自成东征以来，明朝官吏“望风而降”才导致了崇祯朝廷如此迅速地覆亡。但这并不代表明朝官绅普遍认同李自成必然胜利，很可能更多地只是因为畏死偷生的心态以及未曾料到李自成如此迅速地出兵东征而已。应当指出，从南明的历史看，虽然当时还没有顾炎武明确地提出“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但是降李自成和降清在当时明朝官吏的心目中是截然不同的。弃明投顺，还可以说是“良禽择木而栖”，最多不齿于士林而已；而剃发事清就完全是冲破“华夷之辨”而不齿于同胞的行为了。 顾诚先生的书中刻画了项煜、时敏等人的嘴脸，但未言及著名投降派光时亨、龚鼎孳等人的谄媚丑行，很遗憾。 崇祯朝廷覆亡后，如果李自成处理得当，是有可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传檄而定”取得明朝其他领土的。但从河南山东在李自成败逃之后迅速脱离大顺朝廷的情况来看，显然大顺朝根本没有在上述两省建立有效统治。
十六、关于吴三桂的“投降”
吴三桂接到威宗“入关勤王”的诏令之后率军西行，到了冀东使崇祯朝廷已经覆亡，李自成发布诏书对其实施“招安”。吴三桂的“投降”根本不可信。无论是从他“世受国恩”，难以接受明朝被消灭的事实角度，还是从他与满清早有往来的角度，或者是他的父亲吴襄被李自成政权拷打追赃的角度，掌握明朝最精锐军队的吴三桂都没有投降的理由和可能。但应当指出的是，吴三桂最初对待满清的态度只可能是“借师助剿”、“联虏平贼”，之后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内心深处他不可能忘记自己是明朝的大臣。这种思想，贯彻了他的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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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10 23:26:32
十七、顾诚先生对李自成进京后行为评价的不妥之处
李自成，或者说大顺军进京后是否迅速腐化，以及腐化是否是李自成败逃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顾诚先生对此作出了分析。坦率地讲，他的分析过分囿于“农民起义革命性”的历史观，存在很多不妥之处。 李自成一直实施的“免赋”政策，不能作为其“革命性”的证据。明末民变蜂起的直接原因是灾变四起。天灾之后由于官吏腐败、赈济不力，就会导致“人祸”，引发饥民、流民造反。面对造反，朝廷必然发兵进剿。天灾加兵灾，必然导致农业生产停顿，进而产生新的求生无门铤而走险饥民、流民。恶性循环之下，民间必然仓廪皆空，李自成转战之地大多饱受灾难，即便想征收税赋以为军费政费亦无粮可征。“不纳粮”之类的乌托邦既不可能建成，为了维持大军所需粮饷物资，起义者只能选择无条件夺取财产——称之为“追赃”亦可，称之为“劫掠”亦可。而将被“追赃”者按照“剥削阶级无好人”的简单二分法予以一概否定（颇有清廉官绅亦被拷打“追赃”的记录），不能不说是顾诚先生的历史局限性。 李自成实施的“追赃”，在其流动作战时期或许在所难免，但建政西安之后仍然采取这种“战时经济政策”，不考虑建立稳固政权的需要，更没有记录说明大顺朝再其稳固统治地区使用“追赃”所得财物进行奖励农桑、恢复财产的治理行动。这只能说明李自成集团“流氓无产者”的性质浓厚，丝毫能不能说明其“革命性”，更不能说明“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宗旨”。而且根据顾诚先生的逻辑，经历“追赃”之后的大顺政权才应当是割除了剥削腐败毒瘤的“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汉族为主的政权”，怎么可能反而“先进性”不如团结了“官绅”的政权呢？至于“‘征’得的钱粮一般都是整数”，那只可能是记录者取其概述而记录之，犹如今日之文件会记录预算收入为若干万元，预算支出为若干万元，而实际情形亦可能有数角数分之零碎数值。否则，“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难道官绅聚敛的财产也一定是“白银一万两”之类的整数以供农民军没收时记录方便？ 至于“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从心理学上是有可能的。大顺军的骨干力量追随李自成辗转流动作战十余年，经历了无数出生入死和艰难困苦，在西安喘息未定，又在山西和北直隶大获全胜，迅速攻入繁华的国都北京，面临封侯封伯的荣华富贵生活，再加上对关外满清力量的不了解导致的轻敌——所谓“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宗旨”怎么可能抵抗诱惑和疲惫？唐末黄巢攻入长安、清末洪秀全攻入天京后的腐败（洪秀全未立即败亡，是因为其时清朝已经十分腐败孱弱，当然不可能与入关时的八旗精兵相比较）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此，大顺军由“军纪严明”到“腐化变质”最终失去民心（民心厌明，必然对大顺军期望值更高，因此大顺军由于腐败失去民心必然更快）的迅速变化，是完全顺乎逻辑的。另外应当注意到此时大顺军中必然有大量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来自投降的明军。明末军队腐败虐民众所周知，这些人不会因为加入大顺军就发生本质变化。而他们如果有劫掠行为，只可能被记在大顺军的名下。 李自成建立的不是“农民政权”而是“封建政权”，姚雪垠在小说《李自成》的序言中分析得很清楚，且姚雪垠先生在书中借李岩之口叙述了李自成败亡的根本原因——流寇思想，笔者不必在此复述。实际上李自成希望走的是胜利的刘邦、朱元璋之路，实际走的是失败的窦建德、黄巢之路，无论成败，建立的都是“封建政权”。顾诚先生在此一叶障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不如并非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姚雪垠，十分遗憾。 至于说满清的政策更为不得民心却没有败亡，主要是因为其时八旗兵正是最为朝气蓬勃的时代，镇压力量无比强大，而北京士民经受了天地翻覆两度亡国的巨大变乱，没有力量组织抵抗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十八、李自成对满清缺乏认识
李自成一直与明军作战，对满清威胁缺乏认识是必然的。再加上被东征以来的迅速胜利“冲昏了头脑”，自然更不可能把吴三桂的精锐之师放在眼中。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李自成对待吴三桂的失策，就是败亡在了“最后一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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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11 22:52:50
十九、关于“鼠疫说”
顾诚先生的时代，国内史学研究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综合交叉还不是很多。而且受机械唯物论指导思想的影响，很多对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都被视为“外因”、“偶然因素”而未得到重视。应当说，顾诚先生提出清取代明是偶然应占主导地位已属不易，未注意到这一因素是正常的。 但是，片面夸大鼠疫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李自成的大军确实由于鼠疫的缘故大量减员，那么史料（特别是当时人的笔记）不可能没有记载。而且鼠疫传染广、发病快、死亡率高，当时的公共卫生条件根本无法区分高级官员和普通士兵庶民，怎么会明清顺三方的上层人士没有感染“时疫”而死的记载？如果李自成的军队大量感染鼠疫，那么与李自成作战并迅速占领北京的清军也不可能幸免（所谓跳蚤厌恶马匹所以远离清军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更何况清军并非没有步兵，大顺军的马匹也很多。而且鼠疫流行爆发于草原，满清统治区域更接近蒙古草原，接触传播鼠疫的啮齿目动物的可能性必然更大），也应当有大规模因病减员的记录才能证明确实有大规模鼠疫流行的事实存在。
二十、从山海关之败看“李自成朝气说”不成立
顾诚先生称攻占北京后的大顺军“富于朝气”，然而山海关之败充分说明了这支军队没有什么“朝气”，甚至不如惶恐疲惫的吴三桂军。大敌当前，大顺军却在冀东逡巡数日，而且对敌情几乎是一无所知，其骄横倦怠犹如晚清八旗，哪来的事实证明其有“朝气”？
二十一、吴三桂伪降李自成
吴三桂一开始表示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非其本意，一方面，吴三桂与满清方面的投降、引兵事宜并未接洽明确，另一方面其父吴襄以及家眷都在北京做李自成的人质，这种情况下对李自成做出的投降许诺自然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特别是祖大寿、洪承畴降清之后，吴三桂的降清就几乎是必然之事了。在吴三桂眼中，李自成是“旧主”的杀身仇人，又是“新主”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不可能真正去投靠。所以认为吴三桂起先决定投降李自成，短时间内又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实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至于大顺政权对明朝官绅的“追赃”，反而未必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至少不是这个因素导致吴三桂下定最后决心。 明季官绅，武臣气节大多不如文士。文官虽然多爱钱，武官则更加怕死。唐通、姜瓖之类都是“闯来降闯、满来降满”的“叁臣”，吴三桂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更加“一次到位”而已）。特别是唐通——他奉命招降吴三桂时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在山海关战役中又迅速溃败迅速投降，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尤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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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15 15:31:03
二十二、满清进入北京时的政策体现出的“开国气象”
