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1962年， 一个上海影迷的美好时代

1962年， 一个上海影迷的美好时代 作者 叶智广 发表于2011-02-23 03:25《文汇报》在2011年1月19日有文章尖锐地提出：面对年票房过百亿的中国影市，“观众能有更多选择吗？” 　　叶智广 这本1962年的电影记录本详细记载了当时上海影迷享受到的电影盛宴。这几张图片是1月到6月的记录。 1962年11月15日沪上媒体刊登的演出信息 　这几张图片是5月到12月的电影记录。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字迹已模糊。 　　《文汇报》在2011年1月19日有文章尖锐地提出：面对年票房过百亿的中国影市，“观众能有更多选择吗？” 　　2011年1月21日有媒体为这个发问做了具体详尽的注脚：在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上，导演郑洞天列举了一些数据，“2010年拍摄出的影片一共有626部，但其中真正进入院线上映的只有120部左右，也就是说，有500多部没有人看到，80%的电影拍完就算了。”而120多部进入院线上映的影片101.72亿元票房里《唐山大地震》和《阿凡达》就卷走了20多亿元，占了总票房的五分之一，剩下的全是些或打打杀杀，或无厘头的低俗搞笑，或戏说胡说乱说的所谓历史片，观众能有更多的选择吗？ 　　1993年，为挽救萧条衰退的中国影市进行了被称作是“中国电影经受新旧体制交替时的分娩阵痛”的改革：自1995年起，由中影公司每年以国际通行的分账发行的方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好电影”，也就是后来被媒体追捧出来的所谓“大片”。 　　回顾15年来从《亡命天涯》到《阿凡达》的引进大片名单，能代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的电影竟然基本被好莱坞独家代表了。 　　笔者不禁想起最近整理旧物时偶然发现劫后余生的漏网之鱼：中学生时代看电影的记录。记忆突然变得清晰起来：进入中学后把自己每月看了多少电影，看了些什么电影记录下来，从1960年到1963年共计有4本。那时我还花了不少精力在上海各个旧书店、书摊把《电影故事》杂志从1952年的创刊号到“文革”停刊全部收集全了，当时新的每本1毛钱，旧的只有几分钱。每个月在任何一家电影院都能买到的排片表、看电影时免费提供的影片说明书（后来改为收费，不过价格也就一两分）、电影票票根都保留下来。这些私人珍贵收藏的命运，我想也许不少读者都能猜出来——在“文革”“破四旧”中灰飞烟灭。这4本电影记录是怎么成了漏网之鱼已经无法考证了。翻看已经有些发脆的再生纸的学生练习本上的记录，我自己也没想到无意之中留下了一段历史记录，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历史尘埃，可我相信对影迷而言就会在其中发现很大的乐趣，更没想到的是一不留神就制造了一件山寨“历史文物”！ 　　从1962年的电影记录来看，笔者一年看片125部，平均每三天进一次影院，而吸引观众进影院靠的就是“基本反映世界”多姿多彩多元文化的“好电影”，观众有很多选择。当时的主管机构中国电影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前者管进口外国影片、出口国产影片，后者管国产影片在全国的发行放映。两者各司其职，让观众有了很多选择。 　　再看现在，越来越豪华的环境、越来越大的银幕、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声势夺人的宣传阵势、越来越天价的明星片酬；而手捧爆米花桶喝着可乐的观众面对的是苍白贫血的影片。真不知这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最好的年代，还是最坏的年代。 　　深深怀念我的影迷生涯的美好时代。 　　【1962年】 　　1962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个特别的年份。说特别是因为被邓小平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59-1961）的饿肚子梦魇终于结束，是年隆冬透出了一丝暖意：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伟大领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要承担责任，大会开了20天还欲罢不能，“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显出一派宽松的气氛。 　　虽然“困难时期”物质极其匮乏，但是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大量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经典作品得以出版（尽管许多是用再生纸印刷）；文艺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当然没过两年全成了“大毒草”）。人民的文艺生活也相对丰富：上海舞台上中国各地方戏曲几乎都能看到，音乐会也是市民文化生活的保留节目，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和听众，就是被称为阳春白雪的话剧也有固定的剧场演出。我相信话剧爱好者都一定记得“上海艺术剧场”（“兰心剧场”旧名）和位于大光明电影院隔壁、南京路黄河路上的“长江剧场”（旧名卡尔登戏院，可惜今天不存在了）。 　　电影院就更不用说了，看电影是当时最普及、拥有最大数量受众的人民文化娱乐生活的方式。不过就是因为是人数最大的，所以看电影的观众也随着影片的类别而有明显的区分。比如看译制片的大多为大中学生和知识分子，国产片则很受蓝领阶层欢迎。作为“进口”影片的港产片则是市民阶层的最爱。当年有这么两句顺口溜：三天三夜为了“新婚第一夜”，千方百计为了“美人计”，说的就是港产片《新婚第一夜》和《美人计》的轰动一时。其实当年观众通宵排队购港产片电影票是常见现象，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上海那些时尚一族为了某部香港影片中明星角色的一个新潮发型、一件时髦服饰可以反复看片，然后仿制，有的还不惜高价求票，带上理发师、裁缝一起去观看。 　　看电影是受众最大的文化娱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票价便宜。1952年4月10日，上海市各电影院开始降低电影票价，一律2000元，这一平民价格维持了相当时间——当时的2000元相当于现在的2角。1962年，上海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821元/年，也就是68.4元/月。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度，各行业都差不多，每月最低40元左右，最高100元出头。生活最低水平低于每月人均8元就可以申请补助了。当时籼米每斤0.14元、面粉每斤0.17元（因为当时米供应不足，每月要搭配一定数量面粉），像粮食之类民生必需品一直维持这个价格。副食品在“困难时期”的“黑市”上每个鸡蛋5毛钱，一只老母鸡五六十元，所谓“高级糖果”每斤5到10元不等。1962年逐渐恢复正常，只是还有62种生活主要用品凭各种票券供应。 　　