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卢卡奇： 历史学习学生指南

[美]约翰·卢卡奇 著 王立秋 译

[注]译自John Lukacs, A Student’s Guide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Wilmington, Delaware: ISI Books, 2000.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trans. Liqiu Wang.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亦作卢卡斯，卢卡克斯)，生于1924年1月31日，匈牙利裔美籍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伦敦五日，1940年5月》(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和《新共和国》(A New Republic)。曾于切斯努特山学院(1947-1994)任教，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拉塞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里根学院和布达佩斯特大学、汉诺威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自诩为反动派。

导论——致你自己

什么是历史？

没有定义行得通。在这个世纪的早些时候，两位德国历史学家试图给出这样的定义。他们很可笑，使用的词多达六十个——甚至更多。他们让我们想起约翰逊博士的名言：“定义是学究玩的把戏。”哈！我刚刚写道了：让（我们）想起。这立刻又让我想起另一句约翰逊式的名言：我们（教师或，实际上，每个人）在这里更多地不是指示人们而是让人们想起……让（人）想起：想起，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的某种东西——即便我们过去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那个。

好的描述——描述，而非定义[1]——是：“历史是人类的记忆。”记忆——一切种类的记忆——是 庞大的，就像过去是庞大的那样。（过去每时每刻、每天都在变大。）但它不是无限的。有整个儿的过去。也有过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多变[而非固定]的部分，但姑且先这么说）：被记忆的过去。也有过去的一个更小的部分：被记录的过去。长期以来——对许多专业历史学家来说，甚至现在也如此——历史只是被记录的过去。不，它不只是被记录的过去：它是被记忆的过去。它确实依赖于记录；但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记录的问题。

但这对一切人类存在来说都是真的。你有你的历史，因为你有你的过去——永远在成长、永远在变化的过去；[2]从这个过去中涌出你对你的过去的记忆；而零零落落的也会有一些关于你的过去的可触知的记录。稍后我会说到你的记录，但首先，我要先说说关于记忆的一些问题。

所有人类的思想——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都依赖于记忆。人的大脑的功能没有一个不与记忆相关。长期以来，神经学家们一直认为记忆是大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不仅仅是它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倾向于认为记忆是（大脑的）核心功能。（甚至我们的梦也和记忆分不开：可以说，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记忆。）如果我们的记忆停止的话，我们就不能继续生活；我们会，比如说，走过一扇窗而不是一道门，而不知道——更确切地说，想不起来——这是一扇窗而那是一道门。正如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向前生活，但我们只能向后思考。”

关于过去，还有一点。过去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情。当下不过是一种幻象，一个在一瞬间就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刻（或者，确切地说，一个这样的时刻，其中，过去与未来溅入彼此）。而关于未来，我们知道的，不过是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对它的投射罢了。我们知道晚上天会黑，因为它一直如此。注意，甚至在“科幻小说”里，作者也会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点上，从这个点出发叙述他向后描述的，惊人的事件——也即，他以过去时写作。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人类的心智不能长时间地保持对未来世态构成的叙事的专注。总之：我们对过去的感觉深刻地内在于我们心智的功能。

苏格拉底说，所有的知识必然都来自于人类的知识，来自自我的知识：Gnothi se auton——认识你自己。（莎士比亚：“对你自己的自我为真”。）这也意味着——它后来也意味着（关于这一境况，参见后文）——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认识你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过去。这种关于过去的知识恰恰是负担的反面——这是关于人类心智的功能何以不同于物质的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认识某物我们的心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变得丰富；但它会变得轻松。[3]当然记忆可能是不精确的，甚至是易错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记忆不可避免地都具有历史的意义。（比如说）你爷爷讲述一些他在二战间的经历；它们的内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形式上是历史的。总之：不仅人类的历史是被记忆的过去；每个人，包括你自己的记忆，也如此。

但这样一来，你可能会问：我爷爷不停地告诉我们这个关于战争的难以置信的故事。他说的总是这么多。那（他说的）有多少是真的呢？但有一天，他拿出一张从《》(Stars and Stripes)剪下来的剪报，上面报道的是，二十八旅A连C营——他所在的旅——捕获德国装甲列车的激动人心的事迹。这份印刷记录看起来确证了爷爷的故事。（这个报纸上的故事可能是耸人听闻的或不准确的是另一回事——这，我们也且暂且不提，除非你的眼睛可能在那里看到一些略微让人感到不安的东西：你爷爷的名字在报纸上拼错了，他的籍贯不对。）这里，我们就碰到了记录的问题。难道它们不是历史之所是(is)么？是的，或者，确切地说，不是：因为历史是某种比单纯的记录更多的东西。但是——要点在于——你自己的记录也是历史的。是的，你没有许多这样的记录。你有高中的年鉴；一些票根；一些相片；你妈妈的出柜，一些老明信片；以及，瞧，一封你曾祖母写给你的，描绘她，比如说，1924年的哈瓦那蜜月之旅的信。那么，所有这些都是历史记录，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形状或形式或色彩或气味本身就激活了一个人的记忆和想象。在你曾祖母的那封信中使用的是老式的、尖而长的笔迹；纸已经泛黄，墨水也已经褪色；它们承载着那个过去，一个过去(a past)的印记：但在此之外还有更多。那封平常的老旧的信，和，比如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次内阁会议的打印记录一样是一份历史记录。事实上，（它还）不只是一份历史记录。为什么？因为那次内阁会议的记录很可能是由秘书起草和打印的，没有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检阅，也许甚至没有他的签名。[4] 但你曾祖母的信是她亲手写的。即便它包含一些像“要是你在这里就好了”那样俗套的句子，它依然是本真而真实的。而（在历史方面）作数的，正是一切人类文件/档案——一切人类表达的——本真性和真实性。

总之：你的曾祖母和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而她留下来的“记录”只是对此的一个证据。总之：在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与“没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之间并无区别，因为在“有历史意义的人”和“没有历史意义的人”之间并无区别。（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写道：“所有人的生命中皆有历史。”）让我们重新表述这点：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历史的意义。这不仅是说，在他们的生命中有某种历史。（而且）他们也是他们时代的历史的组成成分。

不过，这是一个相对新近的认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历史的历史

一切皆有其历史，包括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特定的演化：从历史存在到历史思想继而到历史意识的演化。

