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再谈顾颉刚学术的国内外意义-----写于《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今日除夕。昨日刚刚结束一部经典哲学翻译的再校工作，今日适逢年尾，昨夜想好了要将今日一整天用来读一本一直不舍得花时间读的“闲书”，故起得比平日早些。早餐后漫步片刻间，突然浮现一篇杂感的雏形，本来以为不过是平日不时到来的文章主题之一，稍加思索即可置入未来待完成的备选篇目之内。不想再多走了几个来回后，“猛然”决定：此文必写成于今日，以为“辞旧岁”之纪念！一时兴奋下，竞向尚卧床读报的妻子“宣告”了此一决定。当然，此决定也因为两日来出现了一个刺激因素：得悉《顾颉刚全集》出版，并在逐一查考了62册的内容后，决定购买全集，尽管我已藏有此前两岸出版的他的大部分书籍。 两天前，刚刚参加过中华书局在香山举行《全集》发布会的历史所吴锐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告知了此一消息。之后我就开始考虑究竟是只购新出版的部分，还是购买全集。我告吴兄，如果年轻些，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全集，即使部分地作为“纪念品”亦无不可。然而早已是“时不我待”，一切都得从“实用”考虑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只因为：太重要了！不过，我所谓的重要，不一定是他人眼中的重要。当“顾颉刚”三个大字似乎“获得平反”之际，我却马上瞥见另一波“学术时髦潮”的到来：“顾颉刚热”，就象当初突然出现的“王国维热”、“陈寅恪热”一样。何况，仅从数量上说，王书和陈书加起来也难望顾书之项背。说不定另一波“崇拜潮”将起，正像二十年代顾先生在学界曾刮起的一阵旋风时那样。说到此，让我再重复一下多次指出的“怪现象”：为什么二十年代，即五四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容易读解和赞赏的顾颉刚史书辨伪思想，而仅只一二十年之后，该思想就变得“中外学界”均“不再重视”了？甚至于在当代两岸四地史学界还成了学界之“鸡肋”；而且都（即两岸四地，即决不只是大陆一地）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对顾氏做了“四海心照不宣”的“冷处理”？当然，表面的原因大家都明白。2006年山东大学的顾颉刚研讨会上主持人王学典主编的“解释学发言”，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但是，这些表面上的原因，特别是有关于学术统战策略方面的原因，本无学术上的重要性。我终于发现，当代史学家是真地“读不懂”顾颉刚了！我反复在强调国内外史学界都不重视的一个最重要方面：为什么二十年代大家能够悟解的学术道理，五十年来海内外都难充分悟解了？我确信，今日中国史学界偏好西方理论追求的青年一代中，只有极少的人能真正悟解顾颉刚学术思想的意义，更谈不到将其贯彻于自己的研究中了。为什么？为什么大家的理论知识越多，思想反而越糊涂呢？（不必举西方汉学界为例，他们的学术能力是结构性的滞后的，根本不能作为今日高级学术的表率）即使多年来批判顾颉刚的文章层出不穷，但顾的著作倒也从来没有被禁止过，史学界师生大有机会研读、也必须研读之。问题正在于此！为什么今日学子开口海德格闭口德里达，越抽象越爱说，但在读顾的平实话语时反而“不知其义”何在？几十年来我们在学什么？只知往大脑中灌输“资料”，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资料？我们没有学会积极的思想！这才是学界最大的问题所在。而此严重问题被掩埋在大量记诵的文字储积中未被觉察。原因之一在于，此一失去史学思想辨析力的 “掩盖机制”首先就是职业制度化！只要职业制度内有章程的，有程序的，有检验的，有功利的，有市场的，大家就会安心地走下去。求成而不求真，正是今日商业化的全世界职场之通病。 其实我一直更关心海外华人学界忽略顾学的真实原因所在。什么是其社会性、心理性根源？显然，他们的忽略顾学与大陆的忽略顾学之动机不同。简言之，可归纳如下：新儒家的封建主义哲学思想和不谙当代人文学理，为最大原因。因为哲学被认为是人文理论的最高阶实践，新儒家如是坚守封建主义落伍思维方式，哲学界以外的学人亦难免视之为理论思考之正途。以致于海外华人人文学术理论界六十年来放弃了积极思想进取和理论思维训练（他们对此又决不承认）；另一个因素是：误把西方汉学的文化教养级别的人文学术当作华人人文学术的最高峰；而汉学界不仅有一个职业功利主义的学术眼光限制问题，还有一个最明显却最被世人忽略的结构性缺点：相关国学训练的不足。