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纳：要把美国内战置于全球史视野下进行再思考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美国历史学界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美国历史学家，曾两次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伟大教师”的荣誉称号。他在美国内战与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奴隶制研究、美国政治文化史、林肯研究等领域中勤奋耕耘半个世纪，出版了近30部著作，其中多部专著以史料扎实、观点独到、思想深刻、文笔精美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包括《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1988，获班克罗夫特史学奖等6项学术奖）、《美国自由的故事》（1998）、《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两卷本，2004）、《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2010，获7项学术奖，包括普利策[史学]奖、班克罗夫特史学奖[第二次]、林肯奖等）等名著。方纳曾先后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1993）、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0）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2006）。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于3月4日抵京，开启了他时隔17年后再次访华讲学的行程。

作者：武乐曼 来源：澎湃新闻 放大 缩小　　2017年3月14日下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首都师范大学做了题为《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内战及其意义》的专题讲座。　　埃里克•方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院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等职，在美国内战与重建史、奴隶制研究、美国政治文化史等领域享有盛名，被誉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主持。 讲座现场　　方纳在讲座中指出，当前美国内战研究主要还是把视野局限在国内，这是不全面的，应该将美国内战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研究。19世纪70年代首先发端于英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全球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古巴的糖、印度的棉花等越来越多的国外产品涌入美国对社会造成冲击，这与美国奴隶制向外制造的价值相互碰撞，形成双向互动的过程。由此，把美国内战置于整个国际背景下进行分析尤为重要。但是，美国内战又不如奴隶制问题那样本身就具有全球化，所以将其放在国际视野下考察会遇到困难，而这也正说明了美国内战的复杂性。 　　美国内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爆发的第一次现代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钢铁铸成的军舰代替了木船，潜水艇首次在战争中运用，电报负责战场上的即时通讯，来复枪和现代子弹取代了过去的毛瑟枪……而这一切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在中世纪战争中，防御方往往占据着比进攻方更有利的地位，但现代战争的出现，使内战中进攻的北方比防御的南部更具优势。因此，即使在战争初期，南方凭借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连连取胜，但美国内战仍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甚至在战争后期，似乎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子。与其他传统战争不同的是，美国内战的目标不是为了民族或国家，这是一场不同社会之间的对抗，其诉求在于实现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存方式在美国的确立。这是美国内战最显著的特征。 　　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内战之前，美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立银行系统、铁路运输系统，甚至连国家地图也没有。人民的观念中也没有国家（nation），只有地方（local）。“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弗吉尼亚人”，这句著名的妙语最能说明当时这一状况。方纳指出，内战改变了这一情形。 　　内战使统一的民族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进一步成为美国重建的目标之一。战时动员很大程度改变了战后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首先，战时动员使国家权力大大集中于中央政府，华盛顿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政治中心；其次，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修建了纵贯南北的铁路，统一了货币，同时对进口货物征收高关税，改变了社会生活状况，通过这些物质基础，国家也进一步联结成一个整体；再次，内战结束后，在对南方的重建中，林肯重视国家意识的建构，其独特性在于，这种国家意识是建立在信仰、独立、平等之上，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信仰、种族、语言等。