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 王安忆

大学生

王安忆

西北乡的人都叫他“大学生”。这“学”字在他们的本地话中，是念作“瞎”的，但更加短促一些的音。“大瞎生”，这么－念，便有了些嘲讽的意思。

在这面近春节的时候，西北乡的这一伙正在这城市东北角上，一个叫作凉城新村的地方做工，已经快收尾了。人心有些不定，又想着要回家去团聚，又想着再找个跨年头的活，多挣一些，还可把乡里的老婆孩子叫出来，在这大城市过个特别的春节。所以，虽然只是尾巴上的一点点活，可却很难结束似的。东家一日来一回，很不耐了，说话的声气也很不好听了，可就是催不动。等到终于做完了，好交活了，却发现有一面墙的护墙板上，缺了一截线条，还得回过头去补。刚补完线条，又想起走廊上的顶橱忘做了，再去做。他们心里也急，急着拿工钱，作下一步打算，可抵不住心里乱，手上就也乱，失了方寸似的。“大瞎生”，就是在这时候，来到凉城新村，他们中间的。

西北乡，历来是出木匠的。传帮带的，学了手艺，再来到这城市做工。他们吃苦挣下的钱，都在家乡起了三层楼的房子。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一应木器活计，全是他们精心制作，不敲一根钉子，全是打榫眼。而在这城市里，他们却不是这样了。他们是现代化的，用枪钉。汽泵接上电源，啪，啪，啪，一阵连发。这个城市是讲究效率的，他们就和它来效率好了。他们都是聪明的，头脑很活的年轻一代木匠，他们从他们的师傅手里接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却要比他们的师傅辈眼界开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所以，他们在这城市里，还是很吃得开的。目前，在凉城新村的，只是西北乡中的一小伙。另外，还有许多，散见在这城市东西南北的新建小区里。“大瞎生”，是西北乡李圩村人，他的叔伯弟李文革就在这伙里，他出来做了有三年，“大瞎生”就是奔他来的。

“大瞎生”找来这里的时候，李文革却不在，他带着小舅子薛红兵去了市中心一个工地上。薛红兵没有学木匠，是今年下半年才出来跟姐夫李文革做小工的。老乡们告诉“大瞎生”，李文革前一天刚找到市中心的工，是曾经在一起做过活的管道师傅老顾介绍的。所以，李文革已经决定留在这里过春节。“大瞎生”就问他在市中心的地址，却没有人知道。不过，人们说，他这两日还要回来，因为这里的东家还没有最后结账，他要回来领工钱。晚上，“大瞎生”便挤在老乡们的被窝里过夜了。吃饭呢，也在他们的锅里吃。虽然不是一个村的，但都认识。这里，或者那里，还都沾着点亲。所以，也算是亲戚了。不过，他们对“大瞎生”却也并不是很热切的，不太多和他言语，保持着一点距离，好像是怕给他沾上。

顾名思义，“大学生”是个学生，但并不是大学的学生。那个“大”字，是形容的意思，形容他的派头。当然，还有年纪。“大学生”其实是个高中生，并且毕业很多年了，现在已是三十多岁的人，可因为结婚晚，小孩才刚三岁。高中毕业后，他没考上大学，却也不想学手艺，种田呢？更不屑了。再说，也没几分地，他父母，兄弟，后来，还有他的媳妇，稍带带，就种完了。他一年到头，没多少日子是在家里呆的，总是出门在外。难得一次看见他，就是背着个色彩鲜艳的尼龙挎包，匆匆走着。不是正要出门，就是刚从外面回来。开始，家里人对他还有些指望，到后来，也就不指望什么了。谁知道他在干什么呢？要问他些什么吧，他回答的话大都是听不懂的。他的神气又是对牛弹琴似的，把人都当傻子的。使人感觉他正在进行着一种神秘的事业。然而，渐渐地，关于他的一些闲话，从外面打工的人们那里，传了回来。闲话说，“大瞎生’其实是在他们那里混着，混吃，混喝，还混了个老婆。

那老婆是安徽人，在他姐姐、姐夫开的一家装潢材料店里做，替他们带孩子，烧饭，看柜台。当时，“大瞎生”投奔的那伙老乡，就在这家装潢材料店所在的弄堂里做工，用的锁、插销、合页、钉子、踏步条什么的，多就由这家小店提供，常常是让这姑娘送过来。就这样，便和“大瞎生”好上了。大约是在姐姐、姐夫店里干活，不单感到寂寞，还要受些气，所以特别渴望跳出来，自己成个家。大约也是历史上安徽人对富裕的江苏，即使是苏北地区，都怀着向往。大约还是“大瞎生”的才学吸引了她。总之，她义无反顾地跟上了大她整整一轮的“大瞎生”，来到“大瞎生”的家乡，安家落户了。但“大瞎生”却并没有和他的媳妇一同安居乐业，他略略呆了些日子，又继续了他的出门在外的生活。

