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珠儿子回忆“玲华阿九”吴嫣的交游（孙曜东、张伯驹、福芝芳……）

（没想到这个组今年陆续还有人加入，疫情以来身心状况都不稳定，活儿多到无力出门还各种拖延，想来以前越是活儿多，越乐意在豆瓣发点儿东西，所以从更新做起吧。）

灯灯：《带雨云埋一半山：记我的父亲程述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这本书是上官云珠和程述尧的儿子回忆他爹的私人史，是著名的上官粉丝霸劳斯推荐给我的，关心黄宗英和上官八卦的不可错过。作者是个编辑行前辈的老先生，文字清通。其实1940年代上海电影明星和戏曲的纠葛不要太深，三卷本的《石挥谈艺录》和程之的自传相关内容更是俯拾皆是，有兴趣的可以关注，搬起来太累了。

本书京剧有关的内容主要在附录的《吴嫣》小传里。吴嫣是作者的继母，长三堂子里的玲华阿九，一度为著名的寿州孙氏子孙孙曜东的侧室，著名交际花，为潘汉年所用做一些地下联络工作。孙曜东又是张伯驹的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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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曜东的父亲孙多禔和大哥孙仰农，两代人都迷恋京剧……孙仰农更是把大部分家产用来支持组织票房，帮助这些老艺人能够生存下去。

20世纪20年代，孙多禔在上海巨鹿路安丰里自建一栋花园洋房和五栋石库门，花园洋房用于自住，石库门出租。其中一栋石库门专门用来赡养年老的伶工，最多时有几十人，晚上开饭要开几桌。这些老伶工中，有一位叫程君谋，是上海电影演员程之的父亲，号称票友中的谭鑫培，在安丰里住了有十年之久。程君谋白天到孙家给安排的银行上班，晚上回来，擦把脸就到孙家大客厅去，排戏说戏。

孙曜东受父兄影响，也成了戏迷。张伯驹结束了绑票危机后，马上离沪去了西安。张伯驹走后，孙曜东接过了他留下的整套京剧班底，把这些人安置在华山路孙家的一幢洋房的三层楼。白天孙曜东去上班，吴嫣则在家里，整日与戏工们在一起，练身段，学唱腔。

后来张伯驹发现吴嫣嗓音不错，适合唱老生，于是面授余派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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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为吴嫣教戏非常认真，经过一段时间，一次吴嫣随张伯驹到北京，张伯驹找机会带她去余家，那时正值吴淑艳因病家居，吴嫣当面唱给他听过。平时，吴嫣经常和余师的弟子孟小冬、杨宝森、李少春等相互切磋唱和，加上余派老琴师朱家奎、王瑞芝、杨宝忠的琢磨指导，在老生这一功上着实得了不少余派真传。

一代名丑艾世菊，富连成出科到了上海，年龄不到二十岁，即与孙多禔成了忘年交，并请孙帮他说戏，艾世菊也由此与吴嫣成了一世好友。我幼年时，艾世菊还在虹桥路别墅花园的草坪上教我翻过跟头，其实也说不上教，只能算是哄小孩玩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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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1932年从北京移居上海。……由于孙曜东与沪上京剧、文化界联系密切，因而常常携戏曲、书画方面的朋友进出梅家的客厅，吴嫣伴随左右，和福芝芳便也相熟起来。后来，福芝芳还让梅葆玖认了孙曜东和吴嫣为干爹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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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按，即《上海的红颜遗事》主人公姚姚）在上海音乐学院学声乐，“文革”初起就停了课，后来又被发配到苏北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回上海后一直没有分配工作。那个时候社会上只有8个样板戏，美声女高音没有用武之地，姐姐就跑来找吴嫣，向她讨教学唱戏。吴嫣除了白天扫地，晚间正好闲来无事，一教一学，也算苦中作乐。晚饭后，吴嫣端一杯茶，坐在椅子上，姐姐站在房间当中，端着身架，在吴嫣的指点下，一板一眼地学唱李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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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吴嫣进京，和我父亲一起登门看望张伯驹夫妇，重叙旧谊。

……从上海来时他们还特意带了一架卡式录音机，张伯驹和吴嫣各自清唱了几段当年余叔岩点拨过的唱段。张伯驹唱了“珠帘寨”“二进宫”，吴嫣唱的是“乌金记”“武家坡”“洪羊洞”。这次拜访后没几个月，张伯驹即于1982年2月病逝，这段录音或许就成为张伯老留于此世的绝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