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记忆的性别》导言

(Gail Hershatter)《记忆的性别》

2017-11-23 23:05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美] 贺萧（Gail Hershatter）

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版

从1996年到2006年这十年间，我和高小贤搜集了72位妇女的生活史。除了一位妇女之外，其他人在接受访谈时都已经年逾六十，很多都是年近八十或更年长。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们都已经记事或者成年，其中的大多数对30年代和40年代有全面深刻的记忆。她们中有几个在50年代和60年代还获得过全国或地方劳动模范的荣誉。有些是地方上的积极分子，有些担任过负责组织妇女劳动力的村一级干部，有的曾当过接生员。其他的则因为家庭情况或者个人偏好或者两者兼有的缘故，并未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她们中大多数人都在结婚数年前即被送到未来丈夫的家里。高小贤除了认识她在妇联工作期间曾见过的劳动模范以外，并不认识其余的妇女。但她和我们所访问的妇女们有时却发现，她们都在妇联的关系网络中有共同的熟人。这样的网络是妇联在陕西农村半个世纪的工作中产生的。

我们的受访对象大部分都居住在四个村庄中的某一个。渭南县的B村以及合阳县的G村位于以“关中”而闻名的陕西中部地区。关中——本意为“四关之中”，是沿渭河流域的一块狭长地带。渭河沿水平方向以西安为大致中心将陕西一分为二。南郑县的T村和丹凤县的Z村，地处陕西省下三分之一处的陕南（陕西南部）。陕南坐落在秦岭的南端，关中则地处秦岭以北。陕南的作物和气候更接近四川北部地区，而不同于陕西其他地区。关中和陕南皆有土壤肥沃和景色优美的地区，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整个陕西省都很贫穷，甚至到了21世纪初，陕西与中国改革时期繁荣的东部沿海城市之间仍有天渊之别。

与陕西北部地区很不一样的是，我们所走访的村庄并未当过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总部，因此在1949年前，共产党没有在这些村庄中的任何一个长期驻扎过。这些村庄在1949年前几十年也几乎没有受到中共延安总部活动的影响。直到1949年年中，八路军（当地依旧这样称呼）经过村庄，村民们才知道共产党。40年代，延安的妇女们在党的号召下被动员去参加劳动和政治活动，但是关中和陕南地区妇女劳动的变化却直到50年代才发生。

我们对其中的两个村进行过两次探访，并在三年后回访了G村的妇女，十年后回访了B村的妇女。我们对数个村子的老年妇女的成年子女们进行了采访。我们与曾在50年代参加过妇联组织工作并在农村长时间待过的妇女进行了交谈。为了理解妇女的记忆是否以及怎样不同于男人的记忆，我们访谈了一小部分的男人。他们与这些妇女同村，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村干部。我们发现在各方面都有令人惊奇的性别差异，从他们的时间感和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到他们与母亲的关系。我们采访的男人们比妇女们更严密地遵循着官方用语和历史分期，并极少开口谈论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我们的男性样本有限——在我们采访的村庄，与妇女们情况不同的是，年过七十还健在且条理清晰的男人则并不多。男人们的缺席提醒我们这些资料的短暂性，让我们的研究工程变得更紧迫。

我们询问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一系列变革：田野劳作、家庭劳动、育儿和婚姻——在这些带有明显社会性别指向的领域中，妇女的记忆经历不同于男人的记忆经历。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在整个50年代的农村地区持续发生变化，尽管一些妇女原有的家庭经济活动减少，但她们依然被带入前所未有的广阔的活动领域。然而，由于社会性别化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更，性别差异本身依旧是组织农村生活的核心原则，并为干部和普通村民所接受。

本书要问的是，从地方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了谁?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第一章“框架”介绍地点的重要性、档案馆资料的不完备之处、访谈的不可预见性以及记忆的可塑性。接下来的章节勾画出妇女们一生中所历经的各种身份：难民、领导、积极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模范、劳动者、叙述者。这些章节遵循着大致的时间顺序：“家里没人”是1949年前的故事，“寡妇”和“积极分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背景，“农民”是50年代中期，“接生员”和“母亲”（最难界定的时间框架）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模范”和“劳动者”是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叙述者”是从1996年到2006年——访谈的时间。

