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胡适与罗尔纲

内容提要：综观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师生姻缘，在私人的人际关系领域里，一个是一直盼望学生做出一番事业的老师；一个是恭谨领受师教，念兹在兹，努力以赴但求不违师教的学生。所以，学生写了在老师看来大有问题的文章，老师毫不客气地严加批评，学生更会将老师的教训引以为诫；学生在开展自己的事业途里碰上困境，也总是向老师请教，把老师的意见当成引领方向的南针。虽然，末了在现实政治力的作用下，师生的情谊被迫中断，甚至不免显示了师生反目的趋向，但是，这段师生佳话，却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

一

罗尔纲是当代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名家之一，自一九三七年出版《太平天国史纲》{1}以来，在这个领域里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例如，顾颉刚总结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著述成果，在检讨太平天国史的部份，即说此书剪裁得当，为简单而扼要的一部太平天国全史；费正清（J. K. Fairbank）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一书，在关于太平天国史单元的〈推荐书目〉（Suggested Readings）里，也评誉此书是通论专书里最好的一种{2}。向来被罗尔纲以师礼事之的胡适，收到他赠送的此书，阅读一过{3}，尽管认为《太平天国史纲》这部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4}；但是对于这部书里的若干论断，他的评判却很严厉。

例如，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的种种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革命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像是“施行太平天历，铲除宜忌吉凶的迷信，提倡通俗文字，主张删浮文而用质言，去古典而贵明晓，标出'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文学革命的理论，是对风俗思想的革命”{5}。对于这般的论断，胡适甚不以为然。他对罗尔纲说：

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6}？

他又说：

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7}。

对于胡适的批评，当时罗尔纲的态度，是谨领受教的，甚至反省说道：

适之师的话，叫我毛骨悚然……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他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8}。

然而，罗尔纲敬领“师教”是一回事，他本人的历史撰述却能否力行“师教”，却又是另一回事。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后，胡适与罗尔纲分道扬镳，前者先在美洲大陆上流寓异乡，再抵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罗尔纲则在广西贵县江边“淌下了热泪”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9}，随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四年调同院近代史研究所{10}。分处不同的环境，师生间的“思想”距离，亦更形遥远了。只是，两人之间的情谊，应该还埋藏在彼此的心灵深处，等待着适当的机会表白宣泄。

二

罗尔纲一九〇一年一月九日生于广西贵县，一九三〇年自上海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当时的中国公学校长正是胡适，这也是促成罗尔纲与胡适结缘的开始。然而，在此之前，他对胡适之名就已然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因为，在进入中国公学之前，罗尔纲即曾卷入一九二○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涛里。他回忆自己的中学岁月时说，自一九二二年初夏他就读的贵县中学由陈如心（勉恕）担任校长之后，该校就立即成为“宣传五四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反对贵县封建势力的堡垒”，罗尔纲也卷入了这股新思潮激荡着旧势力的风暴之中。在校期间，学校上演过一部由胡适编的反对封建婚姻，提倡男女自愿结合的喜剧《终身大事》{11}，他在剧里也轧上一角，男扮女妆，反串饰演田太太{12}。由此可知他对胡适之名应该有一定的认识。后来他在写给胡适自剖心路历程的信里说：

在民国十二、三年的时候，正是两广党化初次升腾的时代，那时候青年人最时髦的口号是“放落书包，到民间去”！我那时适从上海高中毕业回里省亲，看见满街的标语口号，好似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在那个半年中，我就给人拉了鼻子走做了许多胡涂的事{13}。

