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话语空间的建立与都市媒介文化的崛起

大众话语空间的建立与都市媒介文化的崛起 ——以民国早期电台“民营热”为中心的学术考察 中国早期广播电台的民营，既是大众媒介走向“现代性”的尝试，也是中国都市文化融入“世界性”的缩影。在传媒产业化、资本化的今天，对于中国早期电台民营化研究与反思，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尽管重要，但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针对中国早期广播电台的“民营化”这个问题，国内讨论的人较少。广播电视史专家郭镇之教授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旧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历史命运》，这篇论文填补了旧中国商业广播史研究的空白，之后改写为英文（A Chronicle of Private Radio in Shanghai《上海私营广播编年史》），发表在美国广播电视教育学会会刊《广播与电子媒介学刊》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Fall, 1986）上，至此，“民国中国商业广播”研究成为了中国广播史与广播产业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但是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成果较少，比较有影响的论文包括葛涛的《电波中的唱片之声：论民国时期上海广播唱片的社会境遇》（《史林》，2005年5月）、唐山文史办集体编写的《华北沦陷区日伪广播史研究》（《中国广播》，2005年12月）、郭薇亚，《旧中国广播电台的变迁》，（《采写编》，2001年1月）与朱莺的《民国时期广播事业发展状况研究》（《求索》，2004年3月）这几篇，而相关专著则为零。 一、 电台“民营热”的背景 广播史学界公认，国内第一家无线广播电台是1923年1月23日在上海开播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在此之后，中国的“民营电台在各地涌现”，及至1937年6月统计，国民党官营电台23座，“在数量上不及民营电台的半数”。 这个现象所凸显的问题明显是非常迥异的：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中国的民营电台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 首先，电台“民营化”的勃兴依赖于中国社会首次“都市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在上个世纪初，西方的教育制度、生活方式陆续以租界与大众媒体的形式进入到中国，并在早期启蒙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了非常大的迎合力。“当下新生活之时务，应以披阅西洋书、西洋片与洋餐为流行之事焉” 尤其在上海、广州与武汉等地，一方面得益于开埠较早，得现代风气之先，早在民营电台浪潮之前，教会电台、租界出版物就已经深入人心，兼之地方经济高度发达，有钱有闲与受教育人群比例较大，对于西方新闻民主渴求也较强；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的数量为当时历史之最，西方文明与西方的出版规制影响到了当时的民众，遂形成了我国早期的市民阶层，在市民对于都市信息的渴求中，民营电台应运而生。 其次，民营电台的勃兴还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值北伐战争如火如荼，马克思主义学说流行社会，兼之“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想深入人心。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勃兴、市民阶层兴起，一方面由于战争宣传需要，知识分子救国图存的爱国情结也导致了当时民营电台的兴盛。据统计，截止1926年国内有八家电台曾在不同的时段中曾播出了“战况”、“前线战报”与一些驱逐军阀的爱国广播剧、抒情诗。从这个层面看，纷乱的时局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亦是民营电台迅速出现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原因。 再次，由于战争与统治需要，早期国民政府在对于新闻舆论方面采取的政策是较为开明的，这也为民营电台的发展奠定了必备的政策基础。早期国民政府成立官办电台，也是为了进行驱逐军阀的宣传，且由于连年战争，财力人力不足，国民政府也急需利用爱国民意与民间资本，为自己的战争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国民政府于是便对外宣称，只要“无非主义之宣传，政令之传布，以及新闻报道，学识灌输，兼以音乐戏剧等娱乐点缀其间”的电台，都可以面市经营。一时间，民营电台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上海、广州与武汉等地迅速发展起来，适逢淞沪战争爆发，这些电台又起到了为国民政府帮腔助阵的作用，国民政府对于其又是肯定地褒奖：“一方面揭露敌寇阴谋，一方面安定民心，这对于鼓舞士气，唤醒民众，尽力甚多”。 在这样的政策条件下，民营电台的发展无疑是得天独厚的。 最后，文化商品化也是民营电台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民营电台的发源地上海，实际上也是中国早期大众传媒的滥觞。由于租界文化的普及与市民阶层的兴起，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大量的现代性大众媒体在上海出现并发展壮大，并云集在闸北公兴路、四马路与霞飞路一带。其中包括名噪一时的《申报》、商务印书馆西书部、青春出版社、龙门书局、大华杂志公司、内山书店、明星电影公司、联艺电影公司等等，相当著名。而1926年1月23日在新新百货公司开办的“玻璃电台”则又是中国早期民营电台的重要代表。 当然，早期民营电台发展迅速的原因还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影播放设备的发明等等，如上所述则是从文化生产与媒介规制这一点出发谈到的中国早期民营电台出现并迅速勃兴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也导致了民营电台的衰落与消亡，从这些优势背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客观地分析电台“民营热”所带来的问题与症候？这才是笔者重点考量的问题。 一、 反思民营电台衰落的原因 民营电台的崛起速度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在崛起后不久，民营电台也落得个草草收场的下场。盛极而衰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看，中国早期民营电台的衰落，既有外界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内在桎梏。 