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节《诗学》·宋代诗学

宋代诗学

宋初去晚唐未远，故温、李之风由五季以流入，则西昆体兴焉。西昆体者，晏殊、钱惟演、杨亿、刘筠诸人所创也。亿尝集同时作者凡十七人，刻《西昆酬唱集》，皆温、李一派者。诗取近体，辞务妍华，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挦扯之讥。石介作《怪说》以刺之曰：“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蠢伤圣人之道。”盖当时杨、刘先后禁中，倡近体，为天下宗尚者四十年，故介疾之深也。顾兹体浮艳，易流轻桃，其后真宗以《宣曲》一诗，有取酒临邛之句，遂下诏禁文体浮艳，而其风始渐息。要而论之，杨、刘诸人，时际升平，故其为诗，雍容典赡，无唐末五季衰飒之气，此其胜也。然而专工对偶，疏于气格，词华虽丽，六义则缺，此其短也。清初吴之振作《宋诗钞》，遂置亿不录，良有所见。而纪晓岚乃称西昆体取材博赡，炼词精整，非学有根抵，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未免阿所好矣。

西昆之焰既戢，而苏子美、梅圣俞继起，称“苏梅”体。才力体制，尽翻西昆窠臼。梅诗旨趣古淡，有晋宋遗风，当时王曙叹以为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而欧阳修序其诗称：“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又序《子美集》曰：“当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子美独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可见宋初之诗，至苏、梅一变。《刘后村诗话》云：“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是故其时去西昆之风未远，前乎苏、梅者，有王禹偁，欲变之而未能，盖王无师友讲习也（见《叶水心语》）。至苏、梅稍变之，而和者尚寡，至欧阳修出而尽变之。自欧公以后，宋诗之源流，可得而述，则存乎师友讲习故也。欧公初年与梅圣俞齐名，称“欧梅”。《四库书目提要》论之曰：“宋初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而后人论宋诗辄称“欧苏”，《刘后村诗话》云：“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学者宗焉。”盖在初变之时，则梅为之倡，而欧为之继，梅既先死，而苏为后起，故或称“欧梅”，或称“欧苏”，时不同也。

论欧公之诗，抑有毁誉不齐者，李调元谓欧诗全是有韵古文。王渔洋则谓宋承唐季衰陋之后，至欧公始拔流俗。然李不喜宋诗，其言未足为允。渔洋称欧公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就其所长而言，是则七言古体其最也。《庐山高》一篇，盖欧公所自负，然非其至者，其与梅圣俞往还诸诗独佳（如《圣俞会饮时圣俞赴湖南》、如《镇阳残杏寄圣俞》、如《因马察院至寄圣俞》、如《见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如《尝新茶呈圣俞》、如《寄圣俞》等篇，皆七言长句）。欧公壮年，肆力于诗，中岁以后，则肆力于文。故与梅往还之作，独多亦独佳也。陈后山谓欧公不好杜甫诗，今观欧公《诗话》称杜甫者极少，有则比之王维，或称李、杜豪放而已，惟于昌黎则极称之（《诗话》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徐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人傍韵，乍还乍离，出人开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予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盖欧公为人，尝以昌黎之后一人自命，其文学昌黎，于诗亦然，其视诗亦等之昌黎所谓徐事而已。欧公痛晚唐诗人竞为绮靡，风云草木，填溢篇章，乃于小雪会饮日，创为禁体诗，不得用玉月梅梨絮练白舞鹅鹤等字。其有句云“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高寒窥冥漠”则其痛绮靡之作可知矣。其后东坡在颖亦举此体，所谓“当时号令君听取，百战不许持寸铁”即指此也。此欧公学诗也。