“大瞎生”是以看望亲戚的样子，出现在这些在人家新房里做装修的老乡中间。他穿着特别整齐。笔挺的深色的料子西裤，上身配牛仔服，那种花渍斑斑，很时尚的样式，脚上是锃亮的皮鞋，却有些保守的，黑色牛皮，三接头。头发梳得很光滑，偏分着。脸上还抹着护肤霜，散发出一股女性的香气，背着学生们在假期里外出旅行的鲜艳的挎包。他看上去，有些洋，又有些土，有些老派，又有些新派。总之，在老乡们劳动着的，木屑弥漫呛鼻的工地上，他的出现显得很触目，很不合适。他倒也并不在意，找个不碍事的地方蹲着，看他们做工，问他们报酬的问题，还有生活的问题，表示出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倘若此时东家来到，他便显出热情来。他迎上前去，和东家握手，递烟，说些天气和形势方面的话题，就好像是东家的朋友。当东家视察工程，提出意见和要求的时候，他则成了民工的代言人，立时摆出副谈判的架式，和东家论理。无奈他毕竟不是亲手做活的人，不但不了解情况，连技术也是不通的，三言不着两语，尽是空话和废话。遇到厉害的东家，便直接将他拨开，说，我不与你说，然后找当事人追究。受到这样的冲撞，“大瞎生”又难堪又气恼，当面不成，就在背后撺掇老乡们和东家闹翻。可老乡们出来就是做工的，听东家指派也是自然，反怕他横插一脚要坏了生意，又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显得不识好歹，自家人不帮自家人。只得敷衍他，心里巴不得他快离开。也有遇到比较宽仁和气的东家的时候，看到了吃饭时间，就带民工们去附近小饭铺上吃一顿，点几个菜，要几瓶啤酒，犒劳犒劳。这时候，“大瞎生”则忐忑不安着，又兴奋又紧张，生怕东家不把他算在吃饭的人里，心里是十分企盼这样的晚餐。等终于到了席上，他安下心来，就变得侃侃而谈。他成了饭桌上的主角，与东家碰着杯，咬文嚼字着，说些大道理。而东家呢，显然并无这样的兴致，总是率先把啤酒喝了，叫老板上饭，表示要结束宴席。总之，他显得很想与东家拉扯的，东家一走开，他便若有所失地沉默下来。

“大瞎生”从西北乡人聚集的这个工地转到那个工地，虽然总有人接纳他，可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欢迎。他穿得那样子，拿着那样的架式，谁好意思让他做小工呢？只能让他做客人。他在这些工地里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倒看出些名堂来了。他看出包工头对民工们的剥削。他想，包工头其实是不劳而获的，他们不过是正好在了那么一个讨巧的位置。就是说，他正好掌握了两头，一头是需要装修的东家，另一头是找工做的民工。于是，他牵了一下线，便从中渔利了。他想，民工们何不自己去找东家呢？消除了包工头的从中盘剥，东家可少支出，民工可多收入，不是两头都得利的事情？晚上睡觉，趁老乡们骂包工头不是东西的时机，他将他的道理说给大家听，而大家还没听完，就呼呼入睡了。

这回，“大瞎生”到凉城新村这里，看望表弟李文革了。既然李文革过两日还要来领工钱，他便安心住下来等他。方才说，这正是临近春节之际，活已到了收尾，人心都散了，所以，白天大家都出门去。有的找新的活计，有的去买带回家过年的东西。直到晚上，一个个才陆续回来，赶着做最后的那点活，然后睡觉。“大瞎生”－个人呆在散发着木屑、胶水，还有老乡们的被窝气味的空房子里，踱来踱去。或者拿一本书看着。近中午时．应当吃饭了，可他也不好意思自己去动别人的米面。吃昨日剩下的冷饭呢？他也不干的。就只能捱着。下午两三点时分，忽听锁眼里钥匙响，进来一个人，惊异地看他一眼，问，人呢？猜想是东家，他便迎上前去，说人们出去有事，大约过一时就来，有什么事可对他说。那人又问，你是谁？他就说他是他们的朋友，路过这里来看望他们的。那东家就撂下他不再问什么，里里外外兜了一圈，四下打量着，露出很性急又很气愤的样子。“大瞎生”跟着他，问他是在哪里工作，这房是买的还是分的，又递上一支烟。那东家就像没听见样，一个字也不回答，更不接他的烟，只是自语着，说这也做得不对，那也不好。他试着作一些解释，那人也不听见，兀自朝门走去。走到门口，才注意地看他，然后就向他要身份证看。“大瞎生”想不给，可忍了忍，还是掏了出来。那人其实并不真看，只是表示了个不信任的意思，扫了一眼，又还给他。开出门去，把门“砰”地碰上了。

