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

重建巴别塔 ——从哈兰德的《西方文论简史》谈中国文论史书写诸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来说，澳大利亚卧龙冈大学资深教授理查德•哈兰德无疑是一个相对较为陌生的名字。这位学者型作家一方面以科幻小说闻名世界文坛，一方面在文学史、文学理论的整理与研究上又独具慧眼，成果迭出。其代表作《西方文论简史》（又译《从柏拉图到巴特的文学理论》）从遥远的柏拉图时代直接贯穿到了当下最为时髦的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跨度数千年。文风洋洋洒洒、如神来之笔。记叙评论时而气势磅礴，时而诙谐幽默，不失大家撰史的特有风范。 笔者欣喜地发现，在这样一部文论史中，哈兰德给我们赋予的信息远远不止是一些堆砌的理论知识与文史常识，也不是其特有的作家文风。更重要在于，哈兰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文论史写作的姿态，并为我们解决了一系列的关键问题：怎样书写文论史？什么是文论史写作时最应关注的基本问题？ 通观《西方文论简史》笔者认为，哈兰德的出发点并不是将从古到今的数百位哲人与千奇百怪的美学思想进行简单地梳理。他的出发点与曾经的文论史书写者非常不同，哈兰德从文论史的内部结构出发，着重以一种开放性与问题性的态度，来内省作为文学理论的一种独特文化图景。实际上，笔者可以感知到，哈兰德已经深切地发觉了之前文论史家对于文论史归纳、总结所出现的困境与问题。相比之下，作为文学史重要组成的作品史明显比文论史拥有更多更值得去阐述的叙述空间。 无论是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论研究的状况，还是我国文艺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现状，其写作模式越来越倾向于“马赛克主义”的书写。本来在时代上先承后续的文学理论，只要被打上了“后现代”的标签，就会出现“多元化”的景象，处于此景象中的每一个理论“既不愿吸纳他者，也不愿被他者所吸纳”。 仿佛后现代成为了导致当代文论史走向书写困境的桎梏，这在之前任何一个时段都是没有过的。 如果把一切原因都归咎于后现代，这明显是不明智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我们在书写文论史的过程中就已经将自己置于了一种悖论当中。一方面，我们力图描述新出现的文论图景，一方面，我们又在为花样迭出的文论图景制作更多的问题与桎梏。这种类型的文论史书写明显是不利于文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在后现代伪命题面前，对于文学理论的解读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尽管这些从文论出发的策略并非都指向文论本身，但它们却间接地指向“变异”后或是已经被“书写”的文论结构。作为评论家的哈兰德，却能勇敢、果断地打破以往文论史的书写原则，抛弃了后现代的叙述束缚，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与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学理论予以了重新的结构并在书中营造出全新的理论图景，这是尤其可贵的。 一 在《西方文论简史》中，哈兰德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时代与文本究竟应是何种关系？在目前文学理论史的书写中，这个问题似乎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文论观照的是文本而文论史则又是各个不同时代文论的集合。至于这个集合究竟以何种形式结构？则又是理论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哈兰德把问题更为深入了，他将问题置于个体的文学理论之下，他认为文学理论一方面被时代所决定，宏观上形成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的文学史；一方面，文学理论又是从具体的、个体的文本出发。在哈兰德看来，文学理论的地位本身就是尴尬的，它既被时代叙述，其自身又叙述文本。那么对于文学理论史的书写就彻底抛弃了单纯的“时代性”问题，即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时代不再是定义理论的唯一标签。当对文本与时代同时进行分析、叙述时，理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了。 德勒兹和瓜塔在《千层高原》中曾如是描摹传统知识状况与后现代知识状况的分野。他们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人类思想就被他们所谓的“知识之树”所宰制，毕竟思想不是一棵树。用一元的、线性的与因果的时间顺序形式来阐释思想，明显是有失偏颇的。当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文艺思想开始随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关于文学理论的叙事再也不遵照时空的顺序来进行阐释，而是主张一种处于非中心的“游牧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一切理论、观点都可以随心地比较，文论史变成了坍塌时间框架的一堆散件。 无论是“马赛克主义”还是“游牧思想”，实际上都是文论史进行叙事时丢失了两个最为重要的要素，文本与时代。尽管尼尔•路西曾一再强调历史之死所渗透出来的含义并非是历史自身的缺失，而是历史作为符号的一种消亡。在其中，历史“不再与它自身之外任何东西有关”并“已同它的指涉分离”。这种叙述的危机实际上早已戕害到当代文论史的表征书写。文论史已经既无法为历史代言，也无法为文本代言。