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曾经写下了关于近现代科学产生基础的著名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那些关注西方人眼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人们或许会对爱因斯坦接下来的话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来。” 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与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自己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引用了这段话。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处处体现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亦即为国人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也与爱因斯坦对现代科学渊源的探求大有关联：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竟然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与其追究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不如去研究那些已成事实、已有共识的历史。陈方正教授新著《继承与叛逆》一书，借用内森·席文对“李约瑟难题”的洞识灼见，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在陈教授看来，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与多次移植，但从其至为根本的方法、理念与内涵看，由古希腊至17世纪欧洲形成的是“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的出现虽然必定受到李约瑟一再强调的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但其最为主要的动力依然是内在的这一传统本身。因此，要想回答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提出的“为何中国科学发展落后”的大问题，就必须首先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现代科学赖以立基、传承、发展的整个西方科学传统，包括这一传统与哲学、宗教以及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因此，这事实上是一部以叙述和讨论西方科学史为主体、却隐含着中西科学发展比较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作。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可谓千头万绪、千丝万缕，但陈教授认为可用“它是西方科学传统经历革命后的产物”一言以蔽之。西方科学这一“大传统”所具有的历时悠久、发展中心多次转移、与宗教关系密切以及两次革命性巨变的出现，是它最终能够蜕变为现代科学的四大宏观原因。 这并非单纯地复述历史作为解释的循环论证。其实质内涵在于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既包含了成体系的一整套理论、观察、论证、方法而非孤立的观念、学说、发明、技术、人物，又具有能蓬勃发展、能蛰伏再生、能推陈出新的强大延续性。正因如此，西方科学的演变，虽数经科学发展中心的回环游走，主导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多次转变，仍堪称一脉相承。而广义“西方世界”中复杂的地理环境，多种民族与文化并存的文明结构，没有大一统以至窒息科学自由发展的强大王朝长时间控制，还有宗教热诚、大学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都进一步促成了它最终走向现代科学。换言之，西方并不命中注定拥有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却天然产生于西方。至于开创和结束这一大传统的两次革命，只不过是长链中重要而非决定性的一环，却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 公元前4世纪通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融合而形成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即以“严格论证”为核心的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其标志便是《几何原本》这一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流传最广并对西方科技与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这无论在规模、深度、问题意识上，都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完全不能比拟的。 与“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属于同一层次的，则当数“牛顿革命”。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为标志，宣告了数学、观测与思想三者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崭新的“实验哲学”的诞生，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或者一种单独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即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哥白尼革命”抑或是“爱因斯坦革命”，均难以与“牛顿革命”相提并论。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与两次革命、一面继承与一面叛逆的演进中，现代科学诞生了。两千年间，无数第一流的头脑心智“为之焚膏继晷、殚精竭虑”，雅典、亚历山大、巴格达、开罗、巴黎、牛津、剑桥等一个个响亮的地名则先后成为不断转移的科学发展中心。17世纪的革命与突破，只不过是这幅如繁星闪耀、似日月争辉般激荡人心的壮观图景里最后一抹激情的色彩。 壮丽的死胡同 在这幅图景中，古代中国的位置在焦虑不安和尴尬不已中依然难以找到。诚如陈教授所言，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但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对自然规律的探求，却没有将这种探求与数学结合起来。当我们为中国第一部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结合数学与天文学模型的思路而自豪时，却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它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继续发展，先行者竟至成为绝响。因此，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野，在亚历山大数理科学的出现、甚至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了。 李约瑟曾将作为机械时器的宋代苏颂大水钟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数项“大发明”并置，在比较中西方文明对“普世科学”的贡献示意图中特别标明。但曾经一起研究苏颂水钟的普莱斯早已发现了一个同样复杂、精巧的希腊机械钟，而且其年代比苏颂水钟早上千年。研究计时仪器发展史的兰德斯在《时间革命：时钟与现代世界之建构》一书中，则从构造原理上论证苏颂水钟没有影响欧洲单摆时计，断定苏颂水钟为没有发展前途的技术“死胡同”。苏颂水钟的坎坷命运在国人读来当是至为痛心的，在北宋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后人绝望而徒劳地试图恢复不断散失流佚的制钟技术，这未必能证明中国科学的间断性发展乃至被难蒙尘，但兰德斯书中论及此节的一章标题，无疑是许多西方科学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看法与心态的最佳写照：《壮丽的死胡同》。 在陈教授看来，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看法经历了三次根本转变：在16世纪认为它可学但又需发扬传统科学而超胜之；在20世纪上半叶则通过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生出“中国古代无科学”之感；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却由于李约瑟研究的影响而令不少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科学都比西方优胜，其落后只不过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而已。陈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这多次转变都是由于对西方科学和它的发展史认识不足所致。“西方科学并非只是其众多学术领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个文明精神的体现。要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就需要同时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宗教，乃至其文明整体。”切切之意若揭，可谓句句不虚。 在陈教授看来，“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很容易就会用自满自豪的情绪蒙蔽与取代本应对西方历史、文化拥有的客观、虚心和深入了解。此种当头棒喝、苦口良药，才是全书精华所在。依笔者之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史是其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也理应将一个国家如何看待自己的科技发展史视为其文化内涵、政治品德、社会风气与民族心态的综合反映。本书固然未有详细探寻那些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心粗疏甚或有意遮蔽、有心虚饰，但只有国人“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的精神”，才不枉作者的一片苦心、一番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