顾诚先生提出了“朝气”的概念，但是对“朝气”的表述却是不清晰的——一面盛赞大顺军“追赃”是革命行动，体现了革命性，没有“团结明朝官绅”也是“富有朝气”一面又说必须“团结明朝官绅”才能算是“富有朝气”。从逻辑上来说，如果“革命性”必须加上“团结明朝官绅”这样的妥协才能“富有朝气”，那只能证明大顺军的“革命性”根本就是“破坏性”，是“戾气”。 从传统朝代更替的角度来看，李自成的政策缺乏“开国气象”是真的。自汤武革命以来，凡是志在夺天下者所采取的建立稳固政权、团结各方力量、争取民心归属的政策，在李自成这里或付之阙如，或名存实无。而满清进入北京时的政策却的确体现出了这种“开国气象”。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目的不过是脱离明朝而独立，皇太极多尔衮兄弟的志向才真正是入主中原。虽然多尔衮的器宇远不如皇太极开阔（如果是皇太极入主中原，那么剃发、圈地、禁海之类政策的实施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满清的征服甚至可能更为顺利），但进入北京后还是果断采取了追悼威宗、维持军纪、暂缓剃发、留用明顺旧臣的政策，最大限度争取了各方面“归附”。特别是留用明顺旧臣一节，多尔衮采取了“不问出身”的态度——不仅维护旧臣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不惜颁授高官显爵，甚至暂时允许他们保持衣冠——一方面获得了大量有实际行政经验的治理人才（无论阉党还是贰臣叁臣，都不能否定他们的实际才干），另一方面也向未“归顺”的明朝官绅释放了极其富有诱惑力的信号。这一政策几乎一直沿用到南明彻底灭亡，而且和南明朝廷“吝惜国家名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十三、李自成的登极
在撤离北京前一天，李自成还按计划举办了登极大典。应当指出，李自成的选择是正确的。此时登极，并不表明“流贼”们一定要过一把当皇帝的瘾——实际上李自成在西安已经建号称尊，而北京也只是“幽州”，不是顺朝的国都。李自成此举，其意义只在于山海关之败后得以继续维护全军（包括各个不同时期加入大顺军的人马，特别是明朝降军）军心，昭示“天命在兹”，不至于在大敌当前之际发生全军性质的心理大崩溃。否则，全面溃败的大顺军很可能无法返回陕西这一基本根据地就散失殆尽。
二十四、光时亨与龚鼎孳的选择
光时亨与龚鼎孳都是崇祯朝“慷慨激昂”而李自成入北京城后立刻投降的言官代表，所不同之处在于李自成败走后光时亨潜逃回到南京（时运不济，被作为投降李自成的代表处死），龚鼎孳随李自成逃亡了一段之后最终投降了满清，成为“叁臣”。光龚二人的人品均甚卑“贰臣”们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大题目。但李自成败走后二人都没有留在北京立刻侍奉“新主”，表明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并不精准，对“事虏”可能还是稍存了一些顾忌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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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15 16:11:08
二十五、李自成“退保陕西”的战略
李自成败退后，在京畿和山西都是一边防守一边退却，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也未留下大顺军的核心将领统一组织防御，而是命令明朝降将陈永福、唐通、姜瓖留守山西。顾诚先生不解“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笔者认为，这很简单：李自成视陕西为基本根据地，“退保陕西”是他的基本战略。 山海关之败，大顺军东征带去的精锐损失不少，剩下的核心力量更是十分宝贵。而陕西是李自成等人的桑梓之地、“龙兴”之地，建立有大顺朝完成的政府机构，东、南两个方向又都有天然屏障，自然是李自成“退守”的唯一选择。足堪信任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集结到陕西组织防御，并且由袁宗第守住晋西南临汾入陕门户。命令非嫡系的明朝降将陈永福、唐通、姜瓖留守山西，完全在情理之中，一点也不代表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相反，如果“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将重要的力量分散在山西、京畿甚至河南、山东，反而一定会导致更迅速的“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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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18 23:29:15
二十六、弘光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
顾诚先生囿于当时的史观框架，判断清兵入关时民族矛盾还未上升为主要矛盾，明清双方都以大顺为敌，表明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其实，在这里硬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拆分开是没有意义的。满清志在“逐鹿中原”，南明志在“报君父之仇”，李自成当然都是不共戴天必须消灭的敌人。而满清上层阶级与汉人并不处于同一生存空间，暂时是无从谈到阶级矛盾的，更何况当时南明朝廷尚未判断出满清的战略意图。
二十七、弘光朝廷采取“借虏平寇”国策的必然性
认为唯物史观只是将已经发生的事情机械地套用公式后便得出“历史的必然性”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真正的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偶然性的重大作用，而且极其注重具体历史形势的分析。 自崇祯朝开始，明廷对满清战略意图的形势判断就一直很不明晰，仍然停留在努尔哈赤“叛乱”的定位上。笔者认为，努尔哈赤起兵的主要目的还是割据一方，占据本属于明朝的奴儿干都司之地自立为王。而皇太极-多尔衮兄弟掌握的这个政权经历过对蒙古和朝鲜的征服后，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于割据一方的“后金”，而是致力于入主中原的“大清”了。但整个崇祯时代，明朝虽然内忧外患，毕竟表面上还是统一坚固的政权，因此皇太极兄弟暂时只能入关劫掠，没有契机也缺乏力量大张挞伐。这种状况，或许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有些类似。 因此，威宗在明朝国力军力都不可能支撑两线作战的状况下，采取的政策一直是“攘外必先安内”，具体说就是“平辽必先剿贼”。因为他的判断是：“辽”的目的不过是“割据”和“劫掠”，不过是严重的“癣疥之疾”而已，“贼”却一定是“腹心之疾”。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安宗继统之后，一方面只有维护威宗的基本国策才能获取基本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仇人”也确实是李自成而非满清。 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注重“以史为鉴”。明朝之前，“天下大乱”大抵有九次：秦末农民起义、新末农民起义、东汉末黄巾之乱、西晋八王之乱、隋末农民起义、唐朝安史之乱、唐末黄巢之乱、北宋末金人入侵、元末农民起义。其中秦末、新末、隋末、元末的变乱，也包括黄巾之乱都是由于朝廷暴政引起的，并无外敌。明朝士大夫当然不可能承认威宗是秦二世、王莽、隋炀帝、元顺帝那样的皇帝，也不可能承认李自成、张献忠会成为项羽、刘邦、刘秀、李渊或者朱元璋（倒是把他们视为樊崇、张角兄弟、窦建德、杜伏威、陈友谅、张士诚一类人物）。北宋末金人入侵时没有内部变乱，崇祯朝廷灭亡时也没有八王之乱那样的宗藩之间的内战（弘光朝灭亡后倒是有），可比拟的也只有唐朝安史之乱或者是黄巢之乱的景象了。既然环顾朝野找不到郭子仪李光弼（马士英史可法都有自知之明，而且明朝的最精锐部队或是被李自成消灭，或是被满清消灭），又不太可能出现朱温，更何况唐朝的历史，无论是回纥还是沙陀，也确实没有危及社稷（沙陀甚至还表现得非常“忠义”）。弘光君臣确实难以作出“满洲意在入主中原”的判断，就必然只能“借虏平寇”了。顾诚先生列举的史料中河南山东官员的彷徨两端，确实反映了“借虏平寇”是朝廷上下的共同认识。 马士英史可法确实都缺乏战略眼光，对河南山东的无所作为就是明证。不过，顾诚先生在指出史可法并非旧时宰相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他的窘境。平心而论，史可法的“忠”、“纯”、“廉”都是没问题的，顾诚先生指责他“一味苟且贪安”、“一味以‘通好’为上策”，有过苛之嫌。
二十八、关于吴三桂的封爵
顾诚先生经过分析史料认为南明朝廷对吴三桂的封爵有一个升格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平西伯→平西侯→蓟国公的顺序，而非一开始就直接把平西伯晋升为蓟国公。这种判断应当是正确的。明代封爵十分严格，在此之前没有过伯爵直接升为公爵的先例。弘光朝的封爵并不泛滥：对四镇的叙封都算是正常，文臣马士英坐拥“定策”大功，经廷臣议叙，终未得封爵（可参考钱海岳《南明史》）。即便是在封爵泛滥的永历朝，对吴三桂的封爵也在名义上经历了汉中王→济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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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19 23:16:45
二十九、多尔衮-史可法通信
皇太极多尔衮兄弟的志向是入主中原一统中国，不过并没有对“一统”的具体步骤和进度做出具体的、乐观的预测。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江淮以南并不那么容易征服——西晋、隋、元都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南北朝对峙，而且在此之前还都经历了攻占巴蜀之地自西向东居高临下进攻的态势。前秦、北魏、辽、金都只做到了南北朝对立。从满清的力量来看，初入关之时虽然嘴硬，但很可能也是只做好了南北分治的准备。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书信就体现了这一点。 满清入关后为崇祯帝上庙号“怀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固然可能是以多尔衮为首的对儒学还不是很精通，不知道庙号除了评价已故帝王的一生功过外还代表子孙后代在宗庙祭祀的意义，因此如果不是本朝的皇帝，不宜上庙号。但这个道理至少范文程、洪承畴应该懂，降清的贰臣叁臣们进士众多，不太应该把这个问题一直拖到顺治十六年才解决。或许这和“联虏平寇”、“为明报仇”之类的策略有关——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后唐为唐哀帝上庙号“景宗”，虽然性质根本不同。 史可法致摄政王多尔衮的书信中引用了汉昭烈帝、晋元帝和宋高宗的典故，绝不等于这代表“苟且偷安的心理”，否则不能解释书信中同样引用了汉光武帝和唐肃宗的史事。史可法考虑到南明力量不济，绌于应对是实际情况，但不能违背事实说他的书信也“措辞极为软弱”。从辞令来看，史可法的书信抓住了安宗继统的合法性的大问题，在局势完全不明时做到了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不失为一份“激励人心的佳作”。至于对待吴三桂的称谓，可以说史可法的态度代表了整个南明的“联虏平寇”政策，而且坚持称吴三桂为“大将军”，正是否定了满清对其封王的合法性，明确指出吴三桂不过是“借兵报仇”的明臣而已。 顾诚先生对史可法的评价，太为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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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22 00:40:19
