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此世品格与知止的文明

【编者按】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杨立华教授本学期开设有通识核心课程“《四书》精读”，今天博雅哥为大家带来的是杨立华老师的文章《此世品格与知止的文明》，出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02期。

文章分析了作为中国文明总体世界观的根本性的此世品格——不虚构完满的存在者，而将阴阳转化的生生不已的过程看作是宇宙大化的本质以及每一具体存有的本质。在这一品格的影响下，中国文明形成了非目的论的哲学传统、坚韧的承担意志以及善意的包容性格等突出特征。从这一品格出发，自然可以延伸出中国文明的另一品格，即“知止”的精神。它在不同层面塑造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中国文明面对不同国家或文明时的克己和节制、中国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中国文明强大的生命力无不与“知止”的精神有关。

摘要：不在这看似不完满的世界之上设想某种完满的存在，而是以最勇敢和朴素的态度看待“如此这般”的这个世界，努力在生生变化中“成己”并“成物”，是中国文明总体世界观的基本品格。知止精神是这种此世品格的自然延伸，它突出地体现在敬畏世界、“赞天地之化育”而非追求“全知”的态度中，并从面对不同国家或文明、自我与他人之关系等方面塑造了中国文明基本特征。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此有关，中国文明的复兴还可能是解决文明冲突的那把钥匙。

关键词：中国文明；此世性格；生生不已；知止

一、根本的此世性格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在《中国思想之渊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对于外来者而言，他最难以发现的是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spontaneously self-generating life）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等等。即便中国的这种信仰并非一直如此，至少其他类型的信仰没有在中国后来的思想里留下印记，甚至在中国历史发端的时候也没有。”[1]对“唯一”的强调，似乎突显出了中国人世界观的“独特性”。然而，当我们强调没有创世神话的文明的“独特性”时，难道不是已经在暗示“创世说”才是“普遍”的吗？然而，如果作为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的中国都没有创世神话，不恰恰证明了创世的世界观并非普遍的吗？关于普遍性，至少应该区分三个不同的层次：实际上已经普遍了的、可以普遍的和应该普遍的。以创世说为核心的世界观，最多只是“可以普遍的”。而今天这样一个对“证明”有普遍诉求的时代，我们显然不能停留在“可以普遍的”，而应该更诚实地去探寻和追问什么才是“应该普遍的”。

图为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著《中国思想之渊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书影

没有创世神话，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意味着一种根本的此世性格。不在这看似不完满的世界之上设想某种完满的存在，而只是以朴素的目光看待“如此这般”的这个世界，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文明的总体世界观的基本品格。在这样的世界观里，甚至个别意义上的“完满”都不是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固有思想的根柢里，有一种对待完满的保留态度。如《周易•谦卦》《彖传》说：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蹴，“君子”之“终”也。[2]

完满非但不是追求的目标，反而是要著力避免的。而实际上，在万变不齐的大化流行当中，也并没有真正完满的存在。朱子在回答弟子“一阴一阳，宜若停匀，则贤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的提问时，说：“若只是两个单底阴阳，则无不齐。缘是他那物事错揉万变，所以不能得他恰好。”[3]

不去设想一个完满的世界，并不意味着被动地接受一切给定的和现成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超越性问题，已经有相当多富于启发性的讨论。然而，是不是一定要设想一个完满，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以之作为人的向上提升的目标和动力，其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中国思想的整体观念里，一切个别的事物都是在阴阳的相互作用和转化当中的。而阴阳又总是互相包涵且互为条件的。既无孤阴孤阳，也无纯阴纯阳。[4]无论是大化流行的统体，还是其中的个别的存有，都始终在永不停息的变化当中。这一永不停息的变化，被总体把握为生生不已的过程。日新不已的生生，是宇宙大化的本质，也是每一具体存有的本质。一切具体存有的表现其实不过是生生变化中的自身保持和完成。而由于互为条件的阴阳之间普遍的作用、感应，一切事物的自身维持也就自然构成了他者的自身维持的环节。《中庸》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5]在中国思想的视野里，人的自我提升指向的不过是自我实现和完成，并不需要一个虚构出来的完满者作为追求的目标。

