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唯物主义肖像｜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

来自：西北大学出版社(天猫西北大学出版社图书专营店) 组长
2020-06-04 17:04:08

【编者按】Louis Althusser, Montesquieu,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9。中译本收入“精神译丛”，已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值此《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出版之际，特推送译者之一霍炬老师为本书作的《译后记》，以飨读者。为了方便手机阅读，霍老师特意将《译后记》作了缩减。在此向霍老师表示感谢。

孟德斯鸠的唯物主义肖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霍炬

一 1689年，孟德斯鸠出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整整一百年时间是“启蒙时代”的主体。孟德斯鸠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思想代表，他的关于法的理论是启蒙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他的理解决定了后世对启蒙遗产的基本态度。但孟德斯鸠的思想形象是高度复杂的，其观点含混矛盾，立论歧义迭出，语言精微迂回，同时代人（敌人、朋友、同党）对他就已经“商榷不同，喧议竞起”。在孟德斯鸠的思想中，唯物论和反唯物论；宿命论和自由主义；权谋手段和绝对道德观念等等融为一炉，诚实的评论者只能承认其观点混乱、自相矛盾，而十八、十九世纪至今大多数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人士则各取所需地将孟德斯鸠制造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先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尔都塞以他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进行的孟德斯鸠研究独树一帜，在至今六十多年思想史话语中得到了众多呼应，他称自己的研究是为孟德斯鸠提供更生动的形象。

1954-1955年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开设18世纪历史观念的课程，1959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一书，层层深入地从孟德斯鸠的新科学形式到阶级政治内核进行了分析。关于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这两个主题提示了分析的重点，既陈明知识生产的政治和历史条件，更强调政治“与”历史的有机关系，在历史实情中才有真正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孟德斯鸠目的是要创制一门政治的和历史的科学。

阿尔都塞为孟德斯鸠绘制的形象的“生动”性在于，将孟德斯鸠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展现孟德斯鸠的新方法、新对象和新发现，而不是用后人的眼光理解前人。阿尔都塞看到，孟德斯鸠的新发现隐藏在历史评论堆积出来的地层中，在对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双重抵抗中，孟德斯鸠确立了政治科学的边界：“不是从本质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它们的法则。”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论点隐含着时代知识革命的新声。这种思想特点在于：不关注人类政治的主体（不论这主体是上帝还是贵族），而致力于思考具体的过程（新的时代、新的事物具体发展的过程），并且特别强调没有明确的、可以一目了然的目的；同时，政治倾向也以迂回的方式在发挥着理论实践的功能，倾向关乎阶级，政治科学终究是阶级政治的科学。

《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全书共六章：“方法的革命”“法的新理论”“历史的辩证法”“三种政体”“分权的神话”和“孟德斯鸠的党见”，我们可以从内容上将其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讨论孟德斯鸠的政治科学方法，后三章侧重于描绘他的政治倾向在法的理论中的作用。

二阿尔都塞看到，孟德斯鸠“方法的革命”首先要清除来自神学和道德的奢望，“他只想从人类角度谈论事物的人类秩序，从政治角度谈论政治秩序”，而不是从上帝的角度谈人类，从道德的角度谈政治。经受过形形色色的攻击，为了与时代的成见虚与委蛇，孟德斯鸠只能在口头上赞同宗教和道德的作用，但他小心谨慎地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理解之：宗教和道德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达到社会治理的功利职能。这等于说神父们虔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信徒服从教化。在孟德斯鸠文本中，法的现实形态无限多样，但总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众法之前的法”，然而阿尔都塞指出，这个“众法之前的法”对孟德斯鸠所具有的现实斗争策略含义：这些永恒的法，存在于一切人类法则之前的法，是和宗教旧习进行的斗争中的掩体和庇护所，在那里保护他不受敌人攻击。出于论战的需要，出于对时代知识－政治斗争的考量，孟德斯鸠设计的目的在于将上帝和“众法之前的法”切割出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用口头上的尊重来保证实践上的自由。

反对宗教神学对政治科学的束缚只是斗争的一个方面，孟德斯鸠同时反对那个时代已经很普遍的自然权利论，以霍布斯和卢梭为代表的这种理论的特点在于以一种有待创造的社会理想为尺度来思考现实政治问题，从某种被虚构起源中寻找历史目的。阿尔都塞说孟德斯鸠强调思考具体的历史不应该以“理想国”为原型，政治科学的思考必须要以事实为前提，杜绝一切悬想预测，只有将绝对不可预测的经验现实变成科学的概念加以整合，才能形成一个知识的整体。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理论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特质使这种主流思想撇开事实，只关心权利，只关心“应当是什么”。夏克尔顿已经指出，孟德斯鸠对由人类社会前的状况进入到国家出现的模式不感兴趣。（《孟德斯鸠评传》）在《波斯人信札》中，他嘲笑了对社会起源的胡思乱想，在《论法的精神》中则对整个这种问题一笔带过。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古代儒家将“三代之治”视为理想，今天很多政治理论把“最不坏的制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根子就是这种想象性的唯心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孟德斯鸠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目的是维护由经验形成的政治科学的整体，明确拒绝用“应该是什么”去裁决“是什么”，只想从事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中推演出事物的法则，认为他在最具体的细节上维护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品德。