三十、关于左懋第使北，以及史可法的战略分析
左懋第使北，其实实际意义并不大，或者说唯一的实际意义就是让安宗君臣知道了满清的目的既不是入关劫掠也不是割地纳币，而是灭亡明朝入主中原。在对方战略意图完全不明晰的情况下，使团无实力可恃，无谋略可施，惟有“气节”二字而已了。 不过，顾诚先生说史可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很没道理的。应当指出，史可法是在预料最坏的情况。“联虏平寇”固然不是合适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不仅弘光朝廷内外毫无共识，也没有可能一厢情愿地与最直接的仇人李自成合作“联寇平虏”，而且李自成的情况完全不明，唯一能判断的就是清、顺皆与明朝为敌，更何况多尔衮曾经有过致书李自成之事。这种态势下考虑清顺联合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并不“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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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23 12:38:28
三十一、引用“学生效劳三日矣！”的不严肃性
顾诚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当为后学楷模。不过引用李清《南渡录》中“学生效劳三日矣”的记录，实在谈不上严肃。一方面，史可法不是闭目塞听之人，而四镇的跋扈，甚至已经到了为争夺财赋而火并的地步，何必要“微行至淮上”才能知道？另一方面，史可法在扬州日理万机，“治文书往往夜以继日”，他人无法替代，大有可能一日不在衙署就将导致江北防务组织完全瘫痪，一日不见就会有人禀报四镇协同查找（总会有人知道他是向北去的），哪可能无缘无故失踪三日。“学生效劳三日矣”的记录大约只是一种“微服私访”的民间传说，实际上是明显不可能发生的。
三十二、关于弘光朝的财政
如果因为“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就判断“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就不严谨了。南京并不是国家中枢，南京户部和北京户部储备的财物是不可能相比的，而安宗重新组织朝廷，必然增加财政开支。更何况对顺清的战线都已拉长，战争时期的各项财政开支一定会急剧增加。此时“减免税赋”，除了赢得言官清流（而且必然是龚鼎孳、光时亨这一类“慷慨激昂党”）的赞许外毫无疑义，也肯定没法推行。在这一问题上，史可法的判断是现实的。 明朝亡于财政破产，而崇祯朝的财政危机总爆发是一个大题目，应当结合黄仁宇先生对明代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分析来看。网上有研究者认为明中期以后社会财富大多聚集于工商业阶层，而出身江南的文官集团将国家的财政基础定位在农业税收上，过分保护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97900.shtml），是有一定道理的。弘光朝的财政政策是更依赖于农业税收还是工商业税收，有待熟悉史料的师友解答。 不过，将弘光朝的税收与李自成、满清相比，有点不伦不类。李自成的“免赋”前面已有分析，饱受战争和饥荒残害之地无赋可征，“免赋”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政治宣传罢了”。至于满清，当然不可能继承崇祯朝的赋税政策，至少不可能有道理征收“辽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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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1-29 23:26:44
三十三、关于安宗的“失德”和弘光朝的腐败
顾诚先生在安宗是否 “失德”这方面持强烈而义愤的抨击态度，与传统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这一问题史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说史学界“公认”安宗并不昏庸腐败“失德”，而是颇为勤勉，不过并未有什么引证文献，这里还希望对此料熟悉的师友们推荐。张玉兴先生在《南明弘光帝“失德”驳议》一文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史料，认为安宗并不是昏庸腐败的“失德”之君，而是“恭俭明仁”、勤于政务、谨慎大度。史料对他“失德”的记载，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杂糅了强烈偏见的不实之词。 安宗是亲王世子。虽然与光宗父子的关系算不上很远，但由于威宗已有三子，因此他基本上不具有继承大统的可能性。依明代制度，虽然藩王世袭罔替，但不理民政，不掌军权，基本上只能坐享安富尊荣的生活。故而有明一代，众多藩王中的绝大多数确实都只是酒色之徒。老福王生活奢靡荒淫已是定论，而世子除了继承王位继续“安富尊荣”之外也没有关心时政民瘼的必要（过分忧国忧民反而有麻烦，唐王聿键就是例子）。在这种家教下，如果说世子会“恭俭”，可能性实在不是很大。 明朝皇帝继位之初一般都勤政，即便熹宗这样的昏君也不例外。安宗登极之时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再加上按照明朝制度，内阁首辅也只是“辅臣”而非宰相，理论上来说即便是庶政也都要皇帝亲自处理，因此安宗勤于政务是比较顺理成章的，而且从史料来看，安宗也确实算不上荒废朝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明朝皇帝也确实有怠政嬉游、生活奢侈的传统——不仅宪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这些中平之主如此，就连宣宗、孝宗这样颇有作为的皇帝也未能有始有终。因此，史料记载也不应全部否定。至于说安宗“慈悲为怀”，其实宽厚仁慈反而是明朝皇帝的主流。除了太祖。成祖、世宗、威宗刻薄寡恩之外，其他皇帝确实大多宽厚。安宗在福邸的生活本来就与世无争，养成宽厚仁慈的性格，其实是必然的。 至于筹大婚、选秀女之事，应当说除了充实后宫之外，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安宗忙于此“不急之务”，只能说明他的皇帝生活确实有嬉游奢靡的一面。 而弘光朝臣，特别是马士英、阮大铖的腐败是不容否定的，这种腐败要放在明朝后期整个官僚集团的腐败的视野中去看。有一种观点认为，危急存亡之秋，“忠”和“能”比“廉”更为重要。当然，我们应当承认，确实有马士英、朱大典这种“忠”而“贪”的情况存在，但更多的却是阮大铖、冯铨、丁魁楚、孙之獬、金之俊、陈名夏、土国宝、刘良佐、刘泽清、骆养性这一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品德上都没有什么节操可言的例子。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当一个官员将个人对金钱、淫乐之类的欲望放在第一位时，他必然将其所掌控的权力用于追求满足私欲而不是更多地去考虑“公”的需要，自然遑论“忠”了（更何况其实“贪”绝不等于“能”，面对李成栋束手无策的丁魁楚就是例子）。指望南明官场会出现杨廷和、殷正茂、张居正、李三才这一类“忠而不廉”的人物来救时，是不现实的。
三十四、弘光朝的平反活动
弘光朝的一件大事是为明朝历史上的诸多冤案平凡昭雪，主要是洪武朝卷入胡蓝玉两大案的勋臣、建文忠臣、夺门之变之后被冤杀的于谦等、正德宗朝忠谏之臣以及嘉靖朝卷入大礼议被贬斥的大臣。顾诚先生将此一概斥为“不急之务”。笔者认为，顾诚先生没有看到安宗君臣意在争取人心的意图。南明朝廷面对顺、清两大强敌，必须尽力凝聚朝野士民的支持。而表彰忠义，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将此视为“不急之务”，一方面是受了当时一些文人记录的误导，另一方面也犯了“以今及古、以己及人”的错误。 至于说“掀翻逆案”，顾诚先生的考证很清楚：并无此事。笔者也认为，魏忠贤逆案不可翻。虽然阮大铖起复，但他仅仅是逆案中一个很不重要的人物，没必要为了他而从魏忠贤开始一起黑白不分地全部平反。而如果真的“掀翻逆案”，就意味着安宗对威宗的全面否定，必然动摇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安宗搜寻《三朝要典》之时，笔者认为还是要着眼于他欲为老福王在名誉上予以褒扬之意而检讨争国本、妖书案和梃击案问题，同时很有可能是为了效仿世宗修撰《睿宗实录》之举，为将来修纂其父的实录做准备。当然，这件事情肯定属于“不急之务”，而且引发了东林-复社集团的极大不满，确实是安宗的失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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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2-06 18:08:54
三十六、关于多铎和阿济格的两路伐陕
多尔衮决策灭明之后，清、明、顺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奇特的三角敌对关系，任何一方都与其他两方为敌。不过，由于弘光朝廷的无所作为，因此主要的战争还是发生在清顺之间。 多铎和阿济格两路伐陕，采取的进攻路线令人想起天启崇祯年间皇太极的策略：一面在山海关以东拖住明军，一面从其他路线入寇关内的畿南山东之地。而局势对于李自成而言则是防不胜防——即便能够利用潼关天险有效抗击多铎，也不可能防守既可从河套攻入也可先进取河西的阿济格。总之，陕北乏险可守。 至于马世耀的伪降之计，实际上意义并不大。即便夹击多铎之计成功，也不过是消灭部分有生力量而已，阿济格方面的压力仍然不可能解除，更何况以当时大顺军的兵员数量和战斗力，也未见得能有多大的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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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2-08 19:48:06
