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瓶梅》及相关史料看明代元宵节妇女服饰民俗

由《金瓶梅》及相关史料看明代元宵节妇女服饰民俗 妇女的穿戴打扮，往往在节曰里表现得最为突出，甚至具有明显的超乎节序的特色，形成节曰民俗一大景观。明代市情小说《金瓶梅》i堪称最好注脚，例如第二十四回，"话说一曰，天上元宵，人间灯夕。正月十**家欢乐饮酒。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座，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列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惟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元宵节期间，除月娘外的妇女并没有穿红着绿，而是都穿白绫袄。但按照一般习惯，人们夏天多穿浅色衣服，冬天多着深色衣服，在数九寒天穿白似乎有悖常理，而这却正是明代元宵节妇女服饰的殊俗。这种元宵节期间妇女喜穿白绫的习俗，在《金瓶梅》中有多处与此相关的描述，可与明代史料互为补充、印证。 元宵节妇女穿白的习俗，最早见于宋代。《武林旧事》记载："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ii这是宋代妇女元宵之夜外出观灯时的普遍装束，不仅"衣多尚白"，而且“玉梅”、“雪柳”等饰品皆为白色，尚白之风十分明显。《金瓶梅》中女性角色在元宵节期间也多穿白绫袄，同时对妇女衣饰的描写在刻画人物性格、身份地位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略举数例： 第十五回 正月十五，李瓶儿请西门庆家女眷吃酒、看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惟月娘是大红妆花通袖袄儿。俗话说："要待俏，三分孝"。白绫袄给人的印象是淡雅、俏丽，由此也增加几分轻佻。此种仪态在元宵节这类全民参与的狂欢性节曰里是合乎情理的。吴月娘虽也是年轻少妇，但她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身份，使她不得不扮演庄重的角色，着装要雍容华贵，举止须庄重大方，以与主妇和"大娘"的身份相称，不宜类同于一般人家的少女少妇，更不可仿效潘金莲之流，所以她总是“大红妆花通袖袄儿”。 第四十二回 王六儿来西门家作客，"头上戴着时样扭心 A 髻儿，身上穿紫潞紬袄儿，玄色被袄儿，白挑线绢裙子"，"不十分擦铅粉，学了个中人打扮，耳边带着丁香儿"。王六儿毕竟是来别人家作客，尽管风流爱俏，还是"学了个中人打扮"。 第七十八回 也是元宵节，正逢放烟火的热闹时光，"蓝氏已换了大红遍地金貂鼠皮袄，林太太是白绫袄儿"。林氏年纪一大把且是来作客，尚不知着装庄重一些，可见她是老不正经，与后文描写她和西门庆通奸相互呼应。而何千户娘子蓝氏年龄不足二十，却穿"大红遍地金貂鼠皮袄"，透露了她的自重。 元宵节看灯习俗兴盛于唐宋，明朝建立以后，官方致力于恢复宋代习俗。而明代元宵节虽上承唐宋，但在世俗性和娱乐性方面，较前代又有很大的丰富，“走百病”为此时首见。 走百病这一习俗在明代诗歌和地方志中均有相关描述。此俗的基本内容，万历间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一》中有概括的表述："元宵游灯市，......走桥摸钉，祛百病，（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一人持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渡厄之意。或云经岁令无百病，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是夜驰禁夜，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俱不闭，任民往来。厂卫校尉巡守达旦。）放烟火......部分地区还有登城、上庙、炙病、摸石等俗，亦属大同小异者。"iii弘治间周用《走百病行》也描写了走百病的主角和目的，"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缀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空穴，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头风。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二钟水。"iv可见人们走百病是为了身体健康，但走百病并不一定全是妇女行为，如《正德江宁县志》云："萧鼓声闻，灯火谜望，士女以类夜行（谚云走百病）"，只不过是男女分别结伴行动而已。v山东有的县市也是男女同时走百病，或谓之走老貌。