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布道者阮义忠。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编著《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书以及创办《摄影家》杂志，使得中国当代摄影接受了一次大规模的西方当代摄影洗礼，台湾摄影师阮义忠因此被奉为“摄影教父”，陈丹青将其称作“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布道者”。现在，阮义忠的作品，第一次全面地走向我们。 2009-9-4 南都周刊记者• 罗小敷 实习生 李颖娟 8月27日在广东美术馆三楼展厅，正在忙着布展的阮义忠匆匆走过来，皮肤黝黑，穿着朴素，带着满脸笑容。在妻姐袁琼琼笔下，为了学会这种礼貌性的笑容，阮义忠花了十几年的功夫，而且还是因为娶了夫人兼后来的工作伙伴袁瑶瑶。“关于早期的阮义忠，对他印象好的，全是不认识他的人”，生性直来直往、不喜矫饰的他，跟人见面没有打招呼这件事，待人横冲直撞，不理看不上眼的人。 超过半个广东美术馆展厅面积的规模，让阮义忠很开心。年近六十岁的他，虽然用力学会了以笑待人，却还没有学会保持低调的功夫。勇往直前、成功、很棒......他频繁用这些词来形容自己受到的肯定。“他像是一个大孩子，保有着一种孩子般的单纯，坦露得意直言憎恶”，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阮义忠的好朋友李媚这样形容，这也被阮义忠认为是自己能做成别人未做之事的原因之一。 从木匠儿子到知识分子 阮义忠于1950年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父亲是木匠，两个哥哥也是，年幼的阮义忠最担心的就是自己长大了也要做木匠。因此，他在高中时勤奋学习，阅读大量文史书籍，想成为知识分子，摆脱乡土，远走高飞，而台北是他“幼小心灵里的憧憬”。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下，照相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一年也难得遇上一次。对于乡下孩子阮义忠来说，不敢想以后要做摄影师，因为摄影器材太贵了。一心想成为知识分子的 他，将希望寄托在绘画和文学上，因为这两样只需要纸和笔。 19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阮义忠带着练习作品到当时台湾一个重要的半官方文化刊物《幼狮文艺》应征，成为一名插画师。他那种风格特殊的插画，几近霸道地占了《幼狮文艺》的全部篇幅。阮义忠的插画本身相当独立，并不常与文章相关，常常是插画自顾插画，文章自顾文章。那几年的插画事业，他用“一夜成名”来回顾当时受到的肯定。 新锐的风格让他脱颖而出，但三年后因为“想换个跑道”，他到了改变一生命运的《ECHO》杂志，也就是后来的中文《汉声》。 这是台湾第一本以照片为插图的杂志，当时的主编黄永松在决定让阮义忠出任艺术编辑后，才获知他根本就不懂得摄影，但还是用“多走多看多拍”勉励他留下来。这句话也成了阮义忠后来的座右铭。 杂志以介绍台湾乡土文化为主要内容，这使得阮义忠的镜头不得不面对曾经被他千方百计摆脱的乡土民生。拍照让他重新体会到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平凡朴实的乡村百姓，让他意识到原来自己舍弃的竟然是如此美好的东西，原来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如此严重的误区。 “丑”是他的摄影风格 在《汉声》呆的时间也不长，两年后阮义忠转去台湾电视公司工作，负责旗下刊物《家庭月刊》的出版，阮义忠大部分重要作品都诞生于在此工作的六年里。他不仅负责整本杂志的摄影工作，还长期负责其中一个大型专栏的摄影与采写，也因此有机会走遍台湾各地。 “他的摄影一向强过一切，就算是为配合文章的摄影，也能弄成文章来配合他”，袁琼琼说。师出无门，毫无学院血统，阮义忠画插画时期的精神，或说个性，后来原封不动地用到摄影上。 “摄影家和被拍摄的对象，处在一个十分奇特的关系中，有时比骨肉还亲，有时却比仇人还有敌意。”阮义忠深深浸没在这种关系中，并强调这正是自己的摄影与别人的区别所在。每一张照片，对他来说，都并非按下快门那么简单，而是两个个体生命的瞬间融合，是神的力量指引下的动作。 袁琼琼回忆，阮义忠在《家庭月刊》期间也拍了许多明星照，但是他镜头下的明星和模特儿，总是跟别人拍的不一样。一般人拍明星照，无论哪一种风格，总不外要求对象的美，阮义忠完全不一样，翻开杂志，如果明星被拍得很丑，那一定就是他拍的了。他简直什么也不放过，脸上的斑点、过浓的妆、细纹......