试问：他们在海外教汉语不可能普遍提高的“外国大孩子”们时，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朝向高级国学思考？难道一切都可以用熟练的洋文加以“顶替”吗？所以我常说：海外华人国学人文学者们，希望你们能够“诚实”，对大家诚实，对同胞诚实，对自己诚实。不要用海外就业的“资格”来误导大陆学界。那是两种资格：海外就业资格（以外语和文凭为表面标志）和真正学术资格（以能否积极思想为内在标志）。再者，也许是更直接的原因：王国维以来的中国史学界的唯材料主义。让我先点出一个要害，以“预先应对”我的史学界读者们的可能“愤怒”：就是研究材料，也不可能只从旧籍中搜寻方法经验。今日没有新知新学，你根本不可能深入研究史学材料！因此，象海外顾颉刚前弟子那样以为到了海外后就可“悖顾有理”了，实际上代表着海外华裔人文学界普遍的史料中心主义。此一偏颇却在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放弃了“以论代史”的另一种偏颇后，“应和”了大陆兴起的新史料主义。王国维于是应运而起，陈寅恪于是应运而起。我们根本不必在此谈他们的一个人人可见的最大偏颇：不懂现代史学理论！不，对于材料主义者根本谈不到这种高度。他们也根本不懂（他们一句话就“得其所安”了：中研院的权威令剑在此！海外大儒的“主流”在此，吾等何需自疑！）史学理论是干什么用的，反正多记诵古籍文字就好，就是真正的“实学”：落实在古文字之上的“实学”。让我们再次重复，就是“国学考据学”也必须在技术上现代化，乾嘉学术只能是历史资源之一，怎能作为现代新考据学的理论基础？正是你们的材料学反而最需要现代化的材料开发之新工具。你们没有此新工具（史学界一些人却往往避难就易地把在史学文字中生硬地添加一些西方时髦哲学名词当作个人史学学术已经“理论化”了的借口），却自以为有资格科学地研究史学材料，这可能吗？ 如果顾先生在世，他会同意我在此的“引申”么？我认为会。作为在我心目中的百年来第一国学家，顾先生是少有的学术上“一以贯之”者！他在外部环境几次剧烈变迁下坚守自己的“学术一致性论域”，表现出真正的人文科学家精神。这就是：他在处理史学以及思想史的最基本领域：史籍文字话语本身的分析。这是根本中的根本。但此文字语义基础性工作并不是史学和文化思想研究的全部。他本其诚实和坚毅决不任意将所知所学非科学地施用于其他领域。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学术边界何在。但是又和一些“专门家”不同，他在进行文字性细部分析之时，心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多层次的外界“视域”（horizon）：心怀全域，着眼足下。正因为哲学系出身的顾氏有此真正的理论思维视域，所以才有能力对具体的史学课题的“价值性”进行臻别，才知道史学课题的“要点”何在（而遗憾，史学界一些人最欠缺的就是这种学术价值辨析感觉，所以一些人往往只知道跟各种风转来转去。不知道学术的内在的价值所在）。正因为他在此最基本的传统史学话语分析领域（most relevantly）完成了本分的辨析工作，其结论才会（relevently）有用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如果他象郭沫若那样在史学材料上做“社会科学上的”想像力驰骋，其学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所以，虽然他坚守史学本位，正因为其认识论、方法论的“适切性”路线，其“含义”竞可有效对峙于“天马行空”的新儒家一代：以其真正的实学对峙于他们的“虚学”。“古代材料不经整理根本不能用于今日！”（大意）此为何等振聋发聩之言？而海内外广大史学界人士怎能对此断言没有“感觉”，而一以“摘录古籍”为安呢？顾先生警语往往一语中的：学者要心中先有问题在！所谓思想，起于问题，起于疑问，成于问题的解决，疑问的探索。这难道仅靠职业渠道内的照章办事可以达到的吗？不过，顾先生学术被“平反”后如果被一些人作为制造另一个学术偶像的新机缘，那也决非顾先生所乐见。顾学是我们在史学领域，在新的世界学术发展基础上继续向前行进的“基础”；顾学是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参照和在史料学层次上的研究指南之一，却并非应该充作学界“鼓动个人崇拜”的手段。 本文当然不可能也无意对顾先生学术思想做全面总结，而是一方面表白一下个人感想，一方面指出其“主要意义”之所在。顾先生的“领域”如此单纯，却直接间接地牵扯到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在此我得指出顾先生的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少有的可能对世界前沿史学学术，甚至是对史学理论界发生重要影响的学者：顾学可谓是“以小谋大”之典范！