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史铁生

【书界热点】 　 作者：黄绍坚 　 史铁生走了。2010年最后一天，他走了。这天，离他六十岁生日只差四天。 　 这样的表述，史铁生本人肯定不赞同。在一篇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介于遗嘱、挽词、祷文和神诫之间的文章《说死说活》（收在《灵魂的事》一书）里，史铁生早就写过：“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必有一天会到来，但那时我还在。”“可将死作如是观：死是生之消息的一种。” 　 幸好，在同一篇文章里，史铁生还写道：“要是我们会记起他，那就是他的标识。在我们记起他的那一处空间里甚至那样一种时间里，就是史铁生之墓。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墓地上做任何事，当然最好是让人高兴的事。” 　 既然这样，我还是保留住文章开头的句子，以表达我的惋惜和怀念。从此，再无法期盼史铁生笔下源源涌出的那种散淡而凝重、充满哲学意味甚至宗教韵味的文字了。 　 我一向认为，文学作品的思考深度，可以分为故事、思想（理性）、心灵（哲学）、宗教四个由浅入深的层次。依此标准，中国当代作家里，绝大多数滥竽充数的作者，只知沉迷于故事叙述；优秀的作家会对社会、对人生进行理性的批判；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作家，会沉浸在心灵对话和哲学思考中；但惟有史铁生和张承志两个人，能在作品里达到追问生命本原及灵魂本原的宗教高度。或许，还可以加上半个范稳，他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里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已经触到宗教的边缘。 　 现在，一个奇迹消失了。“天色即将破晓。在这条毁损的街上，/他带着永别的神情离开了我，/消失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这是艾略特的诗《小吉丁》，史铁生很喜欢它。在《务虚笔记》里，史铁生几次引用其中的诗句。“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那就从起点说起吧。回顾史铁生三十年来的作品，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是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开始熟悉史铁生这个名字。这篇发表于1983年、充满陕西土话的小说，以其清新淡雅的笔触、鲜明的语言风格和寻找宁静清澈的精神家园的努力，在当年名动一时，但在今天看来，其实写得一般般，远不及风格相似的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同样写得一般般的，还有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老屋小记》。今天的普通读者，恐怕很少有人读过《老屋小记》了。 　 站在文学的角度，史铁生早期作品中，我更喜欢《命若琴弦》和《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这两篇。《命若琴弦》里弥散出的那种永无止境的感伤，令我回味至今；而在仅仅四万多字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中，从七律诗到《忆江南》词、从个人信件到书籍批注一览表、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黑色幽默”的名词解释到詹牧师创作的各种流派小说的节选和故事梗概，应有尽有，可以被视为史铁生试图突破文体限制的一种尝试，显然在文学上更有价值。 　 这种突破文体限制的努力，贯穿了史铁生的一生，巅峰作品当然是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我与地坛》。也正是从《我与地坛》开始，史铁生摆脱了《命若琴弦》中对生命的感伤，逐渐沉入对“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我与地坛》）的哲学与宗教探索。从《我与地坛》里对存在与命运的思考，到《务虚笔记》里对身体与性和爱的关系、对苦难与信仰的探索，再到《我的丁一之旅》中对本我与超越、对灵魂与永恒的思辨，史铁生终于达到宗教的深度，却也渐渐超出他的文学能力之外。《我的丁一之旅》晦涩难读。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我不得不写下这样的句子：“曾经擦亮读者心灵的史铁生，已经迷失在基督教的‘彼岸’和禅的虚空之间。” 　 现在，疲惫的、肉体的史铁生走了，但我相信，反观生命、拷问灵魂的史铁生作品将永存。 原载《厦门晚报》2011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