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孝廉同岁现象及其选官制度

孝廉是指的由汉武帝创立的察举科目之一，也是察举制度下重要科目。孝廉两字，有孝子廉吏的含义。孝顺父母，清正廉洁，这两点是对古代官吏的普遍要求。在汉武帝雄心壮志，强国富民之初，人才的匮乏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汉武帝多次下诏求贤。此后，在大儒董仲舒的建议下，于元光元年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最初，孝廉并不是常科，所以没受到重视，直到后来，孝廉被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开始是受到众人的重视。 其实整个察举制度是很复杂繁琐的，简单的说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朝廷按照不同的需要，设置相应的科目，然后责令相关官吏负起举荐核查，经过朝廷考研后，再作出录用升迁等一系列的决定。作为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与大小不一的官职。当察举孝廉成为主要选拔手段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高官豪门的垄断，“名公巨卿多出之”。最初，举孝廉是以郡国为单位，至东汉和帝时，改为人口为单位，规定郡国人口20万一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年举孝廉一人，不满10万则三年举孝廉一人，周边郡国适当放宽条件。可是，依然无法改变局面。 于是，在汉顺帝阳嘉元年，有一个察举制度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当时的尚书令左雄。他作为察举制度的改革者，面对种种弊端，提出了改革方案。他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同时还规定了，只有拥有特殊才能者才能免除年龄限制，不过这条对于年龄的限制很快就放宽，到最后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岁举这一途径就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左雄还修太学，吸收公卿子弟入学，使当时的太学盛极一时。 至东汉末期，改良后的孝廉制度依然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名公巨卿多数出自这一途径，随之而来更严重的问题就是门阀制度的雏形。东晋第一豪门，琅琊王氏就是以此起家，作为24孝典范的王祥（卧冰求鲤的主人公）与24悌典范的王览（王祥异母兄弟）虽然身处九品中正制的革新潮流下，从月旦到清议，但孝廉制度依然影响着大家。于是，从汉至西晋末年的500多年中，琅玡王氏不断吸收力量，终于成为最强大的士族豪强力量代表。此处只是一个代表性例子，围绕着这一仕途而衍生出了各种现象，比如制度本身的变迁，与社会各种势力的关系，家世背景等等。于是，这一个当初的一个新兴选官途径逐渐的沉沦了以至被取代。 在东汉王朝的中后期，官场中出现了“同岁而举”的一个风气，按照字面的理解就应当是年龄相同的意思，但是在汉时这一词的意思却不是如此。在曹操的著名作品《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写到：“孤始举孝廉，年少。……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当时曹操年纪尚少，当然不会和年近五十者同岁了。那么，曹操所说的“同岁”就不会是汉晋时期“同年”的意思了，而是指同岁察举者。（在汉时仅以“同年”表示年齿相近的意思）在《三国志》卷一的《魏书*武帝纪》中有一段文字：“韩遂请与公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侪辈（同辈、同类人的意思）。”由此可见，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属于“同岁”，与韩遂则只有“同年”的关系。虽然在现存的有些史料中，有的“同岁”无法用上述的含义解释，不过大抵也可以牵强附会一下，表示两人曾经在贡举后有过同事或同住等友好的关系，而且多数也无法以年龄相同来解释。总之，与后世的“同年”相类似的现象，在汉朝末期察举中已经萌生了，“同岁”即是因同年贡举而行成的私人关系。 “同岁”关系的盛行在汉末达到了空前的影响，陈群、孔融都曾有过《同岁论》之作，尽管如今残存不多，只有只言片语无法理解全文含义，但是当时有人特意为“同岁”的关系而作文发论，可见当时这种风气的盛行。另外，在应劭的《风俗通义》中，也多次提到了这种关系，在文中能充分看出这种由“同岁”关系而产生的特殊的亲密关系。多数人因为“同岁”关系而为去世的同岁服丧、立碑、照顾遗孤等等行为，都能表示“同岁”之间的深厚恩谊，而有的人对于“同岁”的事情莫不关心，见死不救的行为，被人所不齿。应劭特意将其写入了《穷通》中，来表现这种无情的举动和背离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的作为，感慨当时的世态炎凉。可见“同岁”之间的关系更胜于之后的“同年之谊”，“同岁”之间的关系也从相互照顾逐渐衍变为之后在官场上的相互扶持，直至拉帮结派、荣辱与共。出卖“同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被比喻为卖友甚至是更卑劣的行为，当时人也将会失去他的名声及政治生命，这种风气更波及到晋代。“同岁”之间如此亲密的关系当然不只这些表现，在当时，同岁们会制作《同岁书》类似现在相当流行的同学录，在上面大家留下自己的姓名、出生、籍贯和任官情况和一些其他的自身相关信息，由于所担任的官职会时常变化，所以这份东西也会经常更新，所以同岁们会长期保持联系，互通声气，并把自身的变化遍告其他同岁以便其他人对《同岁书》进行必要的添加、修改。之后还衍生了其他功能，大家不光在《同岁书》中写上自己的内容，而且还涉及了家庭成员甚至是同乡好友，所以“同岁”友好关系不光存在与“同岁”本身，而且还惠及他们家族的父兄子弟。