可以说，内战塑造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美国。 　　而从奴隶制的角度来说，美国内战对奴隶制的破坏具有世界意义。内战前，美国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之经过了三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奴隶制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其规模、在社会中的深入程度和复杂情况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它已经发展出最完整、最成熟的奴隶制度。尽管彼时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奴隶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合理之处，但就整个国家来说，中央政府并无立刻废除奴隶制的必要。而内战使奴隶制提前终结。不仅如此，国家由此获得了废除奴隶制和宣布自由的权利，这对整个世界的奴隶制产生了冲击。与其他废奴运动相比，美国唯一的例外在于，战争刚刚结束，奴隶就被赋予了权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于是相应法律得到修改，尽管后来有所反复，但这仍是有意义的。1920年，英国议会大厦前树立起林肯的雕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赞扬林肯“不是美国籍，而是世界籍”。 　　内战对当时的世界也产生了影响。内战前，英国的棉花主要从美国进口，内战爆发后，棉花的生产与供应被中断，英国不得不寻求新的棉花产地，于是把目光投向埃及。埃及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对英国依赖加深。另一方面，由于获得了新的优质棉花产地，英国进一步大量向世界各地输送棉纺织品，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首当其冲，所以，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就有抵制进口棉纺织品这一条。“回到纺车去”是甘地提出的口号，并将此看成印度独立的重要手段。 　　另外，方纳提醒读者注意，美国内战的年代是其他欧洲国家继续全球扩张的年代。内战后，美国南北统一，免去了国家分裂的后顾之忧；组建了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取得了战争动员的能力，同时获取了一定的战争经验；而且，废奴运动以及赋予奴隶同等的权利，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使其有了在世界上宣扬美国自由的资本。由此，美国更加顺利地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并使自身扩张与欧洲传统帝国区别开来，显得更具道德感和正义性。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将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美国夺去了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接着参与到列强对中国侵略扩张中，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可以说，是美国内战奠定了其帝国进程的基础。在扩张进程中，美国把自己的扩张看作是对外展示自由，传播美国自由精神的活动。但由此，悖论也产生了。美国内战是为了解放奴隶，然而在世界很多地方美国内战的结果却被用来证明白人的优越性。英国也援引美国的这一思想在非洲殖民的过程中宣扬“白人至上”。1910年5月英国将开普省、德兰士瓦省、纳塔尔省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在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英国人宣扬种族优越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甚至在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后，这里仍是世界上种族隔离制度最严厉的国家，直到80年代推动种族平等的行动才取得成效。 　　讲座的最后，方纳先生再次呼吁有必要把美国内战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重新思考。 　　这场讲座受到首都师范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同时吸引了不少外校生前来听讲，全场座无虚席。演讲结束后，同学们踊跃发言提问，方纳先生对此一一详细作答。 　　在此举两例。有同学问：南北战争后，联邦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模式，但现代意义上的平等为何没能很好的建立起来？对此，方纳解释道，自由和平等是美国人心中最高的理想，但政治与经济的平等往往不是同步发生的，在这里政治权力上的平等有滞后性，经过之后的第十四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才逐步建立起来。还有关于战争原因的问题，有同学提问，反对南方的奴隶制是否是战争的唯一动机？方纳回答，美国的奴隶制非常完善，美国的经济基础来自于奴隶制，但战争爆发不仅仅是因为北方是工业，南方是农业，美国内战不完全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战争其实是要决定美国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关系到在美国西部建立一套什么系统，同时还有不同族群的人在争取自的权利。通过这些问答，方纳进一步阐释了美国自由思想对南北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当代美国国内平等状况的思考，加深了同学们对讲座主题的认识。

