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良药｜陆杰华:死亡的社会学思考

2017年起，陆杰华教授开始在北大讲授死亡的社会学思考。

陆老师:为什么从社会学来看待死亡呢，因为死亡社会学这个学科，其实在国外的社会学专业中，基本多数的学校都有这个课程，它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三个方面的议题，一个是死亡，就是这个人的逝去，第二主要关注临终，就是在濒临死亡期间，人们社会关系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丧亲。所以国外的死亡社会学它基本不是叫Sociology of Death，而是叫Sociology of Death,Dying and Bereavement，这三个词连在一起。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生命周期，无时无刻都会面临着死亡、临终和丧亲，因为死亡有它的普遍性，或者说普发性，还有偶发性和累积性。 我们现代社会的死亡主要就是慢死，它不像农业社会，人的死亡基本都是快速发生的，很快就死亡了，因为没有医疗技术。 慢死这一点很重要，临终关怀和丧亲的议题就纳入了我们的视角。社会学主要是研究死亡、临终关怀，或者是丧亲，对我们社会关系的一种改变，每个逝去的人都是对人社会关系的改变，比如你母亲去世了，你的社会关系就发生变化了，或者是你的配偶，你的子女或者你的其他亲属的死亡都会改变你的社会关系和某些社会规范。所以它和其它学科不一样。研究死亡，也有从哲学伦理，也有从医学上，也有从法律和公共管理上的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死亡。我觉得社会学更多的是从上面讲到的三个议题中对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的影响机制的分析。社会学和其他学科是不同的，它更多有一种人文的视角，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读 上面是学术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自身很重要的经历，因为在我的一生中，会经历不同的亲属的逝去，包括这祖辈的逝去，当然都很受影响，但是没有那么特别直接的影响。什么时候最直接呢？是母亲去世的时候，那是最直接的影响。就像马尔克斯说过的那句话，他说父母是挡在你和死亡的一层纱幔，纱幔如果是没了，你就该直面死亡了。我现在是挡在孩子面前，孩子他也没有直面死亡。当我们说父母死亡的时候，人就会直面死亡，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等着纱幔落下来的时候你才去进行死亡教育。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得的是肺癌，大概两年多确诊，你就不能跟他直接谈死亡的事，就好像你希望她早点走。后来我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也没赶得上，正好在北京参加个会，家里人说不行了老妈不行了，你赶紧回来，我还以为能看到最后一面，结果到家母亲已经咽了气。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母亲有病了，就要回去看看，每次回去的时候，她也不太知道他得肺癌，大家都瞒着他，说你这病没事，是肺结核，你就慢慢吃那药就好了。有时候吃那药还得换个药盒，因为上面写的肺癌，然后就说你的病能治好。这个病能治好就意味着什么呢？母亲没有准备好，然后她就死了，就像有人告诉你明天要死亡了，你可能还有一千件事儿想做，但是你至少有两三件事急着要做的，比如说你要跟孩子要告别，你要跟他交代什么事。这些都不可能，因为又不能跟母亲谈这些问题，您去世的时候要在哪，葬在什么地方，这些选择都没有谈。都是母亲去世以后很忽然的就开始就考虑这些事情。我觉得母亲那一代人更缺失，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不应该了，我跟我子女将来到我快不行的时候，就要很从容的去谈，这种很从容的去面对我是不是要进重症监护，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说死亡，要是有尊严、体面、优雅的，就像我们说善终、好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在课堂说，死亡其实每天都在发生，这次疫情的确使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死亡不是一件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而是离我们很近，我们都有死亡的风险。第二，认识到死亡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从死亡社会学这个学科上来看，死亡13万还意味着很多人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要对逝者抱着一种尊重。对于生者来说，其实也改变很多，他会带着很多这种内疚、痛苦或者或者缅怀的这种思维去度过他的一生，或者在短时间会有很多心理认知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从疫情中能得到的一些启示，我们能够更好的思考死亡这件事，而且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应当更好地去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更好地去树立我们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往往设定一些很宏大的目标，但是很难实现。而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小事做起可能更为重要。 还有一点，我们也还要对死亡率有些思考。比如像中国，致死率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其实也在改变我们国人的观念，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对死亡的态度。这些是真实的死亡数据，在统计数字的背后，其实有很多鲜活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去透过这些数字去理解死亡深刻内涵，怎么样能活得更好。这是需要我们国人去思考的。特别是在特殊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我们的关于死亡的一些文明，关于死亡的一些素养。这是我在这次疫情中的一些建议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