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专区｜点击就看司马光秉公直言坚持政治原则

说的是看嘉祐-治平年间《长编》的一些感想。

1. 两宫不合，司马光给皇太后、给英宗分别上书两边劝和。

是月，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仁宗皇帝忧继嗣之不立，念宗庙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聪明，选擢宗室之中，使承大统。不幸践阼数日，遽婴疾疹，虽殿下抚视之慈，无所不至，然医工不精，药食未效。窃闻曏日疾势稍增，举措语言，不能自择，左右之人一一上闻，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两宫之间，微相责望。群心忧骇，不寒而栗。臣是用日夜焦心陨涕，侧足累息，宁前死而尽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内则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则殿下之外甥婿，自童幼之岁，殿下鞠育于宫中，天下至亲，何以过此？又，仁宗立以为皇子，殿下岂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爱念，包容其过失邪？况皇帝在藩邸之时，以至践阼之初，孝谨温仁，动由礼法，此殿下所亲见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乱其本性。安得有此过失哉？今殿下虽日夕忧劳，徒自困苦。以臣愚见，莫若精择医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间，察其进退，有效则加之以重赏，无效则威之以严刑。未愈之间，但宜深戒左右，谨于侍卫，其举措语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闻，庶几不增殿下之忧愤。殿下惟宽释圣虑，和神养气，以安靖国家，纪纲海内，俟天地垂佑，圣躬痊复，然后举治平之业以授之，不亦美乎！” 光又以疏谏帝曰：“陛下龆龀为太后所鞠育，况今日为仁宗皇帝之嗣，承海内之大业，谓宜昏定晨省，亲奉甘旨，无异于事濮王与夫人之时也。近者道路之言，颇异于是。窃惟陛下孝恭之性，著于平昔，岂一旦遽肯变更！盖曏者圣体未安之时，举动言语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讹传，妄为增饰，必无事实。然此等议论，岂可使天下闻之也！伏望疾愈之后，亲诣皇太后閤，克己自修，以谢前失，温恭朝夕，侍养左右，使大孝之美，过于未登大位之时。如此，则上下感悦，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传之言，何能为损也！”

2. 濮议之争，他和台谏一样反对执政（昭文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不赞同英宗尊皇考。但他和吕诲等不同的是，上书中更加关注的是台谏上书是职分，不当因为台谏反对陛下和宰执而贬斥他们。

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於私亲之意，直为政府所误，以致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除改，见在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三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专秉大权，逞其匤臆。臣窃惟陛下春秋方壮，圣性钦明，而今日独取拒谏之名，受孤恩之谤，违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权，止於遂政府数人很心而已。不知於陛下有何所利而为之？臣不胜区区，深为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复询於政府，特发宸断，召还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为欢欣，诽谤之语更为讴歌矣。」不从。光遂奏请与尧俞等同责，且居家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诣政府，白以为人後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定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後来论列，既蒙谴逐，如臣者岂能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媿於心乎？」有诏促光赴经筵供职。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麤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行法有所偏颇。臣是用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媿朝廷之士，出则臱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

3. 治平四年，王陶以不押班为名弹劾韩琦专执国柄，君弱臣彊——不押班确有其事，但也确实更像是神宗初执政时期想要更替老臣的一个信号。当时也闹得沸沸扬扬，韩琦曾公亮待罪不出，吴奎支持韩琦说王陶怎可以罗织构陷宰臣，王陶反过来再骂吴奎攀附宰执的小人，以致两方双双贬黜。

司马光在这件事上，是略微倾向反对韩琦的，他上疏说一切的根由是王陶弹劾时宰臣没有从其所请，因而要求恢复押班的旧制。

但他仍然更加关注的是政治原则、君臣关系。比如认为罢吴奎参知政事太重了。

司马光复奏：“外议藉藉，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盖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虽今者封还诏书，径归私第，举动语言，颇有过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其罚太重，能不怪骇。如此臣恐其馀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宝，先帝梓宫在殡。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於四方观听，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质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负大谴，慑服陛下之英断，终蒙开释，衔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欢悦，诚无所损。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械系於狱。感王卫尉一言，赦令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况於一出入间，何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极意尽言。但为朝廷惜大体耳。”上不怿。

而与韩琦对立的王陶已然外放，司马光也认为不该因为其后续上谢表的言辞狂妄继续加罪。且确实“仁宗以来，宰辅权太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还帮神宗把如果王陶再次进言的斥责都想好了哈哈哈哈） 他也强调，他上书并不是为了保全王陶，而是要让臣僚知道君主和大臣之间的界限，不能有大臣欺罔君上的万一。

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诵，执政怒，将请其罪。司马光言：“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词狂率，恣为诋毁，多过其实，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责。审或如此，恐不可许。何则？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指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於下，方将奋乾刚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断，收还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详审，言语不密，流布远近。虽实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陈州，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特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重加责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於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但谕以躁人之辞不足深罪，前已左迁在外，岂可更加贬责。若其再三执奏，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讥切朕躬，非无过当之言，朕亦未尝加怒，欲以广开言路，岂可触犯卿等。则必欲再三责降，方为快意邪！’若又执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复应答，彼当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盖欲使其馀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万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并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臣复屑屑尽言者，诚荷陛下不世之恩，贪於报效，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

4. 治平四年四月王陶弹劾韩琦，六月风波渐渐平息，韩琦曾公亮回来处理政事。而八月，司马光又上奏章说：

八月甲辰，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臣能否，臣愚窃以为非也。伏望圣慈详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当御药院。或奸佞之臣豫设机谋以经营两府者，必不可用。”晡后，上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於何人，光即日具奏：中正有无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 光盖得之孙永，永亦尝以为言。上曰：“舜臣本隶温成阁，先帝常言其不才，昨阅边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缘中正也。”

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荐举贤能，纠案奸慝，论政事得失，述民间利病，皆令列於奏牍，明白启陈。其有尸禄偷安及挟私欺罔者，小则罢黜，大则诛窜，谁敢不尽公竭诚以承休德。如此，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於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不验其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臣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有知泾州刘涣等曲加谄奉，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俄而迁涣镇宁留后、知恩州，舜臣降华州钤辖，众人皆言中正所为，审或如是，中正弄权，已有明验。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将重足一迹而畏之，舆金辇璧而奉之矣！外议又言山陵礼毕，韩琦必求引退，两府当有迁补。臣窃虑两制以上万一有无廉耻之人，或阴结此属，以求进用者，夫以尧之聪明，咨於四岳，众言佥同，然后用人，犹失之於鲧，况可决於近习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誉左右，以求自售。齐威王所以赏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谓此也。昔汉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坏纲纪倾覆国家者，皆由人主与之谋议帷幄进退？臣故也。此乃治乱安危之本，不可不察。

神宗派内臣去外地询问对朝廷大事的意见确有其事，同月外放在外的富弼也上长奏折《论除拜大臣当密》，说陛下您派亲信问我（外臣）朝廷大事，会让两府大臣不安，因而纷纷求去，更可能因此让小人作祟，泄露朝廷机密。

司马光关心的同样也是这点，还进一步说，陛下您这样做，宰相韩琦必然自求引退，那就有人进补，肯定会有无廉耻之人趁此机会以求上进，风气的败坏是不能有一丝决口的。

如果从之前濮议、王陶弹劾韩琦等几件事情看，可能会以为司马光是不是就是反对韩琦（宰相），但确实不是。因为此事，他也确实又在维护韩琦。

所以，他既担心辅臣权威太重影响到君主，也担心君主不信任中书两府转而依靠可能会不靠谱的内臣。司马光从来是对事不对人的，他一直忠于的是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