--

方纳北大讲座｜奴隶制与反奴运动下的19世纪美国政治

张大鹏

2017-03-10 16:19 来源：澎湃新闻 3月6日晚，方纳在北大发表题为“奴隶制，反奴隶制和美国政治”的演讲，拉开了其“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系列讲座的序幕，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发表致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希主持。方纳围绕美国早期历史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对自由的追求与奴隶制现实的共存——讲述了奴隶制如何在早期美国史中演变成为一个威胁到国家分裂的政治问题的过程。3月6日晚，方纳在北大发表题为“奴隶制，反奴隶制和美国政治”的演讲。 “生而自由”的新大陆与蓄奴制度的意识形态冲突 方纳指出，自称“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在“新大陆”开拓自己的经济、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同时却通过奴隶制奴役非洲黑人，在一个所谓的为追求自由的人提供庇护的地方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曾在1776年《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托马斯·杰斐逊是与乔治·华盛顿齐名的美国“国父”，但两人都是弗吉尼亚的大奴隶主。在内战前的南部，奴隶制庄园是该区域的最显著的存在，黑人中奴隶的人口也远超自由人的数量。在追溯了北美奴隶制的起源之后，方纳指出，与“旧大陆”源远流长的奴隶制相比，“新大陆”奴隶制的特点是：遭受终生奴役的基础是种族和肤色，即在美国南部，只要是黑人血统，出生之后即被视为奴隶。种族、肤色是判定一个人是否为奴的标准，而非战争或者债务原因。方纳还强调，北美奴隶逃离奴隶制的机会极少，一旦为奴，终生为奴。漫长的蓄奴历史维系和加固了白人的种族歧视，至今无法完全消散，成为困扰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根源。演讲现场。 虽然建国精英们不希望在1787年制订的联邦宪法中使用“奴隶”或“奴隶制”等字眼，而代之以“其他人（other persons）”等来回避奴隶制问题，但他们并没有禁止奴隶制，相反，还允许海外贩奴贸易在立宪后继续存在20年。方纳指出，允许奴隶制的继续存在成为了联邦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而南方奴隶主也通过类似“五分之三条款”这类的宪政机制安排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但方纳指出，美国革命和立宪对奴隶制形成了第一轮的冲击。自由黑人和奴隶都曾提出过“自由请愿书”，要求获得自由。包括贵格派在内的白人群体也对奴隶制与自由的并存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早期围绕奴隶制的争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深远的问题，即谁可以成为美国人，或者说哪些人可以获得完全的美国人身份。最早的联邦归化法规定自由白人可以自动获取美国公民资格，而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却被排除在外。这说明美国在早期是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家，肤色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工具。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未能摆脱这个历史的负担。 随后方纳从经济维度阐释了奴隶制对于南方的重要性，1776年美国约有50万黑人奴隶，而到了1860年，在南部“棉花王国”中黑人奴隶的数量已达到将近400万，奴隶财产在当时的总值高达30多亿美元，高过当时美国所有的银行、铁路和工厂的价值总和。虽然南部的大部分白人家庭并没有拥有奴隶，但是蓄奴州的大种植园主不仅控制着南部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而且也对联邦政治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自华盛顿到林肯的70年时间里，大部分美国总统都是奴隶主，奴隶主在国会中也占据优势。方纳还将美国奴隶制和巴西奴隶制进行了对比，指出在南美奴隶不乏获得自由的途径，如赎买、同白人通婚等方式，而在美国这些通道统统被切断，因为奴隶体制被深深地建构在法律、偏见和日常生活之中。方纳随后举出密苏里州的西莉亚案来说明当时南部社会如何将奴隶视为财产，无论主人施加任何暴行，奴隶都无权反抗。南北矛盾与废奴抗争 方纳接着论述了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西进如何激发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围绕新加入联邦的领土是否可以蓄奴的问题，南北区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执。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暂时平息了争论，但1848年美墨战争及其结果又将此问题进一步激化。1830年代废奴主义运动的兴起开始使关于奴隶制的争论进入美国政治议题中心。到1850年代中后期，新建立的共和党开始质疑：如果奴隶制移植到广袤的西部，那么奴隶制将会在美国整体政治态势中占据主导优势，美国就会从一个带有奴隶制体制的国家变为一个由奴隶制主导的国家，这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和美国如何定义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帮助林肯在1860年获得总统提名，并赢得大选。 