例如，他参加贵县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微熹青年社”，下乡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14}。足足“胡闹了半年”，受到父亲罗润亭{15}的痛责之后，罗尔纲这才又到上海念大学，但却选择了“以宣传为目的的上海大学”，进入社会学系{16}。上海大学当时是所“进步青年”麇集的学校，共产主义思潮澎湃{17}。然而罗尔纲自述说，他并未受到这个学校的坏处的影响，反到是受到郑振铎等比较好的师长的教训，天天跑到图书馆看书{18}。在上海大学待了两年，以婚姻之故而离校，没想到婚后上海大学就被国府查封了。在“清党”风潮里，罗尔纲的父亲亦受波及，身心受到重重刺激的罗尔纲，竟得了重性神经衰弱症{19}。虽经亲人的鼓舞，却始终无法振作起来。一直要到看见中国公学刊登在《申报》的招生广告，广告上校长胡适的名字，竟成了他“迷途的明灯”，仰慕着胡适道德学问的他，于是不顾所有朋友的劝阻，在一九二八年转学到中国公学去{20}。

在中国公学就学的罗尔纲，以为“这所大学，宁静得犹如我国古代的书院”，学生能专心向学。他认为，这是胡适治校颇得其法的结果。他也选修了胡适开的大班课程：《中国文化史》，每周一早上在礼堂上课；一九二九年，还以成绩名列全校前五名，得到了校内的奖学金，而为胡适所知{21}。罗尔纲说，在中国公学环境的熏陶与胡适的栽培下，“一个行尸走肉的青年”，居然“复活起来”，决意献身学术{22}。到了一九三〇年五月初，即将毕业的前夕，他更决定“毕生献身于历史”，以研究史学为志业，也惊觉“无家可归”，便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要求帮助，让他有机会“在国内的历史研究院或者大图书馆中'半工半读’”{23}。胡适的回信说道：“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甚少”，言下之意，他的志愿想要实现，恐怕有些困难；但他问罗尔纲：“你每月需要多少钱？期望多少？”意欲为之筹谋{24}。罗尔纲阅信后大喜，覆函答谢说：“莫说北京不曾见其远，为了研究学问，就是北冰洋也有勇气去干”。只是，他也知道北京不见得去得成，“如果北京方面事情不确定的，宁请校长为学生在上海方面设法找事做”，只要“不致于与学问脱离关系的地方都很愿意”，仍请胡适伸出援手{25}。胡适接到这封来书后，乃决定邀请罗尔纲来自己家里工作，这真是让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特地以挂号信回复感谢胡适的好意：

学生能够到校长的家去，在一个伟大的灵魂庇荫与指导之下去工作念书，实在做梦也没有想到。……学生是个立志向上的人，到校长家去，是要竭尽自己的所能，谨谨慎慎地跟着校长走，如果校长以为学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训的，学生实愿毕生服侍校长，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26}

胡适为什么会邀罗尔纲到他家中工作呢？据他晚年给吴相湘的信里做出的解释，他认为罗尔纲“天资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责，所以我总想管住他一点”{27}。除了这条资料之外，我们并不清楚胡适的原始用心究竟何在{28}。获悉胡适厚意“狂喜无既”的罗尔纲，遂于一九三○年的六月，搬进了位于沪西极司斐尔路的胡家{29}。

三

罗尔纲进入胡家后担任的工作，据他的自述，除了每天帮助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思杜读书之外{30}，最主要的工作，是钞录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稿，翌年三月钞录工作完成{31}。曾将其中关于胡传于光绪十三年游历琼州、黎峒行程的日记一卷钞登一过，投刊《禹贡》二卷一期{32}。在这段期间，胡适于1930年11月28日举家搬离上海，迁居北京{33}，罗尔纲亦帮忙协助胡宅搬迁整理的工作{34}。而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一九三一年秋完成{35}。