首先，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民营电台不可能很好的发展下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损失最为惨重的同盟国之一。一时间，国内的出版社、报社与电台均受到了法西斯不同程度的损失与毁坏。相比之下，传播效能最好的电台与出版社成为了受害最为严重的两大传媒产业。其中，上海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屡次遭到飞机轰炸，人员死伤惨重；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进入武汉的第二天就抢夺了当地的广播电台，将数名顽强不肯投敌的电台职员残忍杀害，并于黎黄陂路41日成立了伪电台监管机构“放送局”。在这样严酷的局面下，民营电台是没有办法很好发展并生存下去的。 其次，作为电台自身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科技高速发展，彩色印刷机、电影放映机纷纷继电台之后出现，由于电台自身缺乏必要的设备更新，短短几年的时间竟然由先进的媒介变成了濒临淘汰的媒介。“有了那西洋电影，谁还听那劳什子”、“这满街的画报，谁也比那只有声音的玩意儿快活的多” ，市民阶层作为最大的受众自然会选择更为新潮、便捷的传媒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下，电影公司、画报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着。在市场化的导向下，消费者决定生产，生产决定资本的流向，这样的现状无疑会导致民营资本的投资方向发生质的偏转。仅仅在1941年一年，“孤岛”上海十多家民营电台转型做电影制片，从这个角度看，太过于商业化的民营广播被短暂的市场利益所戕害，也能构成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民营电台缺乏优秀的制作者也是其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当时一流的作家、编导本身对于新媒体的鄙夷，导致了其鲜有为民营电台服务的，又因为民营电台决定了其自身是以盈利为主，这就决定了民营电台纯粹成为了观众的奴隶。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施新闻禁令之后，民营电台为了生存，不得不向低俗、庸俗的节目妥协。最后内容几乎“完全迎合低级趣味的内容”、甚至发展到以“香艳绯闻，男女床帏之事令有识之人闻之几乎欲吐” 的内容为主。最后连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都看不下去了，交通部不得不在1930年颁布了《装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办法》，结果这个出于整顿目的条令并不能让当时的风气为之一转。之后国民政府的要员张静江、张群、邵力子、孙传芳、吴智晖等多次上书行政院长蒋介石，要求将播放“危害治安，有伤风化，几乎混淆视听”恶俗节目的广播电台予以强撤。 迫于舆论压力的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2年再次颁发了《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时取缔规则》，至此，国内的民营电台一直处于有减无增的趋势。 最后，政府的政策也是民营电台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东北易帜以后，国内军阀逐渐平定，民营电台也丧失了其自身的利用价值，于是便转向了恶俗节目的制作。国民政府在多次整改、取缔之后并未发现有明显的成效，索性采取了不闻不问的制度。但是时隔不久，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为了封锁延安的电台播音，就不得不在全国实行电台的整顿。1936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请转函行政院通令饬各地公私电台转播中央电台节目文”得到通过，随后，交通部又相继颁发了《指导全国广播电台之播送办法》、《民营广播电台违规之处分简则》等条款，旨在对于民营电台中的“红色电台”进行打压。 在这样的局势下，曾经被国民政府政权所利用的民营电台是否能继续维持经营下去，就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酷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对于民营电台采取“先扶后压”的政策虽然有违新闻独立原则，但是就民营电台自身的问题来说，其自身也存在“先天条件优异、后天诸事不和”这种较大的问题。比如说对于观众、对于商业化以及国家政策规制等关系，都是需要去慎重考虑的。即使在当下，这类问题也具备着较大的借鉴意义，笔者在后面将用两段的内容，来分析当时中国电台“民营热”对于当下媒介经营的反思与启示。 二、 反思“民营热”对于当下传媒产业的意义 上个世纪电台“民营热”迄今已经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之后国内民营电台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二十年代末那样的勃兴热潮。时过境迁，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当年民营电台的兴衰流变之间寻找到一种隐喻性的启示。尤其在当下传媒产业走向商业化运营，民营资本逐渐进入传媒市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作为主体的传播媒介与文化政策规制、受众、同行竞争以及自身革新这些客体的关系？ 首先，民营资本的媒体机构如何应该面对政府文化政策规制？现阶段中国的传媒行业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成为国家第四支柱产业。近年来在民营力量以及WTO的冲击下，传媒业市场化的进程也开始加速，传媒产业发展环境逐步优化，平面媒体政策相对宽松、广电媒体市场准入大门渐启、市场拓新先机开始显现、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传媒业正呈现出强劲的产业化发展趋势，传媒产业雏形已经形成，并且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或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从传媒资本的角度看，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明显加快，而且国家的有关政策也开始松动，对于民营资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严格控制到现在的限制性进入 。