三十七、关于陕西的防御安排
李自成在布置陕西的防御时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从陕北和潼关两个方向上抵抗清军，这一战略安排谈不上有错。但他没有预料到满清是如此之可怕的敌人，因此防守陕西的军力还是大大的不足。 实际上，大顺军直到攻占北京，可以靠得住的武装力量也并不多。对抗明朝一个敌人可以，同时对抗明、清、献三路敌人就很吃力。如果考察潼关战役之前大顺军的周边局势，可以看到李自成的主力部队分散在陕北、关中、荆襄、豫西四路。而在大顺控制区的正东，清军（以及归顺满清的明军）占领了整个山西和大部分河南（秦晋豫之间的潼关天险，对于清军而言固然难攻，也意味着豫西的大顺军难以回师）；正北，阿济格从内蒙古一带压境；正西，是不可靠的明朝降将（而且阿济格的骑兵速度快，完全可以绕道河西从背后攻击大顺军）；正南，川中是虎视眈眈的张献忠（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张献忠会联合李自成对抗明清）；在荆襄、豫西和关中之间还钉着明朝控制的郧阳地区，兵力分散过于严重。 潼关战役失败后，大顺军兵分两路，李自成集团和李过-高一功集团分别南撤，大顺军再也未能聚成一个拳头有力出击，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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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2-12 15:02:58
三十九、李自成败走荆襄之后的流寇行为，以及顾诚先生的局限性
李自成自陕西败逃之后，不仅没有在大顺政权已经建立地方政权并且站稳脚跟的荆襄地区据守，反而顺江而下，充分体现出他的流寇本质。 荆襄虽然地处通衢，既非利于局限固守之地，亦非财赋丰腴的鱼米之乡，但大顺政权已经在此建立了基本稳定的地方政权，而且还有二十万人马的兵力（这二十万是大顺军的核心部队）。相比之下，由于多铎回师河南准备进攻江南，阿济格率领的在数量上的优势并不明显。同时，清军作为异族，在明顺力量错综复杂的豫西和湖北完全没有基础；和归降的明君之间的指挥系统需要磨合；而且秦豫楚之间多为山地，清军的速度优势难以体现。在荆襄以东以武昌为中心的地区，左良玉不敢出战。而张献忠的势力被明军压制在成都平原，在此之前李定国向北进击，被当时尚忠于李自成的部队击败；刘文秀向东也始终未能越过重庆（况且石柱还有一个忠于明朝的钉子秦良玉）。因此，大顺军完全可以在荆襄这一根据地与明清双方对峙比较长的时间，静待局势变化。但如果向下游出击，虽然可以预见左良玉的逃遁，但在江西忠于明廷的袁继咸既不会逃遁也不会投降。再加上多铎率领的清军南下，大顺军即便能够到达江南，也不过是把覆灭的地点向东挪移而已。李自成要到长江下游与弘光朝廷硬碰硬地争夺江南，只能说明他此时已经没有对于全国局势的战略考虑，只剩下劫掠财富的流寇思想了。 顾诚先生囿于“农民起义进步性”的局限，带着有色眼镜取舍史料，对《邓州志》中大顺军屠戮无辜人民的记录视而不见，实在是错误的。
四十、顾诚先生关于“襄南侯”的考证，以及大顺政权的爵位制度
顾诚先生注意到了大顺朝的爵位制度，侯爵均为一字，因此推测李自成的叔父“襄南侯”应当是“襄侯”，应当是正确的。大顺政权的爵位制度与明朝不同，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似乎只有侯伯子男四个等级，无王、公，而且没有宗室爵位和勋臣爵位的区别。侯爵一律为一字，且李自成的叔父、义子（张鼐）都是侯爵。 姚雪垠认为，大顺政权无高于侯爵的爵位的原因可能是“天下未定”，李自成准备在统一全国后再对功臣大加封赐。应当称承认这很合理，但无法解释为何宗室封爵也仅仅到侯爵为止（李自成的堂叔父，按照明朝的封爵制度应当是郡王）。笔者推测，这有可能表明按照大顺朝的制度，最高爵位就是公爵，没有王，而且宗室爵位和勋臣爵位一致。天下未定之前，最高只封到侯爵。 五等爵位是后人理想中周朝的爵位制度，但战国到秦汉之间已经几乎取消。新朝恢复五等爵位制后，几乎历代爵位制度都不是机械的五等（三国之后历代都有王爵；南北朝、唐、五代、宋、元在五等之内还有品级；北魏曾经废除伯、男；隋废除伯、子、男；明朝的勋臣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明朝更是考虑到宗室繁衍过盛、名号颁授不变而创制了单独的宗室爵位序列（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继承）。联想到大顺政权采用与前代不同的官名，其爵位制度不同于历朝也是很正常的。 高一功在大顺残部联明抗清时期的地位较高，但在大顺朝建立时封临朐男，只是最低一级爵位。
四十一、关于李自成之死和李自成隐遁出家之说
李自成死于通山县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残部对此都予以承认。如果说明朝官员颟顸谎报，那么大顺军不可能胡说自己的最高领袖殒命。隐遁出家之说和历史上几乎所有难以找到证据的传奇一样，出现时间距离事发时代很远，不具有可验证性。 将李自成与史可法做一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史可法殉难的事实极其明晰，但在之后数年仍有人打着他“未死”的名号起事反清。而李自成之死虽然在史料记载方面有些模糊，但此后再无人以他的名义活动，满清方面在接到阿济格的奏禀后，虽未找到李自成的尸体，也未继续寻找，而是接受了李自成已死的结论。这足以证明李自成确实死于通山，没有隐逸之事。 关于李自成单独活动以致殒命的原因，顾诚先生也知道“全军统帅在行军中往往处于队伍的适中位置”，而当时李自成尚统帅了不少人马，身边也有得力将领，完全不必亲冒矢石，因此《南明史》中关于李自成“亲自带量少数卫士去查看地形道路”的说法完全不“在情理之中”，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姚雪垠小说中对李自成之死的描写，虽然具体细节是虚构的，但更加符合李自成在大败之下的心理状态。小说家言，未必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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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2-20 10:26:16
四十四、关于高杰部进兵北上
顾诚先生将高杰部率兵北上的意图完全解释为史可法一厢情愿地“联虏平寇”，似乎也不是很全面。明清顺三方当时彼此为敌的局势，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这一点可以从清朝统治着（尤其是清高宗）屡屡自夸的“我朝得国之正，自古未有”得以佐证。从总体战略上看，史可法不想陷入崇祯朝两线作战的窘境；从力量对比上看，明军积弱，清军强大，李自成已经是强弩之末；从道义上看，毕竟李自成才是威宗覆亡的罪魁祸首。因此，笔者推测史可法可能联想到了北宋末联金灭辽和南宋末联蒙灭金的教训——两次都是宋朝未能积极进取，因此被胡人占据优势终致覆亡。因此，史可法的目的是抢在清军之前，至少是与清军共同定河南、据关中，这样的目的虽然仍然是与清朝妥协，但至少可以多占一些谈判的筹码，至少可以达到宋高宗南渡之初的局面，甚至可以恢复到北宋初年的故土。因此，虽然史可法的目的仍然是“联虏平寇”，但并不是顾诚先生所判断的那样颟顸，这一点从高杰致豪格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 睢州之变后史可法的处置确实不当，但顾诚先生认为“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则未必妥当。高杰部由李自成投向明朝，本身就有“叛服不定”的嫌疑（李自成部多有“叛服不定”之辈，李成栋、王得仁、田见秀、张鼐都是例子，尤其李成栋就是高杰部将），甚至还有过扣留史可法的恶劣行为在先，在当时根本就不是一支可以倚靠的部队。如果史可法在睢州贸然进击，倒是有可能会被高杰的部下认为“以杂牌为炮灰”，而作出更为不利的行为。不过，自古“守江先守淮”，史可法确实至少应当稳定徐州局势，而不是错误地“退保扬州”，使防御线一下退到长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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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2-24 09:46:29
四十五、左良玉军中的“楚世子”
左良玉东下，直接导致了弘光朝廷的瓦解，可以说是南明史上最恶劣的行为。史料的记载一般都说左良玉是假借太子之名，但侯方域《壮悔堂集•宁南侯传》的记载“良玉乃兴兵清君侧，欲废弘光帝，立楚世子”却值得注意。虽然左良玉兴兵东下时侯方域被关押在狱中，但考虑到侯左两家的特殊亲密关系，且侯方域曾在史可法幕府为宾客（有记载史可法的《致摄政王书》就是侯方域草拟的），可以推见撰写《宁南侯传》之前，侯方域必然对事情的本末有着比较明确的了解。他的记录应当是有所本的。 弘光年间的楚王是朱华壁，其世子史料无记载。从隆武二年继承楚王爵位的是其弟朱华堞这一点来看，朱华壁未必真的有“世子”（也可能当时有，后来死去，朱华壁终至无后）。然而笔者认为，左良玉所欲拥立的“楚世子”并非楚藩正统，很有可能是远支宗室朱容藩。 朱容藩源出何支已无法考证。不过由于有史料记载他曾以“通城王世子”的名义活动，且永历年间通城王承继到朱盛濂这一辈（朱容藩父辈）来看，其有可能是这一支的庶孽，但距离楚王大宗很远。他的镇国将军爵位倒未必是假的，因为通城王朱盛浮生于1603年，如果朱容藩是朱盛浮年轻时所生的庶子，那么崇祯末年就已经是成年人了。马士英柄国时，朝廷尚能够正常运转，不至于冒封宗室。 朱容藩是南明时代可以和靖江王朱亨嘉并称的野心家，又与军阀左良玉勾结已久，再加上马士英和四镇作出“定策”的榜样在前，因此其觊觎大位也不足为奇。如果左良玉想拥立朱华壁的世子，那么还得考虑一下辈分问题——朱华壁与穆宗同辈，是威宗、安宗的叔曾祖父，他的世子则与神宗同辈，是威宗、安宗的叔祖父，辈分相差太大。而朱容藩与威宗、安宗同辈，还勉强可以说是“兄终弟及”。 左良玉的这一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效仿东林-复社人士违反伦序谋立潞王的行为（毕竟左良玉是东林-复社人士支持的）。自此之后，鲁王、唐王争立，远支宗室四处“监国”，这种政治乱局，东林-复社人士要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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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2-28 20:43:32
四十六、史可法