就在这一年的四、五月时分，罗尔纲的父亲写信给他，以家庭经济略有困难等因素，要他返乡工作。因为罗尔纲在胡家，费用概由家里提供，而且他帮胡适工作，辞谢酬劳{36}。但是罗尔纲没有答应父亲的要求，拒绝返乡。到了秋天，因嗣母生病，家里再度来信，仍要他回家，于是他始决意返家省亲{37}。在辞行之前，他写了一封长达15页的信放在胡适的书桌上，明白叙述了自己身受胡适师教前后的变化情况{38}，孺慕之情，明显可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罗尔纲回到家乡，“除侍奉高堂之外”，起初无所事事，只期待来春再回胡府{39}。他勤于写信给胡适请安问好，还寄赠一箱腊肉到北平去{40}。他本来计画在一九三二年“旧历正月十五后”启程{41}，胡适也愿意他重来北京，还想要寄旅费给他{42}。可惜因为战争与家庭的关系，阻挡了罗尔纲实现愿望的机会，他只好在县立贵县初级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兼班主任，教“两班国语，四班历史，每周二十一小时，每天忙得很”{43}。他自称，回想起尚未进入中国公学的时候，成了“活工具、活招牌”，“被拉去喊口号，贴标语，在大会的群众面前癫狗似的狂吠”，“简直比一个盲目的屎蛆还不如，实在就是一只狂暴的野兽”，深感“镌心似的痛苦”，所以他在教书的时候，要“现身说法，去警戒那些后起的少年们”{44}；他在教学时，更本着胡适的思想态度指导学生；但是教学工作繁忙，无法治学，只以准备教学内容时，做了两篇小小的考证文章{45}。他不仅把这两篇文章寄给胡适，请他指正，还帮他留心考证《醒世姻缘》作者西周生确切身份与生平的资料{46}，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官场现形记》二书作者生平的材料{47}。然而，罗尔纲希望能继续到北平随侍胡适之心，却未曾稍减，屡屡表露在写给胡适的信里。

他的心愿，直至一九三四年方始实现，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五点，罗尔纲终于重返北平，再入胡府{48}。这回，胡适没有给罗尔纲固定的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49}。不过，胡适偶尔也会吩咐罗尔纲帮他做些文书工作。例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胡适应林行规之邀游秀峰山，罗尔纲亦共行，胡适忆起前年与丁文江共游同地，各皆成诗，遂嘱罗尔纲抄录一份{50}。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罗尔纲正式展开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术历程。

四

当罗尔纲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小有所成之际，他在这个领域里却一度彷徨无已。他回忆说，在二进胡宅之后，胡适没有给他一个固定的工作，他不愿不劳而坐受胡家的款待，所以要求胡适帮忙介绍一份工作。胡适先要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文书，甚至对罗尔纲说，若他愿进清华大学读英文，胡适愿意每月送他一百元。罗尔纲的志愿却是想到研究单位做事，所以拒绝了这份工作，也婉拒他的好意。于是胡适再要他到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当助理，整理金石拓本，罗尔纲以为这是一件研究的工作，所以答应了。也就因为即将担任的是整理金石文字的工作，罗尔纲决意搁下太平天国史的探究，一意在新岗位上下工夫。而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因为妻小来到北平，他就搬出了胡家，在外赁屋。但因为与妻小同居，北大的薪水入不敷出，经济上发生困难，他只好重拾起研究太平天国的工作，靠卖稿增加收入，以维家计{51}。

恰以来到北平之后没多久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罗尔纲被吴晗拉去参加由一群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如汤象龙、谷霁光、梁方仲等人组成的史学研究会。这个小团体得到了主编天津《益世报·史学》与南京《中央日报·史学》的机会，于是，罗尔纲得以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换取稿费；一班好友如吴晗，又常帮他跑腿送稿，乃至预约稿费，解决他的生活问题。甚至于当罗尔纲完成〈洪大全考〉一文后，估计可得一百多元的稿费，几乎等于他两个月的薪资，吴晗帮他送交《燕京学报》，没想到因罗尔纲此文驳斥了俞大纲以洪大全确有其人的讲法，该刊编辑以俞氏为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小舅子，怕得罪傅斯年而拒刊，吴晗跑去闹了一场，仍无法刊出，吴晗遂转交清大新刊的《社会科学》，这才顺利刊出。至于《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同样也是在经济的压力下，于一九三五年底至翌年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作品{52}。