在与宗教的、道德的和自然权利的政治理论区别来开以后，阿尔都塞看到孟德斯鸠开辟了科学的康庄大道，形成了“法的新理论”。十七世纪之前，法的概念只指向以宗教和道德为内容的戒律和伦理，有特定的服务目的和目标，甚至自然权利的理论家们，也有相同的目的论结构，总是念念不忘“应当”和“必然”，当“实然”和“必然”发生矛盾时，就斥之为卑污庸俗。但当《论法的精神》说到“神有其法；物质世界有其法；高于人类的智能者有其法；兽类有其法；人有其法。”（第一章第一节）时，孟德斯鸠等于说作为立法者的上帝之上也有一个“神法”，不是上帝立法，而是给上帝立出了法，这法来自于上帝这个事物的具体性质，于是旧有的目的论开始坍塌了。

阿尔都塞以“历史的辩证法”为基点展示了孟德斯鸠新的积极发现，孟德斯鸠历史的分析指出整个人类历史及其所有细节都能够被理解的普遍原则。阿尔都塞是孟德斯鸠的读者当中最早赋予其以严整理论秩序的人，而绝大多数评论者都面对文本的混乱而束手无措，只能片面抽取个别思想加以演绎。孟德斯鸠之前，政治理论家们也都想要解释法的纷繁多样，但是他们往往只是描绘某种个别政体的性质，孟德斯鸠则强调种种特殊性质背后有统一的原则，而且这原则只来自于现实的作为总体的国家，每一种制度和习惯法的所有细节都是国家这个总体内在原则的体现。每个国家都有具体国情，各种国家和政体的具体多样性决定了法的精神。孟德斯鸠通过罗列的各种影响政体的因素向我们指出了一种复杂的辩证史观：国土大小决定了政体，同时还要考虑气候这个更重要的因素，还要加上土壤的性质、贸易、宗教等条件，最后这一切归入风俗，其他那些因素通过风俗间接地作用于政体。

更重要的是，孟德斯鸠的分析有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客观科学研究需要落实在政治力量之上，科学性和倾向性是政治科学发挥作用的两个必要条件，《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后三章内容就集中于对孟德斯鸠政治倾向的理解。

三在“三种政体”的分析中，阿尔都塞开始展示孟德斯鸠话语中政治分析的着力方向、党派倾向。虽然“共和政体”几乎只是一种“政治天使主义”，集各种美德于一身，人人平等，充分协商，和平理性，以至于在现实中绝难实行，是想象出来的政体，但其中也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民主制不希望“下层人民”（bas-peuple）掌握权力，他们愚昧麻木、自私自利，只配被精英所代表，“在政体中，就算是人民政体，力量也绝不应当落入下层人民手中。”（《论法的精神》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共和政体的法的目的全在于将人民教化成公民，而公民的德性在于服从显要人物的权力。

“君主政体”则是最现实的制度，其中最值得宝贵的是贵族，君主政体的基本法的特点是：“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四节）但贵族和僧侣这种中间阶层存在的必要性却并不来自于先天的德性，他们并不必然高贵，只是在政治设计上必须有此一环。贵族并非天生有理性，贵族的荣誉与道德也毫无关系，但在政治上十分有效：贵族的特权使君主免于僭越，使人民免于无忌惮。君主要防备人民造反，人民要防备君主暴政，结果任何一方都要依靠贵族，这是君主政体最深刻的法则。贵族的荣誉和美德是阶级统治术之一，谎言能够生产出真实效果。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说：一个主体被赋予了某种意识，让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他的现实活动、物质实践也就会按照意识的要求去做。贵族正是如此，他们用虚假的荣誉编织骗局，以至于最后自以为拥有特殊职责：出人头地、永远高贵、超拔于卑污生活、超越于平民之上的职责，并在有效地履行着这个职责。这种自我幻觉使君主政体成为孟德斯鸠所热衷的政治平衡的代表。