失去了时间规制的文论史于是在书写者的笔下被象征性地打上了“印记”，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论史自身究竟有多大的分量就变得非常难以界定了。 哈兰德首先从文本出发，他在书的第一章的起始里如是写道，“小说、叙事、戏剧以及诗性语言……这些均诞生于遥远的远古社会。但是他们却拥有一个相同的起源，包括他们的思想与理论。”哈兰德并没有简单地把文论史当作学术史来书写，虽然文字中极少涉及到某个具体文本的引用与评论，但是这些理论之下的文本哈兰德则了熟于心。他在谈到俄国形式主义时主动谈及了艾肯鲍姆对于席勒剧本《华伦斯坦》中情节节奏的评价，“主人公因为自己的拖延而促使整个表演的速度变慢，结果导致整个结构与技术都不得不因主人公自己的拖延而变得整体拖沓。” 通过这段并不起眼的引用，其实就已经显露出了哈兰德在书写文论史时一个核心的思想，即从文本自身出发，力求做到一种叙事的真实。任何文学理论与文学观点都是建构于文本之上的，这无法回避。但是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叙事者总是习惯于为各种各样的理论规范一种语境——实际上这种语境是并不存在的。哈兰德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语境自身的不合理性，并果断地予以了消解。他认为，与“稳定性目标”即“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真实性”是一个需要长久积累的目标，而导致当下文论史书写缺乏目标性的原因就是书写的“出发点”本身各式各样。 哈兰德非常看重时代的作用，这一点与其他的批评家不一样。后现代也好，结构主义也罢，在哈兰德看来，都必须归于不同的时代。他认为，“大量的讨论就在不同的时代里显示或隐藏”。在哈兰德看来，文论自身所携带的时代意蕴远远要高于文本所携带的时代价值。文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再也不像单薄的历史本身一样，以一种先验的能指而存在。 二 罗兰•巴特认为，写作并不能把人们引向写作之外的某种东西，而是引向写作活动的本身。同样，文论史的书写并不能将阅读者引向文论史之外的文本与时代，而是只能将读者带入到文论的本身之中。但是缺失了文本与时代的文论史，必定又不能称其为文论史。在这样一个叙述的悖论下，文论史的书写陷入了危机之中。 思潮和流派的研究很快在文论史的写作中将传统的文学史书写所取代。虽然文论界认为这种写作的范式肇始于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勃兰兑斯的书写就是丧失历史主体性的。通观全书，勃兰兑斯所使用的方法论与研究策略始终是现代性的——这并不能说明勃兰兑斯的作品就被打上了现代性的符号而变得诡异晦涩。相反，作为文学批评圭臬之作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全书贯穿的是社会时代的恢宏视野与政治热情。擅长心理－社会学的分析方式的勃兰兑斯与普列汉诺夫不同，他能够“从作家心理、时代情绪方面解释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学现象”，并“说明文学现象及其反映的社会现象。” 哈兰德不但秉承了勃兰兑斯的文论史书写姿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后现代、现代性种种理论中进行探索归纳，从时代与文本两个关键要素出发，逐一厘清。 就当下文论史的书写而言，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论史，常常由于时代太为局促而导致其书写陷入了所谓的“丧失历史主体性”的窠臼当中。一部当代文论史，往往就成为了纠缠不清的比较文学理论教材。当这种书写形式成为了一种潮流之后，对于之前的文论史书写也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去阐述。“标准”（或立场）在这里与“历史”一道丧失了。文论史所携带的信息再也不是透过时代进行的文本性归纳，而是单纯一个又一个的理论。这便是当下文论史最大的书写危机所在。 但是在哈兰德的《西方文论简史》中，我们却不必担心有此之虞。一方面，他对所有的概念、理论、原理以及范畴都能够非常清晰地进行归纳、总结。在他的文论史中，理论往往伴随着人名，人名则又是在文本的基础上丰满起来的。尤其在提到“现代主义与先锋派”这个敏感问题时，一开始哈兰德并不急于列举各种各样的理论与观点，而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命题出发，“世界大战改变了两个状态。首先，在科学中的自然主义信仰、进步以及人类的合理性……其次，人文思想在这场运动中也遇到了显然地变化。其中某些还将在下一个时期得到了证明。但最遗憾的是，一战本身却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最好反证，并且科学技术在这场战争中的主导作用也是相当之大，不容忽视的。”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越战争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理论的三个分野点。现代、后现代理论思潮就在这些战争的间隙中生发。因为从现代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战争毁灭了人，也“重构”了人，在重构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学会了反思自我。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开始因为思考而不断涌现了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些不同的思想范畴中，背后都有着时代与文本作为支撑。