在罗尔纲坐困愁城，发生经济危机得卖稿维生的时候，因为他不愿开口求援，胡适完全不知道这档子事。但是稿子写多了，终不免给胡适看到了，竟受到严厉的谴责。

罗尔纲自述，自一九三五年春到翌年夏天，他写了近四十万字，除了太平天国史的文章之外，还有其它主题的文章。例如，他曾帮胡适进行校勘蒲松龄《聊斋文集》各种版本的工作，对这部书还算熟悉，就写了一篇〈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说《聊斋文集》各文“只有〈述刘氏行实〉一文是篇好文章”；胡适看到之后，训了他一顿，认为他对《聊斋文集》的概括之论要不得，太过武断，因为“〈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面好的文章还有不少哩”{53}。后来，罗尔纲接受了胡适的教训，改正了这段议论{54}。他的另一篇文章：〈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55}，引伸管同、郭嵩焘的议论，大做文章。这篇文章给胡适看到之后，又写信痛责罗尔纲一顿。胡适认为：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故事岂就忘之？……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相对于这般严厉的批评口气，胡适对罗尔纲以笔名“幼梧”写的〈金石唐碑粹编补订偶记〉{56}一文却颇致勉励之意，以为“此种文字可以做，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57}。

从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学观点来说，罗尔纲既不能证明清代士大夫“好利”而不好名甚之历代，也不能证明清代所有或多数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甚至也无法建立“好利”、“好名”的严格标准，而各代士大夫或有“好名”者，亦或有“好利”者，所以，放言高论“清代士大夫好利”，在胡适看来当然是个不能成立的题目{58}。惟在《太平天国史纲》一书里叙述太平天国起事的政治背景时，罗尔纲分析说：“清代风气，士大夫公然言利，不以贪污为可耻。这种风气的由来，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一、由于朝廷的提倡；二、由于卖官鬻爵；三、由于清初酬劳功臣的分赃制度”，这段话与〈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完全一致{59}；胡适后来批评此书里有为他所责怪的“明人好名，清人好利”的议论{60}，当是指此一段而论的。既批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罗尔纲此书的其它论断受胡适之斥责，其来有自。

反之，〈金石唐碑粹编补订偶记〉一文，则是罗尔纲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整理金石拓本，依据更精审的拓本原样，考对前人的题跋文字，释证其中正误而写成的。用胡适的话来说，这种文章就是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方法与态度写成的。相较之下，胡适鼓励罗尔纲写〈金石唐碑粹编补订偶记〉这样的文章，与他的方法论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罗尔纲并未遵从胡适的勉励，成为金石学专家；反而，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研治太平天国史或清代军制史的几部重要著作，在在皆显示出他和胡适考证之学渐行渐远的态势。他的论点与关怀的层面，研讨的主要取向，同胡适完全两样。在《太平天国史纲》一书里，有不少胡适视为片面之见的论断，也有不符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论点。至于罗尔纲本人虽自称《湘军新志》及《绿营兵志》这两部书之实质，无异于两篇考证，是对“湘军以前，兵为国有；湘军以后，兵为将有”这一个假设“进行正反两面的求证”{61}，和胡适的考证文章，在题材处理的形式上彷若相当一致，但其论证之实质，以胡适惯用的内证方式，或是假借校勘之学以为论证之资，却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胡适对于应如何研讨晚清兵制的意见，更未表现在《湘军新志》及《绿营兵志》二书里。整体来说，罗尔纲的这几部论著，都充分地表现他在重建史实，分析史事时，相当重视政治／社会／经济等层面的相互作用及与历史态势发展之关联何在的用心，这正是胡适向未措意之处，亦非胡适之考证学所能处理的问题，更可以说是胡适治学最大的阙限所在。治学之途始自胡适之门的罗尔纲，他的这几部论著在在皆显示自己的治学方向，已同恩师道分南北了。