至于“专制”，则只是为了论证君主制的合理而形成的修辞，是隐喻和漫画，专制的恐怖既在于君主的暴戾恣睢，更在于没有中间阶层，没有保证平衡的基本法。孟德斯鸠对专制的描画是要让君主明白，贵族是保卫王权不受人民骚扰的堡垒。实际上，孟德斯鸠怨恨的对象是他那个时代的绝对君主政体。绝对君主政体是在贸易经济发展的时代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形成的集权政治形式，对传统贵族阶层的特权进行了限制，孟德斯鸠出身封建世族，在立场上属于不甘于其阶级在政治上没落的右翼反对党，对于绝对君主政体这种新形式严重不满，他所捍卫的自由是贵族们的特殊自由，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遍自由。在专制之下，大人物朝不保夕，惶惶终日，其实就是孟德斯鸠那个阶级在绝对王权治下的写照。但他并不直接显示这种焦虑，而是用人民革命的图景警诫现代君主，“人民若无首领，他们的力量是更可怕的”，（《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一节），要避免人民革命，就必须为人民找到首领和“大人物”（贵族），筑造坚固的堡垒，这是君主和贵族共同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好的联盟的基础。

孟德斯鸠对三种政体（民主制、君主制、专制），三种权力（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力量（贵族、君主、资产阶级）进行分析的理论实践，标示出阶级政治的新科学正在成长的轨迹。阿尔都塞在夏尔•艾森曼研究的基础上看到，孟德斯鸠的所谓分权理论只是一个“神话”：《论法的精神》中已写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永远相互掣肘，行政侵犯立法，立法干涉行政，立法干扰司法；因此，三权理论的要义不是“分立”，而是“联合”，将权力人为划分成君主、贵族和“下议院”（资产阶级），其目的是在维护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权力联合。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分割为形式的联合的主要防范对象是人民专政和绝对君主专制，主要受益者是作为中间阶层的贵族，他们声称可以形成“宽和”“平衡”的政体，最终保护了自己生命、家庭和财产。更重要的是，“人民大众”“底层群众”这种政治力量从来没有在孟德斯鸠政治分析中作为正面主角出现，却是所有统治结构指向的目的，这是他最隐秘的思想，有三种政体和三种权力，但实际上“力量”却有四种：君主、贵族、资产阶级和底层人民。阿尔都塞看到孟德斯鸠的未来体制是用更精巧的设计为君主政体服务，他的法律主义背后是他的“党见”（“党派之见”parti pris）。

《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孟德斯鸠的党见”。孟德斯鸠并没有超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立法，他所做的一切与他自己的“偏见”（党派意识）有关。比如，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根本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的诉求，而是站在他本人贵族阶级立场上的倾向鲜明的发言，他的思考是面对绝对君主制和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反对封建主的联盟的思考。阿尔都塞特别论述过“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理论，意识形态或“党见”永远存在，无处、无时无之，总是在历史中构成实践的力量，在阶级斗争中发挥着具体的功能。孟德斯鸠从自己时代的事实出发，借助“党见”，同时又超脱于一切小集团之外，规避了权力及其诱惑，从而确立了政治科学思考的边界。孟德斯鸠的党见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利用，乃是因为孟德斯鸠第一次展示了新环境下阶级政治的科学，不同时代的统治阶级从中发现了更有效地进行统治的方法。

四基于具体事实的客观性和基于阶级立场的倾向性这两大要素的有机结合是一切伟大政治科学发挥功能、形成知识的基础。我们在此约略比较阿尔都塞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可以发现他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也看到了和孟德斯鸠一样的政治科学形式。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的话语极为相似：陈述对象的法则，而对象的具体事例仅仅表现为这种普遍性的个别情况；他们都有自己的倾向和“党见”，孟德斯鸠要保护封建贵族政体，马基雅维利的目的是形成意大利民族国家；孟德斯鸠和马基雅维利都不得不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切断在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自明的真理，摆脱它的意识形态，从而得以自由地去奠定一种新的理论；同样，他们的新理论（关于法，关于民族国家的新理论）都超出了唯心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既有模型。相隔两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当然是不同的，马基雅维利关注事物在实际中的真相，带来了统一意大利的政治难题，而孟德斯鸠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性质，形成的是“法的新理论”。但在他们那里，纯客观的历史或政治法则都只能在“形势”（conjoncture，民族国家、政治党争、阶级斗争的形势）的激发下才能被生产出来，形势使法则发生了变形。只要服从于对形势的分析（而不是只服从于某种理论），政治实践的形态和配置就被形势彻底改造了，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政治结构、力量对比、敌友划分，不存在能够照亮一切的绝对真理。