“大瞎生”又是一个人在了屋里。肚里饥饿得有些难受，加上方才受的冷遇，十分气恼。便有些豁出去的，跑到厨房里，将昨晚的剩饭用开水泡上，拆了一包榨菜，三扒两扒地吞下，然后躺倒在老乡的被窝上看书。看着看着，瞌睡起来，丢下书要睡，却又睡不着。别的单元里有电钻响起，直钻脑子。他倒并不嫌吵，反感到聊解寂寞。天光有些暗了，从窗户看见对面楼的灰色水泥墙面，心里灰灰的，想着表弟李文革今晚能不能来。正想着，门响了，有人开门进来，是个老乡。他心里一振奋，爬起来与他说，东家已经来过，聊了会儿才走。那老乡答应了一声，就去另一间屋里干活，往门边上粘贴皮。这位老乡因为上街，今天穿得很正式：羊毛衫外头套了西装，脚上是一双褐色皮鞋，擦得很亮，却是那种很入时的亚光的效果。现在只是干点小活，所以并不换衣服。他登在人字梯上的新皮鞋在“大瞎生”脸前闪烁着幽光，有一种骄傲的神气流露出来。“大瞎生”有些受不了，退到原先的门口，正待要躺回铺上，又听有人敲门。一开门，竟是表弟李文革，还有李文革的小舅子薛红兵。不由一阵惊喜。

李文革看见表哥并没有特别高兴的表示，低头进了门，就到厨房里插上电炉烧水。那小舅子更是一脸的怒气，到厕所撒尿去了。这两人看上去就好像受了什么挫折，很不愿提这两天的经历，只问那老乡工钱有没有结算。他们几个说着话，“大瞎生”也插不上，在旁边干站着，又一次感到了扫兴。好在，外出的人陆续都回来了，一进门就动手干活。锤子砰砰地敲着，枪钉打着。里外几个二百支光的电灯全部开着，有一派挑灯夜战的气氛。李文革好像也忘了这两日的经历，渐渐地愉快起来。他熟练地给格子门上着玻璃，玻璃裁得不怎么样，尺寸有些不齐，可他还是能将它们臣服帖地嵌进去，再钉上线条，看上去真是像样得很。他感觉到自己的手那么灵巧有效地操纵着工具，心里就有一股自得和满足。薛红兵却倒在铺上，呼呼地大睡。他刚刚学习手艺，其实还谈不上学习手艺，只不过是学习出门打工的经验，对这样的劳动和生活感受不到什么乐趣，而受挫的感觉则格外鲜明强烈。

就这样，一直到八点钟，大伙才停下手张罗着做饭，去买啤酒和熟菜，然后把门板架起来当桌子，围坐起吃晚饭。喝了啤酒，李文革脸红筋涨的，开始述说这两日的委屈。话说得断断续续。他本来就不是善言的人，再加上受气，就更说不流利了，只能听出个大概情形。总之是，他们到了那工地，是一幢高层楼房，工头就是管道师傅，叫老顾的，让他们做地板隔扇，两米八长的水料，电梯进不去，却不让截短，要他们扛上十二楼。混凝土的楼板又硬，不几下就打坏了一个钻头，却要他自己负责买钻头，本来说好，拉机器去工地的车费报销，结果却不给报，说是让他们乘残疾车，可他们乘的是出租车，等等，等等。他啰啰嗦嗦说了一大通，意思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薛红兵一言不发，只喝啤酒，不吃菜，也不吃饭，人们问他话，他也不回答。还是李文革将他的冤屈说了出来，就是说，当他们与老顾论理的时候，老顾粗暴地推开他，说，你是小工，我不和你说话。