五

胡适与罗尔纲之治学方向虽已颇相径庭，而在一九四九年，至少在一九四八年秋以前{62}，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之谊仍甚佳。为师的胡适仍相当关心罗尔纲的一切；罗尔纲则对胡适执弟子礼甚恭，不论是问学就业，不时请益。

罗尔纲在北大任职，久未升迁，朋友都甚感不平，就帮他另谋门路。约在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63}，蒋廷黻离开清华大学，南下任官，原由他任教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吴晗推荐罗尔纲去接。但是胡适却不同意。胡适此举，惹火了罗尔纲的一群年轻朋友。除了帮他再想办法，另辟门路之外，甚至竟不准他像往常一样，每周日到胡家走动向胡适夫妇问安道好。如谷霁光介绍他到南开大学任教，汤象龙则推荐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而要到两个单位都答应聘请他去工作之后，才让他到胡家向胡适报告。

不论哪个单位邀约罗尔纲去工作，胡适都一样不以为然。在胡适看来，他不同意罗尔纲到清华教书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的范围很广，罗尔纲只对太平天国史有专门的研究，如何能教？况且蒋廷黻是名教授，罗尔纲初执教鞭，如何接得下他的课？胡适又以为，不论到南开大学或中研院，罗尔纲恐怕也难得到赏识，不如还是留在北大好。罗尔纲接受了他的劝告。后来，身为北大文学院长兼文科研究所所长的胡适决定，升罗尔纲当助教，加薪二十元，并同意他接受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津贴，研究清代军制{64}。

未几，中日战起，胡适受命使美；罗尔纲于北平沦陷后，得到胡适夫人江冬秀借给南下旅费，始得南归{65}，并经汤象龙之介，正式离开北大，进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组任职{66}。师生一别，竟至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始有缘再见{67}。其间人世变化虽众，二人师弟之谊仍笃。

战时飘泊转徙于西南的罗尔纲，始终惦记着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自己的著作《湘军新志》方甫出版，便寄呈远在美国的胡适教正，自称这部书与《太平天国史纲》“殊不可同日而语”{68}；写成于战争期间的《师门辱教记》（后由胡适易名为《师门五年记》）一书，即是罗尔纲感念师谊而写成的一本小册子，全书充满了他对胡适的感谢之意{69}。

到了战后，罗尔纲面对自己的出处，不时向胡适求援，也得到老师的善意响应。方胡适受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罗尔纲得到消息，即致函胡适表示欲离开中研院，重返北大{70}；他并函傅斯年，得傅允代向胡适说情{71}。盖他自觉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推荐人汤象龙离开后，“人事顿觉麻烦”，故以南昌中正大学历史系主任谷霁光约聘罗尔纲至该校任教，他便先打算应聘，然此一决定与可能有机会回北大之间，该如何选择？他即征求胡适的意见{72}。后来他接受胡适的意见，未至该校任教，把寄来的旅费和薪水都退了回去，继续留在复员到南京的中研院{73}。可是，“南京居，大不易”，经济因素与家累问题，使罗尔纲想到香港大学或岭南大学任教{74}，故当陈序经出长岭南大学，罗尔纲便请胡适推荐，也得到允诺{75}。可惜，一番阴错阳差，这件事竟未能成功{76}。后来罗尔纲终于应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兼任教授，讲授《太平天国史研究》课程，他即向胡适报告此事，也将自己的授课计划呈请胡适指教，更向他报告任教后的上课情况与心得{77}。

这时的胡适，除了指点协助罗尔纲的进退出处之外，也不忘彼此情谊。如罗尔纲身染疟疾的老毛病，胡适即修书南京中央医院院长请为治疗{78}；南下时分，如机缘合宜，也愿与老学生畅谈阔论，如他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晨抵南京{79}，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即于翌日与罗尔纲见面，两人竟谈了一个多小时，让罗尔纲深感机缘难得，“春风桃李，说不尽的依慕”{80}。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便各路分东西，不复参商了。