方纳曾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全面研究了1850年代共和党的形成过程。在此次讲座中，他指出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奴隶制的扩展从此不再受地域限制，引发了北部的愤怒抗议，各类反奴隶制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共和党正是诞生在北部反对奴隶制的共识基础之上。当时的共和党是由北部废奴主义者、自由土地党人、辉格党人、前民主党和本土主义者等聚合而成，它所提出的“自由劳动”与南部的奴隶制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共和党人认为道德败坏的南部威胁了“自由劳动者”的文明，南部奴隶主对西部领土的觊觎更是让他们深感不安，他们认为真正代表美国精神的小农场主更应该进入西部领土拓荒。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林肯虽然不是废奴主义者，但他厌恶奴隶制度，认为奴隶制让标榜自由的美国人显得虚伪，并偷走了劳动者的果实。林肯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同样对黑人抱有偏见。1857年最高法院对斯科特案的判决结果宣告黑人无法成为美国公民，此举让北部大为失望，认为这个国家在道德衡量标准上出现了问题。这一情形有力地帮助了林肯在1860年大选中赢得了所有北部州的选票，当然林肯的当选还有选举人制度。方纳强调，北部社会的激进主义和废奴主义者呼吁将奴隶从法律和习俗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直接将黑人吸纳为美国公民，真实地开启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性的历史追求。 在讲座中，方纳批判了白人解放黑人奴隶的叙事模式，强调黑人并非被动等待自由的曙光，而是努力主动向自由奔跑。为了获得自由，部分黑人在独立战争期间站在英国一边，为自由而战。独立战争后也有部分黑人为获得自由而乘船前往英国。自由黑人在废奴运动中积极行动，为南部奴隶的自由奔走呼告。同时北部黑人并不庆祝美国独立日，而是庆祝8月1日，因为1833年这一天英联邦领土上所有奴隶获得解放，在黑人眼里,是英国而非美国是自由的灯塔。 提问环节： 北部的“劳资关系”形成区别于南部的“工资奴隶”？ 在听众提问环节，有人问，既然奴隶制获利丰厚，那么为何北部并不采用这种经济体制？方纳答道，这要区分南北差别，南部是奴隶社会（slave society）,奴隶种植园占据主要的经济形式，而北部是带有少量奴隶的社会（society with slave），并且从自由劳动力的成本考量以及道德批判因素的制约，都不允许北方出现大规模的使用奴隶现象。方纳也提到了宗教的因素，在北部贵格教派不允许信徒拥有奴隶。有听众从内战联系其他历史事件问，历史的发展是不是一个预定的过程，方纳认为不存在阴谋论，并没有某一群体强大到能够控制历史走向，当然处于不同层级的人对历史的影响是不同的，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在考虑问题时要格外谨慎。在内战前没有人预料到战争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也没有人预料到奴隶制在内战后被彻底铲除。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双方也都没有期望冲突的根源会随着冲突的停止而消除，或甚至在冲突本身停止之前就会消除”。王希在随后补充说道，在内战爆发后的第一场战斗中，附近的居民携老扶幼前去观看，他们认为内战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戏剧，而非残酷血腥的战争。有观众问及北部以“非道德”去谴责南部奴隶制，而南部是否可以同样用“非道德”去抨击北部劳资关系？方纳指出“工资奴隶”是南部批评北部工厂主剥削所谓的自由劳动力的武器，奴隶主认为自己把奴隶一家照顾得衣食无忧，而北方却对工人冷暖不管不顾。约翰·卡尔霍恩用马克思理论抨击北部以自由之名行对工人剥削之实，认为奴隶比自由劳动者更有保障，他们即使到年老无法工作时同样可以得到照顾，而工人却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被资本家榨干了价值后弃若敝履。然后方纳调侃“可是我们只听说过奴隶通过地下铁路逃亡北方，却没有听说过自由黑人从北方弃暗投明”。在被问到内战爆发起因时，方纳回答在其他地方演讲时，也被问到过内战的起因是不是其他因素，比如联邦权力与州权之间的冲突，他随后解释，南部各州捍卫州权的目的正是为捍卫奴隶制，南卡罗莱纳州第一个脱离联邦，宣称是为保存奴隶制才与联邦决裂，南部分离各州不再信任北方控制的联邦，在邦联宪法中明确使用奴隶制字眼，这些证据毋庸置疑地证明奴隶制是引发内战的根本起因。随后他补充说，并非每一个参战士兵的目的都和奴隶制有关，原因复杂多样，他们多数参战意图难说是为保卫或者摧毁奴隶制，可能是“我亲人在军队里面”，“我朋友参战了，我也要去”，南部参战白人大部分都不是奴隶主，他们赶赴前线可能只是为了不愿看到家园被北方佬践踏。 方纳的讲演揭示了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内部的尴尬——建立在自由信念基础之上的社会主要经济形式竟然是奴隶制，剖析奴隶制如何获得宪法和法律承认并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随着领土的扩张奴隶制如何从地方性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如何对待奴隶制又决定对自身属性定位问题，1860年共和党人林肯当选美国总统让奴隶主感到联邦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从而意欲脱离。方纳为我们描绘了在内战前各方政治力量对待奴隶制争论不断激化的图景，从而为其后的三讲构建历史语境。

--

方纳北大讲座｜“地下铁路”：19世纪美国黑奴通往自由之路 王一哲