欧公之后，苏、黄之前，独推王安石。王渔洋亟称其七言长句，要之，荆公古近体皆能之。荆公尝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见《张刑部诗序》）。以故荆公之诗，一致力于杜甫，尝谓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见《老杜诗后集序》）。夫在宋之初，缀拾韩文者欧公也（见《记旧本韩文后》）。缀拾杜诗者荆公也，荆公作鄞令，得杜甫遗落诗二百余篇，而杜诗始窥其完，自谓于杜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亦见《老杜诗后集序》）。是其尊杜至矣。王渔洋曰：“欧公之后，学杜、韩者，以荆公为巨擘。”然又曰：“荆公狠戾之性，见于其诗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明妃曲》云“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又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不与明妃念汉，此渔洋之所以讥也）。”盖渔洋选七言，首录荆公以继欧阳后，然犹讥其狠戾。是则荆公之诗虽佳，而性情有未理矣。又在宋蔡绦论之曰：“荆公诗乏风骨，一味清新耳。”黄山谷亦谓荆公诗暮年方妙，惟格高而体下。由是观之，亦见其本质有未美处，不独渔洋讥之。

同时与荆公齐名者则苏轼也。近世论东坡之诗者，渔洋举其七言长句，以为子美、退之后一人。要之东坡诸体皆工，而七古为最。在宋张芸叟论之云：“东坡诗如武库初开，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无利钝。”是则论东坡之诗者，当观其大而已。若一一求之，微独东坡，即子美、退之亦岂能无可訾者欤。陈后山云：“东坡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后山亲见东坡，其所言当必不谬。今观东坡初年诗，则怨刺之作居多，晚年稍变之以豪放，亦适如后山之言。然则读东坡诗者，分别以观之可矣（东坡尝自举生平得意之句“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一联为其最，然实不止此也。其魄力之大，如《有美堂暴雨》诗起云“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其气势之雄迈绝似李白。又如《石鼓》一篇，波澜壮阔，亦似昌黎《石鼓歌》。《书韩干牧马图》似杜甫《骢马行》及《骠骑歌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则离别之情，迁谪之感，有同刘梦得矣。观东坡诗于古人无所不学，王伯厚称其诗如屈注天演，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斯言亦允。然自其大体观之，则后山之言为得耳）。其时集句之风最盛，荆公晚年尤笃好之。惟东坡则不然，尝《答孔毅父集句见赠》诗曰：“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小儿。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则其不贵集句，贤于荆公矣。

苏辙之诗次于东坡，语其七言长句，亦多可诵。综其全集，与东坡唱和者尤多，其诗才气不及东坡，而气体之苍莽则过之。观《次韵子瞻题孙莘老墨妙亭》、《次韵子瞻游径山》、《次韵子瞻游孤山访惠勤惠思》、《和子瞻焦山》、《和子瞻雪浪斋》、《书郭熙横卷》、《杨惠之塑维摩像》诸篇，皆东坡所有，而子由和焉。二子相较，一以才气胜，一以气体苍莽胜，釐然可见矣。至于兄弟友于之爱，往往流露于诗，老而弥笃。东坡《别子由》诗云：“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日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知君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而子由《和子瞻焦山诗》云“我知此地便堪隐，稻苗旆旆鱼斑斑。”则不以利达易其天伦之乐，是益可贵也。