让我们从这个无可非议的断言开始：只有人类的存在才是历史的存在。所有其他有生的存在都有其自身的演化及其生命期限。但我们是唯一一种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知道我们活着——知道，而不仅仅是本能地感觉我们出生和我们即将死亡——的有生的存在。动物和其他有生的存在有一种经常是不同寻常的、精确的时间感。但我们有的，是一种对我们的历史的感觉，（时间感是一回事）历史感是另一回事。

这种历史感——换言之，即这样的知识：我们是历史的存在——可在最古老的文化留给我们的一些最古老的人类的记录和成就中找到。它就在圣经里，就在旧约里。在那里，何在其他神话经典中不一样，有大量不仅仅是精神性的或劝诫性的，更是历史性的材料：关于后来不断被考古学和其他证据证明的男人女人地点事件的记述。然而旧约经常把历史和传说结合在一起；[5]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材料或谱系学的信息，另一方面，则是关于人与事件的象征性的描述。新约——也就即，耶稣基督的生平——则更加历史。试考虑路加福音第二章的那些言词：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和合本译文——译注）

这一描述——或记述——确然且全然是历史的。在关于其他的神或宗教的奠基者——无论是希腊的还是罗马的还是东方的——的来临的记述中，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与在他之前的其他宗教的奠基者不一样，耶稣基督是一个历史的人。当然对虔信的基督教徒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人，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论证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历史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上帝给人类的礼物）是不可辨驳的：关于他存在的事实，我们既有犹太的也有罗马的和其他的文献，尽管当然了，并不是他所有的言行（或这些言行的意义）都有记载。圣路加的著作本身就以在当时尚属新颖的东西——历史的思想(historical thinking)——的证据为标志。

然而——在这个意义上圣路加也有他的先驱。他们是希腊人。就像在许多其他的情况下那样，希腊人是我们整个儿的文化于文明的许多基础的创造者。在他们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最早的，历史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之书写）的例子——确实，“历史”这个词（也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的），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意为某种类似于“研究(re-search，再-搜寻)”的东西。古希腊三大历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有趣的是，他们写的都是类似于当代的，或者说近代与当代的，关于他们知道或他们见证的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色诺芬曾随一万名希腊士兵穿越安纳托利亚——今天的土耳其——直至大海，并在他的著作《远征记》[Anabasis]中描述了这件事情，后者在当时就成为一部近乎于不朽的作品。）希罗多德有时也被称为历史之父：他是一个世界之人（心怀世界的人、属于全世界的人），也许，他最持久的成就，是他清晰而流畅的风格。[6]但就我们在这里的目的——过一过历史的历史——而言，也许最有力的成就是修昔底德的作品。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导言中，修昔底德就声明了他的目的。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写道：但是关于这一事件，或者，关于这个人或那个人已经有了如此之多的虚假的故事，他被迫讲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种求真——它经常也是对谎言的排除——是历史研究的本质：这是希腊心智的一个惊人的成就。修昔底德还坚信历史的永恒的价值。他写道，他希望，他的历史将“为那些欲求作为很可能重复或模仿过去的未来的关键的，关于过去的精确知识的人所阅读。[7]本作意在成为永恒的财产，而非一时的，修辞的胜利。”

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色诺芬、修昔底德、希罗多德都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历史的思想的本质并无深刻的变化。在罗马帝国、黑暗的世纪和中世纪时期都有重要且可读的历史学家；但他们的成就，尽管经常也颇为可观，与那些希腊历史学家的成就差别不大。你至少必须知道塔西佗或李维甚或朱利乌斯·凯撒（后者在“创造”历史的同时写作历史）的名字。还有许多其他的——波力比阿、普卢塔克、普罗科匹厄斯、叙马库斯——罗马的和拜占庭的和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中世纪的作家。现在，让我们稍微停下来，说说普卢塔克，他是一位很值得阅读的历史学家。[8]他是一位传记作家。（这个词在他的时代还不存在；相较而言，直到最近我们才把传记算作历史。）他对著名的和声名狼藉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描写最值得阅读并且甚至在现在也很有启发性。但普卢塔克和现代的传记作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普卢塔克描述，比如说，提比略皇帝的时候，他如是地描绘他，包括他统治时期的一些行为；但关于提比略何以如是，他什么也没有写；关于他的童年和他的青年时期，他什么也没有写——总而言之，关于他的生成(becoming)，他什么也没有写。在这个意义上，向前迈出另一步的不是心理分析而是我们的历史意识——就深刻地意识到生成(becoming)而不仅仅是存在(being)的意义而言。

这种历史意识在中世纪还只是在蛰伏。那时也有重要的历史学家，但他们大多是编年史家(chronicler)而非历史学家。他们和他们的主人发现记录发生的事件以及何时[9]发生是重要的——但这种发现很少是由发展完善的批判感激发的。接着，是文艺复兴，在对希腊罗马那里所有宏大精致的一切的钦慕的驱使之下，（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也突然随之而兴旺。（考虑到公元1500年时欧洲讲拉丁语、阅读拉丁语的人比1000年时更多——这是一个不为那些认为拉丁语是一门“死”了数个世纪的人所知的事实。）[10]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对过去的人和事物的尊重和钦慕还不够。他们理想化了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这种理想化经常不够历史——尽管这并非不是他们自己的历史的结果。[11]

以下是我们的意识和四百年前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大师的意识之间的差异的一些例子。莎士比亚对历史的兴趣已经令人惊异了。试想他众多关于英格兰列王的戏剧。然而，在他著名的环球剧场中，最古老的列王或罗马人却穿着他的时代的，也即伊丽莎白时代的服装。或：在提香或拉斐尔绘画圣经的场景的时候，他们不朽的绘画展示的，也是穿着十六世纪意大利服饰的人物，在背景中还有十六世纪意大利典型的别墅和马车。但那时，在不到两百年后，甚至最业余的喜剧演员也会给凯撒或马克·安东尼套上（罗马的）宽大长袍；而伦勃朗或普桑的绘画的经典图景再现的，也将是身着圣经服饰的约瑟或玛丽或希律王。[12]