顾学的意义一定要进而放在世界史学理论整体来重估，甚至于放在史学理论最前端之一的“史学符号学”领域来重估。辨伪学，岂只是有关古籍真伪的辨析，而是有关作为世界史学理论前端的“历史事实”研究中的“重中之重”。顾学“以小通大”，其意义在此。顾学之意义又岂只在此，它还直接朝向学术心术学，通向全球商业化今日之学界根本弊端：求成而非求真。顾学2500万文字的“毕生心血”所表达的也是其“心志学”，是其朝向“学术真理”的心志。无此心志，何来顾颉刚辨伪学？而今日国内外史学界有此学术心志者究有几人？也只有有了真纯的心志，才能将其贯彻于学术实践，才能够念兹在兹、勇往直前；才能够探求有效方法，敢于弃昨日之我求今日之我，才能不党同伐异，不投机取巧。这一点也可以说成是顾学一切学术价值中的“重中之重”，而这一点恰恰是海外“高级环境”内的职场竞奔者所最欠缺的。这也是仁者心志的最高境界，足以成为学术革新的强大内在动力。没有这样的向真之心，何来学术进步？可以说，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界所欠缺的正是此向真之心，何况此向真的传统心志百年来一直在被各路人类理性之敌蓄意加以瓦解和扭曲着。然而正是在中土特殊历史环境内竟然存在有这样的学术向真心志，这才是中国文化精神之宝，其“价值”不知超过文物古玩多少倍！ 由此可以瞥见顾学对西方史学理论基础的“冲击”潜力！对历史文本的语义学解读的全球化必要性，也有力地体现在顾学的治学规模里了。不仅是中国史学，而且是西方史学，都有一个史籍真伪和准确意涵的辨析问题。（我译出罗兰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一文的1979年，顾先生尚健在，如果我以该译文出示顾先生，他必有一番积极回应。可惜我那时的史学学养还达不到对顾学深入认知的阶段，以致于错过了晤面的因缘）特别是，按照我的观点，未来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改进的中心领域就是史学理论，而此史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又是史料考证和分析的领域，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顾先生学术的重大国际意义了。为此，史学学者必须调整其国内外知识教育的结构，既不可能仅按照百年来所谓诸“国学大师”的脚步行进，也不可能仅按照今日西方史学理论“权威”的脚步前进。全球化今日，人文学术，包括史学，早已应该“合流”，即必须在古今中外文化语境内统一处置。而且必须在最新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加以推进。而在此学术革新任务中，唯我中土人士有可能在语言上同时掌握中西两套话语系统，因此我们的责任将不只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而为了完成此兼顾中国和世界的学术任务，中土学者必须首先“学习学习再学习”，而不是在历史上偶然获得的“成就”基础上追求职场上的一时“成功”而已。 研习顾学，绝对不应将其加以歪曲地“反利用”（借其大名和可观成果进行功利主义宣传），而是应该将其作为史学学术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环节，使其在史学学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首先得认清其学术范围、价值、意义何在，并relevently 加以运用，而不必将其作为重新认定的“大师”加以无原则的“吹捧”。正因为其学术可能涉及现代史学的方方面面，我们更应该尽量准确地认知其学术结论的适用性方面，不必把他未曾涉猎的部分“强加予大师”。顾先生有比胡适和傅斯年更强的哲学思维力（所以三人行中只有顾颉刚堪称史学思想家，胡与傅实不足以语此），但他选择的史学工作领域使其有意识地放弃了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因此他对于现代世界史学及其理论的全貌当然未曾充分掌握。所以当我们说顾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一时，此“基础”概念是限定于史学文本分析领域的。即使在此领域，其探讨范围也仅限于中国历史古籍真伪辨析范围。应该说他的重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其“开风气之先”方面，而非在其研究结论方面。顾先生是史学方向的开创者和研究方法的奠基者。 顾学作为现代中国史学“疑古论”的最前锋，所谓晚年转为“信古论”，其事甚为复杂，我只读过片段的相关文字，暂时无法明确判断。