有趣的是，罗尔纲从来不曾意识到自己的治学方向与成果表现，同胡适已然有相当大的差异，还不断地把胡适的考证学当成治学南针，甚至发愿说要写一部《胡适之先生考证学》，以展现胡适的考证学“融通中西之长，而独创典范，乃万世不朽的准则”{81}。他向胡适报告计划在讲授《太平天国史研究》课程的同时，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考证学》，也说自己的考证学方法完全得力于胡适的师教，所以送请胡适指正{82}。胡适对他的计划有什么样的意见，文献难征，不得而知。但是，胡适对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恐怕无法再提供正面的意见，却是相当明显的。毕竟，治学方向的歧异，不是靠师生情谊便可弥补的。

六

一九四九年之后，滞留于中国大陆的罗尔纲，对自己前此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取向，有着相当强烈的自我批判。特别是对采取胡适式的考证学方法进行考证、研究他称之为“旧考据方法”以及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考证他称之为“新考据方法”两者之间，对考据史料真伪，有何等的差异，对辨正史事真伪，有何不同，他都以相当犀利的文字提出了自我批评{83}。

所以，当年胡适批评《太平天国史纲》专表扬太平天国，却没有写出太平天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带有主观意见而不够客观，未能全盘道出事实真相的作法，罗尔纲本是谨领受教的，此际则转口说依据胡适强调的客观立场写作，是中了他的“毒”，是不站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写历史{84}；早先写《湘军新志》时，自以为站在客观立场，后来才知道，因为没有“阶级观点”，此书其实是为“地主阶级曾国藩”辩护而不自知{85}；在《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稿本里，罗尔纲以六项因素分析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于检讨时，则自我批评说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的道理，所以不能全面地、联系地探讨促成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性原因，以致见树不见林{86}；考证黄畹即是王韬，本是罗尔纲早期在胡适考据学方法影响下完成的重要论著；而至此时，他转向批判自己早先只能考证黄畹即是王韬，却不能考断他上书太平天国军的原因；要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可以对个中原由提出解释：论断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理由在于保护自己的家庭，甚至说他是受了“英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指使，为了要拖延太平军进攻上海的时机而假意上书{87}。

这样的转变，可以说是相当剧烈的。其间转变的心路历程，在私人文献犹未问世之前，尚难探知；但是，从罗尔纲本人研治太平天国史的过程来看，不论是侧重的层面亦或是研讨的取向，却早已超逸胡适治学的范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扬弃胡适式的“旧考据方法”，并不是要到他经过以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才开始的，而是在他早于一九四九年之前陆续发表的论著里便已现端倪。

从一九五四年起，罗尔纲更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与立场，重新改写、整理自己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旧稿与新撰述的论著，并结集成书，洋洋七巨册{88}，以做为检讨自己“所用的旧考据方法的局限”与展示如何“从一个旧方法训练的历史工作者改造成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工作者”的成果{89}。在他治学取向转变为奉马克思主义为宗之后，如何以之作为继续考证太平天国史其它问题的南针，并具体运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撰述太平天国史{90}，更是和胡适全无关联的历程了，反倒毋宁是吾人考察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何由一位一般意义下的史学家，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Marxist historian）的一个绝佳范例。

七

就在罗尔纲缴出自己经过“思想改造”的成果的同时，胡适则正在美国埋头校注《水经注》，仍在考据之学的园地里继续他的学术事业。师弟相隔万里，治学之途早已分道而行，这个时候的差异更为明显了。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大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罗尔纲发表了〈两个人生〉一文，“谴责”自己前半生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在“解放”之后，经过各种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而告别了“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个“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91}。他力图借着自我批判，呈现出自己在思想改造后如何痛下决心，无论是在政治或学术上，都和胡适一刀两断的信念，言语仿若相当激越。在连篇累牍的“批胡”文献里，较诸其它动辄痛斥胡适为“帝国主义走狗”，冠以“洋奴”、“文化买办”之衔的文章，罗尔纲的文章在遣字用辞方面，还算客气，顶多加以“反动”一辞———似乎还顾念着往昔的师生之情，没有乱戴帽子。