图为朱熹编《中庸辑略》明嘉靖乙巳年吕信卿刻本

基于此种根本的此世品格，中国文明对世界的理解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征：其一，非目的论的哲学传统。宇宙大化的总体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如果生生变化的世界有一个完满的终极目标，那也就意味着生生之道是有可能终结的。而这与中国思想当中生生不已的理念是相违背的。其二，坚韧的承担意志。由于没有彼岸的关注和末世的悬想，此世是唯一的目的和过程，所以能以最勇敢和朴素的态度面对这个看似并不完满的世界。努力在不完满中实现自身，而不是试图用一个虚构出来的完满来替代，由此塑成了内在于中国精神的强大承担力。中国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与其精神底蕴中的坚韧的承担意志是密不可分的。其三，善意的包容性格。既不虚构一个完满的终极目的，则能以同情的理解对待异质性的生活道路和文明。在中国文明的总体观念里，没有神圣（真）与世俗（妄）截然二分的世界，也没有由此而来的绝对的排他性格。由于深刻地洞察到“成己”与“成物”的互为条件，所以，对待他者有出于根本的善意。

二、“知止”的精神

对“止”的强调，是中国文明的另外一个突出的品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中国文明概括为“知止的文明”。知止的精神与此世品格是紧密关联的。或者说，知止的精神是此世品格的自然延伸。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本质关联的深刻洞察，使得中国固有观念中的自我保存和实现当中，始终包涵着对他者的存在状态的考量。这种考量构成了对自身限度的深刻且清醒的自觉。又由于在中国的整体观念里，世界是永恒的生生不已的无限过程，这一无限的世界是不可能在任何层面的经验的意义上被完全地认识和把握的。就生活道路的选择而言，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历史性民族的整体，其实面对的都是无从把握的无限。由此而生的对世界的根本性的敬畏，也指向了自我限定的方向。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中国人对待天地自然的整体态度当中。《中庸》的“赞天地之化育”[6]、《老子》的“辅万物之自然”（第六十四章）[7]，都根源于中国文明对人的认知限度的深刻理解。与之相比，作为近代西方文明兴起的一个核心部分的实验科学精神，从开端处就指向了对“全知”的追求。事实上，只要有“全知”的假设，就会产生相应的获取这种“全知”的努力。“‘代’天地之化育”的僭越冲动，不可遏制地导向日益失控的未来。

知止的精神在不同层面塑造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首先是面对不同国家或文明时的克己和节制。中国文明总体而言没有外向的侵略性格。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很难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根。《中庸》说：“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8]这是很能体现中国品格的。

其次，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当中，也有知止的精神的体现。《大学》里有这样一段话：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9]

图为《大学》《中庸》清康熙间通志堂刻本

《诗经•小雅•大田》里所说的“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10]，体现的也是同样的精神。社会优势阶层不应与普通人争利的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挫折却从未中断，其强大的生命力亦与知止的精神有关。首先，知止本身就是生命力强的表现。能够摆脱欲望的左右、在欲求的对象面前停下脚步，非但不是柔弱的特征，反而是内在精神强度的反映。《老子》所谓“自胜者强”（第三十三章）[11]，强调的正是这一道理。其次，正因为有知止的精神，所以，才能根据客观的消长在主观上做出进退的决断。明消长之道，知进退之理，唯其如此，才能在艰难的历史势下保存自己的生机。

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冷战结束后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明间的根本差异的观点。这也就是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书的由来。[12]“文明的冲突”即使不是必然，至少也是未来世界可能的危险境地之一。而中国文明的复兴，则很有可能是解决文明的冲突的那把钥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为中国而努力，就是在承担对世界的一份责任。

亨廷顿与《文明的冲突》

注释：

[1] ［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2] （宋）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4页。

[3] 《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9-80页。

[4]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道教传统当中的确是有纯阳之体的追求的。但总体而言，这样的理解并不居于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主流。

[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

[6] 《四书章句集注》，第32页。

[7]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6页。

[8] 《四书章句集注》，第30页。

[9] 《四书章句集注》，第12页。

[10] （宋）朱熹：《诗集传》，赵长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9页。

[11]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84页。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