所可断言者如下：所谓“信古论”，完全是非科学性言论，王国维1925年的“反顾宣言”应该说是此非科学性思想之始源。所以我更不相信海外一些欠缺现代理论学养的史学家们对晚年顾学的这种归类法。不过我必须承认，尽管顾学坚持科学性思维，但二十世纪整个中国史学界还未进入现代史学理论前沿领域，还难以从现代理论思维角度分辨史实和传说（我不时问询史学家们一个问题：古史辨派在其最初的战略性“大批判”气势中为什么“未及”组织一次“《史记》辨伪学”专刊？我的猜测是：顾氏以其慎重态度并因《史记》的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而难以一时正式设定此一专题。虽然对于该书中的各种疑难问题已进行过各种单独的考辨工作）问题。按照我对顾学的理解，其研究对象虽然是书籍辨伪，而其最终研究目的当然仍在于确定史实。这一认识论框架当然也为五四学人顾氏所持有。我的进而推断则是：幸亏顾氏将其“史籍辨伪”阶段延长如是，才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有效的相关结论；如果他超越理论准备而邋等以进，功利主义地（象相当多国内外功利主义史学家那样）希图迅至成果，则可能产生较多的“猜测之言”了。晚年顾颉刚当然有可能在“时不我待”的情况下认为到了不得不“收网”的时候，遂从疑古转为“证古”，也就是将分析对象和目标从史籍转为“史实”。但是作为前现代理论阶段的史学家，顾先生当然并不清楚现代西方有关“史实”问题的复杂学术理论背景；也可能有所“激进地”从文字“跳跃至”史实本身。其“跳跃程度”如何要待我们仔细研读了他的晚年“周史考证”后才能评断。重要的是：即使存在着系统的“跳跃性”，本其疑古思维根底，其有关文本真实和史实推测二者间“关系本身”的分析实践之“本身”，也必有其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正如陈寅恪先生的“历史小说”《柳如是别传》中虽然充斥着想像之言，而其在相关史料分析方面的细致认真足可提供一种另类思想史或精神史之启示；而未能在古籍辨伪工作中有始有终的杨宽氏之《西周史》之类的企图总结“古代史实”的著作，则可谓学术价值有限了）考虑到今日世界史学理论整体的发展，人类还远远未曾对历史问题，特别是史实真伪问题，达至令人满意的研究结论。（而西方怀疑论主流倒是倾向于彻底否定史实的存在。我们强调顾颉刚氏思想的世界学术意义，正是相对于此西方历史“虚无论”而言的。正是为了抵制“历史虚无论”，我们才“辩证地”首须科学地“辨伪”！）因此，即使顾氏的这一部分工作的意义，我个人也是从辨伪学角度来评估的。 顾氏虽然走在中国现代史学前端，而五四以来，在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的各类新一代学者中，出现了大量杰出的人物，其中不少都能以其当时掌握的现代理论常识（当然，在当时仅只能是常识而已）和对旧学具有的远比今日海内外人文学者深厚的修养，提出颇有见识的有关古籍的现代解读的看法。非常奇怪，在此领域，学者的成就，半个世纪以来，（大体说）未见其进，反见其退。有趣的是两岸四地学界均如此。大陆的历史情况特殊，可以不论，海外那些受过西方当代高级教育者中，其“国学研究”中成绩可观者，实在不多！整体而论，中国学术的“黄金二十年”（一位著名美籍华裔史学家曾在港中大讲演中说：可以说，我们的学术成就已经超过了胡适一代〔大意。此为我1992年访问港中大哲学系于宿地晚间读室内学校报刊时看到的〕。）但为什么呢？绝对不是能够用西方语言，按照西方学术标准，在西方教育系统内所完成的、被中研院所认定的著述，就是学术上“最高的”成就凭证。科技成就上，可以这么说，人文科学上不能这么说。正是“用洋文表达中国学术思想”和“按照现代文教制度组织的人文思想论述”在“掩盖着”当代海内外人文思想方式中的缺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文科学还不够“科学”；因为我们的人文科学材料大多数来自古代，而我们在“历史材料学”上的研究十分落伍。（顾学因为专门致力于此基础地段，故特别可贵）五四时代学人超过我们（我是指那些对古籍从现代常识角度加以认真分析的学者们，而不是指那些在其他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如胡适对一般现代文化推广方面的社会文化性成就，以及傅斯年在学术活动组织方面的成就。而两人在旧学现代化研究方面的个人实质成就根本比不上顾氏，因为二人后来为不同的功利主义所诱而不能“一以贯之”其史料辨伪之初衷），因为那二三十年中，历史为该时代人提供了“空前绝后”的“认识论、方法论最优搭配配方”：吸收了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原则（A）和尚来得及吸收足够深广的国学知识（B）。