这是我们在当时发展起来的历史意识的标志，这种意识的出现，是西方心智的一次突变，这次突变与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方法的演变一样重要（也同样深刻）。后这导致了一种全新的，关于尘世（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见解。前者则导致对人类意识的一个新维度的承认。这种新意识的一个例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征兆），是大约四百年前，在英语、法语和其他西欧语言中，“原始”这个词的出现。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概念，即演化（甚或教育）——实际上，也就是“进步”——概念的出现。比如说，对希腊人来说，“野蛮/蛮族”意味着生活在希腊以外，生活在希腊文明之外的人民。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地点，而不是特定的时间的特定的人民。但“原始”这个词指的显然是在时间上落后于我们，而非在地点上在我们之外的人民。接着，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特别是在法兰西、英格兰和荷兰，这种新的（对）进步和历史之演化的感觉迅速增长。在那里，出现了许多新词，如“世纪”、“年代”、“现代”——过去不存在的或此前不具有（现在的）全新意义的词。（比如说，“世纪”，在大约公元1650年前意思都只是由一千人组成的一个军事单位。）而只是到了十七世纪末的时候，一些人才开始回顾并称中世纪为中世纪。

关于这点，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在中世纪，人们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中世纪，甚或生活在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而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现代的末尾。[13]第二，“现代的”（意为：今天 的）年代的观念反映了一种特定的，启蒙的乐观主义，意即，“现代的”时代将永远持续和进步下去；也就是说，即便会经历许多困难，事物（以及很可能，人性亦然）注定会一直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对此持（或者应持）一种更加精炼的看法；但（近来）越来越明显的是，所谓的现代的年代这个时代本身，是一个可辨认的历史时期，一个大约从公元1500年到2000年的时期。（因此，它的名称本身，“现代的”，在我们的后代的语言中最终也会发生变化）。

这种不断增长的历史意识与一种不断增长的对历史的兴趣同步。这，在十八世纪，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历史的精妙作品，以至于我们这样概括：历史在那个世纪成了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发展的最伟大的例子很可能是爱德华·吉本，他因为看到沉没的古罗马广场遗迹而对罗马突发兴趣，决心研究(re-search，重新-搜寻)并写作一本不朽的书。结果，《罗马帝国衰亡史》，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而且，还是英语散文文学的一个不朽的丰碑。在此巨大的成就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尽管吉本不是一名专业历史学家（他生活在专业历史学家出现之前），但他却足够历史学家地（即符合后来专业历史学家的标准）依赖原始的拉丁语文献，他在他的脚注中广泛地引用了这些文献。在吉本式的阐释中，有许多东西，今天在我们看来有所不同；但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即，在两百多年前，他是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范例——广泛的历史兴趣和历史意识是那个时代的氛围。关于这点的征兆和实例是如此至多以至于这里我们没有空间来详述甚或总结它们。[14]

这种迅速发展的对历史的兴趣的一个（但只是一个）例子，是专业历史学家在德国的出现，其后果是，在约1777年的时候，德国哥廷根大学设立了学院中的第一个历史学位：第一个历史博士学位，一个大学博士头衔。一百年后，专业历史学家这个概念及其实践已经传遍了世界。到1900年的时候，只有少数国家的大学不授予历史博士学位。总之，在十八世纪历史被视为文学，而在十九世纪它变成了一门科学。这很大程度上（尽管不仅仅）是德国历史学家的成就。结果是巨大的。专业历史学家有了地位——也得到了承认。专业历史学家的方法也确立了：对“原始”文献的强调，对研讨课、博士论文、专著、参考文献、脚注、专业学术期刊的要求。各国的伟大的历史学家们生产出惊人的，博学而详尽的作品，阐明了历史的一些最幽深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是与那个世纪——这时，出其他许多事物外，历史小说出现了，而建筑也倾向于模仿许多历史的风格——的普遍的历史兴趣一起出现的。到那个世纪末，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名言，即历史学家的任务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如实（客观）地”地建构过去的事件。确实，大多数人都接受专业历史学家对客观的历史的要求；正如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说的那样，如今，文明有能力生产，比如说，一部不仅为现代和未来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和普鲁士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同时也是完整的确定的完美的关于滑铁卢之战的历史——因为它客观，也因为其研究所用的科学方法严格。

一百年后，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们并不共享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信念。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本质上是“修正主义的”。换言之，历史，和法律不一样，它通过多重为难来试验它的主体/题。历史是经常的、持续的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可能已经有了一千本，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确实，这差不多是肯定的）迟早还会有第一千零一本在内容上新鲜——这不必然是因为它的作者找到了新的材料，而是因为，他采用了新的观点——的林肯传。[15]不管怎么说，二十世纪普遍的文化和文明危机也蔓延到了历史专业。尽管在十八世纪历史被视为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在十九世纪则被视为科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就二十世纪而言，我们可不能作这样总结性的陈述。一个普遍的趋势（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接受或至少共享这一倾向），是把历史看作社会科学的一种形式。这不仅仅意味着诸如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此类的“学科”向历史的应用，也意味着对这点的承认，即，历史不尽然是，或者说，甚至也不主要是政治的、战争的和统治者的历史（就像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莱爵士在约1880年时所说的那样：“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政治是当下的历史。”）；它必须处理广大的人民群中国的生活和记录。另一个趋势，是把历史辨识为一种主要的思想形式——就像，比如说，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所说的那样：“你可以通过历史地教授来赋予几乎一切事物人文主义的价值。地质学、经济学、机械学，在参照天才们（这些科学的存在要归功于这些天才）持续的成就来教授的时候就是人文学科。不这样教授，文学就只是语法，艺术就只是图册，历史就只是一连串的日期，而自然科学就只是一张写满公式和质量以及计量单位的纸。”换言之，没有科学家，“科学”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存在；而科学的历史就是科学家及其成就的历史。因此科学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因为在世界的历史中，先来的是自然，而后才有人，再然后才有（关于）自然（的）科学。[16]

专业的历史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专业历史学家——一个有历史博士学位的男人或女人——的出现以及对专业历史学家的承认是一个相对新近的现象。在世界大国中，英格兰是唯一一个直到1900年，它的大学还没有授予此类学位（因为当时英国有它独特的M.A高级学位）的国家，但在1900年后不久他们也采纳了这一实践。这种专业的资格限定当然带来了许多积极的结果。因为这篇论文不是为研究生，而是为本科生写的，所以在这里我只对这些结果做一简要的总结。