顾诚先生对史可法的评价是比较求全责备的。诚然，史可法无救时宰相之才，在定策时也有重大失误而致使弘光朝廷陷入东林-复社人士与马阮-四镇之间的党争。但如果今人处在其时史可法的位置，也无法做出比“联虏平寇”更好的国策。 史可法殉国于扬州，忠贞壮烈人所共知。在他牺牲后数年仍然有人打着他的旗号起义反清，足见其影响之深。隆武、绍武、永历各朝都有阁部公孤级别的大臣殉国，其地位、实权皆不低于史可法，足见后人铭记史可法的忠烈，并非单纯因为他“官大”，而是因为他首先提出了抗清，并且是第一个在抗清斗争中不屈遇害的南明朝廷主要领导人。 对于史可法的晚节，自清以来不曾有任何史料对此表示怀疑，今天却有极个别“民间历史研究者”（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56966.shtml）为追求“非主流”的噱头，打着“发掘历史真相”的旗号，为吸引眼球而翻案，在全面肯定魏忠贤阉党、否定东林-复社的基础上毫无根据地胡说史可法是洪承畴一样是“逡巡待降”，只不过因为满清羽翼已丰，不再需要洪承畴这样的“引路人”，才没有耐心“等待”史可法投降便杀了他。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首先，史可法长期担任负责华东华南防务的南京兵部尚书，门生部属遍及南中国，如果论其对满清的“价值”，那么比洪承畴只多不少，只要略有“逡巡待降”的姿态，多铎便不可能不加以重视（多铎在杀害史可法后，清廷从未对此表示“惋惜”，足见自多尔衮以下都认同并无劝降史可法之可能）；其次，如果按照此文作者的逻辑，那么自古以来除了长期关押之后仍然被害的文天祥之外便没有忠臣了，凡是被俘的，都是“逡巡待降”，只不过敌方“没有耐心”而已。重新搜集分析史料，为历史人物“翻案”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此毫无根据地颠倒黑白化忠为奸，不能不说是在网络上发言不必承担责任所导致的低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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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3-08 12:28:28
四十七、南京投降及勋臣
个别“民间历史研究者”（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56966.shtml）认为清军兵临城下时安宗的出走行为是“亲征”，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虽然安宗并不如东林-复社人士（以及顾诚先生）所述写的那样昏庸淫乱不堪，但也绝非明断之君；固然威宗困死都城的行为不可取，但从安宗奔走黄得功军营的仓促来看，必然不可能是首先有所谋划的“亲征”，只可能是“出逃”。 王铎、钱谦益等在南京的率先投降和剃发，说明了东林-复社集团的良莠不齐。但文臣出身科甲，毕竟还是依靠个人奋斗为主。而勋臣“与国休戚”、“世受国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譬如恭顺侯吴惟华（明朝的末代恭顺侯本为吴惟英，但如果吴惟英无子，那么爵位仍然应当由吴惟华承继。这一爵位居然从明朝传承到了清朝）、魏国公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忻城伯赵之龙之流（成国公朱纯臣投降李自成之后仍然被杀，真是“为天下笑”）却的确不过是毫无气节的纨绔子弟而已，倒是刘文炳兄弟、巩永固等新贵还真的体现出了“与国休戚”的贵族气节。怀远侯常延龄在明朝灭亡后“身自灌园，萧然布衣终老”，也还算是没有屈膝事敌。 诚意伯刘孔昭（有文献记录他的爵位后来晋升为诚国公，按照明朝的惯例其中可能会有晋升为诚意侯的过程，后查阅《小腆纪传》确实有弘光元年十二月初晋升刘孔昭爵位为侯爵的记载，晋升诚国公的日期待查，当是在隆武朝，而且刘孔昭是否“不受”也待查）虽然在很多记录中都属于“马阮党羽”，甚至目为“奸臣”（例如《小腆纪传》，书中记载的刘孔昭拒绝接纳逃亡的安宗，这一行为已经和刘泽清刘良佐相近了），但是他确实利用控制的军队组织了抵抗，甚至很可能是除了沐天波之外唯一抗清的勋臣。虽然他的抵抗作用不大，而且坚持的时间不长，但终究是忠臣（出走海外后同时也是遗民），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对此有记载。其子刘永锡参与了鲁王以海的抗清队伍，自杀殉国（《续明纪事本末•东南殉节》记载刘永锡爵位为“诚意伯”，殊为费解，一种可能是明廷事后追赠，一种可能是刘永锡并非嫡长子，不能继承刘孔昭的公/侯爵位，因此鲁王以海另外封他为诚意伯）。查阅国内关于南明的研究论文，可以发现对刘孔昭父子的研究是几乎没有的。 镇守南京太监韩赞周自杀殉国，和王承恩一样属于忠臣。韩赞周在明末的太监中并不著名，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他没有什么恶绩，“忠诚谨慎”。宦官中的忠臣，同样应当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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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3-15 12:11:29
四十八、对安宗逃离南京后行为的评价
南京朝廷时代的安宗，虽非东林-复社人士所描述的那种昏庸淫乱之主，但他在兵临城下时不组织抵抗便仓皇逃窜，实无人主之品格。被清军俘虏后贪生怕死，觍颜投降，但终于不免被杀，为天下笑柄。在明代二十帝中实为最为等而下之者。 张怡所谓的安宗逃到黄得功军营中后下诏“大铖、大典拜左、右相”是很奇怪的记录。明初设有中书省，有左右丞相的正式官职。但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二十八年更是明诏规定不得议置丞相，从根本上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宰相制度。后来虽然内阁权力逐渐膨胀，但大学士在制度上绝非宰相，首辅、次辅也没有“左、右相”的俗称。所以，张怡的记录可能是误记，也可能仅仅是要阮大铖、朱大典入阁办事处理政务，代替不在身边的马士英、黄道周和殉国的史可法。
四十九、黄得功
黄得功和左良玉、高杰相似，虽然具有军阀的性质，但本质上还是明朝的忠臣。黄得功部是明朝正规军，其军纪和战斗力似乎也是相对较好的。然而黄得功最大的缺点就在于由平素的跋扈导致的轻信，这一点与高杰更为相似。高杰死于许定国，黄得功死于马得功，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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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3-19 23:31:18
五十、明安宗被俘之后的伦序问题
安宗被俘后的形势，实际上与英宗北狩时候很相似。然而安宗本人并无在世的弟弟，因此不能重复郕王监国之举。邹太后发给潞王常淓的懿旨引用“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的“祖宪”，然而襄王瞻墡、郑王瞻坫都是宣宗之弟，并非宣宗叔父。更何况常淓是穆宗之孙、神宗之侄，而神宗子孙中，安宗的亲叔父惠王常浩（避居绍兴）、桂王常瀛（避居梧州）都还在世，依照伦序是肯定轮不到潞王常淓的。潞王常淓不仅“言过其实”（即便在当时避居浙江的诸王中也并非“贤藩”），在血缘上也并不合适。 中文维基百科中记载惠王常润并非在绍兴投降清朝，而是在隆武二年十二月在广州被清兵俘杀，不知有何所本。 安宗被俘后，各地的亲王郡王多有自立为监国的。终南明一世，再未形成统一的抗清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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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3-23 22:41:51
五十一、右都督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1645年初秋多尔衮派往招抚广西地方的官员谢宏仪头衔为“右都督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一职衔十分少见。清初官制基本继承明朝，谢宏仪又是明朝降将（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武状元），其本官当为武职的从一品都督同知，加衔为正一品右都督。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文职正三品。考虑到明朝正统之后文臣地位大大高于同级武臣的状况，右都督加右副都御史倒也算是相当。只是明代武臣（包括勋臣、外戚、驸马都尉）除了加三公、三孤、太子三师、太子三少衔外，一般无加其它文臣职衔的例子，更无加御史官衔的。联想到洪武初年官制尚未完备时武臣邓愈担任御史大夫，也许这种加衔也体现了清初制度的一定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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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3-26 17:16:39
五十三、剃发易服，以及裹足
“剃发易服”和“裹足”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不同境况，是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都应当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如顾诚先生所言，其实1645年清廷如果继续采取以“抚”为主的态度，是有可能在李自成和明安宗相继覆亡后以较小代价统一中国的，甚至能够做到“传檄而定”。“抚”，意味着减少屠戮，更意味着不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在此我们可以回顾北朝、辽、金、元的历史，以及中唐之后吐蕃占领河湟之后汉人的发型-服装的演变，其中尤以北朝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变换为典型。发型-服装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单独无故变易。魏孝文帝“变夷为夏”，北齐高氏“变夏为夷”，都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而清灭顺、明，仅仅是族姓鼎革。多尔衮没有吸取初入北京时“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的经验，强行剃发易服，甚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此导致汉人长达十余年的激烈反抗，兵灾遍地。更为严重的是，“剃发易服”从此成为满汉民族之间永远无法愈合的创痍，甚至在满清定鼎两百五十余年之后仍然出现在革命党人的民族仇恨叙述中，从根本上摧毁了其统治。