苏、王而外，则江西诗派兴焉。江西诗派者，吕居仁当时所录，称“江西诗派图”，自黄庭坚而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无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江革、李錞、韩驹、李彭、晃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迈、夏倪、潘大观、林敏功、何颙、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凡二十五人，以为其源流皆出山谷也。夫山谷之诗，在宋代诚可为一大宗，然图中所列廿五人，惟后山可祧山谷，其他有诗传于后世者不过数人。至若何颙、潘大观，有姓名而无诗。王直方诗绝少，又无可采。且图中陈师道彭城人，韩驹陵阳人，潘大临黄州人，夏倪、二林邺人，晃冲之、江端本、王直方开封人，祖可京口人，高荷京西人，非皆江西也。其所谓江西云者，以山谷江西人，从山谷一派者，故谓之江西诗派耳。由是言之，江西诗派可论者，又只有山谷、后山两家而已。山谷出东坡之门，然而东坡独心折山谷之诗，数效其体。盖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资之高，笔力之雄，自僻庭户，实足配食子美（王渔洋语）。五、七言古律皆工，七绝则千篇一体，稍乏风韵耳。自王荆公提倡杜诗，其时风气尚未大开，至山谷而杜之风始盛。山谷诗学源流，盖得自其父黄庶及其外舅谢师厚。其父及其外舅皆学杜者也（见《后山诗话》）。虽然山谷之诗，非徒自诗中求之，观其论诗足以知之矣。山谷尝谓学者多不肯治经术及精读史书，乃纵酒以防诗，故诗人致远则泥，必皆离此诸病，谩及之可也（见《山谷集》中《与方蒙书》）。然则山谷教人为诗，在乎精研经史，是故山谷于诗虽学杜，而能自成面目，由其读书之功也。后山日：“山谷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谓山谷之学之行过乎杜甫也。洪炎序其诗，称“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色，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隐然见于笔墨之外。凡句法置字，律令新新不穷，包曹、刘之波澜，兼陶、谢之宇量，可使子美分座，太白却行。非若察察然如《新安》、《石壕》、《撞关》、《花门》、《秦中吟》、《乐游原》之什，几于骂者可比。”观洪炎之语，亦后山所谓学甫而不为者也。况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风节之高，老而弥劭。是故其诗可法，其人尤可法也。山谷断句最为人所称者，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论者谓其有克己复礼归仁之学。又其《江梅青松》诗云：“但使木根在，弃捐果何伤。”论者谓其师友相规，与植党者异，皆可称者也。马端临曰：“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致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见《文献通考》）。山谷亦自谓“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手不到。及在夔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掉，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是则山谷晚年，谪宦而后，其诗益进。今其集中年谱所编之诗录，正可按年求之，此则读山谷诗者，所略注意也。

后山之诗，乃学山谷者。其初学文于曾子固，及见山谷诗，爱不释手，卒从其学（见《后山集》魏衍《题记》）。或谓后山诗且贤于山谷，王原序其集曰：“后山之于杜，神明于矩镬之中，折旋于虚无之际，较苏之驰骋跌宕，气似稍逊，而格律精严过之。若黄之所有，无一不有，黄之所无，陈则精诣。其于少陵，以云具体，虽未敢知。然超黄匹苏，断断如也。”此论后山之诗贤于山谷者也。平心而论，后山之洒落，不如山谷，综其全集观之，大抵叹老磋卑之词为多，而山谷则否，此其所以不如也。当是时，江西诗派为众所趋，学山谷者往往规抚形似，惟后山虽师山谷，而实远祖少陵。山谷叹以为深得于老杜（见任渊《序》），信知言矣。魏衍又称其诗语精妙，未尝无谓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见于其中。是则读后山集者，尤当兼观其行及其际遇，以见其立言之旨，始为善学后山者耳。后山论诗曰：“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学之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白乐天尔。”此可见其师法古人之善也。又曰：“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此又可见其自为面目之处也。由其所论以观其诗，则后山之渊流及其真相，可以著矣。任渊论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是则读其诗者，最忌以死语观之，此尤其要者。后山诸体皆工，而五言古及五、七言律为尤工。虽然后山之诗多怨也，吾所谓其叹老磋卑之词为多。然则读后山诗者，以此短之可乎？曰：不可。后山尝自论之矣。后山作《颜长道诗序》曰：“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诗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妇之事夫也。为人之子而父不爱焉，为人之弟而兄不爱焉，为人妾妇而夫不爱焉，则人之深情皆以为怨。情发于天，怨出于人。舜之号泣，周公之鸥鸽，孔子之猗兰，人皆知之，惟路人则不怨，昏主则不足怨，故人臣之罪，莫大于不怨。不怨则忘其君，多怨则失其身。仁不至于不怨，义不至于多怨，岂为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此后山虽论颜诗，然实则自论其诗之言也。虽然平心而论，后山之诗，不能谓之不多怨，喜其多怨而不失身耳。观后山却章惇之见，以至终身不用，却赵挺之之裘，以至受寒而死，是岂少陵所能为者？故有后山持身之义，则诗虽多怨而无害，否则叹老磋卑，其言愈冷，其中愈热，鲜不至于失身不止，是未善学后山而得其害矣。害不仅在文字而在性情矣。性情之失，而身名随之，比比又皆是。吾实有所见而言之，欲以救今日学后山之失者，此非小故也。