在我们美国的系统中，许多在大学要么因为必修要么出于个人的选择而选修历史课程的学生不会进一步到研究生院研习历史。对专业就是历史的学生来说也如此。专业历史学家的训练是在形形色色的研究生院中开始的。在那里，在最多一年之后，他们就必须选择他们专业化的“领域”或“时期”：美国？欧洲？古代？文艺复兴？现代？等等。他们必须选修方法论的课程和研讨课。在研讨课上，他们会在一位教授（一位他的“领域”的专家）的指导下工作。这种实习最终必然使他们选择一个以前没有人研究过的或者说以前研究不够细致的有限的主题（这一选择必须得到教授的认可）。他们必须对此展开研究并撰写一篇专门论及这个主题的毕业论文。这篇毕业论文必须为他们的教授所接受，并继而在学院的答辩委员会前“答辩”（论文答辩有时只是形式），在此之后他们就会得到他们的博士学位。这种研究生生涯会持续三到十年，具体的时间取决于各种环境。在取得学位后，我们的这些新的专业历史学家就有资格申请学院或大学的教职，或其他如今要求高级专业历史学家学位的职位（政府、博物馆、出版业、私人或公共的档案馆，等等）。

所有这些程序（包括研讨课上的实习）都起源于德国。和所有大学机构一样，包括实习在内，它们（这些程序）当然都很容易受（很可能是领导的）突发奇想、学院政治、意识形态和教员之间的私人恩怨的影响。历史专业，和其他专业一样，也不能免于像心理历史学或女性主义理论或多元文化主义那样的意识形态风尚的侵害。对此，有许多令人惋惜的例子，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但是，大体上说，我们还不能放弃这种起源于十九世纪、由德国设计的培训（方式）——也就是说，直到一个设计对新的认证教师的需求的全新的教育和高研系统出现之前，我们还不能放弃这套培训方案，而前者，在最近的将来，还不太可能。

然而，在反对不加思索地接受历史的专业化（以及作为专业化的结果的官僚化）方面有一种论证无疑是站得住脚的。那就是，在“专业的”和“业余的”历史学家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差别（就像在人和有历史意义的人，或在文献和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那样）。没有人会乐意让没有专业脑科手术师资格的人来给自己做脑科手术。但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不仅是以前的还有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却是没有博士学位的男女。说你不能成为一名历史学家除非你有历史博士学位不如说你不能成为一名诗人除非你有诗学博士学位那样荒谬——但这种说法至少还是有一种荒谬的感觉。我们本质上都是历史学家，而我们只有通过选择才能成为科学家；而历史也不是一门科学。（或者，就像英国历史学家维洛尼卡·维吉伍德夫人说的那样：“历史是一种艺术——就像所有其他的科学那样。”）一流的历史（或传记）的写作，是一切吃透关于他的主题他可以找到的一切的人；有能力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人；以及足够成熟到理解关于人性本身的一些事情的人都可以做的——因此，这三个普遍的要求都取决于他的兴趣的真实性与品质。他主要的兴趣必须是历史，而不是他的历史学家的地位。

历史的方法

最伟大的专业历史学家之一，特奥多尔·蒙森，在一百多年前写道：“历史学科的元素不能习得，因为每个人都生而有之。”瑞士的（很可能甚至更加伟大的）雅各布·布克哈特对他的学生说不存在历史的方法这种东西。Bisogna saper leggere，他（用意大利语）说：“你必须认识/知道如何阅读。”而这么说他的意思当然不是速读或其他的花样，而是说，你必须实践阅读，必须获得阅读的品质。

是的，严格来说历史没有方法。（一些学院历史学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因为那看起来削弱了他们的学位和他们的专长的成就。无视他们就好。）对此（即历史没有方法），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历史没有技术性的行话（说黑话也行，现在有了，哈哈——译注），它没有它自己的语言：历史是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书写、言说和教授的。（也因此，如果你不是一个称职的作家的话，那么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你必须认识/知道如何阅读；但你也要认识/知道如何表达你知道的东西。表达不仅仅是对你的知识的包装；它就是内容本身。（一切人类的表达都不仅仅是某种思想的包装，而是它的[对思想的]完成。）

然而，也存在一些限制。历史是人类存在所有的，关于其他人类存在的知识；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西奥多·罗斯福不仅是美国的第二十六任总统，或A型总统(President Type A)。他是西奥多·罗斯福，生于1858年，死于1919年。和你的曾祖母，有趣而丰满圆润的美特尔·布朗夫人（1902-1987）一样独一无二。

历史的研究和书写也有一些小的方法，或者说“把戏”，就像任何人类的努力，比如说清洁或烹饪那样。很难避免这些东西。就像在烹饪那里那样，你必须知道从哪里开始：你必须知道你想要——实际上，是你愿意——烹饪什么。然后，去找一本烹饪书。（同样）你（也）必须知道你感兴趣的是什么题目或什么主题或什么时期或什么任务。然后，参考书目（全面的或具体的，以及已有的关于你选定的话题的书后的那些书目）、指南、百科全书等会将你引向更多的阅读材料。今天，互联网上的各种计划使这点变得更加容易；但这一切都不会让你免于——我们希望，（对你来说）有趣的——阅读的任务，而阅读，实际上正是大多数“研究(re-search，重新-搜索)”的意谓。此外还有刊载各“领域”的文章和书评以及参考书目的历史期刊（它们经常是季刊）。[17]

不久之后你们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材料。这些材料分为三类。其中一些是你不会用的（什么都用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些是你会用的。后者中的一些与你的文本无关，属于脚注。粗略地说脚注有两种：一种必须给出你的引文或材料的确切出处；另一种，则是对某件作为“离题的话”有趣或有意义，值得一提的东西（尽管没有放进你正文的段落中去）的说明或解释。

关于这些方法——包括比对“方法”的描述更多得的内容——参加雅克·巴尔赞和亨利·A.格拉夫的杰作，《现代研究者》(The Modern Researcher)，现在已经出了无数版了。（买了更好。你会终身受益于它，无论你是否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注意，这本书的书名并非《现代历史作家》而是《现代研究者》。原因是，这本书不仅是历史学者的指南，更是写作任何学科的论文的任何人的指南。是的，在历史书和历史文章中，以及在像《眼科学刊》或《土耳其乐器》或《非洲羚羊生理学》那样的期刊中你都会发现脚注和参考书目——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所有其他学科也仿效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专业历史学(historiography)[18]的方法，采纳了脚注和参考书目（一些人称之为“科学的装置”）的做法。在这方面——至少在认证的问题上——现在，所有科学文献都沿用了历史的方法。