听着这些，大伙或帮着一起骂老顾，替他俩出气：或是劝解着，说老顾就是嘴不好，心还不错，人也上路，上回在一起做装修，他还请大家吃羊肉面呢！人倒是不像这地方人普遍的那样刁钻，应当不会给他亏吃的。不妨先做着，做完地板，就结工钱，好呢，接着做，不好就走，炒老顾的鱿鱼。李文革就说，可是，我最气的就是这个，老顾只说做地板，不说做别的，你们想，地板隔扇钉好，捂上水泥，起码有十天水泥才能干，才能铺地板，这十天干什么呢？不是窝工了吗？听他这么－说，大家又觉得老顾确实无理。但想想老顾也是做装修的人，现在又在做包工，应该懂得木匠的路数，总是等，水泥干的时候打吊橱，做门套什么的，然后铺地板，这样才能不窝工。不晓得是李文革没听明白老顾的话呢，还是老顾确是不讲道理了。劝解了一阵也劝解不下去，便换了话题，把李文革的事撂开了。

李文革是个心窄的人，并且患得患失，性格又内向，就不那么容易排解，很是纠缠。他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怎么想都不能气平。“大瞎生”说，明天他帮他去和老顾讲理，李文革不相信他能讲得服老顾。“大瞎生”就说，讲不服就不干，这么大个地方，大片大片的新房子戳在那里，还怕找不到装修的工做。李文革则说，找工做的人也一样的多，这个活吧，好歹接上了趟，－天都没耽误，这时候回了工，要找，就得过了年了，虽然已近了年底，可毕竟还有十来天时间，等过了年，就是民工潮，找工的人更多了，母亲又有病，妹妹还在上学，他找不到工做可怎么办？他越说越不行，这一份工简直是关系到他们全家的生存大计。那么就忍一忍，做下去再说。做下去？怎么做？老顾光让做地板，水泥捂上了，三日五日又干不了，他做什么？白吃粮吗？等过十天半月——这天气像在作雪，说不定要二十天，铺上地板，总共能有多少工钱呢？这里的人为什么不愿做地板？就是因为地板是木工中最辛苦，又最不挣钱的苦活！李文革的顾虑就是这么多，反正是，干，不行，不干也不行。

“大瞎生”思忖了一下，有了个主意。他问表弟说，这家东家你有没有接触过。李文革回答见过几面。“大瞎生”又问，做什么工作的？李文革说，可能是教师一类的，听老顾叫他“张老师”。张老师倒还和气，本来已经答应去买钻头，老顾一来，却拦下了，要他自己负责钻头。出租车费的事也是这样。后来，他们背着老顾向张老师要钱买米买菜，张老师竟也给了三十元钱，东家是不错的，就是老顾。“大瞎生”听了就说，你有没有东家的呼机号或者电话呢。李文革尽管心绪烦乱，却还是警觉起来，问，你要做什么？这个表兄是能生事的，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知道又要出什么花道道。他李文革已经够难为的了，他可别再帮倒忙。便留了个心眼，说不记得了，翻过身去装睡觉，不再与他搭话。不想，假睡成真睡，一觉到了天明。

第二天早起，李文革闷闷地吃了早饭，低头收拾着几件工具。“大瞎生”看出他的意思，问道，你还去那里吗？李文革没回答，薛红兵却跳了起来：要去你去，我是不去了！“大瞎生”就愤慨地说，李文革，你也太没骨气了，昨晚气了一夜，今天全忘了吗？李文革被他们两个激得没办法了，往地上一坐：你们说怎么办。薛红兵扭头出了门，将门－摔．我去买汽车票回家过年。听着他愤怒的脚步声，咚咚咚地下了楼，渐渐远去，听不见了。“大瞎生”又提起昨晚上的问题：你有没有东家的呼机号和电话。李文革停了停，思想挣扎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破纸，递给“大瞎生”。“大瞎生”自己下了楼，到新村门口的公用电话间拨了电话。

电话铃响了一声便提起了，是个女声。“大瞎生”问，是张先生家吗？那女声说是，问是哪一位。他说，他是李文革的哥哥。对方迟疑了一下，他再解释一句说，就是木工李文革的哥哥。那女的才恍悟地哦了一声，然后问有什么事。他说，我想和你们谈谈。那女的却说，我又不认识你。这回答是他始料未及，他怔了一下，对方又问，李文革在哪里？我要和他说话。他就说，李文革就在这里，是他让我和你们谈的。 那女的停了停，似乎是克制了一下，问，谈什么？他紧张地整理了一下思想，说出了他昨晚打了一夜的腹稿的头一句：装修是人生的大事。不等他往下说第二句，那女的竟笑了一声，说，不见得！一下子把他的话堵上了。他心里一急，话就有些颠三倒四，并且不顾所以，他大声说道，老顾这个人不地道，你们不了解他。那女的不再理他，只说我不认识你，就把电话挂上了。他站在公用电话间的窗口外面，心怦怦地跳着，有当头一棒的感觉。他并没有想到，人家确实不认识他，只凭他一句“李文革的哥哥”，便和他一来一回地说上那么一阵，已经够客气的了。还能指望得到什么样的信赖。