正如哈兰德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西方文论简史》并不存在“终结性”的词汇，其眼光也是“国际性”的，因为二十世纪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多元化的年代。一方面，书写者要考虑避免时代作为一个隐喻符号的缺失，一方面又要关注于文本作为一种要素的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论史书写？无疑，这又成为了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三 在事关文论史、哲学史的书写过程中，曾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命题：即怀特海所提出的，“全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注释柏拉图哲学的历史。”文论史的书写者充当着一种转述者的角色，在转述的过程中，文论史自身就扮演了媒介的角色。文论史的书写危机，所渗透出来更为本质、更为真实的问题就是受众对于文论史本身的信任危机。 在现代性的前提下，哈兰德对于文论史的书写并不是采取了中和、整合的态度，而是果断地从另一种途径出发，打破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异性，重构了一种新的、人类的文论史。尽管二十世纪是发现并重构“人”的时代，但是“人”也在这段时间出现了迷失。先锋派、非人化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成为了二十世纪思潮中最为典型的特色之一。 虽然哈兰德在文论史中勾勒了一幅跨度五千多年的思想图景，但是他却没有把整本书都用来注释经典。众所周知，我们当下所看到的亚里士多德《诗学》与亚里士多德当时的观点早却是谬之千里，亚里士多德早已就成为了一个被赋予内涵且“能指”的符号——自然其他的“经典”也不能幸免。哈兰德只是客观地认同，“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东西乃是最快到达经典的一流资料”。尽管文论史实际上就是由经典贯穿的史述。但如何解读经典，重构经典的秩序？这也成为了当下文论史书写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雅明曾主张“没有哪种文明的文献不是同时也成为了野蛮的一种文献”。这个观点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对于所谓经典的判定。哈兰德并不迷信经典，但是也不会忽视经典的巨大作用。在哈兰德看来，文论史中只要是提到的作家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种“泛经典”的文论史思想无疑是独到的。仅就“新批评”这种文论的比较而言，哈兰德并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统统打上现代性的标签，而是公正地予以观照。这是与同时代的批评家相比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 “新批评”在当下的批评家们看来，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经典的悖反。自兰色姆的《新批评》于1941年出版以来，就被打上了各式各样的标签。新批评学派虽然认同文本是“有机形式主义”的独立体，主张对某个具体文本的“特异性”、“张力”进行评判，但是在哈兰德的眼中，“新批评”更大的意义则是在于“标志着文学理论最终反映着我们历史时代的文学创作”。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判定，在这个判定之下所隐藏最大的两个符号——一个是文本，即“文学创作”，一个就是“历史时代”。就艾略特《荒原》的解读而言，一直以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与阐述。约翰•吉洛利认为，《荒原》直接催生了美国的新批评与英国的李维斯主义。但巧合之处在于，哈兰德也提到了新批评、李维斯主义与美国南部文艺复兴，但是他对于李维斯的评价，却敏锐地从李维斯对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的再解读——提出文学作品的语言纯洁性入手，深入地谈及文本与语言的重要性与兴趣所在。当然，哈兰德也发现了在特殊的时代中，李维斯对于批评家、受众这两个重要要素的作用，并深入到对于文本“标准”的讨论——这无疑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论及李维斯主义的最后，他如是引用： “（李维斯认为）迄今为止就价值所带来的东西而言……对于作品的标准乃是一种固定的、确凿的安排。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让其自身有冲突的反映或引子。在具有新背景意识的批评家中，这种评判是非常自然的。” 四 意图建构一种“泛经典”的文论史，那就必须要将不同的文论史的书写体系与评判角度纳入整个大的体系之中。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文艺学与比较文学学科起步较晚，但成果却极其丰富。1963年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撰稿、完稿的第一部文论史。在此之后，关于西方文论史的书写就如雨后春笋一般蜂拥而出，仅就《西方美学史》这个书名而言，在朱光潜先生之后，较为著名的作品就有吴琼、张广智、凌继尧三位学者的专著。而文论史则又以缪朗山、马新国、张首映、朱志荣与李思孝等几位学者的作品最为著名。 但是就这些作品的书写而言，其话语范畴与叙事逻辑仍然是以“意识形态主导性”为主的。尽管这种“主导性”自身有多重逻辑系统。但是在深层次的逻辑背景下则是相通的。无论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的文学”、“向内转”，抑或是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大反思”，这些大的书写潮流实际上就是一种“正统”的标榜以及对于这种“正统性”的追求。 