最后，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还确立了这样一条重要的法则：他们在“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之间做出了区分，前者是“原始的”，后者则不是。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写的一封告诉罗斯福夫人她应该雇一个新女佣的信是一手文献；而一本或一篇题为《罗斯福家在白宫的家务》(The Roosevelts’ Household in White House)的书或文章中对此事件的叙述则是二手文献。这一区分是重要的且应该得到遵守（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历史博士论文都需要至少就一些“一手”文献进行研究）。[19]然而这一区分不再牢靠——因为二十世纪的通讯（重要人物署名却非亲笔签署的信件；电报和其他通讯）倾向于消除“一手”与“二手”文献之间一度坚固的界限。

最重要的，还是你对历史——无论是什么历史——的兴趣的真实性。对本科生来说如此，对研究生来说也如此。这就给历史系学生带来了新的优势。不继续到研究生院学习的历史系学生日后将得到聪明的员工的奖励，因为他们知道，历史系学生不是某种档案保管人的学徒，而是一个知道如何相对更好地阅读和写作的人——而他关于一些的知识会使他至少对人类存在的多样性有所理解。正如我先前写到的那样，历史是人类存在所有的关于其他人类存在的知识，一种比人类存在所有的关于更加原始的物种和事物的知识更有价值，甚至更加实用的知识。

对历史的兴趣

在这个世纪末——确实，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双重的发展。许多人知道的历史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知道得更少；但很可能比以往更多的人对历史感兴趣。一方面，我们的学校中要求（选修）和开设的历史（课）比这个国家以往要求和开设的更少。[20]同时，史无前例地，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对历史都有胃口。[21]能够证明这点的证据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只能列出其中一些。比如说，尽管高中和大学中要求选修的历史课少了，但在所有学院中，历史课对学生来说都是首选——非必修的首选。我们有电视上的历史节目和历史频道，历史电影，历史“纪录片”和“记录文献”，显然，这一切是对成百万上千万人的兴趣的回应，它们处理的是在两代人前很难突出的主题。在商业出版中，通俗历史在200年里第一次成为畅销小说。现在，人们接受，严肃的传记也属于历史；传记非常畅销，而严肃的传记作家的方法本身也变得全然历史了。我们还有通俗的历史杂志，甚至关于专业化的时期的杂志，这些杂志的读者群比大多数其他杂志都要广泛和稳固。地方性的历史学会社团也比六十年前多了三倍；它们的成员包括许多年轻人，而不再以穿着高跟鞋，兴趣主要是家谱的老女人。美国人的历史胃口变得前所未有地巨大。当然，人们会给它端上，也会继续给它端上大量的垃圾食品。专业历史学家可能会意识到这点。（然而这一历史胃口的存在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还是未知的。）大约在1980年的时候，杰出的英国思想家欧文·巴菲尔德就曾说过：“西方的视野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并报之以持续的关注……如今一种新的历史概念，一种对它的真实意义的新感觉已经出现。我们已经见证了这样一种感觉的依稀的曙光：历史对人的存在来说是实质性的，它是一场‘存在的邂逅/遭遇(existential encounter)’。”

现在，暂时把对这种世界的和全国范围的，对历史的兴趣的增长的承认放到一边，我必须说说你的兴趣。不知道如何烹饪的人必须依赖烹饪书；但在打开烹饪书前他必须有胃口。那种兴趣——那种胃口——必须辨识、培育、养成。它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于内心——所有人类的胃口和兴趣都如此。当你对某物感兴趣的时候——无论是一杯好酒的味道，某种音乐的声音，还是某类书——你都不仅要辨认出这种兴趣还要实实在在地把它记在心里并跟进它，努力寻找另一种特定的酒，或特定作曲家的另一张唱片，或同一个作家的另一本书，或处理同一主题或类似主题的书。这些努力是值得费神的（如果它费神的话），因为人类的心智就是这样运作的——和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关于某种东西（且，关于某种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你知道得越多，消化关于它的更多的知识对你来说也就更容易。在袋子或盒子满了的时候，往里边装更多的东西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在我们真正了解某种东西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对某种东西感兴趣的时候），消化、理解和记忆关于它的越来越多的东西会越来越容易。总之，你的兴趣的质不仅会充实你的心智；它还会左右你的知识的量。对历史的知识，关于过去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关于我们所有的全部人类知识的基础——来说也如此。[22]

伟大的历史文献

现在，把你引向，甚或列出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历史的。很可能——这也没什么错——你对历史的兴趣是为一部电影或一部电视剧或一部小说激起的。历史文献的多样性是巨大的。[23]先说说小说。小说是一种相对新颖的文献形式。它出现于十八世纪，与我们的历史意识的演化一起出现，而专业的历史也差不多于同时诞生。（我说的不是“历史小说”——那是一个后来的现象，不过现在它也过去了。）诸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或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的《名利场》，或阿诺·班奈特的《老妇人的故事》，或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或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或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此类的小说不止给我们讲故事；它们不仅提醒我们许多关于人类存在以及关于他们的倾向的永恒的真理；[24]它们还真切地告诉我们，特定的男人女人，在特定的地方，在特定的时间（！）是如何生活说话思考欲望和信仰的。当然，一本好的传记也如此。

但这个小册子是《历史学习学生指南》。因此以下是一份由你们会遇到并最终也应该阅读的一些伟大历史学家（的作品）组成的非常不完全的、随机的书单。其中许多（作品）都有平装本；在任何一个正规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所有这些作品。但不时地你也应该给自己买一些书，这不仅是为了应付历史课或研究论文或课程论文的目的。你必须开始丰富你自己的图书馆，你自己的私人的图书馆，它不仅仅是过去买过的书——也即，余物——的合集，而且也应收录你未来会阅读——并且可能再读的书。

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

这不是一篇书志或一篇文献学论文。这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关于历史的作品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除非针对非常有限的研究时期或范围或领域，否则甚至任何一种书目选录都是行不通的。第二，许多关于特定人物或地点或时期的最伟大的书并不是历史学家写的，而这个书单只包括历史学家的名字及其主要作品。第三，这个小册子是历史学习的指南，而不是历史的全部(in toto，作为完全体的历史)。（这里可以思考一下文学学习指南——尽管困难，却还是可能的——和所有文学的文献指南：胡扯——对[所有]男人女人有史以来写过的一切的指南？——之间的差别。）