这时候的胡适却正隔岸冷眼旁观各方人物包括过去的好友、门生———对他的严峻批判。胡适读了之后，对唐德刚表示，完全不相信罗尔纲会这样激烈批判他{92}。胡适曾表示，此时大陆知识分子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对于正风潮汹涌的“批胡”行动，胡适的观点是，老友朱光潜、顾颉刚等人对他的批评，都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93}。显然地，胡适认为，罗尔纲的批判，也不会是自由意志下的产物。彷佛看见自己思想的幽灵，仍在那一片大陆上盘旋不去的胡适，就在这一年，动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94}一文（但未完稿）。胡适很乐观地估计：当年他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他命名为“新思潮运动”{95}，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在中国大陆上仍是薪火相传，不乏后继之力，对中共的统治还能起抗暴消毒的作用，所以中共得发起这般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来消灭这笔思想遗产。

显然，胡适对自己一直提倡的思想方法，依旧满怀信心，认为并不是中共享政治力量所能消灭得了的，这场批判运动，在他看来，不过只是一幕喜剧。罗尔纲的这篇文章，似乎只是这一幕剧中一阙串场用的咏叹调。

所以，胡适不但不相信罗尔纲会出乎自由意志而批判他，似乎也不能忘怀与罗尔纲的情谊。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自费重新刊行《师门五年记》一书，送给各方亲朋好友{96}。即令他在给吴相湘的信里略曾批评了罗尔纲，说他一直教罗尔纲要以不苟且的态度立身治学，要自觉地监督自己，但他似乎不能做到，因此会有“明人好名，清人务利”这样浮泛空洞的论议。然而，他也自责说，自己实在太忙，没有功夫监督他{97}，依旧是情深谊厚之语。直到去世半年多前，他和何勇仁见面，还谈到罗尔纲：

何勇仁先生……曾在民十三、四年间在广西任交涉员，他当时组织了一个学社，以南宁师范学校为中心，给一些有志学生讲谈“新文化”……何君给我的信上说：“当时有作为的学生……均到上海升学……其中有一个贵县姓罗的学生，……”。我今天对他说：那个贵县姓罗的学生，是罗尔纲，毫无可疑（他的原名大概不是尔纲）。我曾见尔纲的自白书，———题作'两个世界’（？）———他说他曾进上海大学……又曾回到广西去参加各种“革命”工作。清党以后他逃到澳门，又逃到上海。那时上海大学已被封闭了，他自己也经过了一种思想上大变化，才“转”到了中国公学去上学。尔纲的自白书见于《胡适思想批判》的第二辑。今天我同何君长谈，很多感慨……{98}。

目前所能看到的胡适的最后一份提及罗尔纲的文献资料，正是胡适于1961年8月16日写给何勇仁的信：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罢{99}？

想来当胡适和何勇仁畅谈之际，罗尔纲的身影与两人之间的师生情谊，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罢！

至于身处中国大陆的罗尔纲，饱经政治风霜，自己更和胡适一样，成为被公开批判的靶子{100}。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直到一九八○年代，他在回述自己的治学历程时，却还不公开地提起胡适的名字，未直接指名道姓提及胡适对自己的帮助{101}，不免令人稍许遗憾。在胡适家里消磨过一段青年岁月的罗尔纲，即使从来不曾丧失这段生活经验的记忆{102}，私下也从来不会忘怀于这一段师生情缘{103}；但对于已走入历史的胡适，在公开回顾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却仿佛竟被他遗忘了{104}。所幸，大江总是不舍日夜向海奔流的，当胡适这个名字不再是禁忌，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现实环境里，罗尔纲终于开始公开谈起胡适了，他不做任何褒贬，只向读者叙述了自己与胡适结缘的点点滴滴。不论是在胡适当校长、他当学生的中国公学里的校园生活，还是胡家搬家的情况，或是他在胡府里亲眼观察到的胡适、江冬秀的夫妻感情，娓娓道来，读来令人如历其境{105}。这一段不能再追回了的生活，联同和胡适的师生情谊，兼及胡适的谆谆师教，都镌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他不再忌讳向公众表白自己是胡适的学生，热烈地向世人宣告自己身受师教的感念{106}，为这段岁月留下书面回忆，成为他撒手人寰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只可惜，壮志未酬{107}。