不知什么时候，李文革也下了楼，来到他的身后。他一转身，倒唬了一跳，问，你要做什么？李文革嗫嚅道，要去那边工地做活，那地方离这里远得很，需转几趟车，两个小时才到得了。“大瞎生”变了脸，气急地说，李文革，我是老顾也要欺你软弱呢！李文革不服地说，活总是要做的，丢下老婆孩子到这里来，不就是来做活的吗？话里有着点骨头，隐含对他表哥的谴责，因“大瞎生”丢下老婆孩子并不是来做活的。“大瞎生”也能听得出来，话就说得更激烈了，老顾给你活做吗？除了铺地板，老顾还给你做什么？李文革毕竟是个性子温和的人，不善与人对阵，回答不出话，一扭身子走了。但却不是往外走，而是走到小区里头，在花坛边的水泥栏杆上坐下了。像是赌气，又像是丧气。“大瞎生”站了一会，慢慢向他走过去，也在栏杆上坐下，保持了一点距离。他缓和了口气说，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权利，否则我们就永远没有地位。李文革不回答他。两人就这么僵坐着，两人都不提方才与东家打电话的事，好像不曾有过那事似的。天是个阴天，即便是在这江南的暖冬，风也相当料峭了。两人都没有穿棉衣，李文革是件灰色的西装，“大瞎生”是牛仔服，脸色暗暗的，嘴唇则有些发青。两人都是瑟缩的样子。李文革的处境是尴尬的，去也不成，不去也不成。这事情在别人就要简单多了，而在他，却格外困难。既怕丢了活，又怕得罪“大瞎生”。他想，他已经得罪一个亲戚了，那就是小舅子薛红兵。薛红兵受了老顾的气，记恨的却是姐夫李文革。所以，他再不能得罪这一个亲戚了。否则，他真是背信弃义，众叛亲离。他自己的不如意现在倒变得不重要了，问题是要摆平大家。他心里很怨，又不敢怨别人，就只有怨自己了。

一上午，就在这种自怨自艾的情绪中握过去了，李文革不吃午饭，“大瞎生”也只得不吃了。李文革的情绪对“大瞎生”也是有压力的，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责任解决李文革的问题的。这使他找到了事情做，虽然没有吃饭，他却反而振作起来。 他说，你要去，我就和你一起去。李文革还是不说话，低着头过了有二十分钟，他站了起来，说，那就去吧。于是，两人一同走出了新村小区。

路上，“大瞎生”对李文革说，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我来和他们说。走了一截，又说，你怕得罪人，我又不怕，我来说。李文革反正是个不吭气。但他总是与“大瞎生”拉开些距离，不情愿同他走在一起似的。上汽车时，也有意无意地挪到人多的地方，就好像要甩掉“大瞎生”似的，而“大瞎生”则像在跟踪他。还有一两次，李文革钻进了路边的商店。“大瞎生”紧追上去，问他买什么，他回答不买什么，看看。就这样，两人一追一逃地走了路，到地方已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更阴沉了，作雪的样子，但新工地所处的这条小街却分外热闹。这条小街其实是条弄堂，两边开设了小店。由于这条弄堂里相继有几幢新楼完工，进入装修阶段，所以多是做装潢建筑材料的店铺，以福建人为多。再有就是温州人的发廊，江浙两地人的盒饭店。走来走去的，全是全国各地的人，说着各地的方言。因是条弄堂，没什么交通法则，所以倒成了条双向的通道。汽车从两头开进来，在狭窄的地方堵住，再左错右挪地挤过，喇叭声大作，像个乡间的大集市。要比他们方才过来的凉城新村带，人气旺多了，也嘈杂多了。