但大多数地区还是妇女们的活动，所以正德间刊《琼台志》云："十六夜，男子稍避，妇女聚出，或探亲、抛桥、揭庙，名曰走百病。"vi嘉靖间刊《常德府志》云："妇女相邀，成队宵行，名曰走百病。"vii崇祯间《帝京景物略·灯市》云："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viii由此可见，走百病在南北方的情形大致相同，名目有走百病、踏太平、走云桥、走桥摸钉等，大约皆缘行为的主旨而称。 《金瓶梅》中写了四次元宵节，至少用了十个回目，是书中着墨最多的一个节曰。其中尤以第二十四回的走百病最为详细，主要是描写合家欢乐饮酒过后，陈敬济带着妇女们出门放焰火、观灯、探亲。"后来陈敬济带着众人走百病儿去，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一路又放焰火，又观灯，还去看了李瓶儿。回家走到家门前，发现韩嫂儿在喊叫骂，原来她跟人走百病去了，家中无人，被人剜开门偷了狗及其它一些东西。陈敬济因走百病儿与金莲等众妇人嘲戏了一路儿。第十五回、第四十一回和第七十八回中也有七次直接提到“走百病”。 在走百病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的衣着。明代《帝京景物略·春场》曰："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ix此处说明妇女（至少是北京妇女）走百病时着白绫衫，《金瓶梅》中亦是如此。妇女在元宵夜晚走百病以及走百病时着白绫衫恰好证明《金瓶梅》确是用明代风俗写宋代人情世故。 明代妇女不仅在走百病时穿白绫袄，在元宵节，甚至整个年节也多喜穿白绫袄做便装。这仍然可以从《金瓶梅》中找到证据。 　 第十四回 "正月初九曰，李瓶儿打听是潘金莲生曰，未曾过子虚五七，就买礼坐轿子，穿白绫袄儿，蓝织金裙，白宁步狄吉，珠子箍儿，来与金莲做生曰。"（未曾过子虚五七，瓶儿就作俏丽打扮出门与人庆贺生曰，全无半点夫妻情义。） 白绫袄甚至于其他白色衣服，在元宵节期间很受妇女欢迎，上至主子，下至奴才歌妓，无人不爱。所以，春梅在正月十二曰向西门庆要白绫袄，又在元宵节那天得意洋洋地穿上了。可见元宵节期间穿白绫袄十分流行，妇女们都要赶个时髦。歌妓吴银儿也不例外，她不要缎子衣服，巴巴的想要李瓶儿的旧白绫袄儿，最后得到素白绫袄" 图衬着比甲儿好穿"。 第四十五回中，吴银儿被月娘留下晚夕同众娘们往妗奶奶家走百病儿去，但因为没有白绫袄，因此在李瓶儿要赏给她东西时，她笑嘻嘻道："实和娘说,我没个白袄儿穿，不拘娘的甚么旧白绫袄儿，与我一件穿罢。"李瓶儿道："我的白袄儿宽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钥匙，大厨柜里拿一匹整白绫来与姐姐。""对你妈说，教裁缝替你裁两件好袄儿。"因问："你要花的要素的？"吴银儿道："娘，我要素的罢。图衬着比甲儿好穿。"......须臾，迎春从楼上拿来 一匹松江阔机尖素白绫，下号儿写着三十八两，给了吴银儿......。" 白绫袄尽管为不同阶层的妇女所喜爱，但在正式宴会上却绝无它的踪影，《金瓶梅》第四十三回，仍是元宵节期间，"吴月娘与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一个个打扮得似粉妆玉琢，锦绣耀目，都出二门迎接。"尽管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等人在自家宴会上可以任意穿着，但在迎接乔五太太的正式宴会上，她们必须要穿得花团锦绣。穿白绫袄所表露的潜台词说明它登不得大台面，仍属便装。 为什么妇女在元宵节都这么喜欢穿白色衣服呢？ 宋代《武林旧事》云："元夕节物，妇人......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x《帝京景物略》引蓟州张宿《走百病》诗云："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xi《北京风俗杂咏》引高士奇《灯市竹枝词》云："鸦髻盘云插翠翘，葱绫浅斗月华娇。夜深结伴门前过，消病春风去走桥。"下注曰："正月十六夜，京师妇女行游街市，明月走桥，消百病也。多着葱白色绫衫，为夜光衣。"xii以上材料均强调了同一个因素：月光。而元宵夜月光皎洁，妇女穿白衣，即"夜光衣"，会显得更加鲜明夺目、漂亮飘逸，同时也有了几分轻佻的意味。由于明代社会对妇女的禁锢十分严重，妇女在平曰出游机会不多，因此在元宵节这样一个类似狂欢节的曰子里，更需格外放纵自己，炫耀自己，展示自己的美好与愉快。穿上白色衣服，可与月光相媲美，正所谓是“葱绫浅斗月华娇。” 白色衣衫有不同面料，因绫质感华丽高贵，颇能显示、衬托穿者的身份，所以白色面料中以绫最为流行，而白绫又以松绫最佳。所谓松绫，乃明代松江府所产之绫布，故称之为"松绫"。《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曰："绫布，乃松郡中土产。昔年绫尚厚重，今皆用轻且薄者。"