古代

希罗多德(Herodotus, c. 484-425 B.C.)——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夸大，但也不无实质——有时被称为“历史之父”。他生于波斯统治范围之内，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彻头彻尾的希腊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希罗多德之于历史（一个因为他而流行起来的词）就如荷马之于史诗。他涉猎广泛，到过很多地方；他文笔很好并且可能是第一个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批判品质的作家。这种风格和实质可见于他的《波斯战争》(The Persian Wars)（希罗多德：《历史》，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066344.html ）。批判感（批判的意识）——通常伴随着一种对传说和谎言的不耐烦，以及渊博的学识和对人类本性的明智的经验——的第二个模范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 ca. 471-399 B.C)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768314.html ），他是那场战争的同时代人和参与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还当过将军）。他的风格和他对人类本性的分析在那个时代格外新颖突出。据说，一代人后，伟大的德摩斯梯尼还说他知道的一切都是从修昔底德那里学来的。色诺芬(Xenophon, c. 430-355 B.C.)是个保守的希腊人，他参加过（希腊）跨越小亚细亚的军事远征，并据此而写作了他不朽的《远征记》(Anabasis，以及罕有人知却同样出色的《希腊史》[The Hellenica])（色诺芬：《长征记》；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2884975.html；《希腊史》暂缺。），一部关于他的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他的风格平实而直接，和朱利乌斯·凯撒（见下）相近，后者受他的影响很大。

衔接希腊罗马历史学家的“桥梁”是波力比阿(Polybius, c. 204-122 B.C.)[25]，一个生活在罗马治下 的希腊人，他涉猎广泛且见多识广（事实上他曾伴随西庇阿出征迦太基）。他写过三十九本书，其中只有五本幸存了下来。它们和罗马史有关，包括罗马对希腊以及后来对迦太基的征服。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研究者，可以说有些啰嗦；但他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历史学家，尽管所有罗马历史学家都是希腊的“历史地基”的个别的继承人。

这些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大多在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激动人心的时代生活和写作。李维(Titus Livius，提图斯·李维，59 B.C.-17 A.D.)写作了他冗长——却非常易读——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李维：《罗马史》；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411339.html；李维的《罗马史》至今没有全译，除这里提供的选本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都出过选本，见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117506/；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319698/。）——涵盖了从罗马建成到当时的历史。他是一位罗马贵族，经常坚称历史的目的是通过思考道德的模范来教导我们某种东西。[26]他的作品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幸存下来，但他著作极多并依然是罗马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来源。朱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 100-44 B.C.)的《纪事》(Commentaries)，包括《高卢战记》(The Gallic War)（凯撒：《高卢战记》；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008104.html ），都是经典：它是一位政治家和将军——他也是他的时代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在两千年后的对应是温斯顿·丘吉尔，见后）——写作的易读的记述。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c. 23-79)写过很多书，但他比不上他的侄子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61-113 A.D.)，后者的绝妙而易读的著作包括他对维苏威火山的灾难性的爆发，以及公元前79年庞贝城的毁灭的描述——他的叔父就是在此期间去世的。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罗马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像传记转移（尽管那时这个词还不存在），特别是历代皇帝的生平。这种传记的才能可证于——再一次地，后者也是非常易读的——普卢塔克(Plutarch, 46-120 A.D.)的《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867941.html；下册未出，吉林大学出版社有另一个版本的全本，见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510266/），又一个身为罗马臣民的希腊人。他比较了伟大的希腊罗马人物和统治者的生平。他的同时代人塔西佗(Tacitus, c. 55-117 A.D.)的《编年史》(Twelve Annals)（塔西佗：《编年史》；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682159.html ）处理的是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但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他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0721616.html），后者对日耳曼部落，其习俗及生活以及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当代史进行了绝妙的描述。斯维都尼亚斯(Suetonius, c. 75-160 A.D.)的《罗马十二帝王传》(Twelve Carsars)（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739265.html ）既有趣又惊人，涵盖了许多关于历代——有时并非顺序继承——罗马帝王的生动而可耻的故事。

这些杰出的人的后继，是罗马帝国最后四个世纪中成百上千的罗马历史学家，和在过去两千年中写作关于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的成千上万的历史学家。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必须，出于必要，把这篇短文限于那些不在是他们写作的时代的同时代人，但他们的书却以无与伦比的、新颖的方式阐明过去的人的名字。他们的作品，是历史意识——超越历史思想的一步，之前我写过这一演化——这个新词的结果。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0611848.html?from=like ）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想象的品质，因为它英语风格之壮美，也因为吉本对古代的作家和文献的彻底的依赖。

中世纪

说到中世纪，最好的介绍可能还不在于中世纪编年史家幸存下来的作品，而在于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的作品，如比利时的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一译皮朗)，一位研究黑暗时代和中世纪的伟大的现代历史学家，特别是他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中译刚出版，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453202/ ）和他简短而杰出的《中世纪的城市》(Medieval Cities)（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185563.html ）。艾琳·鲍尔(Eileen Powers，一位英国女作家)在描绘中世纪人民日常生活的《中世纪的人》(Medieval People)中给我们提供了对半打男人女人的绝妙的描绘。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也许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历史学家，他写的《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8538724.html ），是一本涵盖一种描述历史（包括他对特定时代的人的心态倾向的重构）的新视角的非凡之作。

十九世纪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专业历史在十九世纪已开始存在：其结果变化不定而影响广泛。不过，让我来说说以下两位生活在那个世纪却不完全共享（那个时代的）历史的科学概念，但回过头来看，却无疑是两位伟大的作家的历史学家吧。其一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他的成名作是他的经典《民主在美国/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这并不是一部历史)（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7337152.html ）；但他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7198416.html ）却成为一种新的，越来越受人激赏的历史——它贯穿了政治事件的表面。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 1818-1897)也许是近两百年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博闻强识且涉猎广泛，是现代文化与艺术史的奠基人。他的《希腊文化史》(History of Greek Culture)（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501313.html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7215736.html ），《康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君士坦丁大帝的年代》(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488728.html ），和他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学家的判断》(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828930.html ）（后者是他的讲座的笔记）在数个世纪后依然会有人阅读。