他们走过沸腾的小街，进了新楼的小区。楼是高楼，银灰色的墙面，红线围了腰，气派又比凉城新村不同些。楼底有门卫，认得李文革，便放行了。电梯是自动的三菱电梯，静静地上行，到了指定楼面轻轻叮地一声，停住，再静静地打开。楼里有装修的电钻声，敲击声，但依然显得很空寂。李文革摸出钥匙开了门。是大厅小室的结构，也和凉城新村的单元房不同。厅中央放着电锯，锯下是厚厚的锯末，散发出潮湿的木屑的气妹。李文革从地上捡起细木桩，装进一个塑料袋，就拎到一间屋里，住水泥地上钻好的孔眼里砸木桩。锤子握在他手里，有力而灵巧，只两下子，木桩就楔进了钻孔，砸平了。“大瞎生”就说，李文革，你还是怕没活做啊？我们不是说好的，和东家谈过了，再做。李文革很气馁地将手中锤子一扔，说，东家不定什么时候来呢。“大瞎生”说，你现在就和东家打电话，去叫他们来。他依然没说上午和东家打电话的事，李文革也不问，两人就像有什么默契似的。李文革只得出口下去打电话，“大瞎生”不放心地跟在后面，也出了门。两人在电梯里一言不发，彼此都怀了些恨意。

出了电梯，李文革一溜小跑地跑出小区。“大瞎生”不习惯这样奔跑，眼看着他消失了身影，便干脆停了脚步，站在小区门口等着。小区对面是一个正在拆迁的工厂，已经人去楼空，高墙上拉着铁丝网，挂着几片破纸和破塑料袋，看上去荒凉得很。风比先前更寒冷了，有些刺骨。由于中午没吃饭，越加不耐寒，且不知道这一天将如何结束，“大瞎生”心里感到了悲怆。这时，他看见了李文革，正朝著这边走来，身边还走着一男一女，像是夫妇俩，穿着暖和的滑雪衫，都是高个子，目不斜视地走着，步子很大。李文革人瘦小，穿得又单薄，溜着墙根走着，不时侧着身子去与那两人说话，脸上带着谦卑的笑容。“大瞎生”看见了李文革的萎缩，心里不由生出厌恶。

李文革其实并没去打电话，他在这条嘈杂的弄堂里胡乱逛着，有心和“大瞎生”拖延着时间。拖延到最后，是怎样的结果，他也不知道。可是不曾想，却碰见东家夫妇了。东家夫妇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正想给他们打电话。东家就问打电话做什么，他回答说，没钉子了，让他们买钉子。东家说，钉子这样的小东西，小李你做主买好了。李文革就说，他怕东家那里已经买了，他再买不就浪费了？东家一个字不提上午他哥哥打电话的事，李文革心里很感激。因为感激，就不由有些讨好，句句都顺着东家说。就这么说着来到了小区。“大瞎生”从水泥门柱后面迎了出来，朝这一男一女点了点头。这两位看也没看见，李文革早已快步走到了前头。“大瞎生”跟在他们身后，自我介绍道，我是李文革的哥哥。那两人并不放慢脚步，也不看他一眼。只听那女的笑了一声，说，早上是你打的电话？李文革听见了这句话，很害怕地再加快了脚步，一直跑进大楼里。“大瞎生”也不大好意思接这个茬，岔开话头问，张先生在哪里工作？见张先生不作答，又接着说，我们在凉城新村做的那家，是华东水利学院的，副教授。张先生敷衍地应了一声。张先生这房子是单位分的福利房，还是自己买的商品房？张先生已经快步上了台阶，与物业管理处的师傅招呼起来。他们站在那里说了一阵话，再走进电梯，“大瞎生”紧跟着，电梯上了十二楼。

李文革已经在房里了，用电热杯烧着开水，一边扫着锯屑，将锯屑装进蛇皮袋里。张先生进去就看水泥地上的桩眼，掏出卷尺量着间距，似乎满意了，站起身子对李文革说，就按这个尺寸钻眼钉隔扇。李文革应着说，他先做一间屋子，让张先生过目了，再做其他房间。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昨夜里的气都是白生了。夫妇俩又与李文革交待了些小事，双方都显出很了解很同意的样子。“大瞎生”几次用眼睛示意李文革，李文革则有意不对他看，他终于按捺不住，说话了。他说，我们想和你们谈谈。