“丑就是阮义忠的风格，他总是一点美化对象的企图也没有，每每抓住对象最无修饰的部分”。 除了乡土题材，阮义忠也尝试将镜头对准他所生活的都市。《台北谣言》便是仅有的公开发表的一组。惯于拍摄乡土人情的他，在面对都市时也感觉到了“难拍”，乡土的热情、纯朴，在都市的层层面纱包裹后，镜头捕捉的也可能只是它的表象。因为真真假假，阮义忠给这组都市主题起了个特别的名称《台北谣言》，镜头里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城市里人与人之间虚实难辨的关系。 对乡土题材的情有独钟，虽然更多源于阮义忠所供职的《汉声》以及后来的《家庭月刊》，但阮义忠也承认自己很少会去拍那些不愿意被拍的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他看来是台湾摄影的黄金时代，他的很多摄影题材是在那个特定时刻完成，人们对镜头是抱有热情、善意的，甚至还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完全没有戒心、互相信任。 在此次展出的10个摄影作品系列中，拍摄对象全部是台湾。虽然也会周游世界各国，拍照，但那些都没有好好整理。阮义忠认为自己只有拍台湾才能拍得好，因为“拍外国没有那种感觉，外国是外国，我是我”，这与他将摄影视为别人生命和自己生命瞬间结合的理念是相去甚远的。 “单独行进的人” 1972年阮义忠从绘画、文学转到摄影。当时台湾的摄影环境还比较低迷，纪实摄影更是处于沉睡状态，不是摄影师不感兴趣，而是因为能刊登这种纪念性主题摄影的园地很少。因为机缘巧合，《汉声》又刚好是仅有的能大量发表纪实摄影作品的阵地，阮义忠被推上了开荒者的历史角色。 让更多人记住阮义忠的是两本书和一本杂志。做电视期间，阮义忠因为空虚写起了摄影评论文章，《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本书先在盛名远播的《雄狮美术》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在台湾、大陆及整个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前者在参考数十位国外摄影名家专集的基础上，以亲切活泼的笔调介绍桑德、布列松、卡帕、阿勃斯等二十位摄影师的生平经历与摄影风格，其中英文资料全部由太太袁瑶瑶首次翻译成中文。 1992年，因为一个偶然因素，阮义忠冒出要做世界第一流摄影杂志的念头，这就是后来的《摄影家》，这是一本没有财团资金支助的杂志，由阮义忠夫妇俩亲手操办起来。除了关注世界优秀摄影师作品，《摄影家》还立足发掘真正有实力的摄影师。那一组曾经强烈震撼了人们的柬埔寨S-21监狱死囚照片，幸好有阮义忠自两位年轻的美国摄影师手中发掘，才得见天日。 《摄影家》曾经以专辑形式，全面整理了一些摄影表现在国际上被忽略的国家的作品，如：伊朗、土耳其、印度等等，也针对中国大陆做了两期专辑，方大曾、吕楠、刘铮、黎朗等一批国内重要摄影家就是通过这本杂志在西方得到认可的。 近年来，阮义忠与内地摄影界交流的机会也增加了很多。在本次大型个展开幕前，已有“观看之道—阮义忠摄影回顾三十年”、“人文台湾—阮义忠摄影作品回顾”在大陆举行。本次展览上，曾经被阮义忠发掘出来的一批大陆摄影艺术家早期作品也将展出，而且所有作品都是由阮义忠本人手工银盐放大，展览结束后都将赠予广东美术馆。 陈丹青对阮义忠推崇有加，并用“单独行进的人”来褒扬他。因为1980年代末首次读到台湾雄狮美术出版的署名阮义忠的“世界摄影大师”上下册系列，摄影成为陈丹青在绘画之外的“第二信仰”。1995年藉台北展览的机会，陈丹青登门拜访，阮义忠至今记得当时自己并不知道陈丹青为何人，在饭桌上陈丹青从头至尾未动筷子，问及是否菜式不合口味，陈丹青非常谦虚地说，不愿意因为吃饭浪费一点点聆听阮义忠教诲的机会。 1999年9月21日台湾地震发生后，阮义忠皈依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成为佛教徒，之后渐渐将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这个慈善团体的工作上，《摄影家》在出版62期后停刊。从关注个人成功到皈依佛教帮助他人，阮义忠又在另一条“跑道”上奔跑了十年，他与妻子袁瑶瑶携手为佛教慈济基金会制作慈济志工列传“看见菩萨身影”及电视节目“阮义忠镜头下的菩萨身影”，目前已经推出29本义工的传记。 摄影改变了阮义忠的人生，但如今他却说“摄影界形成了一个对我而言是相当无奈的现象”。整个世界的摄影生态正在改变，许多拍照的人渐渐希望跟流行的观念艺术靠拢，影像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越来越多人不尊重拍摄对象。即便是《摄影家》杂志还在办，也很难发掘到好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