十九世纪的三位经典美国历史学家有，一，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 1838-1918)。亚当斯家族的最后一个伟人，两位总统的直系后代，以他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而著名，不过后者反倒没有他的众多杰出的历史（著作）经久，特别是《杰弗逊和麦迪逊任期的美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这本书已经有了缩写本）。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是无与伦比的，研究十八世纪英法帝国在北美的历史的历史学家，他还写过《草原千里》(The Oregon Trail)。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 1796-1859)是关于西班牙对美洲征服的经典历史学家，他的《墨西哥的征服》(Conquest of Mexico)和《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尤其经典。

二十世纪

在我们来到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写得关于二十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数目众多，包括其中最好的——他们用许多许多种语言写作。但请让我单列出一个伟大的业余爱好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他所有的书的值得阅读，包括他六卷本的《二战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878574.html ）。他热爱且尊重历史。他的风格和他的洞见都是独特的。除其他作品外，他还写过四卷本的《说英语的人民的历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丘吉尔：《英语民族史》；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0530796.html ）。（在这里要注意“业余爱好者”这个词的原意，它原本不是“专业”的反义词，而是指热爱他的主题和他的工作的人。）

另一个需要略微加以注意的地方，和历史哲学有关。许多历史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一直专注于在历史中寻找某种系统的努力，也即，他们专注于寻找不同文明的历史中，在某种程度上可资比较的阶段反复出现的某些境况和倾向的巧合。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的三个伟大的名字是德国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他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282440.html ）是一部令人震惊的——尽管同时也是反复无常的——作品，反映了德国人关于一战后我们文明的命运的悲观主义；不列颠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他在他多卷本的《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汤因比：《历史研究》；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307574.html ）中试图找到多文明的发展中的平行于类似；以及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一位博学的“业余”历史学家，他发现宗教是不同文明中最深刻也最经久的元素。他在他许多零散的著作中，也许，特别是在《欧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Europe)和《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506111.html ）。然而，这里必须警惕两点。阅读这些哲学史会给读者惊人而具有启发性的，关于普遍意义上的历史的概括；但历史必然在于特定的历史事件、人物、地点、问题和时期。因此阅读历史哲学应该放在后面，而不是提前来做，读者必须先发展他自己对阅读他自己的文明的特定问题的兴趣和偏好。而且（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那样），历史不是一个体系，而你自己的历史哲学——也即，一种看待和思考人民、民族、事件的方式——的发展也应该先于，并取代你对种种历史哲学的兴趣。

还有一个最后的然而。这方面没有法则可依，不存在阅读的法则，也不存在你应该——或会——对什么感兴趣的法则。你必须做的，只是跟进并满足你自己的兴趣——通过这样的实践（和享受、欢愉）你会学会布克哈特所说的，历史唯一的方法：你必须认识/知道如何去阅读。

让我用两段关于如果我们对历史不感兴趣就会发生什么的话来作结。一段，是古代的，来自西塞罗：“对你出生前的事情无知就是永远像儿童一样生活。”另一段，是现代的，出自杰出的美国随笔作家阿格尼斯·雷普利尔(Agnes Repplier)：“我过去常常认为对历史无知仅仅意味着教养的缺乏和快乐的丧失。现在我确定，这样的无知会通过削弱我们的理解，通过剥夺我们的标准和对照的力量、评估的权利而削弱我们的判断。”以及，“我们不可能认识任何民族，除非我们知道它的历史。”

[1] 注意，说到这点，描述比定义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人类的语言和人类的思想的本质如是。试试“定 义”像“美”或“真理”或“直”这样的词吧。我们都知道它们是什么——而无需定义。是的，“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儿童不知道这个定义，但他知道什么是直（线）。当然，为精确，在自然科学问题上，定义有时是必要的工具。但历史知识是以理解为目标的，理解甚至盖过了精确，尽管不必然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历史永远是描述性的——也必然绝非定义性的。

[2] 你的过去的量和质都在变化。设想今天在你身上发生了某件事情，某件烦人的事情，你只记得极少的一部分细节。几年过去了。你（在）回忆那天——忘记了它的许多细节——（的时候）可能会对你自己说：“为什么我会对那如此不安？”（或：“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注意到那点？”）关于那天的细节的量衰减了；但你对那天发生的事情的理解的质增进了。

[3] 两个例子：(1)有人给你一个地址或一个电话号码，1776.（这是）你的知识的一个增量，同时也是一种放松你的心智的东西：它很容易记忆，因为你已经知道1776这个数字。(2)心理分析，在应用合理的时候（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可以让他在有意识的层面上想起他压抑或遗忘的某种东西，而使他放松：一个受欢迎的，对他的意识的加值。（换言之，反面的例子，是我们鞋里的石子：我们知道它是石子，我们想把它扔掉。）

[4] 最后一批手写他们自己的讲稿——中的一些——并用自来水笔亲笔签署他们的——大部分——信件和文件的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

[5] 注意，传说(legend)这个词的本义是“应该被阅读的东西。”（言词——它们的本义，它们最终的变化——的历史经常是解开人类思想史的最确定的钥匙，因为不存在无言词的思想。“太初有言词”——不是数，也不是图像。）

[6] 注：不存在写作不好的好历史学家（好的历史学家文笔一定好）。这不仅仅是风格的问题。写得好意味着想的好（思考得透彻）。如果你不能清楚地讲述故事，这就意味着，实际上这个故事在你自己的心智中就不清楚。

[7]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表述。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比修昔底德更老练。一个非常类似的，经常被引用的句子是优秀的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说的：“那些不知道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这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意义完整而丰富，同时绝对是不准确的。我们并非“注定”要重复我们的错误：（而是说）在重复它们的时候，我们谴责自己。更重要的是，历史确切来说不会自我重复，但历史环境，人类的倾向，确实会重复。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前进，也因为上帝奇迹的创造——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说某人“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确实如此，但那些错误绝不会是一模一样的。正如另一位伟大的希腊思想家说过的那样，时间就像一条河（而我们会说，生命是旅途），其中，没有人能把他的脚放在同一个地方。