在《风俗通义》中就多次提到这方面的内容，因为与其父兄的“同岁”关系而察举其为孝廉或在官场上多方关照。前文所书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提到了曹操与韩遂的关系，因为曹操与韩遂父亲同岁属韩遂的父执一列，以至后来双方在战阵前相见，不光不顾当时生死相搏的处境，还在见面时开怀大笑，不能不说是看在“同岁”的情谊上，也引起了马超的疑忌。另一件事也体现了这一现象，当时董卓征召司马朗入侍，司马朗拒绝应召，之后董卓表现十分愤怒和不解。因为司马朗与其亡子是同年被举为童子郎的，有“同岁”的情谊，所以董卓认为他不该拒绝自己。“同岁”之间还会经常举行酒会等聚会活动，唐朝科举制度在放榜后举行的庆祝宴会就是汉朝这一传统的延续。“同岁”做为当时的一种特殊关系，涉及了当时很多的社会关系，“同岁”的关系不光能比拟亲友，甚至是兄弟情意。不过它的反面效益好象更为突出，由于“同岁”的关系而结成的在官场中的同盟党同伐异，影响正当的察举道路以及造成党争的局面。一些人由于父兄的关系而当上孝廉进而成为正式的官员，本身毫无能力可言造成了官吏的不做为现象，有的人呆在家里拿军功领薪俸。一些有能力的人却无法得到任用更不用说是重用了，造成了朝廷的腐败，官吏的无能，也在侧面形成了门第观念，形成了之后的世家大户把持政权的现象。 看过了以上的一些内容后，就要重点谈一下汉末的官僚政治和选官制度的情况。一般认为，宗族乡党的批评是汉朝选举的唯一凭据，失去了这一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而乡里舆论是受到豪族左右的，他们在出仕州郡上拥有优先权，郡县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其垄断的；相应的孝廉的选举也就被豪族所垄断。世家大族势力的渗透，构成了汉朝官吏政治的突出特点。中央朝廷有名门世家，在各州郡也有名门著姓。对于乡里豪右著姓来说，依赖田地收入和广大农民就可以称霸一方，但是在制度上他无法构成进入官场的法定资格。官场以高度的组织化的专职官僚政府为基础，它可以在全国范围里调动各种资源、运用政治权利。通过进入官场来获得权利进而占有财富、声望，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固有规律，也是大多数世人的心灵写实，所以不光存在着不依赖宗党势力就可以形成官僚世家的可能性，而且这还是经常成为最大的权贵的途径。也就是说乡党可以孕育著姓，官场也能形成世家。对于世家的解释，在《史记》上就是世世有禄秩家。 在《风俗通义》中曾提到的察举“同岁”者子弟的行为，给人以一种为所欲为的感觉，但是事实的确是十分相近，这样的弊症在汉时末期是十分常见的。只是凭着郡守的权利和个人意志就任人唯亲，决定察举何人，哪怕只是初生的儿童。这种子弟蝉联的孝廉潜规则，只不过是官僚政治派生出来的一种官场现象。它显示了地方官员在察举上的重要地位，而地方官的这种权利却是来自于它背后的国家。对于原来的选贤任能这一基本原则的最大破坏，主要是来自权势的干预。当时的选任官员，许多人都会托关系、拉交情请权贵们帮忙，而原来权贵的子弟就更不用说了，互相扶持也就渐渐成为了风气。世家豪族垄断了官吏的任命，但是在专制王朝并没有得到重视，家世孝廉的产生不光形成了豪门著姓也使“同岁”的关系有了体现。家世孝廉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地方长官对乡里豪右的屈从，也在朝廷中所得到的权利。这种分瓜社会利益的行为，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现象之一。官员的产生既然离不开宗党的关系，在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时，他就会反馈他的宗党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而在官场中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不过由于宗党的局域性和原生性，它不能满足个人权势的增长，所以被举为孝廉的人反而亲“同岁”而疏亲友；利用“同岁”的关系所编织的关系网，是因为官场的关系而衍生出来的，比较乡里的亲缘纽带，这种关系网更能为个人的前程提供更大的帮助。在近代的官场，这种风气依然是十分的盛行，依靠“同岁”的关系来建立权势网络。而全国性的孝廉制度更提供了建立这种起跨州越郡的关系网的可能性，全国性的关系网也就帮助了这种关系的延伸和发展。所以有的人不惜得罪亲友，怠慢故里而结交“同岁”，所以时人认为这种风气的盛行，侵蚀了宗族秩序，瓦解了乡党纽带。与“同岁”关系类似的还有“门生”与“故吏”。这些也构成了汉末的密切的依附关系，袁绍的四世三公有着其庞大的关系网，所以在董卓处死了他的叔父袁隗之后，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和不满，之后袁绍起兵也得到了这些门生故吏的帮助和支持。由于这些门生故吏无疑更是加重了这些世家的权势，他们也为这些人提供了可以让他们利用的关系网。 在汉朝，选官制度已经十分完善了，从文法、能力、经术等许多项目都是选官的重要条件，乡里德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州郡考察能力，朝廷考察经术文法，所以德行在考察的环节上也只有一部分而不是贯穿始终的。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粗糙，使的权贵有机可趁，考察官员的过大权利使得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增加。直到唐宋的科举制，这种弊端才被抑制。非理性的对待考察，使得“同岁”等现象充斥汉朝的官场，数百年的积累使的世家豪门的势力根深蒂固，层层叠叠的关系网无法突破。“孝廉同岁”的现象与国家的体制与官僚政治密不可分，而当时社会的原始粗糙的选官制度也是重要因素。自汉朝以后，魏晋的士族门阀政治越演越烈，不过不健全的选官制度必然使其吏治败坏，所以最终在唐宋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