其实，如果清廷的规定更改为科举入仕之人必须剃发易服，对普通民众不予强求更不加以屠戮，天长日久，可能真的会如同顾诚先生所言“仿效者必多”。 网上有人指出明末熟女真以及蒙古人的某些部落也和汉人一样“束发深衣”，其具体状况有待进一步阅读历史文献。不过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确实是主要针对汉人的，之后对回部和西南苗疆就未强制推行（藏族似乎自古就有“编发”的习俗，因此不在此讨论之列）。 顾诚先生在书中引乾隆《新繁县志》记载的李先品在清军攻占垫江县之后对“剃发易服”政策的宽限，但这一条史料奇怪之处在于：“剃发易服”在1645年已经被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方式残忍推行，1658年的李先品不知如何能够应对满人的严厉督察，这一点似乎与情理不合。 “裹足”这一发型-服装的“附属习俗”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首先，这一习俗仅在汉族妇女（尤其是北方汉族妇女）中存在，其历史即便如民间传说可以上溯到南齐，也并不如“束发深衣”那样“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更何况元朝之前并未在民间推广。其次，这一习俗摧残妇女身体健康，毫无积极意义。如果汉人妇女能够如同孙之獬之妻那样效仿满人妇女放足，将这一陋俗彻底放弃，当然是一件好事。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清世祖、清圣祖——如果能够像推行剃发易服一样推行禁止缠足，其进步意义将是十分巨大的。但清廷对此却以“男变女不变”为方针消极应对，其中的性别因素也是值得研究的。
五十四、孙之獬和陈名夏
孙之獬和陈名夏是清初降臣的两个典型无耻人物。相比较下，孙之獬是“贰臣”，陈名夏是“叁臣”；孙之獬在明末是阉党奸邪（颇与冯铨类似），陈名夏则名列东林；孙之獬最终被抗清义士处死，陈名夏则死于清廷内部倾轧。不过二人对满清的忠心倒确实是至死不改（陈名夏尤甚，临绞之时还“我心终不动也”。谈迁说他“肮脏”，恰如其分），这倒是可以归结为“一朝天子一朝忠奸”。 孙之獬在满清入关之初立刻“宦兴大发”，充充分体现出此人的热衷权力和无耻，不过他在崇祯朝的“抱《三朝要典》哭太庙”的行为却很奇特，不像是随风而倒投靠权势的无耻小人，倒像有点是“不事二主”的忠义之士了。
五十五、牛佺（铨）
同一本《南明史》中，对牛金星之子（顺襄阳府尹、清黄州知府）的名字前后记载不一，时而“牛佺”，时而“牛铨”，令人无所适从。究竟哪个字是正字，有待解答。
五十六、顾诚先生的讽刺
明末清初，觍颜事敌的无耻之徒甚多，顾诚先生在书中多用讽刺笔法，譬如说牛铨（佺）“不禁心花怒放”之类，类似的描写在后面还会有很多。《南明史》的文学性甚高，在此也可见一般。史书同样需要文学性，顾诚先生给后人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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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4-07 12:20:08
五十八、清帝刻薄寡恩
从靖南王耿仲明因军中收留旗下逃人而自杀、广西巡抚郭肇基擅带逃人而被处死两个案例可以看到，清朝皇帝在开国之初的苛治程度也是“远迈前代”。有清一代，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以及实际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慈禧太后都是刻薄寡恩的君王。
五十九、叶方恒的白话
顾诚先生书中所引的《莱芜县志》中知县叶方恒宣讲上谕那一段，倒是很翔实地记载了明清之际士绅使用的白话。 叶方恒，昆山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顺天府举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为明永历十二年）戊戌科进士，其父叶重华在明末曾任京官太常少卿，从这里看叶方恒年轻时曾经在北京居住若干年并参与科举，因此官话应当流利。 脚注中所述叶方恒陷害顾炎武一事，据王广成《叶方恒寻仇与顾炎武北游》（http://www.kswhyj.com/E_ReadNews.asp?NewsID=361）一文研究， 与清初政局党争不可谓无关。后来从顾炎武《答叶嵋初》、《与叶嵋初》两函的内容看，二人的关系似有修复。
六十、“县官视逃人如长上”
顾诚先生引用的另一份史料《南沙枕秘四种》中所记载的“县官视逃人如长上”也是很有意义的史料。惩治逃人和窝藏逃人者的法令虽数次修改，却始终没脱离逃亡者和窝藏者之间刑罚的倒挂，甚至“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对窝藏者量刑的畸重实际上也是公开宣告“逃人”虽然是奴隶，仍然“命贵”，很可能被捕之后病亡自尽或是再度逃亡，地方官也要受到惩罚，因此才会“县官视逃人如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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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4-10 16:09:45
六十一、由刘宗周联想到杨嗣昌
顾诚先生剖析东林巨子刘宗周的殉节，认为刘宗周不过是“以身殉名”而已。这令人联想起与“东林君子”们相对立的杨嗣昌。《清史•杨嗣昌列传》赞曰：“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而刘宗周虽然不一定至于“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但确实不是经世济国之才，所以威宗觉得他“迂阔”，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从刘宗周“不识时务”地横扫马士英路振飞以及江北诸镇来看，这种反对只能是毫无建树的“为反对而反对”，因此安宗对他空泛的“修圣政、振王纲、明国是、端治术、固邦本”的奏疏也只能选择“优诏”，其实是和威宗一样觉得此人“迂阔”而已。能力不及，只能选择消极的“殉国”，恐怕也是必然的。 刘宗周对于官职晋升“必三四辞而后受”，也是明朝陋儒的明显形式主义表现，可以与朝鲜李朝大臣的类似举动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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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4-13 22:16:26
六十二、杨文骢和吴昜
顾诚先生的书中对杨文骢的叙述不多。由于《桃花扇》（戏剧甚至电影）的影响，杨文骢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两面派，甚至“马阮党羽”的形象。实际上，杨文骢在南京时致力于弥合东林-复社人士（尤其是侯方域、吴应箕等）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应当指出其行为是顾全大局的。弘光朝廷覆亡后，杨文骢、杨鼎卿父子始终忠于隆武朝廷直至阖家殉国，《明史》中把杨氏父子与袁继咸、金声、侯峒曾、陈之龙等忠臣烈士同列是合适的评价，后人不能因为《桃花扇》中出于剧情的需要塑造的人物而对历史上真实的杨文骢有所误读。 杨文骢在隆武朝廷担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时五十岁，其长子杨鼎卿为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衔，其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可能与马士英之子马銮提督勇卫营的情况相似（杨文骢为马士英妹夫，杨鼎卿为马士英外甥）。不过，杨文骢担任的兵部右侍郎为正三品，右佥都御史为正四品；杨鼎卿担任的左都督为正一品，但太子太保为文官从一品衔级。虽然考虑到明朝官制文高武低，尚不为过，但也说明杨鼎卿可能确实有过人之处。 吴日生的名字当为吴昜而非吴易，这一问题马家驹先生在《老树集》中《民族英雄吴日生的姓名问题》一文考辩甚详。另外从“字以训名”的角度来看，“昜”也比“易”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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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4-16 20:09:41
六十三、朱常漅
1645年在太湖县被反清义军推为荆王的朱常漅，从姓名看与神宗同辈，可能就是荆府宗室。按，初代荆王为仁宗之子荆宪王瞻堈，封地在江西建昌府南城县，后由于恐惧王府巨蛇而徙封至接近大别山区（英霍山区）的湖广黄州府蕲州。传至1643年张献忠破蕲州时的荆王为慈煏（中文维基百科“明朝藩王列表（荆王系）”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E8%97%A9%E7%8E%8B%E5%88%97%E8%A1%A8_(%E8%8D%8A%E7%8E%8B%E7%B3%BB)做“慈烟”，该词条还记录有慈煃、和至二王，当为南明时袭封，故《明史不载》，具体要看钱海岳《南明史》）。因此荆王常漅的具体情况待查。不过从辈分上看，肯定是比较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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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4-23 15:34:05
六十四、大顺余部的混乱
明末各路起义军，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部声势最为浩大，但在李自成从西安败退之后，这支军队就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无组织，以至于李自成、刘宗敏战死，宋献策、牛金星投降之后竟无人能够统领全军——即便是在西安与刘宗敏地位相当的田见秀或者是李自成的亲族（也就是大顺朝的宗室）李过也不能。贺珍等人在汉中立刻降清，也体现出了大顺军内部矛盾重重，无一心一德。 以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张献忠（大西政权）相对比，李自成以历代开国皇帝为典范，在西安称尊时就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军政系统。而张献忠虽然也在成都建政，大西军的管理却是以张献忠-四义子为核心的家族式管理。其实效是：李自成败死后，所部分崩离析各自为战，有的降清有的降明（李自成部的所谓“联明抗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何腾蛟投降），与孙可望李定国迎昭宗为主抗清有很大区别，因而大西余部才能称之为“联明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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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5-02 21:19:41