2017-03-16 14:40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在美国大学举行主题为“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的系列讲座。3月9日晚在北大二体中心报告厅做了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再次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参加。第二讲的题目为“逃奴、地下铁路以及美国内战的来临”，主要围绕十九世纪上半叶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与奴隶自身反抗，讲述了逃奴和鲜为人知的纽约市“地下铁路”的故事。本次讲座还邀请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作为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也参加了问答环节的讨论。 埃里克·方纳教授讲座第二场现场。主办方 供图 方纳首先介绍了自己选择和发现写作主题的方式。他认为选题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有时候是由于偶然事件所引发的。例如，他关于内战后重建时期的研究就是得益于出版社的建议；有时候也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比如关于林肯的写作就是针对既有研究的批评和修正，以期破除林肯是“伟大解放者”的神话，使得人们较为客观地认识林肯和废奴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而他关于逃奴以及“地下铁路”问题的关注则是源于对历史资料的偶然发现。他在哥伦比大学任教时，一位本科女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无意中发现了纽约市反奴主义者西德尼·霍华德·盖伊（Sydney Howard Gay）的一部手稿，并将这个信息告诉了他，从而引发了他的研究兴趣。盖伊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内战前夕帮助过大量逃亡黑奴，同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周报《全国反奴标准报》（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的主编。手稿中不仅包含了盖伊办报的经历，还涉及了大量关于逃奴以及“地下铁路”的具体情况，包括逃奴的来源、帮助他们逃亡的人以及他们如何逃亡的大量细节。正是这一发现促使方纳开始了《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该书中译本日前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写作。 作为史学概念的“地下铁路” 方纳教授剖析了历史学和公共领域中对“地下铁路” 关注的不同侧面。作为一个史学概念，“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一词通常用来指废奴主义者建立的南北贯通、帮助南部奴隶摆脱奴隶制、通向北方的秘密交通网络。该术语最早可见于1853年的《纽约时报》。方纳指出，尽管关于“地下铁路”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对于逃奴故事的解释（interpretation）却在不断发生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关于“地下铁路”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内战之后出版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大多把废奴主义者视作英雄，并对他们帮助逃奴的事迹大加赞赏，由此人为地建构了这样一种神话，即逃亡的黑奴常常被塑造成茫然无助的个人形象，白人废奴主义者“修建”的地下铁路给予了他们自由的希望。也就是说，在关于逃奴的叙事中依然体现了白人对黑奴命运的主宰和控制，忽视了黑奴自身想要打破奴隶制的自我觉醒意识。当然也有例外。在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斯蒂尔（William Still）的著作《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1872）中就强调了逃奴的勇气和智慧。 不仅在专业学术领域，“地下铁路”在公共史学领域也受到极大关注。博物馆、文学作品、公园和网站都试图发掘这段隐秘的逃奴史。一方面由于故事本身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引起民众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地下铁路”也成为了一种旅游资源被赋予了商业价值。例如，“地下铁路”还被开发出一种“单车探险”（bicycle adventure）让体验者循着当年逃奴的逃跑路线进行骑行。与公共史学中“猎奇”的心理不同，方纳指出，历史学语境中的“地下铁路”则被历史学家赋予了历史意义：“地下铁路”被看做是白人和黑人致力于相同的目标并肩合作以促进自由事业的例证。 随后，方纳援引了一位系统研究地下铁路的俄亥俄州学者的观点，详细辨析了“地下铁路”一词的定义。在这位学者看来，“地下铁路”是一套错综复杂和规模巨大的运输网络，中间包含有成千上万的联系人。他使用“铁路”来指南方的逃奴被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运往北方。他甚至还公布了详细的地下铁路路线图。但方纳指出，“地下铁路”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此，逃亡路线既包括地下线路也包括地上线路。它不仅仅覆盖了铁路隧道，也包括公路、水路等多样化的路线。逃奴有时还需要乔装打扮或者躲进货箱中搭乘货船偷运到北方。同时，废奴主义者也通过集会、演讲、出版等方式致力于扩大反奴思想的影响力。所以，“地下铁路”的比喻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含义，而成为泛指黑奴逃亡和废奴主义者帮助其逃往北方的广义概念。 方纳阐述了他特别关注纽约市在“地下铁路”中所起作用的原因。如今人们一提到纽约便将其作为自由、大都市的代表。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纽约城的财富和奴隶制有着密切的联系。