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核心价值的维护必须怀抱敬意与责任——从曲阜修造建耶教大教堂事件谈起

【授权发布】对文化核心价值的维护必须怀抱敬意与责任——从曲阜修造建耶教大教堂事件谈起 《意见书》发起人张新民2010-12-29 作者简介：张新民，西历1950年11月出生，先世武进，祖籍滁州，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院长，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贵州省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阳明学刊》主编。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撰有《贵州地方志考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12种学术专著及古籍整理著述，并在《中国文化》、《民族研究》、《文献》、《中华文史论丛》、《佛学研究》、《汉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黔灵丛书》、《阳明学研究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学术文库》等大型丛书。 在曲阜孔庙毗邻地带修建哥特式的耶教大教堂一事，已引起社会各界热烈而广泛的讨论。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分析，我们都认为这并非一简单的行政抉择事件，而是极为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从中正好可以思考如何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价值，如何真正树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自信心，并以此为前提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承认其他文明体系生存发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自己都不能“立”，不能“达”，又如何能让别人“立”，别人“达”？同样的道理，民族是文化维系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国家是价值凝聚起来的历史性存在，如果自己的文化价值都不能尊重，又如何能尊重别人的文化价值？ 一、信仰世界不可欺辱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都有其长期在历史文化中逐渐积累并形成的值得珍惜的价值，都有代表民族集体共同价值的符号系统或建筑象征物，都有可供世世代代的个人或群体寄托生命情感或价值理想的神圣性场地，都能以此为凭借表达共同的忠贞和相互认同的超越性精神。一般说来，代表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象征物都必须具有历史性、神圣性、庄严性和高贵性，往往能够激起民众发自内心的关爱精神和自豪热情，从而最大化地凝聚起社会生存和生活必不可少的情感或思想的资源，展示符合生命本质的人生要求与文化理想。因此，如果我们要尊重或礼敬一国民族所创造的伟大文明，就必须尊重他们世世代代所珍爱的价值。而尊重或礼敬他们世世代代所珍爱的价值，又必须尊重或礼敬能够代表该价值的符号象征物。反之，如果要伤害或践踏一国民族的道德情感，就必须先伤害或践踏能够寄托其道德情感和文化理想的建筑象征物。而伤害或践踏其建筑象征物，即意味着伤害或践踏其所珍爱的价值。更严重的是，伤害或践踏其所珍爱的价值，则意味着伤害或践踏一个民族所创造的伟大文明。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我们常常看到，为了表示相互之间的诚意或尊重，往往会通过一定的庄严隆重的仪式活动，向对方已经符号化的建筑象征物——如献花圈、献花篮、奏乐、鸣炮等——施礼致敬。施礼致敬的对象当然不仅仅是符号化的建筑象征物，更重要的是建筑象征物背后所蕴涵着的民族文化价值，尤其是通过价值凝聚起来的民族情感和文明成就。 稍加回溯历史，即不难发现，任何一个伟大文明的系统化符号象征都是值得敬畏和尊重的。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尽管已经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无时无处不表现出征服者蛮横的暴戾狂气，但他们仍然不敢轻易毁坏罗浮宫一砖一瓦；即使希特勒想进罗浮宫欣赏艺术珍品，也不敢以征服者的姿态从正门大步踏入。人类最伟大的艺术珍品及其所凝聚起来的智慧、思想、价值与意义，尤其是透过精神象征汇集起来的情感世界和认同力量，迫使希特勒只能低头侧身，从小门暗道偷偷溜进。人类艺术价值的伟大，希特勒野心的渺小，历史的叙述不必过多展开，孰重孰轻岂不昭然若揭？ 同样地，美国攻打伊拉克，凭借高科技军事手段，任何建筑物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战略猎取目标，但实际仍有他们从不敢也不能轻易进攻的信仰象征建筑物，亦即谁也不敢轻慢侮辱的伊斯兰世界的祈祷场所清真寺。不敢动手的理由很简单，一旦炸毁具有价值象征意义的清真寺，敌对的就不仅是伊拉克国家的权力意志与军事武装，而是整个伊斯兰人民的意志力量和道德情感。伊拉克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军事打击而摧毁，伊斯兰人民的精神情感却永远不可能凭借武力而消解。伊斯兰人民的集体道德情感来自他们世世代代共同珍爱和护守的价值，抽象的价值则以符号化的方式巧妙地汇合凝聚在具象的建筑象征物——清真寺之上，代表了他们的信仰世界极其长久恒定的民族集体认同。