六十五、唐王聿键监国、称帝和明朝诸王的监国争立——涉及“立贤”与“立亲”的原则变易
安宗被俘后，潞王常淓、惠王常润等也很快投降，从伦序上应当由桂王常瀛继统，但现实是很快出现了远支宗室唐王聿键监国、称帝。笔者认为，安宗和潞王常淓的先后投降，在一定程度上使坚持抵抗的南明群臣失去了对“大宗”的尊重，“立亲”的原则让位于“立贤”。而与客观的“立亲”相比较，“立贤”的主观性非常明显，只要有一定实力的支持，任何一位亲王郡王（甚至更为低的爵位）都可以在文臣武将的扶持下“监国”。这意味着南明正式进入了军阀时代（而不是在弘光朝）。此后的唐鲁争立、唐桂争立，以至于靖江王亨嘉监国，根源都在于此。
六十六、关于隆武朝的内阁大学士
顾诚先生在书中列举了绍宗登极后先后任命黄道周、何吾驺、蒋德璟、苏观生、傅冠、黄鸣俊、陈子壮、曾樱、林欲楫、朱继祚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其中可能还包括朱大典等监国鲁王以海政权的大学士，隆武朝也予以承认。 查《明会典•官制一》及《明史•职官志》，明朝内阁大学士为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四殿三阁，似无定员（永乐朝内阁制度初重，解缙、胡广、杨荣就是同为文渊阁大学士），与清制不同。因此绍宗可以同时对很多人封官许愿。由此可以回想弘光朝阮大铖的官职为“兵部添注侍郎”，可见隆武朝的滥封。
六十七、关于“中兴自古旧南阳”
杨廷麟的“中兴自古旧南阳”，黄道周的“以今揆古，易世同符”，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普通的颂圣，只是因为绍宗的旧封地恰好是南阳，与刘秀的“龙兴”之地相同，因此在诗文中用得上这一典故。杨廷麟、黄道周，首先都是文人。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过于苛求，那就和清世宗抓住钱名世“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不放一样了。 绍宗的庙号“绍”为“疏远继位”之义。初代唐王和成祖同为太祖之子，因此绍宗支系之远，已经不是刘秀、司马睿、赵构所能比较的，倒是与刘备、李承晚相似，更何况绍宗与神宗同辈，甚至只能为被清军俘走的安宗加尊号“圣安皇帝”而不是仿照英宗之例尊为太上皇。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相比，远支入继是绍宗的重大不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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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5-03 23:40:55
六十八、再论大顺余部和大西余部的区别
有网友认为，大顺余部和大西余部在抗清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表现，主要是因为“李闯虽建立政权及完整的军政体系，然其处于抗清前线，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转变，仍是流寇本性，打得过便趁火打劫（追赃助饷，大失人心），打不过便逃（北京-陕西-湖广，一溃千里），逃不了便降（降清、降明）。其时，清廷仍未站稳脚跟，以大顺军的军力和战力，若指挥得当，非无一拼之力。然张部则不同，地处西南，远离战火，已接替明地方政府辖制一方。居移气，养移体，气质已发生变化。以马列史观言之，就是完成了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俨然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联明抗清，民族大义有之，阶级观念、忠君观念亦不浅”。 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中关于大顺军的那部分和顾诚先生的见解大同小异，但是逻辑上比顾诚先生更为通顺。但应当注意的是，大顺建政早于大西，东征燕京之前，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西部地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已经先后建立了相对安定的统治。从李自成的施政来看，虽有追赃助饷的暴政，总归比大开杀戒的张献忠“居移气，养移体”多了。而张献忠攻入成都之后，北有马科，东有曾英，西有司马京，南有杨展，基本上处于被围困的战争状态，张献忠的统治，一直就表现为战时恐怖统治，遑论“完成了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俨然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农民军的封建化进程”，基本上是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占领云南之后才完成的）。“民族大义”有之，但“忠君观念”就说不得了。张献忠及其部下一直以明朝为死敌，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联明抗清，孙可望肯定是没有什么“忠君观念”的（他认为自己才是“君”，丝毫没有把明昭宗放在眼里），李定国、刘文秀表现出来的也基本是“民族大义”，说他们“忠于”明昭宗的流亡朝廷，极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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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5-15 17:09:36
六十九、鲁王以海监国与“立贤”
鲁王以海与绍宗都是疏藩亲王，在辈分上也是五十步笑百步（鲁王以海与光宗同辈）。至于“贤德”方面，倒都是胸怀恢复，均不妥协，这是由于弘光朝廷、潞王常淓一味求和终止灭亡的下场所警醒的。不过，鲁王以海同样没有自己的军政班底。绍宗依靠的郑氏集团至少还积蓄了比较雄厚的实力，鲁王以海所依靠的孙嘉绩、朱大典、钱肃乐、熊汝霖、王之仁、方国安、张名振、郑遵谦等，虽然大多是忠臣，其武装力量组成却很混乱，可以说是“乌合之众”。而鲁王以海“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一方面是由于他没有可以依靠的可靠力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明朝的亲藩制度导致藩王毫无军政经验（从这一点上来看，世宗倒是不世出的天才），唐王鲁王，并无区别。 唐王监国称制在先，其实倒是合法性更充足一些。
七十、关于明朝藩王的口音
张岱本非乱世忠臣，不过他记录的“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倒是少见的明末藩王口语材料。明代藩王封于外地州府，不知宗室人员的口音是否会本地化。按，明朝中叶之后，宦官多为北京周边府州人，如果藩王府邸的宦官由统一调配（似无史料表明藩王能够自行选任阉割宦官），则藩王自幼接触的身边人似也多是北京周边府州人（但是侍女之类，或许会在本地选择采买），无法确定是不是宗藩人员会形成类似清朝驻防旗人团体那样的方言岛。不过鲁藩系太祖系，或许情况与迁都之后的燕王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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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6-08 23:05:06
七十四、靖江王亨嘉监国事件以及瞿式耜
靖江王亨嘉与刘备、李承晚之类相近，相对于明朝正统皇室而言可以说是绝对的旁支。而以这样的血统居然还敢于监国，而且这种监国行为纯属内耗，无一兵一卒参加抗清，只能说是朱亨嘉以及拥立朱亨嘉的文武官员（特别是丁魁楚、陈邦傅之类军阀）“名令智昏”到了什么程度。 瞿式耜计划拥立桂藩而不是唐藩，本意在于维护“大宗”的尊严和“立亲”的客观标准。从拥立合法性最强的继承人以统一抗清力量的角度来看，瞿式耜是真正的忠臣。自弘光朝廷覆亡后，疏远宗室和军阀所结合的诸如益王慈炲、益王由榛、益阳王术（木雅）、淮王常清、“楚王”容藩（甚至包括绍宗和鲁王以海）等政权无不以“立贤”为名号。虽然其中一些也曾积极参与抗清，但总体而言是分散了抵抗力量，南明再也没有能够达到弘光朝廷那样的统一局面。
七十五、顾奕的官位
积极参与靖江王亨嘉监国闹剧的桂林府推官顾奕，被朱亨嘉授予的官职应当是《桂林田海记》所记载的“翰林院修撰”而非“吏科给事中”。明朝官制，府推官为正七品，翰林院修撰为正六品，吏科给事中为从七品，顾奕参与拥戴，官制不可能不升反降。给事中为言官，在战乱时节并无太大意义，朱亨嘉也不会只给顾奕一个空头言官。顾奕作为朱亨嘉的谋士，当然要谋求入阁过一把宰相瘾，而“翰林院修撰”为清秘要职，执掌起草诏敕的权力，未来可以进阶为内阁学士，无疑是官位很低的顾奕“平步青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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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6-12 15:28:28
七十六、《南明史》的结构性缺陷
未能以时间为轴写成通鉴体是本书的最大遗憾和结构性缺陷。南明历史自开始之日起，在空间上就体现为明、清、顺、西四方的争夺，潞王常淓投降后唐、鲁、桂诸王又出现争立的状况，同时还有大顺、大西余部联明抗清和拥兵自雄，分裂更加严重，确实如顾诚先生所言，“头绪纷杂”。然而，清灭明之战局为一统一体，并非江楚闽粤川滇各自为战。如果严格按照时间为轴而不是把各个战场分开来分析，全书的面貌将更为明晰。
七十七、隆武朝督抚的军阀化
顾诚先生认为隆武朝的督抚大臣出现了割据现象。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军阀化。明朝自中叶以来设立的督抚制度继承和发展了宋朝的文官领兵制度（实际上中国古代官制，文武之间的分野始终不是那么界限分明），督抚虽然是文官（而且理论上是监察官），但作为执掌军政权力的“地方大员”、“封疆大吏”也在实际上具备了成为军阀的可能。顾诚先生的分析实际结论上是：崇祯末年只有左良玉、吴三桂有一定军阀的性质，弘光年间的四镇则都可称为军阀（四镇都支持安宗继统，但彼此之间内讧之剧烈，在隆武永历年间都不多见），到了隆武时期，何腾蛟、丁魁楚作为地方督抚实际上也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军阀。但除了何腾蛟、丁魁楚之外，其它督抚大臣也并未成为军阀，因此这一现象并不严重。昭宗即位后，成为军阀的实际上还是武将。 这种督抚转化为军阀的现象，可以和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北魏末年以及清末的状况相比较研究。