我家是属于普通工薪阶层，靠父亲一个月80元工资养活一家六口，母亲在“困难时期”下岗——按照当时的说法，下岗是为了“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平时粗茶淡饭的日子还不觉得怎么紧张，只是每到开学四个孩子交学费就捉襟见肘了——小学学费6元、初中12元、高中16元，还要书簿杂费，我们4个孩子一个初中两个小学一个幼儿园，要一次支付近40元学费就只能举债了。进了初中，我每月有三五元零用钱，所以对我来说最难的数学题是如何用这些钱来平衡每月的看电影预算。经研究终于给我找到了基本平衡的方法：尽量不看第一轮新片，时间差不就一个月嘛。实在挡不住诱惑就找学生场。第二轮、第三轮的片源选择更多，做到了补遗拾漏，每月也没有少看片，甚至比那些家境好零用钱多的同学看得更多，很符合1958年那条总路线——“多、快、好、省”，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就是“看片达人”。 　　不过变化总比计划快，有时也会有收支不平衡的时候，那时就要一咬牙挪用早点钱了。当时早点1毛钱能买1个烧饼（3分）1根油条（4分）再加1碗淡浆（3分）。“达人”也有麻烦的时候：家长会上被班主任举报我翘课去看电影不算，还怂恿同学一起逃课，老师向我的父母提了个合理化建议——别给或少给零用钱，让我早早领教了“经济制裁”的厉害！今天想起来还觉得：算你狠。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那个低廉票价的年代，让一个没有收入的中学生享受了极其丰盛的精神大餐。真不敢想象如果像现在这样动辄八十、上百的票价，那就要发生“一人看戏，全家挨饿”的“杯具”了。 　　【电影】 　　我个人认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即使不用盛世之类来形容也很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中国电影三大基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为骨干，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南方的珠江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也生产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不少还成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诞生地、中国电影事业的半壁江山，在中国电影史上书写的辉煌历史是无可置疑的，所以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在“文革”中成了重灾区也注定是它的宿命。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中国电影业也拥有多项第一：它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1946年10月1日成立时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更名），新中国电影的第一部故事片、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都在这里诞生。北京电影制片厂从1956年改为故事片专业厂后，先后拍摄了《祝福》、《林家铺子》、《青春之歌》、《革命家庭》、《风暴》、《红旗谱》、《洪湖赤卫队》、《停战以后》、《烈火中永生》、《早春二月》等多部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影片；成功改编拍摄了《杨门女将》、《野猪林》、《穆桂英大战洪州》等多部传统戏曲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一笔。 　　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家们把声音和语言提升到了艺术境界，经过他们再创作的外国影片令老外本人也惊叹不已。上译厂的那些经典作品和配音艺术家成了几代影迷心中美好的永久的记忆。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陪伴了几代人成长，它生产的美术动画片在世界上获奖无数。每一个影迷都为上海深厚的电影文化土壤骄傲。 　　还有一件更让上海影迷为之自豪的是由周恩来总理引发的“追星”潮。事情是这样的：1961年6月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7月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同与会代表游香山并进行了一次气氛轻松的座谈，其间总理突然郑重地说道：“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照，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明星的照片？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周总理第一次提到了明星的问题。随后三大制片厂选出的名单送到了总理办公室，最终由总理亲自选定22人——上影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影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影厂的李亚林、张园、庞学勤、金迪；八一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还有上海“青年艺术剧院”的祝希娟（她因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一片获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而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演员）获“新中国人民演员”称号。民间称为“22大明星”上海就占了8名。很快这22大明星的大幅照片就出现在全国大影院的入口大厅。当时上海的影迷还收集与电影有关的两种照片：一是电影插曲的歌谱照片，一是自己喜爱的明星照片。上海的大小图片社都有这类产品，图片市场上紧跟着出现了22大明星的图片，大受影迷追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追星”。 　　细想起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出现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除了周恩来总理之外还有一个人物功不可没——他就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先驱者之一的夏衍，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戏剧、电影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他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了中国新文化的经典。