江西诗派以黄、陈为巨子，其外尚有晃冲之一人，于宗派之外，又有晃补之一人，皆与黄、陈同时而以诗名者也。王渔洋论冲之《具茨集》，虽寥寥无多，一鳞片甲，殆高出补之之上。又论补之诗七言佳处，颇得东坡之逸（见《古诗选》）。然则二晃之诗，补之不及冲之矣。渔洋于七言古诗，取彼两家，而独遗后山，盖后山所长不在七言古诗，而二晃于此则未尝无可观者。是则论二晃又当独举其七言古体矣。

江西诗派终于北宋，延及南渡，则杨万里与陆游实传一脉，又可得而述也。南渡诗留传之富，卓然成家，以杨、陆二子为最。方回《流奎律髓》称杨诚斋诗：“虽沿江西派之末流，不免有颓唐粗理之处，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为南宋一作手。”然则诚斋之诗渊源得失可知矣。平心而论，以诚斋比之黄、陈，自是不及，惟在南宋，则必推其名家。周必大尝跋其诗日：“诚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出月胁之语。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补叙纤悉，曲尽其妙。”由是论之，诚斋之诗，盖无愧于名家者也。夫以诗论，则杨较逊于陆，若论晚节，则陆不逮杨。放翁晚年为韩倪胃作《南园记》，得除从官，诚斋尝寄诗规之，有“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句，则诚斋调乎远矣。况其立朝多大节，若乞留张拭，力争吕颐浩等配享及灾变应诏诸奏，大非浮薄诗人所能为。方回失节于元，乃有意低诚斋之诗，未可据为定论也。

若夫放翁诗派源于江西，则尤足详述。放翁学诗于曾几，曾几之学出于韩驹，而韩驹列名于江西诗派。一传为曾几，再传为放翁（见《诗人玉屑》）。赵庾夫《题曾几＜茶山集＞》云：“清于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其诗学渊源灼然可考也。放翁序曾氏奏稿云：“先生居会稽，某归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是故放翁之诗，忠爱感发，得所师矣。放翁作《吕居仁集序》又自称源出居仁，然居仁写《江西诗派图》，则亦江西一派者也。明乎此可以论放翁之诗。放翁有《文章》诗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汉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观其所论，则其取径之高又可见矣。刘后村论放翁诗曰：“放翁学力似杜甫。”又曰：“南渡而下，放翁为一大宗。”朱子亦称放翁诗“近代惟见此人有诗人风致”。然则在宋时已群推之耳。惟《后村诗话》载放翁诗，仅摘对偶之工者，已为皮相。后人选陆诗又略其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而取其流连光景，可以剽窃移掇者，转相贩鬻，放翁诗派，遂为论者口实。王渔洋论其诗坐沉郁顿挫少，毋亦误钦。惟《唐宋诗醇》论之曰：“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晨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咏歌以寄此意，此与杜甫之诗何以异哉。诗至万首，瑕瑜互见，譬之深山大泽，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荡涤。若捐疵颖、存英华，略纤巧可喜之词，而发其阂深微妙之指，实可与李、杜、韩、白诸家，异曲同工，追配东坡而无愧者也。”然则读放翁诗者，当善择而取之，毋为选家所误足矣。渔洋选放翁七言古，然其诸体皆工，七律尤长，惟排律及五言差逊。《四库提要》论其诗能自僻一宗，不袭黄、陈旧格。是在学者细意辨之而已。