张先生颇感意外地看他一眼，已经走向门口的脚步停了下来。那女的则带了些微笑，似乎觉得很有趣的样子。“大瞎生”说，装修是人生的大事。张先生不耐烦地说，这算什么大事。显然急于结束这场段话。“大瞎生”又一次乱了阵脚，脸涨红了，情绪激动地嚷了句：你们不能这样欺负我弟弟。那女的依然带着微笑，问李文革，小李，我们欺负你了吗？李文革不回答，蹲下身去拔电热杯的插头，水已经开了。“大瞎生”说，我弟弟昨晚气得一夜都没睡，他人老实，不会说话，你们就欺负他！而那女的还是盯着李文革问，小李，我们欺负你了吗？李文革端着电热杯吹着气喝水，不答话。那张先生就不那么客气了，他朝“大瞎生”迈过一步：你是什么意思？“大瞎生”倒怔了一下，然后声音软和了一点：我们木工是全包的，不能单做地板。张先生就问，谁让你弟弟单做地板了？那女的则对她丈夫说，他们不认识他，不要和他说话。“大瞎生”－听就急了，他最怕的就是不和他说话，他看出这女的比男的厉害。他不得不扯着些嗓子分辩道，我是代我弟弟来说话的。那女的就问李文革，是这样的吗，小李。张先生则有些一根筋的，还是问那句话，是谁让李文革单做地板的？“大瞎生”就此找了台阶下来，笑道，看来是误会了，所以，我说，我们应当直接对话，不要老顾在中间挤着，我们那里不仅有木工，还有泥工，漆工，全套的，我们一般都是全包。他这一阵话没有人打断，就有些兴奋起来，话也说得流利了：我们为什么需要老顾呢？为什么要第三者呢？那女的又笑了：老顾怎么是第三者呢？你才是第三者。这又把他堵得说不出话了。那女的转而对李文革说，我为什么找你来做木工，就是因为老顾介绍的，不是老顾，我们能认识你吗？李文革腼腆地笑了笑，一口一口地喝水。“大瞎生”说，李文革，你不要不说话，你说，是不是老顾只要你做地板，不要做其他的？ 他要你自己买钻头，还不给你报销拉机器的车钱，是不是这样？ 那女的正色对李文革说，小李，你要是不满意就不要做，要是诚心做，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我们也不和老顾说了。李文革被逼无奈，一边喝水，一边小声嘟囔，算了，算了。“大瞎生”便恼了，说，那这台机器我要拉走，这是我的机器，我们别处还有活呢！李文革一怔，抬起头看了“大瞎生”一眼。“大瞎生”被这一眼看得有些心寒，他咬牙道，李文革，你要是算了，以后，我就不管你的事了！张先生很不耐烦了，说，我们把老顾叫来，让老顾和你们谈吧。“大瞎生”说，老顾什么时候来？张先生说，明天，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话就和老顾谈，我们不来了。“大瞎生”刚要答应，忽然发现其实是被绕了回来。本来是要除掉老顿的，结果还是要和老顾打交道，便叫了起来，你们这不是喇叭腔吗？那女的就说，你知道什么叫喇叭腔？张先生不愿意继续纠缠了，拉他老婆出门，将门带上了。

房间里一下子变得很静，透过阳台上一长排玻璃窗，可看见如林的高楼，楼里已亮起点点灯光。远处，有一条街道，亮了路灯，闪光的车灯一行去一行来，像灯的河流。不知什么时候，楼里的电钻声停了下来，四周格外地静悄。电灯将墙照得雪白，房间又大，就显得更加空旷。比起凉城新村那个乱糟糟的窝，这里几乎称得上是豪华了。他俩在门板上铺好被寓。薛红兵的铺盖还没取走，正好给“大瞎生”睡。“大瞎生”从他的包里取出几本书，放在枕边，睡觉时好看。他把这个睡觉的角落安顿得十分舒适，颇感安宁。李文革此时则在电炉上熬稀饭。他是个节俭的人，不像有些外出打工的人那么想得开，善于享受。他将每一分钱都和他付出的劳动和背井离乡的苦处联系起来，还和正等待砌起的新楼以及将来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他切了些咸菜，然后就和“大瞎生”开始了晚餐。由于门窗严密，再加上熬煮东西，房间里很暖和。玻璃窗上起了雾，溶解了映在上面的灯光．朦朦胧胧的。他们俩都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氛的感染，变得心平气和，开始交谈。这是他们这一天以来第一次好好地，不负气地说话。这个夜晚呈现出美好的开端。

这时，却听见电梯叮的声停在了楼面上，然后有人走出，脚步声朝这边走来。接着是钥匙在锁眼里的转动，门推开了，张先生和老顾走进来。这两个人身量都很高大，老顾还相当魁梧，而李文革和“大瞎生”则是坐在小矮凳上，顿时感觉有一股压顶之势袭来。那老顾对着李文革就说，小李，你不给我面子啊！李文革低着头不说话，“大瞎生”站起来，递上一支烟，老顾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好象没他这个人。老顾是个老工人，从电机厂退休下来，就在外面做管道。他十七岁就进了厂，跟着师傅学手艺，再带徒弟教手艺。他对这些民工就像对待自己的徒弟，当然，也不排除有着一些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心情。他是家长作凤的，惯于这样喝斥着说话，但就像李文革的那些老乡说的，老顾就是嘴坏，却没有坏心。