夏衍于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部长为茅盾）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为培养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新生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记录】 　言归正传，与影迷朋友共享我这本山寨文物。这只是我个人的观影记录，出于一个初中生之手，限于兴趣爱好、艺术品味、鉴赏能力、学识修养肯定会有种种不足和遗憾，但却忠实地记录下了1962年的电影市场。 　让我们来看看这本流水账： 　1962年一年看片总数125部，平均每月10部。其中译制片91部，占了总数72%。 　译制片来源有苏联，东欧各国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民主德国（东德），西欧有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西德）、西班牙，北欧有挪威、芬兰，美洲有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亚洲有朝鲜、缅甸、泰国，非洲有埃及（当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称得上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多元。 　让我们再来解剖一只麻雀，看看当年看片最多的5月，其中译制片具体都有哪些片子。 　英国1部，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拍摄的同名彩色故事片，英国著名的莎剧演员劳伦斯·奥利佛爵士饰演那个手有残疾还瘸腿的理查三世。你简直无法相信这与那个扮演英俊忧郁的哈姆雷特王子的竟然是同一个演员！领略英国舞台剧演员的精湛演技就从他开始。 　希腊1部，《伪金币》通过一枚假金币流落到不同人手中发生的故事，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希腊当代社会的浮世绘。 　民主德国（东德）1部，《他的真名实姓》是一部并不惊险的惊险片。 　苏联2部，我看完《智擒眼镜蛇》发现并不要多高的智商也能擒住代号眼镜蛇的西方间谍；在《教育的诗篇》中，教育家马卡连可在战时成功改造了一群不良少年，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马卡连可也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投身教育这一神圣的事业。 　保加利亚1部，《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让一个青涩少年看得“内牛满面”。一群年轻的男女学生在反抗纳粹占领的斗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牺牲得那么惨烈。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影片开头的旁白“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没有活够，他们还没有爱够……” 　拉脱维亚1部，《暴风雨前夕》讲述了十月革命影响下的拉脱维亚。 　匈牙利1部，《受气丈夫》是根据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同名喜剧拍摄的。匈牙利的喜剧影片当时深受广大影迷追捧。 　捷克斯洛伐克2部，一部是军事战争片《坦克部队》，一部是家庭伦理片《狼窟》。《狼窟》讲述一个豪门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利益支配下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像狼群一样撕咬。 　阿根廷1部，《收割》讲述一个封建大庄园底层农工的悲惨生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穷人命运同样惨。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当时已经有了原版片，这是怎么回事？当年为了提高上海市民的外语水平，让观众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外国优秀影片，有几个影院在周日上午（早早场、早场）专门放映公映过的外国影片的原版，而且是连字幕也没有的纯正原版。 　我记得看过的就有英国的《雾都孤儿》、《百万英镑》，法国的《三个火枪手》、《红与黑》，苏联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两姊妹》、《阴暗的早晨》、《1918》等。当时以我一个初中学生的外语水平是根本无法看懂的，可是我却乐此不疲，不怕看不懂，就怕看不到。其原因一是看过公映的译制片，二是可以再去找文学原著译本来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原版片竟然全部是彩色的！后来才明白因为当时受具体技术条件等限制，译制完后洗拷贝用彩色胶片成本太大，所以原版片变译制片后就成了黑白的。在原版片专映的影院，每场都可以看到不少胸前别着上海外国语学院校徽的大学生，还有红底白字校徽的教师，对这一群体我只能投以敬慕的眼光。这一件看来很小的“实事”却反映出当时开放的襟怀和颇有远见的眼光。 　细想起来自己喜欢上世界文学名著全是外国电影给的力。英国影片让我认识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王子复仇记》）、狄更斯[《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影片译名为《人间地狱》）]；法国影片让我认识了司汤达（《红与黑》）、大仲马（《三个火枪手》）、莫泊桑（《漂亮朋友》）；苏联影片让我认识了普希金（《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叶甫盖尼·奥涅金》）、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白夜》）、屠格涅夫（《前夜》、《木木》）、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跳来跳去的人》）、赫尔岑（《偷东西的喜鹊》）、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就这样电影又把我从电影院拉回到图书馆，到高中毕业时（1966年），我自修完了世界文学名著的普及课程。 　1963年2月，由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形势急转直下，不仅“影迷的美好时代”被终结，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在接下来的10年也一片白茫茫。 录入编辑：薛冬霞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1/2/23/5712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