清真寺一旦摧毁，结果便是不仅不能征服伊斯兰世界，反而会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抗。愤怒的烈火将会熊熊燃烧，民族认同情感将会迅速加强，抗议和反抗的力量将会持续升温，美国将会陷入万劫难拔的泥沼，所以不能不认真考虑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审慎行事，绝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民族文化价值象征符号的神圣不可侵犯，再次由历史给予了有力的证明。可见尊重长久内涵在历史文化中的值得珍爱的价值，乃是尊重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体系的首要前提。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批判的武器可以摧毁一座现代文明城市，但却无法撼动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信仰世界。 二、“折衷夫子”的文化大义 回头反观华夏民族，如果我们对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尚能同情地了解并致以温情的敬意，即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可供国人安身立命的一套价值系统，积累了一套与该价值系统相应的符号象征体系，不仅长期凝聚起千百万人的精神情感，汇合为巨大的认同力量，而且也转化为生生不已的力量资源，涵化出浩浩然可与日月同辉的民族精神。其中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轴心时代的孔子，数千年来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华夏民族的价值发展方向，实际已化身为国家民族道德与智慧的象征，成为人类不断从自身传统吸取资源的一大源头活水。至于儒家思想（学派）发源地的曲阜孔庙，当然也就历史性地成为华夏文明核心价值凝聚区的标志。尽管历代皆有异端的言论或反对的声音，但无可否认，孔子的人格精神及内涵在其所删述整理的《六经》中的价值系统，仍获得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认同，代表了一个民族最为引人注目的精神发展走向，反映了一个民族最能动人心智情感的魂魄气韵。易言之，以孔圣或孔庙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象征符号，根本就与权力结构的武断强加无关，也不是个人理性的主观狂妄所能决定，而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自然演进的必然归宿，是自动自发的秩序逐渐积累的最终结果。它不仅历史性地凝聚起一个伟大民族最深层、最自觉的精神认同，而且也长时间地浓缩了一个伟大文明最独特、最华贵的风范气韵，既向世人昭示了洋溢着道德与理想的超越精神，也逐步扩大并最终形成了最能代表亚洲价值的儒教文化圈。 正是由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久，曲阜三孔之地在中国士夫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甚高甚大，尤其孔子本人对历史文化的影响实足与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媲美比肩，甚至可称为世界一流思想家的首席代表性人物，所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论官方结构或民间社会，都无不以至圣先师之礼尊之重之。尽管历代帝王的褒奖尊崇，不能完全排除权力需要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仍为孔子自身的伟大——无论衡判智慧或品评德行，孔子都足与日月同辉。曲阜三孔之地之所以历尽千年风吹雨打，迄今仍巍巍然完整耸立，成为世界建筑或文物古迹史上的一大奇迹，原因也与人们长期将其视为“圣地”不无关系。稍为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就对孔子发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赞叹。他曾亲自前往曲阜考察，“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在世人心中大书深刻地写下了“低回留之不能去”（《史记·孔子世家》）的永久性历史佳话。晚近的徐复观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便长期滞居香港、台湾等地，一生治学，凡“传统文化中之丑恶者，抉而去之，唯恐不尽；传统文化中之美善者，表而出之，亦惧有所夸饰”，可谓最具批判精神的儒家学者。但临终时仍留下遗言，以为一生最大的憾事是：“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今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大恨也。”（《徐复观先生年谱》，《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66页。）从司马迁到徐复观，我们正好可以从中窥知潜藏在历史文化中的思想和精神的最深层的发展线索——对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无限敬意，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生命感召力量，不断令人奋起的价值情怀，化为生命大流的连续性历史传统。