A与B的比例程度恰可成为创造积极性学术成果的“程序性框架”，所以其“产物”多具正面价值。等到抗日战争开始，外部因素从此中断了黄金二十年的局面。后来呢？当“学术运作地”转移到国外后（我们无须谈容易理解的两岸三地的全部历史情况变迁部分），表面上我们获得了前进的“国际级”场地。其实是阿Q主义的虚荣心之满足（国民党文化的根本弱点就是此虚荣心，既攀附洋人，又攀附古人，而自身一代则“敷衍塞责”！）。当然还不仅是朝向汉学大方向的中研院学术政策史的问题，也有西方人文科学本身的问题。战后五六十年海外华裔人文学界多处于边缘地带，本不足以消化西方前沿学术，何况此前沿学术本身也正须全面改进！而用此理论上尚不成熟的西方理论随意对国学研究进行本质上是“装饰性”的比附，当然难以产生重要作品（这也正是今日两岸人文学界的“潜在危机”之所在：把抄袭性西学知识作为“学术美容术”的普遍风习）。而更主要的欠缺则是：五十年代以来两岸四地人文学界的普遍国学知识的退化，特别是对国学文本的批评性反省工作的放松。学界开始迅速跳跃至对“思想观念”本身的解读方向。结果出现了“两耽误”：既在西学领域浅尝辄止，又在国学领域放松努力，而转为依附海外汉学势力（汉学界是并不需要多深的国学修养就足以撑起台面的；然后他们还可以用其次级西学知识倒过来忽悠两岸国学界）。注意，一切相关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学者的心态变异。全面的商业化、功利化发展大大削弱了五四时代学人具有的较“纯洁”的求真心。如果为了“求胜”，当然就得趋炎附势，就得赶时髦，就得党同伐异，就得自欺欺人。（反正一切最后验证于个人实惠之获得：职场等级制度内的有效爬升）为什么现代西学知识上我们比五四时代人高出多少倍，而真正的学术成绩反而不如呢？顾颉刚先生作为五四时代的优秀学术典范，其学术成就足以在此问题上令我们深思了！ 谈到“五四时代思想”问题，海外华人几十年来几乎口径一致地加以否定，并以权威性语气任意褒贬之。本来这也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已非中国本土文化的正常部分，持何学术观点本来无伤大雅。但是随着国内新崇洋慕外风起，此类思想观点大量涌入。时人未识其肤浅无识，反因“居于先进地区其人观点必较先进”的偏见而受其影响。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海外诸公：问题主要在于海外华裔人文学者的结构性思维粗糙。对此本文无法深入剖析，兹将其大致归纳为三大主因：两蒋封建文化信仰之实用主义（将学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此乃国民党文化的内在弊端：已经和古代封建制度断绝关系，却要继承帝王制度的意识形态，以致于要传继其帝王系谱！）；史哲两学新儒家的学术民族主义和洋学依附主义，误以中西“玄学”来简单化地顶替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致使学者思维方式习惯于大而化之，因此难以跟进现代西方艰深细腻的理论话语（还死不承认！）；中研院史语所的功利主义本质的材料中心主义，并在和寄生海外的华裔汉学结合后成为全面依附外国学术制度的“资料供应商”（当他们有人批评两岸西学者是学术殖民主义时，竞不知自己正是西学寄生主义）。他们凭借中研院的虚假权威性和海外院士的汉学背景，希图成为新时期大陆学术的楷模，实际上则是大陆人文科学现代化的最大“认识论阻碍”，其特点正是“不善于理论思维”（仍旧是死不承认！）。也正是这些不善理论思维的学术力量也同样不善于“现代考据学思维”。结果，他们实际上处于“两耽误状态”：既跟不上西学理论，也跟不上国学现代化步伐。顾学作为现代国学的主要代表，遂被其长期忽略（他们的实用主义表现在：用其政治性判断掩盖学术判断上的“困惑”；一方面，他们〔并非出于政治立场地〕是真地“读不懂”顾学的高明所在，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轻易舍弃这个曾经享有大名者的人物，遂以外在的政治性因素进行不相干的敷衍解释，借以掩饰他们的私心：“看不出顾学有多大道理又不愿下此明确结论以免将来被人讥以学术无知！”）于是，这样的三重前理论型思维惯力导致他们的各方面的观察和判断失之片面和表面。就“五四时代问题”而言，遂也不知道应该对社会、文化、历史分层次、分类型、分时期地进行范畴归类和分析判断；特别是应该把其所谓的社会政治影响和学术文化影响加以分别。笼而统之的思维习惯体现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可以观察社会表面，却不能够进行深入细致分析。新时期以来，港台和新加坡一样，全面商业化了，科技知识自然随之跟进，而高级人文科学事业则必然象新加坡一样被进一步边缘化和次要化。