阿尔都塞说，孟德斯鸠的理想国家的实现仅仅是个“必要的借口”，没有人可以做这个假设的先知。在科学研究中坚持唯物主义原则首先要放弃线性的社会发展史观，历史不会在自己的条件之外产生突然的跳跃，一种知识理论往往只能以“回溯”的方式才能企及。阿尔都塞通过马克思回溯到启蒙时代，通过孟德斯鸠回溯到马基雅维利，他指出有一条潜伏于人类思想地面下的唯物主义河流，总会时不时突出地面，虽然会被改动，在新河道的框范下形成新的样貌，但它总会发生实际的作用。举一个中国读者熟悉的例子：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家的思想就是跨过二百多年的时空在晚清发挥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经世致用、心怀旧主故国的民族主义被改造为颠覆封建皇权的利器，并非思想改造了世界，而是形势的发展使思想变成了适用的武器。

阿尔都塞用散文诗的语言为“唯物主义哲学家”绘制过一幅肖像，说这种人不拘泥于起源神话，不固步于理念玄想，追寻着自己的队伍，在矛盾重重的哲学丛林中漫游和战斗。虽然孟德斯鸠执守贵族立场，但他打击了各种起源、目的论，充分思考法的理论的复杂条件，奠定了政治科学客观知识的基础，最终在向封建主义退却的方向上为后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政治方案，就像一位航海士，在西方发现了想象中的印度（印第安人）。对我们而言，中国的前进需要汲取更多地下潜流的源头活水，面对历史走向未来，思考最具体的斗争和建设形势，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这是孟德斯鸠的唯物主义肖像可能映照出的教益。

阿尔都塞像

[法]路易•阿尔都塞著霍炬陈越译

内容简介： 本书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生前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的第一部代表作，是他进入理论成熟过程的里程碑。它不仅以精微深刻的阐释成为研究孟德斯鸠和现代政治科学诞生的一部经典，而且也包含着贯穿作者毕生思想的众多主题的开端，尤其是他独特的文本阅读方法和“理论迂回”的战略。

作者简介：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法国哲学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当代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变革影响深远。长期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福柯、德里达、朗西埃、巴利巴尔、米勒和巴迪乌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生前出版有《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和哲学》《立场》等十一部著作，以及《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等重要论文。去世后陆续整理出版的遗著已有《来日方长》《哲学与政治文集》《论再生产》《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等近二十种。

译者简介：霍炬，文学博士，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古典文论及中西思想史研究与教学，参与有关阿尔都塞的课题研究以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等文献翻译工作。陈越，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批评理论及相关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与教学，目前致力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理论的迻译与阐释。主要译著有《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现代君主论》《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校者，获第六届傅雷翻译出版奖）。主编大型学术思想文库“精神译丛”，并主持翻译多卷本《阿尔都塞著作集》。

目录：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序（艾蒂安•巴利巴尔）

前言

第一章方法的革命

第二章法的新理论

第三章历史的辩证法

第四章 “有三种政体……”

一.共和政体

二.君主政体

三.专制政体

第五章分权的神话

第六章孟德斯鸠的党见

结语

参考书目

关键词对照表

译后记（一）：孟德斯鸠的唯物主义肖像（霍炬）

译后记（二）（陈越）

封底文字：……他是独自一人出发的，没有什么老师，没有思想之母。他注意到自己必须要说一种新的语言，因为他在讲述一些新的真理。甚至从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里，我们都感受到一个使他所沿用的普通字眼崭露新意、焕发光彩的作者的自豪。在他简直是惊奇地目睹这一著作的诞生并为之振奋的那一刻，在他三十年为之努力工作的历程中，他都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们对这个发现早已习以为常了。而当我们称颂它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孟德斯鸠已经被固定在我们文化的必然性中了，就像天空中的一颗恒星，当我们把他纳入这片天空之后，也就很难想象他为了给我们展现这片天空所需要的大胆和激情。

——阿尔都塞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在这样那样的时代，都爱着一个不同的路易•阿尔都塞（正如这是我至死不渝的命运）——他的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这种绝对过度的充裕，为我们缔造了一个契约，就是不要总体化、不要简单化、不要阻挡他的步伐、不要使轨迹凝固不变、不要追求某种优势、不要抹杀事物也不要抹平，尤其不要做自私的打算、不要据为己有或重新据为己有（即使是通过那种名为拒绝而实为打算借此达到重新据为己有之目的的悖论形式）、不要占用过去和现在从来都不可能据为己有的东西。……他的工作的伟大，首先是因为它所证明的东西和它为之冒险的东西，是因为它带着那种复数的、散碎的和时常被遮断的闪光所穿越的东西，是因为它所承受的高风险和忍耐力：他的冒险是孤独的，不属于任何人。

——德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