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真儒气质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儒家大风》，后收入干春松：《偶开天眼觑红尘》，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感谢干春松老师授权“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推送！

对于发生在1973年、并持续几年之久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其原因的探究，至今依然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论断。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自述，他听说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因此自己无法抵制。而且，按照梁漱溟当时的观点，执政党进行“批孔”，亦或存在其必要性，但是，“批孔”也应当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既然梁漱溟对“批孔”运动的反对并不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推断为基于学术思考的理由。

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中，许多人已经接受了当时中山大学学者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视为“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对此，梁漱溟在其出席的政协会议中基本采取沉默的态度来应对。1973年11月，他给自己的默然提供了二种理由：一是毛主席说过，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二是政治言论需以现实的政治为重。放言高论，可能会扰乱政治。

但是，在当时异常的政治环境之下，“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

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和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摆手，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

其实，梁先生本不欲成为运动的对立面。反之，他甚至经常反思自己于1953年与毛泽东那次著名的顶撞。他曾说过，“自己当时心气太盛”。但是，梁先生的“反思”更多是从争论的方式方法上来审视的。但是，到了1973年，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梁漱溟经过“反思”之后，意欲保持沉默之时，却总有人会跳出来，从言辞、立场、态度等多方面来刺激他，甚至有人曾说梁漱溟沉默的原因是他故意要维护林彪。紧接着，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上“顺便”批判了梁先生，称“梁漱溟何许人也？”此时，性格倔强的梁先生决定将因言获罪的风险抛诸一旁，决意将自己的想法直书于世。于是，1974年2月22至25日，梁先生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的时间作了《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和《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

在1967年前后，梁先生一直在写作《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书中详述了对于中西社会发展路径的差异，以及欲对1949年之后的政治路径进行系统的反思。因此，这两篇长文发言虽然在他自己看来，略带一些意气用事，但文中所涉及的问题却是其一以贯之思考的结果。

在前一篇文章中，梁漱溟认为，世界各方各族的历史发展并非均会经历社会发展史上的五个阶段。无论从地理条件或社会组织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与古希腊、罗马都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中国以家庭为主，而西方则更注重集团生活。在社会发展变革之后，因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也自然会影响到社会组织原则的制定。因此，在梁漱溟看来，在近代以来列强侵略加剧的状况下，中国人自然会“加强国家权力”。

梁漱溟先生对通过对《苏联共产党史简明教程》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二书的比较分析，认为古代中国社会不曾经历奴隶生产制时代，而是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因此，他认为“把社会发展史分为如下三大阶段最确当不易，又最明朗不过：一、原始未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二、自有阶级分化以来的阶级社会；三、阶级归于消泯，社会实现其一体性的新社会。”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要反对当时人们以社会发展的五阶段来裁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通行论断，从而为全面评价孔子提供思考的框架。他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合事实。其说殆误于社会发展史分划五阶段为世界通例，而不知其不可泥执。世界史上各方各族不经过奴隶制阶段者其例既非一，而如我所见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盖与印度同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尤其有殊于一般。”

第二篇长文的核心是要解决在当下的时代特色中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这样的讨论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点是对“今天”（时代使命）的理解，因为这是评价孔子的出发点所在。梁漱溟肯定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乃是两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而此阶段的革命之所以能摆脱此前朝代更替的循环，原因在于这次革命是“从心出发”。“中国革命非唯发端在心（在革命家的深心大愿），野人且革命所以胜利正亦得力在化除了隔阂，团结了人心。”

在文中，梁漱溟呼吁人们要建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梁漱溟于《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曾经指出，中国有待吸收和补充改造的思想有两项，团体组织和科学。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仍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能进行亦步亦趋的抄袭，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固有其情理社会和理性早熟的特点。情理社会意味着中国人的团体生活有别于西方完全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团体生活；而理性早熟，则意味着中国早就摆脱了宗教性文化，所以在接受西方的科技成果时，并不存在多少障碍。梁漱溟对1949年之后25年内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加以肯定，并认定取得这类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绵远的民族生命”和“伟大悠久的根柢”。

“中国文化卓异之典可以指数者甚多，而言其总纲则在以富有理性的教化代替了迷信独断的宗教如世界他方者；指其表见在社会结构间者，则在其社会阶级非固定成形，而是贵贱贫富上下流转相通。不合于阶级社会通例的孔孟之道，所以出现在此，它既是阶级不固定之果，更重要的是阶级不固定之因。”结合这些思考，他说：“时下批孔运动是由批林引起来的。因‘克己复礼'像是林彪念念在心的大事，时论便集中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认为孔子是要复周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林贼搞复辟不搞复辟不足论，误以为孔子怀抱复古倒退思想则不容不辩。”