人民心理也随之全面商人化，这样的心态能够培育出朝向高级人文理论思维能力的社会土壤吗？能够将此商人化的文化和学术方向输入大陆以作为大陆新人文科学未来之导引吗？ ～～～～～～～ 我在拙著《儒学解释学》将排印完毕时曾向一位出版界朋友徵询意见：我要将该书献于顾颉刚先生，能不能要求将此献词写于书的扉页，以示郑重？朋友告，出版社能够接受这样表白已经不错了，可暂勿过于“突出”！我几经犹豫还是同意了友人的劝告，不想给出版社带来不方便。（毕竟我还记得几年前山大会议上的“神秘希希”的气氛：又要纪念，又要限制；《文史哲》虽然不久刊出了我的会议论文，但马上就断绝来往，以致于不知道“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997年我以英文发表的类似著作，同样突出顾颉刚学术，目的却是要向西方同行介绍他们或者还不了解或者不能充分把握其意义的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成就：古书辨伪学。那时根本谈不到此种观点在大陆学界的意义问题。我那时对台湾学界的认知尚不如今日深入，曾经以为会遇到什么“知音”。联经出版公司总编辑林载爵先生那时对我也尚存“幻想”，为了鼓励我将此书送交他们出版，曾说“可以象对待杜维明等海外名流书籍出版那样安排我书的出版”。记得我曾在书籍出版后请Peter Lang 出版社也寄赠联经一套。也许林先生后来看到了这本书，其结果是从此我们之间就结束了书信往来。以致于我多年后去信要求购买联经出版的胡志奎的书时竟然不予理睬！ 《儒学解释学》一书后来当然不可能在港台的任何学术出版社出版，这自然不是因为该书有什么“政治不正确”嫌疑（毕竟两蒋时代已成过去），而是因为该书有“学术不正确”嫌疑。对于港台来说，相关问题涉及多端，顾颉刚辨伪学的长年受到忽略更是主要原因。（哲学和史学的“新儒家”海内外人士都不重视顾学，为什么？此事意涵极其丰富，可以作为研究生专题研究的题目）为了争取在国内出版此书，我曾到处托人及亲自问询，出版社和相关单位大多不予回应（如中华书局，师大历史所，团结出版社，北大出版社等），或者要求自费出版而费用过高。不想后来突然出现“转机”，不仅得以出版，而且后来还被选中作为对外英文发行对象。为了省却编改和译事的周折，上述同一主题的英文著作得以因此由中国出版社通过合作渠道再版发行。1996到1997年间为了筹划该书在德的完成和出版，在争取居留、编辑、录入、出版方面，不知道耗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以致于一两年间须发尽白）。现在，同一著作竟然可在中国正式发行了，怎能不令人感叹历史变迁之速！今闻顾颉刚先生本人的全集，亦终于“破茧而出”，不能不看到中国人文科学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步骤也已在实施之中。如果考虑到本人著作在海外学术出版界不可能被接受的情况，中国人文出版界的开放和进步之意义，也就实在不容小觑。中国人文科学界的进步也许表明有识之士终于开始重视人文科学这一块了。记得多年前人民大学领导是少数能够提出“人文科学”属不属于“科学范畴”问题的提问者。现在中国的人文科学新发展表明我们开始认识到，人文科学正应该是中国“软实力”的中心组成部分。这个软实力是指那些急于把神话人物和传说人物都通过建庙、筑坛等“道教传统”加以“伪真实化”、以致于可能引起世界之不解的作为呢，还是应该指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普适价值的真正瑰宝来实现此真实的民族软实力呢？我们应该一本“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文化建设上“做实事”呢，还是只满足于搞面子工程？把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精神财富弃之不顾岂非极大的不智？所谓软实力一定得是能够真正影响世界思想的精神力量；在国界以外必须“来真的”才能见功效；才能表明中国人文学术真地有决心、有魄力、有效果地在走向世界和影响世界。如果人文学术仅被当成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不能真正在全球化的今日努力用其发挥真实的国际思想影响力，岂不是自己在和自己过不去吗？期盼中国人文科学界最近的一系列进展意味着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上也开始认真谋求科学发展的新徵象。其意义不仅在中国国内，也必然地相关于世界人文学术之未来。筹划多年的顾先生全集恰恰也出版于此时，也许这也象征着中国新人文科学春天的到来。 2010年除夕夜于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