马尔库塞认为，所谓艺术品的“正统”，只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性质与真实性”。 这种理论的立场是严格地站在与“时代”相对抗的角度上来进行叙事的。正统的本质在这里所体现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认为时代与时代之间存在着重重矛盾。这就从宏观上直接性地导致了对所有时代均持以否定的态度，最后的选择就是对于当下时代的“否定”。 纵观目前国内文论史的书写，普遍存在着两个最大问题：结论与结构。所谓结论，即对于二十世纪的文论轻描淡写，认为新批评、后现代等新的理论，只能算是文学批评，而不能够称为文学理论，自然就没有资格被写入文论史；而结构则是整个文本书写的残缺性。当然，这种删改有的是囿于作者的认识，有的是片面地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结论问题与结构问题共同构成了当下文论史书写的发展桎梏。所谓残缺，既有文本自身的不完备，对于某些时代、某些作品与某些思潮避而不谈；也有是为了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进行断章取义。尤其前者在文论史的书写中分外明显。当然这种情况到了后来逐渐出现了好转，但是对于与主流意识形态即“正统”相悖的经典仍然也只是匆匆几笔，甚至还会写上带有个人情绪的评价。 这种写作姿态实际上暴露出了文论史的在后现代的书写危机。不止是中国，即使在西方文论界对于部分作品尤其是当下的作品在经典性问题上也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质疑。当下对于部分经典的质疑甚至否定，乃是根源于自由主义者们的思想。他们普遍认为，真正的经典应该独立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而当下所谓的“经典”却认为其是“精英主义、男权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代言。 在这样的思想下，自然也没有经典，当下所创造出来的，就更无经典性可言。 当然中国文论史的书写并非是遵循着自由主义的思潮姿态，但是这种漠视经典最后否定经典的态度，却是极为相似的。因为后现代的学者们往往促使经典与“主义”相联系。哈兰德摆脱了从丹纳、普列汉诺夫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社会批评原则。在《西方文论简史》中，他所采取的评判标准是客观、学理的。哈兰德并不认为文学一定要从属于某种正统，文学家更不是政治家的吹鼓手与御用文人。他自己对于当下流行的这种评判标准如是定义，“反对通过文本来表现一些不受欢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论家与批评家却能在社会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丝毫不逊色于政治哲学家与政治理论家。”而理论生成的环境，则“既不是区域性的，也不是个体性的，而是以一种更大的方式与以展现。” 五 事关文论史的书写，哈兰德看似为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具体而微的问题在哈兰德这里却是无法获得解决的。比如说对于文论史的认识问题，到底文论史是一种何样的书写形式？文论史书写是否需要完整的结论？文论史与文学批评史、与社会史究竟是何种关系？ 就目前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我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而言，文论史的书写一直被归纳于学术史的书写范畴当中，而学术史又是文化形态史的一个组成。作为线性研究而非平行比较研究的“形态史”研究，我们对于文论史的书写无疑又掉入了另外一个窠臼当中。“记而不论”于是成为了我们长期以来撰写史论的一个通病。 早在一百年前，克罗齐就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中，对于历史的定义再次遇到了重建。文化理论与文论的研究，于是也因为“历史”这个自身符号的消解而变得平淡乏味。 在不同文化的语境中，建构一种共通的理论，从而直接获得真理。这是当下文论史书写企图获得的终极目的。而理论的自身就是由“话语”这样一种符号的集合而形成的。在当下的语境中企图寻求一种共通的话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话语在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误谬。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在这些误谬中获得真知？ 哈兰德的《西方文论简史》或许能为我们进入文论史提供更多的解读可能，甚至我相信在当下文论史书写的危机面前，还可以起到指出迷航的作用。但是须知重建一套通适的话语理论则是相当困难的，毕竟在不同的语境中，沟通会让我们产生越来越多的困惑——这便是我们在解读文学理论与书写文论史时所面临的困境。哈兰德虽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他尽量着力勾勒描摹的理论图景虽然壮阔，但却只是属于他自己。我们在阅读《西方文论简史》这部巨著的时候，就应该厘清我们所能感知的问题与困惑。因为任何一个人与任何一段时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叙事策略与历史观，这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原文为上海国际文体学论坛暨全国文体学研究会双年会发言稿，全文载于《承德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