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读札：厌纷更

成化十五年，吏科给事中王瑞上疏宪宗，请求命令天下进呈表章的地方官各自陈述地方利病。“帝恶其纷扰，杖之”。 正德元年，宰相刘健向武宗进谏说：“即位诏书，天下延颈，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 刘健在此所言的弊政世风，绝对不是孝宗驾崩数月后才形成的。从宪宗厌恶“纷扰”到武宗初年朝廷内外概以剔除弊政为“纷更”，是对朝政改革日益厌憎的完整发展趋向。 从成化年间到正德初年，整个国家的弊政主要集中于宦官乱政，宗室皇亲侵吞民田，传奉官寄禄，部分士大夫、勋臣、武将与宦官形成利益整体，奢侈佞佛，横征暴敛，民变此起彼伏，京营军政驰废。 权贵利益体和垄断社会资源利益体盘根错节，无论宪宗还是孝宗，对弊政都有一定认识，但是无力措手。其中最难处理的始终都是士族与官宦的矛盾，自宣宗以来的皇帝，无不感到任用宦官不用勤政就能有力掌控整个国家，如果废除宦官协同武将镇守地方制度，废除司礼监与内阁协理朝政制度，一旦后世皇帝资质不高，便无法有力掌控整个国家。这是始终站在家天下的角度来得出的矛盾，朱家人不信任士大夫是骨子里的基因。 永乐年间，佥都御史俞士吉到苏州、松江治理水患。还朝时，向成祖献上创作的《圣孝瑞应颂》。成祖斥责道：“尔为大臣，不言民间利病，乃献谀耶！”掷还之。 当王瑞遭受杖刑时，竟无一人以成祖斥责俞士吉之言谏宪宗。永乐年间重臣夏元吉曾说：“吾辈历事久，言虽失，幸上怜之。若言官得罪，所损不细矣。”宪宗杖一王瑞，是封天下正人之口，彼时大臣不能假成祖旧事为谏，亦可以观其学，观其节矣。 成化二年，礼部尚书姚夔向宪宗进谏时说：“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徐溥曾在弘治年间担任十二年宰相，其传曰：“尝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备矣，患不能守耳。’卒无所更置。”朝廷重臣已失望如此。 政治、经济改革要始终以人民利益、统治阶层利益、国家利益的平衡统一作为利益归向，国家才能永远保持勃勃生机。这是两千年历史留下的教训和治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