诚如司马迁所说：“孔子布衣，传以十四，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所谓“折衷于夫子”，换成今天的表述，亦可说孔子开辟了数千年华夏民族道德与理性的人文精神的发展方向，他的思想学说至少从西汉以来便始终都是人们重新思考人类重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不能绕过的出发点和参照系。 三、文化岂能丢失主位性 从司马迁到徐复观，其间自然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超越于政治结构之上的文化体系的象征，孔子的核心权威地位始终难以动摇，否则就决然不能发挥凝聚人心秩序和文化秩序的作用，也谈不上汇聚起一国民族集体认同的意义功能。唐人司马贞特别指出，孔子之所以能列入《史记》“世家”，实际仍是司马迁有意作出的一种价值秩序安排。理由是“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世）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圣哲，故称系（世）家焉。”（《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从古人的观照视域略加分析，值得礼敬的当然不仅是个体性的孔子，更重要的是以孔子思想为义理基础的文明教化体系。这是因为人通过文明教化体系的启迪熏染，才能从自身生命内部涌出力量，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价值，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尊严。因此，无论任何时候都有必要珍惜和固守文化理想，肩负起发扬光大并使其传之久远的责任，使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受惠获益，真正做到“教化之盛，舄亦万世”（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七一《孔子世家议》）。更近一步说，孔子精神之所以具有超越性，主要的区别仍是诸侯“以有士而世其家”，仅仅只能代表权力结构的短暂存在，孔子则是“有德者而家”（何良俊《四友斋杂说》卷一《史一》），恰好明白昭示了文化生命的长久广大。所以作为和平中正广大的文化精神的象征，历史仍不能不选择具有突出德行生命或人格形态特征的孔子为符号标志。而具有核心地缘形态特点的曲阜孔庙等建筑群落，自然也成为人们寄托精神信仰与价值情感的神圣场所。更直截地说，无论孔子或孔庙，都凝聚了世世代代华夏民族发自内心深处的精神情感，体现了文明体系必不可少的神圣价值，构成了个人或群体应有的自尊自重的庄严生活的象征。这是情感、价值、信仰、象征合为一体的精神世界，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积淀、催生、演进、发展的灵性产物，与其他遍布于中华大地上的各种精神象征物长时间地共同配合，充分地发挥了满足人们寻找历史感、归宿感、道德感、责任感的心理诉求的功能，不仅个人的理性不能随意僭越和否定，甚至权力的强加也无法消灭或取代。 当然，诋毁或责难孔子的声音历史上也不时泛起，严重者甚至汇为一时之潮流，影响一世之人心，改变一国之发展方向。但正如真理永远是真理一样，孔子之道也不因赞誉而广大，不为毁损而渺小，孔子之道依然永远是孔子之道，始终代表了自轴心时代以来便自动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的精神凝聚力量。从长时段的视域看，任何诋毁孔子的潮流最终只能代表文化的歧出，只能提醒世人警惕历史的盲动或暗流，既不能昭明中国文化的命脉正统，也难以成为民族精神的指南主导。较早者如秦始皇烧毁《诗》、《书》，孔子之道几乎坠地垂亡，然最终又趁时复兴，长时期弥久弥新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较晚者如“五四”干将主张打倒孔家店，儒家文化几近花果飘零，但如今又呈一阳来复之势，表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强劲坚韧。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性主导力量，始终难以脱离孔子所倡导的和平中正和高明广大的正途，形成了生生不已的集体性生命伟力，代表了民族文化苟日新又日新的生存发展智慧。诚如林伯桐所说：“圣人之德，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史记蠡测》），岂能因一时一地之或毁或誉，便消遁隐匿于天地之间，不再破除云遮雾障而重光乎？无论诋毁或打倒孔子，都不足以减损或增益其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最终则留下不懂得珍惜民族文化最可宝贵的价值的遗憾，即便不承担无知之责，亦难逃愚昧之讥。历史的终极审判，谁也无法侥幸逃过。 中国文化当然也是包容性很强的伟大文化，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五大宗教长期和平相处，便是一大客观明证。但包容是有原则的包容，不仅不能丢失主客之礼，更不允许主辅颠倒错位。以中国文化固有的好客之礼看待其他异质文化，一切平等对话与和平交流都在欢迎之列。多元化的文化生境不仅符合天道创化生育的本质，而且也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所必需。但多元并非不分主次，亦非无分高下；如果文化无主客之别，价值无高低之判，又遑论什么“和而不同”，奢谈什么“殊途同归”？