他说，时下的批孔言论，一般都认定了孔孟代表一种复辟、反动和倒退。这看上去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断，但实际上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不自知。此类论断的价值，甚至不如当时批评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言论。梁漱溟指出，我们目前固然处于迈向消除劳心劳力的阶级分别的阶段，但是我们却应看到在几千年前当劳心和劳力进行分工的时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

他根据前文所分析的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形态方面存在的差异，论证周代并不处于奴隶制，因而将孔子的克己复礼理解为在奴隶制和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维护奴隶制，则更是错上加错。

与“批林批孔”运动相联系的另一个政治运动是“评法批儒”运动，即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史解释为儒法斗争史。在这个斗争中，儒家被定义为保守、复辟的。而法家则是变革和进步的。梁漱溟认为这样来理解思想史并不符合事实。他说：历史上的革新变法人物也多半是儒门中人，将“复辟、倒退等罪名强加于儒家，岂足以服人？”针对有人认为他反对批孔是要维护林彪的说法，他回应道：“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我只批林不批孔和“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受害于孔子。”梁漱溟按照自己的想法所提出的观点，却令他招致了更多激烈的批评。“于是群情爆炸，说我是猖狂向党进攻，张出大字报多纸于壁间。”而在接下来的3月至7月间，政协直属组一直在学习批孔，各个不同的学习小组则一直在批评梁漱溟，“9月19日、20日、21日三天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十四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而集中批判我。……在本组23日会上，召集人曾征问我对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由此可见，一直坚持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的梁先生不仅没有效仿“某教授”，而且在私下还对他的这种行为提出了批评。“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做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

梁先生所说的某教授就是冯友兰先生。到了1973年10月，已经成为“梁效”班子顾问的冯友兰先生已经从最初的紧张中得以解脱出来。根据《三松堂自序》的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会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有的来自黑龙江，有的来自新疆；有的信写的很长，很好，有真挚的感情，有诚恳的希望。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当然关于《光明日报》在转载的过程中所刊发的编者按是否由毛主席亲自所作的种种猜测，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使冯友兰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受。

我们不能否认，在经过反复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不断地否定自己、努力跟上形势”，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运动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一旦形成，其内在则一定含有极为真诚的成分。而这种真诚在事后的回忆中则会成为其内心深处的痛，这种痛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病”。且看冯先生自己的反思：“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见解，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自己的见解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但只要确实是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写出来，就是立其诚了。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别人的意见，以改其错误、补其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叫走群众路线。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综合上述，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而言，梁漱溟并没有要故意针对当时的政治运动。他对毛泽东依然是很钦佩的，他在回答艾恺关于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谁是最伟大的中国人的问题之时，就肯定地说：“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虽然梁漱溟无不惋惜地认为毛泽东晚年有一些糊涂，但即使他将毛泽东视为最伟大的人物，也不会同意凡是毛泽东的言论都是准确的。

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因不同意胡适等人的观点，而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即便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中，梁漱溟与毛泽东二人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也一直存在分歧。1949年之后，他对中国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感到高兴，但他依然选择站在政府外面，就是为了保持独立的立场。他说：“总之，我的一生，是主动的一生。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

虽然，梁漱溟在的长篇讲话中，多次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这固然是政治学习的结果，但他却也是真诚的认同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但他反对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证明孔子的内圣外王之学。他认为，只有从共同认可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才能有效推进对问题的思考。

梁漱溟的“主动人生”决定了他反对人云亦云地对儒家进行不准确的批评，同时也反对对儒家进行的简单肯定。他不顾政治的压力和别人的攻击，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以匹夫不可夺志的态度来维护他自己的思考。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是梁漱溟对自己的要求。“‘独立思考’就是不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跟着说，不是那么样。‘表里如一’，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表面跟里头是一样的，不隐瞒。”

“修辞立其诚”是儒家的基本要求，诚于中而形于外。在儒家遭遇厄运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的态度尤其珍贵。目前，儒家已处于一阳来复的新阶段，因此儒家更需要思考，在这样的时刻，如何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所做的分析或有可商之处，其对于现代儒家的理解亦或可有别议，但他在政治和社会的干扰中，不随风起舞，表里如一，独立思考，则是一代大儒之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