纽约商人依靠奴隶种植的棉花和糖发家致富；大造船商生产的货船被用于运送奴隶。而另一方面，反对奴隶制的力量也在悄然滋长。纽约的废奴主义者常常通过演讲、出版等方式为废奴运动奔走呼告。方纳特别强调，他在书中重点描述了纽约市废奴主义者在“地下铁路”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这一故事以前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 方纳指出，他在书中重点关注东海岸的逃奴运输网路。他认为，更准确的说“地下铁路”指的是通过帮助逃奴的地方群体和个人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地方网络（local network）。他称其为“东部的城市走廊”（metropolitan corridor of the East），即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到华盛顿、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也包括特拉华州，费城，纽约等城市并最终通向加拿大。 逃奴现象所推动的19世纪美国政治危机 关于奴隶逃亡的行动如何引发了内战？方纳教授认为，内战不仅是政治家对奴隶制问题的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同时也不能忽视奴隶渴望获得自由的积极反抗对内战的影响。据方纳教授估计，每年逃奴的数量约为1,000人左右。也就是说，从1830-1860年代约有30,000奴隶逃亡北方。然而1860年代美国的奴隶总数大约为四百万。尽管所占人数不足以完全摧毁奴隶制，但是逃奴还是对奴隶主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对于广泛发生的逃奴现象，当时的舆论有许多怪谈。著名的新奥尔良内科医生萨缪尔·阿道弗斯·卡特赖特（Samuel Adolphus Cartwright）通过对逃奴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声称发现了一种未知病症，他称之为“漂泊狂症”（Drapetomania），就是一种导致黑奴逃亡的病。在他看来，“漂泊狂症”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方纳教授还特别强调逃奴问题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即逃奴现象改变了当时关于奴隶制讨论的立场。在当时关于奴隶制盛行的观点是：拥有奴隶是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同时南方奴隶主声称拥有奴隶的生活比北方的自由人更为幸福。但是通过公开帮助逃奴向北方逃亡以及公开的宣传，废奴主义者对南方奴隶主的虚伪辩护进行抨击，并改变了政治家和普通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奴隶制也越发成为了国会讨论、公众舆论中的热门话题。“地下铁路”推动了十九世纪中期的政治危机，同时也让同情奴隶悲苦遭遇的北方人准备好加入反抗南方奴隶主的斗争中去。比如参与逃亡行动的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通过亲身的经历来揭露奴隶制的罪恶和非正当性。 方纳还谈到了打击逃奴所体现的联邦政府权力增强的事实。和废奴主义者致力于抨击奴隶制的行动相反，北方的州政府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追捕并且遣返逃奴。北方州政府认为奴隶制成为了南方和北方州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威胁到了全美国的安全，当然也包括白人的自由。 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建国时期就已存在。宪法中明确有关于逃奴必须被遣返的条款。当然宪法中使用的不是“奴隶”（slave），而是“服劳役的人”（persons held to labor）。很显然，这里体现了对南方奴隶制的妥协和保护。1793 年通过的《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使得对逃往美国境外的黑奴进行追捕变得合法化，并规定了对帮助奴隶者给予严惩。《逃奴法》的颁布也表明了联邦政府有权依法追捕逃奴并将其遣返回奴隶主身边。同时，遣返逃奴的另一个依据是通过普通法中所谓的对动产的“领回权”（the right of caption）来捍卫政府追捕奴隶的权利。而1850年的《新逃奴法案》进一步加强了联邦政府缉捕逃奴的权力，并规定了北方公民帮助捉捕逃奴的义务。该法案的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州政府和个人的自由权利。纽约警戒委员会（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常常抓捕并绑架自由黑人，尤其是抓捕一些小孩将他们送回南方。同时捕奴者还鼓励其他州效仿纽约建立类似的民间组织。 方纳随后就奴隶逃跑的原因和逃奴援助者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指出，大多数来到纽约的逃奴来自马里兰和特拉华州这些中立州，也有部分来自上南方。例如，在北卡罗莱纳州主要的居民是小农（small farmer），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不强，奴隶逃亡往往给他们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奴隶逃跑的共同原因是反抗奴隶制所带来的压迫。而反抗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暴虐和体罚。其他原因还包括害怕被卖到密西西比、路易斯安纳州等“棉花王国”，和家人分离。方纳还特别提示到，与我们想象中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黑奴形单影只独自穿行于山林小径之间不同，黑奴实际逃跑的方式主要以群体为主，而不是个人行为，他们往往集体乘船或者火车进入北方。而帮助逃奴的人主要是有废奴主义者，包括自由黑人和教友派成员（quakers）。