杨、陆而外，当时有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子，称“永嘉四灵”。为诗力追晚唐，以矫江西派之失。四子之诗，所传只人各一卷，不足以窥其全。然虽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叶水心论诗，谓进乎古人而不已，何必四灵（《跋刘潜夫诗卷》）。可见当时学四灵者，已成一派矣。世所称四灵佳句，若徐照《冬日书事》诗：“梅迟思闰月，枫远误春花。”方回以为“思”字、“误”字，当是推敲不一乃得之。又若翁卷《晓对》诗：“梅花分地落，井气隔帘生。”《游寺》诗：“分石同僧坐，看松见鹤来。”《吾庐》诗：“移花连旧土，买石带新苔。”赵师秀《冷泉夜坐》诗：“楼钟晴更响，池水夜知深。”《病起》诗：“朝客偶知承送药，野僧相保为持经。”等句，专以练句为工。而句法又以练字为要，其所主盖晚唐姚武功一派（唐姚合为武功主簿，诗家谓之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其末流，遂写景于琐屑，寄情于偏僻），此与江西派为异者也。当时属此派者，若薛师石（《瓜庐诗》）、若葛元承（《东山诗》），其流不广。

若夫出入于江西派而不为其所囿者，则范成大、姜夔。石湖晚年始学苏、黄，白石则初年学山谷，而晚年则否。二家之诗，又可得而言。石湖早岁吟咏，实溯中唐而下，观其集中《夜宴曲》下自注曰：“效李贺。”《乐神曲》下自注曰：“效王建。”已明明言之。其它如《西江有单鹊行》、《河豚叹》，则杂长庆之体。《嘲里人》、《新婚诗》、《春晚》三首，则全为晚唐五代之音，其门径实可复按者。中年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较其才调之健不及诚斋，而无诚斋之粗豪。气象之阔不及放翁，而无放翁之案臼。允堪伯仲之间耳。

白石自三薰三沐师黄山谷。居数年，一语哄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为得，于是山谷诗亦束高阁（见其自叙）。盖是时喜宗江西者，皆落黄、陈窠臼，惟白石翻然而悟。故又自谓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也，则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亦见自叙）。由其言观之，故日白石初年学山谷，而晚年则否，可以知矣。凡一诗一文，必有一时之风尚。趋风尚者，虽贤达亦所不免，然众趋而趋，则逐人后不能自立。惟有学识者，于众中自辟门户。白石谓“学即病，不若无学为得”，非谓不学，谓不可随人所学而学之耳。不然，使白石而不学也，奚能成其为白石也哉。白石五、七言古亦工，惟不若七言律绝为妙。朱竹诧论其诗以一“清”字许之，曰惟清乃能丽密，真知白石者也。王渔洋称其诗能参活句，正以不深染江西派为佳。而《四库提要》论其运思精密，风格高秀，诚有拔出于宋人之外，足以傲视诸家。然则南渡诗家，能从江西派人，而不从江西派出者，又独推白石矣。

当时萧海藻、尤袤，皆以诗名，与杨、陆、范齐名一时。惟萧、尤二家诗湮没不存，间有传者，亦等丛残，无从论列，盖不得不付阙如耳。

南宋云亡，其时有爱国遗民，歌哭湖山，以诗传于后世，感动来者，则汪元量、谢翱为之尾声矣。汪水云《南山类稿》记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开元天宝之事，记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采《鹤田湖山李类稿跋》）。《四库提要》论其《醉歌》一篇，记宋亡事，直斥谢太后名，以为非体。然谢后首先奉表降元，堕节已甚，水云斥之，似非无意。谢翱《晞发集》桀骜有奇气。宋亡后所为诗尤凄恻动人。古、近体皆工，而五言律及七言绝为尤工。集中惟七言律体全阙，有佚亡矣。古歌行则最称《冬青树引》一首。大抵其乐府诸体，似李贺、张籍。近体则出入孟郊、贾岛。

此两宋之诗溯其派别，皆可论列者也。至于击壤晦庵，诗能悟道；信国叠山，忠义奋发，并以诗名。而《江湖集》，汇数千百家，学者当博观而自求之，盖悉数之不能终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