老顾又说，干活要开心才行，要是这样不开心，就算了，吃完饭就走吧！“大瞎生”立刻说，这两天的工钱怎么算？老顾根本不接他的话，转头对张先生说，张老师，你给他结账，四个工，加上来的车费，二百五十块钱。张先生应声就把钱付了。“大瞎生”显然是带有发难的意思，不想这其实不是个事情，老顾不是那种狗皮倒灶的人。再说，用工，包工，打工，都有一定之规，谁要是破规矩，以后也很难在这一行里找饭吃。停了一下，“大瞎生”商量地说，明天走行吗？这话里请求的意昧是那么卑屈，连懦弱的李文革都认为大可不必，他放下碗就起身整理东西。那张先生则说了一句，你还是早点走吧，你的机器不是还等着做活吗？这时，李文革将包裹一提，直起身来，说出了自始至终最为豁达的一句话，他说：回家过年啦！

最后，他们俩抬着机器，扛着行李出了门。老顾和张先生留在房里。进了电梯，还能听见他们乒乒乓乓的敲锁声，他们在换锁，虽然李文革交还了钥匙。彼此间已经产生了敌意，再无信任可言。

风很料峭，幸而身上暖得很，不止是暖和，还是上火，就不觉得有多么冷。他们走过小区，小区还未完全建好，没路灯，又到处堆着砖头，黄沙，难免磕磕绊绊的。未出小区，前边那街上的嚣声便扑面而来。这真是两个世界。小区的高楼里，是宁静的、安适的，而这里，却是粗暴的、喧腾的。他们走出小区，迎面高墙的墙根里，一字排开三个民工，很奇怪地面墙而立。只听得一阵湍急的水声，才知道他们是在撒尿。身后人车攘攘，他们却如入无人土壤，还互相打趣笑骂。远离家乡，来到这陌生的城市，人都变得不像了，变得寡廉鲜耻。有几家发廊亮着灯，门口倚着女孩，表情暧昧地看着路人。打扮口音都是外乡的，却已染了这城市的时尚风气，夹杂着，显得有些不干不净的。再过去，有人在暗处争斗打架，无声地撕扯和纠缠着。他们从人丛中穿过，终于走到大马路上，等着出租车。车，刷刷地过去，遇到红灯，又一并停住，冷漠地亮着车灯。他们拦着一辆出租，近前来，见是外地民工，又带着机器家伙，便不让上车了，又离了路边，渐渐加进行驶的车流，开走了。

因在外站久了，身上的热量渐渐散尽了，他们感到了寒冷。大马路上的车流，减缓了些，终于有一辆出租车亮着右前灯，靠了边，停在他们眼前。司机看了他们的行李和机器，并没有说什么，这是个好牌气的司机，也是急于做生意。他下车打开了后车盖，让他们把东西抬进去，但他要他们坐在后座，不让坐他的边上。在这岁末之时，越来越频繁的夜间遭劫的传闻使得出租司机个个都被警觉，尤其是对他们这样的外地民工。李文革先钻进车门，他正往里挪，好叫“大瞎生”坐进来，不想“大瞎生”却只伸进头来，说一声，我去找一个朋友，然后帮他把车门关上了。李文革来不及招呼他，车已发动了。他从车窗里看见“大瞎生”穿过马路中间的车流，向对面走去的背影。这样看起来，他真像是一个城里人，而且是个城里的文化人，说实在，他有什么和城里人不一样呢？

李文革和他的西北乡的同乡们，又在上海逗留了两天。由人介绍，给房管所干了两天零活，修理门窗什么的。然后，就到了阴历年底，小年夜这一日。他们没买到长途车票，他们只能乘火车到镇江，再摆渡搭车。车是慢车，最小的站也停，要整整一夜的行程。火车上也是爆满，出售了许多站票，因此，走廊和厕所里都是人。有个老乡去餐厅买下酒菜，他们带了些啤酒上车，好消磨这个通宵。他去了好久才挤了回来，说在那一节车厢里，看见“大瞎生”了。他没招呼他，“大瞎生”呢，也装没看见他。看来，“大瞎生”也回西北乡过年了。

1998.9.25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