所以我们尽管欢迎外来宗教的平等对话，甚至鼓励他们正常合理有利于文化健康发展的传播——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伊斯兰教徒是值得尊重的，正如一个真正的儒教徒或佛教徒值得尊重一样——但也认为任何交流传播者都必须谨守客礼，不仅必须尊重吾国文明长期形成的礼仪习俗，而且更要礼敬吾国民族长期珍爱的价值，任何喧宾夺主的行为——如修建气势上压倒孔庙，同时又颇具有异教象征意义的高大哥特式耶教教堂——都是对华夏民族文化的不尊重，不仅有可能伤害一个伟大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情感，而且亦会亵渎一个古老文明视为神圣的价值和礼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集体性质疑，讨回一个国家和民族应该享有的自尊自重的尊严和高贵。 四、智者的关怀与悲伤 百余年来，我们不是被动就是主动，总是将西方文化当作普遍性的文化，将西方的价值当作普遍性的价值。凡是普遍性或普世性的，当然就是应该推行的，面对东西方文化轻重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逐渐自觉不自觉地遭到了“殖民化”。这早已成为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只是未必人人都有民族自尊心的觉醒或省悟而已。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文化反客为主的价值扩张，甚至不惜以对方的价值评判标准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动辄就反讽嘲弄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依据别人的模式检讨和匡正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发展路径，不仅误将一切应该由今人承担的污垢脏水倾倒在古人身上，而且错将别人的殖民谋略取用为自己的“思想启蒙”资源。选择文化圣地孔庙毗邻之地，建筑高达四十余米的哥特式耶教教堂，竟然得到相关部门的坦然接受，表面看只是一孤立的建筑事件，实际则是一百多年不断发生的“殖民化”事件的继续。西方的手段不知不觉成了我们的目的——先验的设定的目的。尽管我们不反对耶教修建教堂，只是认为他们应选择更适宜的地点；以客人的身份平等地交流与对话，才有利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和谐相处，有利于人类的持久和平。但透过这一事件仍不难发现，与其说我们已经“启蒙”而现代化了，不如说我们已经“启蒙”而殖民化了。我们不仅堕落为完全的民族虚无主义，而且也沦陷为彻底的功利主义。现在有必要反思和追问的是：如同国家有领海、领土、领空的主权一样，我们是否也应该有文化的主权、价值的主权？如果认定文化无主权，价值无主权，殖民化就是理所当然；反之，如果认为文化有主权，价值有主权，我们又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主权，合情合理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具体到耶教教堂的修建，我们是否可以依据文化主权的原则，要求对方另择佳地修建，既避免伤害华夏民族情感的质诘，也减少争夺中国价值符号资源的嫌疑。以此类推，如果儒家文化要在耶教或伊斯兰教文化圈修建孔庙，譬如在梵蒂冈、麦加或耶路撒冷高等圣地，竖起压倒对方的巨大儒家价值象征符号，在别人的信仰核心区争夺符号资源，即使对方慨然允许，儒家也决然不允许。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也违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宇宙大法。儒家从来都待人甚宽，律己甚严，决然不会反客为主地跑到别的国家的文化信仰核心区去争夺信众资源，当然也就决然不会产生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宗教战争。至于文化精神应有的宽厚包容，也以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为前提。请问在其他风景殊胜之处修建耶教教堂，不是一样体现了华夏文化的宽厚与包容吗？ 尚有必要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老城仅仅因为一纸行政命令，便遭到了“脱胎换骨”般的毁灭性重建，结果损失的不但是一个民族在建筑上的杰出智慧，而且更是人类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留下了新与旧并非决然对立的深刻历史教训，说明真理的最终归宿未必就以权力为转移。曲阜孔庙长期以来都是儒家习礼的庄严场所，即使天下纷争扰攘的年代也依然弘歌不辍，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极为人性化的礼乐文明形态的价值诉求和精神向往，体现了足可弥漫于天地宇宙的人文理想和胸襟情怀。然而今天曲阜孔庙长期蓄积并颇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早已变为仅供游人观赏把玩的博物馆式僵死陈列物，令有志复兴华夏文明的豪情志士，不能不在心中生起无限的沧桑悲感。现在高广突兀的耶教教堂居然已经揭牌建修，未来的三孔之地是否会象北京老城一样，再次遭遇拆迁毁弃的命运？历史的悲剧可能不会重演，但历史的警戒则应该永远牢记。识小昧大，智者伤悲。一个拥有数千年生存发展智慧和创造才能的成熟民族，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根除晚近以来不断出现的浅薄决策和盲目行为？ 呜呼！百年梦醒，三复思之，敢问天下，析难其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此虽古训，仍当常颂也。 西历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撰于筑垣南郊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