废奴主义者往往冒着违法的风险公开支持逃奴行动，他们沿途为逃奴提供食物和衣物，掩护他们进入北方。有的人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声明为逃奴提供帮助。 最后，方纳讲述了内战中和重建时期的逃奴问题。方纳认为，在内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林肯坚持认为内战的目的是保卫联邦，但是随着勇敢的逃奴冒险加入联邦军队并对内战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之时，林肯以及其他政治家开始对内战的目标改变看法。1850年《逃奴法》最终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的后一年（1864）废除。而在重建时期颁布的《1866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保证了被解放黑人的基本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逃奴法》中所否认的逃奴权利在《1866年民权法》中成为了必须维护的自由权利。 埃里克·方纳教授与汪晖教授（右）在讲座现场。主办方 供图 汪晖评议： 美国革命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汪晖教授在之后的评议中认为，方纳教授的《自由之路》一书和《火的考验：林肯与美国奴隶制》一脉相承，都是“先解构再重构”的写作典范。方纳教授有着极高的史料驾驭能力，他从主叙事所建构的神话切入，批判了用现实观点看过去的非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并从纷乱庞杂的历史细节中抽丝剥茧，对传统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向读者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汪晖进而分析说，在历史教科书或者人们通常的认识上，美国革命仅仅指18世纪后半期导致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并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事件。但是纵观独立后关于奴隶制和公民权问题的一系列激烈、持久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革命”（long revolution）。随后，汪晖老师分享了自己阅读《自由之路》一书的体会，他认为书中关于白人废奴主义者对“地下铁路”的贡献、宗教力量（教友派）对反奴正当性的论证以及美国革命中奴隶制问题在外交中的影响都启发了他的思考。 提问环节： 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和《逃奴法》的相似之处 在提问环节中，一位同学问：“美国历史是白人和黑人之间对抗的历史，但是随着美国人口的多元化，少数族裔对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如何看待如今美国少数族裔的问题”。方纳教授认为，如今美国的人口构成更为多元化，包括西班牙裔、亚裔等等。比如在美国历史上，爱尔兰裔白人移民享有移民特权，而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公民资格的取得过程中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内战后，随着淘金热的出现，中国移民的涌入，移民问题则更加复杂化。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立。 在回答关于“19世纪上半叶州权力和联邦权力的斗争”问题时，方纳认为，联邦主义者主张联邦政府掌握最高的权力，但是即使到如今州政府依然是制衡联邦政府的重要力量。奴隶制问题最初是由州法律所产生的，联邦政府无权要求州政府废除奴隶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之争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联邦政府确立了自己的至高地位，但是州政府依然保留了很多权利，以制衡联邦。而如今特朗普总统想要实施的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就和《逃奴法》有相似之处，而州政府则运用州的权利来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 还有同学提问关于“宗教力量和地下铁路之间关系的问题”。方纳认为，宗教因素无论对黑人还是白人废奴主义者都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论述反奴的正当性的。比如，从《圣经》中寻找到关于奴隶制是“违背上帝之罪”的说法（sin against God），认为奴隶制给予了一个人以控制另一个人的权力，而这一权力侵犯了上帝对人类统治的不二权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宗教人士都不是反奴主义者，尤其是教会人员。这也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Second Great Awakening）发生的背景，人们质疑教会对奴隶制的观点，对教会是否应该公开讨论奴隶制问题产生争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许多人都是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认为圣经中耶稣没有谴责奴隶制，所以不能单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断是否是反奴主义者。王希补充说，19世纪上半期，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曾最终导致了类似美以美会教会的大分裂，分裂后的各教派对于奴隶制的态度更为多样。所以宗教因素对奴隶问题的影响十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