七十八、瑞昌王和潞安王
洪承畴揭帖中提到的瑞昌王名“朱议氻”，隆武二年袭封。网上看到的资料称之为“瑞安王”的，名之为“朱谊泐”的，都是录入错误。“谊”为秦府宗室字辈，“瑞安王”在史料中无记载。瑞昌王议氻后晋封翼王，大约就是因为其组织抗清有功。 网上看得到的潞安王名“朱议沰”，看姓名与前述瑞昌王同辈。但宁府似乎并无“潞安王”这一郡王，则或为安宗、绍宗所封低级宗室，或为“乐安王”之误。查宁府乐安王初封为宁王盘烒之子奠垒，爵位传袭至明末有乐安王议淜，袭封年代不详，永历八年死。则前述“潞安王议沰”或许是议淜之误（明代远支宗室人员姓名多用偏僻字或自造字，洪承畴也未必都确切知道），或许是议淜之前的乐安王，死后无子，议淜以兄弟袭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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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6-26 17:25:34
七十九、关于“光禄大夫，上柱国都督府掌府事，提督九门军务，太子太傅“刘复生
网上的朋友提出一件史料：嘉庆《寿州志》和光绪《寿州志》都提到过弘光政权中曾任“光禄大夫，上柱国都督府掌府事，提督九门军务，太子太傅”职衔的刘复生，据说他父亲与马士英是同年，地方志中还记载“刘良佐率十万之兵镇守寿春，军纪败坏，暴虐下民，刘复生将其召至都督府当众鞭笞斥责。后刘良佐降清，引清兵南下，刘复生正在渡江招兵，与之遇于江中。刘复生犹以旧部偏裨之将对待刘良佐，被刘良佐麾下曹虎刺死。”但是刘的记载没在其它史料中发现。 笔者读过的方志史料很少，无论是嘉庆《寿州志》还是光绪《寿州志》都未读过。顾诚先生在写作《南明史》之前曾经阅读过很多方志史料，但是似乎《南明史》中没有直接引用嘉庆《寿州志》和光绪《寿州志》之处。一方面寿州地区在弘光朝廷覆亡后就处于满清的稳固统治下，抗清的事迹不多，另一方面乾隆朝的文化浩劫之后，很多原始史料都已被窜改，不再是当初的面目了。在此，笔者试图对刘复生的职衔做一点分析。 首先，“提督九门军务”是南明没有的职衔。“提督”在明朝实际上是武官（以及一部分军事文官）的“差使”，在北京设有五军营、三千营（神枢营）、神机营，各设勋臣二人提督。隆庆四年改为由总督戎政一人领兵，天启、崇祯年间先后设立协理一人。而在作为留都的南京，设立勋臣担任的守备一人（前文所述的忻城伯赵之龙）、协同守备一人总理南京五军都督府的事务。总而言之，明代就不曾有过“提督九门军务”这样的职衔或者差使。满清入北京城之后，于顺治元年设立了“步军统领衙门”，顺治十六年正式改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另一方面，弘光朝廷的首都是南京，南京城和北京城地理环境不同，根本就没有北京内城那样的九个城门，“九门提督”这样的名号无从谈起。因此，嘉庆《寿州志》和光绪《寿州志》提到弘光政权中有“提督九门军务”这一职衔，肯定不符合史实。 其次，明代文武勋官制度，正一品均为左、右柱国，从一品均为柱国，没有“上柱国”这一勋官位阶。 第三，明代南京设有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府，没有统一的“都督府”，而且“都督府掌府事”的基本都是勋臣，刘复生又非勋臣，担任都督有可能，掌府事却非惯例。 最后，光禄大夫为武散官从一品，太子太傅为从一品衔，弘光朝廷并非滥授名号官制的时代，如此高官，却在其它史料中毫无记载，殊为可疑。 上述分析均不足以完全否定“刘复生”此人的存在。不知道嘉庆《寿州志》和光绪《寿州志》中的原文记载是什么样的，“刘复生”的父亲是马士英的同榜进士，还是同科举人？有没有记载“刘复生”的籍贯？如果是同榜进士，且不考虑收养过继等改姓事由，则马士英的同年中姓刘的有刘永祚、刘鳞长、刘存慧、刘廷谏、刘泓、刘民悦、刘大霖、刘五纬、刘诏、刘继昊、刘安行、刘弘光、刘仲熹、刘宇亮、刘斌、刘梦潮数人，如果从籍贯上进行分析，或许能够找到这一人物的原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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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7-02 22:02:23
八十、关于刘复生（补）
蒙友人相助，笔者找到了光绪《寿州志》中记载刘复生事迹的原文，其内容系由刘氏族谱而来（嘉庆《寿州志》未找到）。乾隆之后，文字狱稍弛，一些涉及明清易代的史料浮出水面，是有可能的。族谱中记载祖先的事迹，原非向外人炫耀——更何况明朝忠烈抗清的内容原本也是应当秘不示人的，也不宜轻易否定。但笔者在前文中列出的四条涉及明代制度的疑问，显示刘氏族谱中的记载可能颇有误差。 《明史•职官志》对于南北五军都督府制度，总结了“其各府之掌印及佥书，率皆公、侯、伯。间有属老将之实为都督者，不能十一也”。刘复生非勋臣，从史料记录上来看也不是“老将”（甚至几乎没有史料记录他），“掌都督府事”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排除他在某个都督府任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 马士英之子马銮在弘光朝似乎并未官至武一品。杨文骢之子杨鼎卿在隆武朝职务为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衔，考虑到绍宗登极后对其支持者均予以晋升，杨鼎卿在弘光朝的职衔大约是会低于一品的。刘复生的年辈，当与马銮、杨鼎卿相似，在弘光朝恐怕官位不会高出更多。弘光朝负责类似清制“提督九门军务”这一差使的是马銮，刘复生纵然是马士英同年之子，但从光绪《寿州志》的记载来看刘复生并非马士英亲信，马士英也不会将执掌护卫南京兵权的禁脔授予他。从当时四镇跋扈，而且刘良佐已封为伯爵的情况看，刘复生鞭笞刘良佐的记录恐怕也非史实。 因此，笔者的判断是：刘复生的职衔不会高于某一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甚至可能是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勋官大约是柱国；太子太傅衔存疑；“提督九门军务”肯定是错误的记载。刘复生或为刘良佐所杀，但鞭笞刘良佐的事情很可能是没有的。
八十一、绍宗对“阉党”和马士英的态度
其实东林-复社人士应当是始终未担心过会有“掀翻逆案”的事情。魏忠贤祸国殃民，威宗惩治阉党是顺应民心的，迄今为止除了个别价值观与常人迥异的人之外，无人为魏忠贤翻案，更何况南明朝廷为了证明其合法性，不可能对威宗的这一重大决策做出否定。弘光朝东林-复社人士争辩“掀翻逆案”，本意仅在于反对阮大铖复出。 无论是安宗平凡明朝历代政治冤案还是绍宗登极后宣示对“真正魏党”“不计已往”，都不是“掀翻逆案”，而是笼络人才。绍宗对马士英也是如此。不过，冯铨、孙之獬之类大号的“真正魏党”已经降清，无可笼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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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7-20 23:25:43
八十二、郑氏集团挟制下的隆武朝廷实质上不过是割据福建的地方政权而已
南明历史上最为锐意进取的隆武朝廷，同时也是受军阀挟制最为严重的。弘光朝虽然四镇跋扈于江淮、左良玉蹶起于武昌，毕竟控制中枢的还是马士英、阮大铖以及史可法等阁部大臣；鲁王以海除了依附郑成功的最后岁月外，并未被方国安、王之仁、张名振控制；绍武朝廷基本上是苏观生、丁魁楚等文官掌权；即便是自始至终被武人控制的永历朝廷，也还有引刘文秀、李定国驱逐孙可望的能力。而绍宗自登极至殉难，一直未能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挟制。郑氏家族为福建人，其经济基础来源于以福建为基地的海上贸易和掠夺，因此名义上号令全国的隆武朝廷，实际上被禁锢在福建一省，和鲁王以海割据浙江也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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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1-08-21 10:10:48
八十三、黄道周
黄道周是继史可法后壮烈殉国的又一位南明首辅。对于他的评价，笔者以为还是应当在充分肯定其忠义的前提下，在某些问题上“一分为二”。充分肯定其忠义节烈，可避免过苛；一分为二，则是维护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站在道德角度，黄道周的种种失误较之其忠烈是“瑕不掩瑜”，站在军事角度，则必须说是“瑜不掩瑕”的。 至于黄道周等与郑氏集团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是值得研究的。晚明文臣，尤其是黄道周这种出身言官的文臣本来就习惯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甚至贬低第一线的执行者，再加上重文轻武的“传统思想”作祟，而郑氏集团又是被“招安”的海盗兼海商（这种出身，颇为类似农民军降将），和出身科甲的“腐儒”之间不能相容也是必然的。 黄道周殉难后，绍宗追赠伯爵（文明伯），说明当时封爵尚非甚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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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ne张 (芸术家) 管理员 楼主 2012-01-24 17:56:47
八十五、万元吉之倚靠罗明受
清军金声桓部兵临江西时，隆武朝的总督万元吉坚持等待招抚的海寇罗明受军协同作战，以致坐失先机致使赣州沦陷。万元吉，天启五年进士，崇祯年间曾在杨嗣昌军中担任监纪，是杨嗣昌的重要助手，并非不知兵的腐儒。究其等待罗明受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为万元吉的军事经验。万元吉在曾在杨嗣昌军中担任监纪，杨嗣昌镇压农民军的主要战略即为以优势兵力围堵。清军前锋精锐，万元吉采取“以优势兵力对抗”的对策，希冀水陆并举抗击清军。而罗明受既为“海寇”，万元吉大约也会认为其战斗力较强（郑氏海盗集团的战斗力就很强），尤其在水战上胜过清军一筹（这其中也许还有认为“鞑虏”善骑则不善水战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里面，待考）。 二为万元吉的私心。隆武朝督抚多已军阀化，时值乱世，封疆大吏如果手中无兵则一文不值。万元吉固然是忠臣，想在手中掌握一部分军队（尽管是“招抚”的杂牌军）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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