于是，如何应对不断变化、调整的文化政策，成为了中国媒体中民营资本或民营媒体所必然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当年的民营电台，即使当下民营的传媒机构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面对国家政策，从而使自身获得必要的调整，这是民营媒体在当下体制下获得生存的必然前提条件。《经理》杂志社社长于绍文也认为，“现在很多的新媒体是以民营的方式来经营的。主要是指一些网站、电子杂志、手机杂志等。当然正是这样，所以新媒体的发展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如何面对受众的信息需求？作为民营媒介的主要平台——互联网在近几年确实出现了一味求点击率、访问量而不得不靠噱头而向受众妥协的趋势。“很黄很暴力”成为了形容互联网的关键词。实际上，民营资本参与、主持的电视媒体、报刊与图书出版，早在几年前就形成了内容庸俗、题材跟风等恶俗倾向，长此以往，很难说不重蹈当年“民营电台”的覆辙。“民营资本逐利的本性，使一些民间电视制作公司 节目一味迎合观众，为引起观众注意，竭尽‘献媚’之能事，不惜以节目粗糙、庸俗为代价。” 作为大众媒介，其重要意义是维护大众话语空间的维度，起到为大众代言的积极性，而不是一味迁就大众胃口，迎合社会低俗庸俗的趋势。所以说，在面对受众信息需求时，民营媒体断然不能只从短暂的经济利益出发，而要从长远的利益考虑，既要兼顾社会效应，也要考虑经济利益，要提高观众的审美品味，真正地满足观众们的信息需求与话语空间，这样才能可持续地长久发展。 再次，传媒产业尤其是民营媒体如何面对媒体竞争？这是一个媒介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当下的环境下，且不说不同传播形式的媒介，仅仅就同类媒介来说，竞争之激烈，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上海滩。如何在竞争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新媒体的时代，我们绝对不能像民国的民营电台那样抱残守缺，结果被新兴的媒介所超越。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我们应该利用新媒体的形式，在不同的媒介间展开跨媒介合作，打破曾经的新闻资源垄断，实现全球化信息共享。电视、广播与互联网联姻，报纸、杂志与互联网、手机联姻早已不是什么新的举措。这个方向也是今后媒介在应对同行竞争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最后，就是媒介自身“革新、造血”的问题。在政策、受众与同行竞争下，要想很好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在不同的时代应该积极地去应对不同的形势，而不应该受到某些既成观念的束缚。相当多的媒体机构尤其是国有媒介实际上是以“输血”的形式存在，几年不出一次刊的刊物仍然存在，数年不更换节目框架的广播电台仍然也为数不少，很多出版社靠出版地方志甚至买卖书号维持基本开支，在市场的竞争下，这类媒体被淘汰，也是符合市场竞争原则的。 所以笔者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下，民营资本的介入对媒体内容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传媒产业特别是民营媒介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在商业上、社会责任上甚至艺术上平衡的效益结合点，从而获得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至少不重蹈民国时期民营电台的覆辙？这则是一个相当严肃并迫在眉睫的问题。 四、我们应该去如何面对媒体“民营”？ 公营、官办与民营之争，由来已久，并仍在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延续着。说到底，“民营热”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资本运作、融合过程种现代化的一个进程。纵观西方传播史，“民营官办之争”的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早在十八世纪，欧洲、美国所兴办的报刊媒体本身就分为党派报纸与商业报纸两种，前者鼓吹信仰，后者获取利润，但从资本的持有来看，是两者皆为民营。但是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存在着民营与官办之间的博弈。在这种博弈下，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现代化体制进程下的传媒业“民营热”问题？ 首先，“民营”只是一种手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转轨，中国传媒市场的发育成熟与进一步跨国化、全球化，我们应该理智地看到“民营”实际上是一种大趋势。当然，作为手段的民营自身也包含着许多实现形式：公私合营、民间资本入股、民营文化公司、媒体机构民营官管等。在媒介走向产业化的格局下，民营的企业明显是有优势，有活力的。国内一些娱乐媒体、文化机构已经开始出现了“全盘民营”的状态。在传媒事业单位向产业化集团改制、发展过渡的当下，我们应该积极地去肯定“民营”的力量与作用。 其次，“民营”毕竟不是万金油，我们也要理智地去面对民营问题。早日“电台民营热”所出现的问题我们目前仍然也有遇到，比如说内容低俗、自身更新速度太慢等等。作为社会公众话语空间的媒介，在资本运作与经营管理上我们当然不能单纯地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单纯、极端的民营化虽然可以取得短期的效应，但是对于文化市场而言，却是长期以来的生态戕害。之于媒介市场的调节，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去使用其他的调节、运作形式，毕竟市场是多样化的一种存在，我们也应该考虑更多样的形式去实施。 最后，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媒体“民营”——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目前传媒体制最敏感也最迫切的问题。相对于这种体制管理，欧盟实际上比我们已经先行一步。他们从纯粹民营中“走出”的方式就是“民营”与“公营”共生的形式。民营作为一种刺激市场疲软的手段予以承认，并准许其商业化属性，而基金会、政府所兴办的公营传媒机构则代表了公益化、非利益化的大众话语空间。一方面，这种“共生机制”实际上既能保证民营的商业属性，也能保证社会舆论正当的调节作用。两种不同资本的分开管理模式，实际上远远比“合资”的形式要高效许多，当然这也是我们从资本管理运作的角度去思考、研究的。 （原文首发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先后被《南阳师范学院学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转载摘录，2009年1月，《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传播卷》将此文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