[8] 究其一生，哈里·S.杜鲁门都记得他在高中度过普卢塔克——我们的前总统都受过这样的古典教育，或者说，都还记得这样的古典教育。

[9] 何时！这是你必须一直记住的东西。是的，历史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日期；但是某事于何时发生（或某人生活在什么时候）可能是它们的现实的最重要的组成成分。事实上，它是不可或缺的。胡利安·马里亚斯(Julian Marias，一位西班牙哲学家)写道：“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人所说的话的意义除非我们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以及他生活在什么时候。直到最近，人们才能够在不知道它出现的确切时期的情况下阅读一本书或思考一幅画……今天……所有没有注明日期的现实看起来都是模糊而无效的，它们都有着幽灵的非实质的形式。”

[10] 因此，在书籍印刷和书籍阅读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在从这时起的几百年后，实际上会有比这时更多的人印刷、购买和阅读书籍——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巴尔扎克的小说——也是可设想的。

[11] 记住这点是很有价值的，尤其在今天。文艺复兴，从许多方面来看，均开始于对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形式，特别是绘画、雕塑和建筑的仿效；然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匠人们更进一步，远远超越了模仿，成就了他们自己的杰作。因为所有艺术，实际上，所有人类的创造（包括历史的书写）都必然从模仿，模仿大师们已经完成的杰作的希望开始。

[12] 当然我们不会预期这样的场景：乔治·华盛顿身骑摩托。那是一种年代错乱(anachronism)——按字典的定义，即“现存的或被再现的一切与年代日期不符的事物”——一个直到大约三个世纪前才在英语中出现的词汇。

[13] 我们当下对历史的意识的一个确定的症状是我们的（这种）认识：我们生活接近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今天，许多没上过学的男人女人在面对特定的道德衰落的例子的时候都会理解甚至使用这样的说法“就像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公元四、五世纪的罗马人知道许多事情出了错，情况在他们祖父的那个时代要好得多，但他们不会认为发生在他们头上的事情是像发生在亚述人或希腊人或埃及人头上的事情那样的事情。

[14] 想想我们的国父们可敬的古代历史知识吧，他们在斟酌起草新的美国宪法的时候就大量使用了这些知识。

[15] 这种观点，即历史的大教堂是由历史学家们一块砖一块砖地建造起来的，其中一些历史学家填补空隙和搭建梁柱，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则以专著（专著即处理一个特定主题的作品）甚或专著式的博士论文的形式为它添砖加瓦，这种观点不能说全错——但我们必须承认，最伟大的教堂决不会建完就算了；它们还需要持续的清洁和翻新，事实上，还需要各种整修——而且每一代人对它们的看法都会有所不同。

[16] 二十世纪的重要发展之一是历史学家和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先前不熟悉它们的人群中的出现。因为知道最近，历史都一直是一种特殊的，西式的探究和解释。印度或中国或日本文化的最丰富的编年记录也不过是传说和年代记，而不是历史：它们都缺乏修昔底德那样的批判感。（在这方面，阿拉伯人伊本·赫勒敦是一个例外。）直到一个世纪前，一个希望阅读关于他的国家的新近历史的精确和特具的东西的日本人或中国人或印度人都还不得不依赖欧洲的或英国的或美国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关于他的国家的历史。当然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17] 无论多么详尽和勤勉，你的研究永远不会完成。十九世纪的专著的理念是，得到认可的历史学家，在阅读与他的主题相关的一切文献和一切著作之后，能够产出一部关于这个主题的完整而确定的历史。这已不再可能——因为关于他的主题的新的文献，新的论证和更多的出版物的可能性，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和不同语言中还可能出现许多这样的材料。（当然一些历史比另一些历史更“确定”。但这绝不会绝对确定。）

[18] 注意这个词：史学(histriography)。它字面的意思是：历史的书写。因此，严格来说，历史博士学位应该叫做历史学博士学位。但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我们的心智和语言中，历史学和历史和故事相互重叠。（在拉丁语中，比如说，故事和历史就是一个词。）情况确实也如此，因为历史本质上指的就是说故事，描述（正如我们在这篇论文开头看到的那样）而非定义，而历史学是对其他人写过的关于这个或那个历史话题的东西的研究。

请允许我以自己为例。我的近（1997）作《历史的希特勒》(The Hitler of History)是对书写过希特勒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批判研究。但它不可避免地也是对希特勒本人的研究。因此(a)它既是一部史学的也是一部历史的著作；(b)它的主题与那些主题，而非与那些时期相关——但后者肯定有很多的历史。

[19] 记住，就像一本小书或一幅小画或一个小雕塑或一座小建筑不一定比大的差那样，一篇脚注数目惊人的文章也不必然比一篇几乎没有脚注（甚或没有脚注）的研究论文更好。

[20] 在我们的学院和大学中也如此，历史研究的要求，有时甚至它的内容本身都有所衰落。这包括强调有时被不恰当地称为“社会史”的那种东西的趋势，这种东西有时仅仅意谓一种回顾性质的、短视的社会学化，一种很少在学生那里激发兴趣的东西。

[2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亨利·福特声称，“历史是废话”，而赫伯特·胡佛的商务部长则说：“传统是进步的敌 人。”现在没有一个“保守主义者”（甚或“自由主义者”）会这么想。

[22] 也许希腊人也感觉到了这点：对他们来说，记忆女神是所有缪斯神的母亲。

[23] 《多样的历史》(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New York, 1956; revised 1973)，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编，是另外一本很不错的书。它处理的是历史学家关于历史本身的多种写作。严格地说，它关注的其实是史学的多样性。

[24] 法国作家居依·德·莫泊桑(1850-1893)说过：现实主义小说的目标“不是讲故事，让我们发笑或唤起我们的情感，而是迫使我们思考，并理解事件更加黑暗而深刻的意义。”

[25] 絮叨一句。注意在一个人类寿命大约四十年的时代，这些古代历史学家的生卒日期（即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比常人活的更长——译注）。历史学家倾向于活得更长！当然这只是预期。但这个规则没有例外，即，一个不成熟的人是不可能写出一部好的历史的（没有一部好的历史是不成熟的人写的）！

[26] 在这方面李维不是一个人。所有时代的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这样认为。他的先驱希腊哲学家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 Halicarnassus，公元前一世纪)就说过：“历史是通过范例来教授的哲学。”英国政治家博林布罗克勋爵在十八世纪早期逐字重复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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