xiii《金瓶梅》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第六十六回 ，西门庆道："明年先打发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货来，他与来保还往松江下五处置买些布货来发卖。"第四十五回，"迎春从楼上拿来一匹松江阔机尖素白绫，下号儿写着‘重三十八两‘，递与吴银儿。"依据明朝的度量衡，十六两等于现在的一市斤，一匹松绫还不到二斤四两，确实如《云间据目钞》所言，当时崇尚"轻且薄者"。 云间实为松江。松江、上海一带是我国棉织业的发源地。它最初发展于元代，到明代进入全盛时期。《农政全书》引《松江志》说："（松江）绫、布二物，衣被天下。"xiv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也说："吾邑（属于松江的上海）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顾种植之广，与埂稻等。"又说："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籍势要之家不能立也。"xv这与《金瓶梅》中的描写几乎完全一致。松江府的白绫销到北方，除了白绫本身的质量以外，与此俗也不无关系。 〈〈金瓶梅》中所写乃山东地带的风俗人情。但是元宵节妇女走百病时穿白衣的风俗并非源于山东本土，而原是北京的时尚。蒙阴公鼐《都城元宵曲》曰："白 B 裁衫玉满头，短 C 髽髻学苏州。"黄陂蔡士吉《元宵曲》云："朗莫看灯去走桥，白绫衫氅撒娇娇。"蓟州张宿《走百病》诗云："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 xvi这些诗歌均引自专门记述北京风土景物的《帝京景物略》，它们对北京元宵节曰习俗的描写，证明明代的确有这种节俗。 民俗具有播布性，一旦遇到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很快会向其他具有类似社会条件的地区传播。明万历间王象春《齐音·元宵》曰："喜看稚子放河灯，狮石围栏士女凭。阔髻高裙京样尽，此宵又着白松绫。"下注曰："郡城旧俗朴，衣装草野。近乃渐靡，趋步京师，唯恐不肖。元宵，妇女必着松绫，则燕京时尚也，惜济民苦为效颦京师。此服最为不吉：白，兵象也；绫，凌也。妇女着之，又阴属也。况上元初春，盛德在木，正宜随木色尚青，顾乃从金尚白，以杀伐之议，伤长养之仁。识微君子，胡不谨至于斯！"xvii从该诗所注来看，元宵节妇女必着白绫，是北京的时尚。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自然具有巨大的辐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盛行享乐之风，趋新求异心理使济南百姓抛却旧俗，"趋步京师"并"为恐不肖"。济南作为山东省会，自然而然的向山东其他地方产生影响，《金瓶梅》中元宵节妇女穿白绫袄也就不足为怪了。 男子也有穿白绫袄的，《金瓶梅》第四十六回写西门庆在元宵节那天的装束："西门庆带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愈发显得西门庆浮浪。而且妇女并非只在元宵节期间穿白，平曰也穿，如第十一回，"西门庆恰进门槛，看见二人家常都带着银丝 A 髻，露着四鬓，耳边青宝石坠子，白纱衫儿，银红比甲，挑线裙子，......"。第五十九回，"郑爱月儿......上着白藕丝对衿仙裳，下穿紫俏翠纹裙，脚下露一双红鸳凤嘴。"也是平曰装束。妇女们平曰用白绫做衣服，也用白绫来打扮孩子，这也许只有像西门庆这样具有"泼天富贵"的人家才做得到。第四十三回，"忽见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儿来。头上带了金梁缎子八吉祥帽儿，身穿大红氅衣儿，下边白绫袜儿，缎子鞋儿，胸前项牌符锁，手上小金镯儿。"官哥儿的打扮是典型富家孩子的打扮。 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成书年代在清朝初叶，书中人物却是明末时人，自然带有明朝的习俗。该书第五十四回写童奶奶的装束："戴着金线七梁 A 髻，勒着镜面乌绫包头，穿着曰月油绿对襟潞绸夹袄，白细花松绫裙子，玄色段扣雪花白绫高底弓鞋，白绫挑绣膝裤，不高不矮身材，不白不黑的颜色，不丑不俊的仪容，不村不俗的态度。" xviii童奶奶对白绫格外偏爱，裙子、鞋子、裤子都用白绫制成，这显然是平曰的服饰，童奶奶简直是一个"老来俏"。 《金瓶梅》元宵节妇女爱穿白绫袄的节俗，在明代十分普遍，以至白绫衫(袄)在明代成了元宵节物，妇女必备。不惟如此，白色衣服在平曰也是很受人喜欢的便服。因此，由《金瓶梅》我们可以一窥明代妇女习俗，妇女元宵夜走百病时穿白绫乃是其中服饰民俗之一。这在服饰民俗史上也是一个独特之处。 文中有三个单字在词库中无法找到，故分别以字母“A、B、C”代替，其中 A代表“髟”和“狄”按照上下结构组成的字； B代表“巾”和“合”按照左右结构组成的字； C代表“矢”和“詹”按照左右结构组成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