综观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这一段师生姻缘，在私人的人际关系领域里，一个是一直盼望学生做出一番事业的老师；一个是恭谨领受师教，念兹在兹，努力以赴但求不违师教的学生。所以，学生写了在老师看来大有问题的文章，老师毫不客气的严加批评，学生更会将老师的教训引以为诫；学生在开展自己的事业途里碰上困境，也总是向老师请教，把老师的意见当成引领方向的南针。虽然，末了在现实政治力的作用下，师生的情谊被迫中断，甚至不免显示了师生反目的趋向，但是，这段师生佳话，却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

然而，师生各自开展各有贡献的学术研究领域，却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初期，老师固然有引路之功与助益之力，学生的治学表现也显示确实深受师教的影响，文章论证的风格深得师教神蕴；但就当学生自己披荆斩棘，在这方亟待深耕易耨的园地里生产了自己的果实之后，就已超越老师治学的樊篱，在学术上走出自己的路来。此际，老师当能捻须含笑，问学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焉知后之不如己也？虽然，这显示了老师本人治学领域的局限，毕竟也算得上是一段学术佳话。

但是，政治力量总让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胡适与罗尔纲师生情谊虽厚，问学之途或有歧异，两人最后竟也有着不同的政治选择。胡适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猝死台湾，归骨于“田横之岛”。罗尔纲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经政治浩劫，犹能幸免于难，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五日在北京逝世之际，以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身份，为学界同钦共仰。现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建有胡适纪念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设有“罗尔纲史学馆”。胡、罗师生之名，永为世人同怀长忆；他们的师生姻缘，则早已在历史上画下句点。

本文初撰于1993年夏，是呈缴给刘广京教授于是年春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开授《晚清史研究》课程的报告。先后经刘广京教授与业师张忠栋教授指正，刊于《文史哲学报》第42期（台北：台湾大学，1995年3月）。刊出后，曾向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教授请益，并请将拙稿代为转呈时仍健在的罗尔纲教授指教（故本文原刊本篇末写道：“罗尔纲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今耄耋之年矣，据云仍生活在北京，那个他展开学术事业起点的地方”；并注明消息来源是“据中研院近史所吕实强教授面告”），惜未能获得响应（或是罗尔纲教授根本不曾看过拙稿？不得而详）。方笔者撰稿之时，所能寓目的材料有限（特别是罗尔纲写给胡适的信函，斯时犹未完全公开，笔者主要使用收录于《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版，1983〕里的7封信）。十载寒暑，瞬间即过，现下关于胡适的文献资料大量出土问世，“胡适研究”的成果更是花开满园，如罗尔纲写给胡适的29通信函，均已刊布在耿云志教授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第41册），更可补正本文原刊本的阙误，并为细笔描摹胡、罗的师生情谊，添加素材。至若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已与其它回忆胡适的相关文字结为一集：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并有增补本：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与本文题旨相关的研究，笔者寓目所及，至少有以下两篇文章：李先富，〈试论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近代中国》期135（台北：2000年2月），页6-15；李先富，〈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历史月刊》期148（台北：2000年5月），页62-67。承李又宁教授雅意，拟重刊此文，隆谊厚爱，莫敢忘怀。笔者不敢悔其少作，惟既已得见新刊文献，理应自行改错纠谬，乃依据新见资料详为修改，更正原刊本的误失；如得蒙学界先进同好引用，请以本文为准。潘光哲谨志。2003年夏于台北。由于篇幅所限，所有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