第二章“家里没人”探讨妇女们对混乱的民国时期和1949年共产党的到来的童年记忆。她们讲述自己作为穷人的孩子、难民、童养媳和农民如何在社会上流动并得不到保护。在当时的社会，女子出现在家庭以外的活动范围被视为伤风败俗。本章描述了后来成为劳模的难民山秀珍的流浪冒险经历和遭受的可怕伤害。此章追问的是，虽然那种说妇女在革命前困囿于家的故事明显不准确，但为何此类故事仍旧有着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第三章“寡妇（或领导的美德）”以50年代初期的全国土改运动和互助组的成立为背景。本章检视国家通过指派干部到乡村去长期居住以发展地方村领导所作出的尝试。我们可以将这些干部看成是国家支持的社区组织者。此章探索本地妇女与来自城市的年轻妇女组织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在对前者进行挨家挨户的动员工作的同时，还要忙于应对她们自己留在城里的孩子需要照顾的问题。

“寡妇”与第四章和第八章一起略加改造了提摩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对他所称的“国家效应”的讨论：形形色色的工作需要安置活动积极分子的效应，变革型的国家与被称为“社会”的东西相脱离，并高居其上。本章跨越我们通常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划分的模糊不清、流动不定以及不断被重塑的边界。一方面，我们探寻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在牢记国家规范的同时，探索更为分散的国家势力、国家意识以及自我的塑造等论题。在一个普遍认为国家在中国农村扩张的时期，国家意识是从哪里产生以及怎样产生?如何得以保持、被内在化或被扩展以囊括以前未曾涉及的人群?通过探索国家的偶然性、不均衡性，以及使国家看起来自然且持久的许多无休止的人力劳动和日常劳作，我们便能够严肃地看待国家，而不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20世纪50年代，“国家”不再是一个外部的、无关紧要的存在，而是常常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如妇女领导、积极分子或劳动模范。本章集中讲述曹竹香——一个年轻的农村寡妇被组织招纳并成为领导和劳模的故事。竹香的寡妇身份以及她拒绝再嫁的行为契合了农村的德行观念，并以复杂矛盾的方式增强了她在地方上的威望。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从各色各样的革命及其革命前的体裁中借用有关贤德女子的概念。尽管竹香德行无亏，但她在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初期不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却遭受了当领导的风险。

第四章“积极分子”，考量的是由年纪较小一些的农村妇女们讲述的为实施1950年《婚姻法》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的故事。50年代的适婚妇女们在面对他们自己的“知情人身份”、面对他们在等级内部掌控的职位、面对他们对地理疆域的控制时争夺合法性而产生的一个极为偶然的人工产物”。有关使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一个简单分界线的概念变得复杂化的中国领域内的研究著作，见许慧文1988年；傅礼门等1991年；傅礼门等2005年；戴茂功（Diamant）2000年；戴茂功、陆思礼（Lubman）和欧博文（O’Brien）2005年；裴宜理（Perry）1994年；马太（Dutton）2005年。

被动员去成为有文化和有政治觉悟的典范。她们生活在一个模糊不清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国家目标、乡村习俗以及亲属纽带缠绕在一起，其错综复杂程度远非文字资料所能传达。本章着手处理以下议题：政治活动对这些年轻妇女的吸引力；她们通过唱歌、跳舞和参加会议如何对乡村空间的重塑产生影响；她们对婚姻法运动投入甚多，却常常疏于打理自己的家务；少数几个妇女为离婚而作出的痛苦抉择。幼时曾烧毁钞票的朝凤即是这群妇女中的一个，她与婆婆的亲密关系比跟丈夫的要难以割舍得多。

第五章“农民”开启的讨论将会贯穿本书剩下的部分：妇女开始全职从事集体化农耕及其对妇女个人、家庭和农村集体带来的影响。对党和国家的有关当局而言，动员妇女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对妇女而言，新的组织工作带来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经历：愉悦的社交、经济及身体上的压力，曾是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纺织逐渐不被重视。在妇女的酬劳该如何计算上的冲突，以及她们记忆的关于何为公平、何为不公平的划分标准皆表明，尽管妇女工作的内容发生了改变，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依旧持续存在。

第六章“接生员”将一系列不断被丰富并肆意流传的关于生孩子如何危险的故事与国家运动宣扬的安全、卫生的接生实践进行对照。在全国各地农村，卫生局和妇联发起的培训农村新式接生员和复训旧产婆的运动，对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项效果稍逊的举措是设立可以集中分娩的“接生站”。20世纪50年代之后，技术熟练、在家接生的农村接生员仍然受到尊敬，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并为产妇们所信赖。然而，不符合或者有时与明确的科学进步的说法相抵触的故事仍持续困扰着个别接生员。接生员依旧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并常常容易受到伤害的形象，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

第七章“母亲”探讨的是接生员们帮忙实现的婴儿存活率上升所带来的预想不到的后果。妇女们进入全职农事活动的背后是晚清的文字中时常讨论的家务活的问题，然而这些讨论为新的革命话语所阻断。农村妇女们除了每天至少要腾出一部分时间在田里辛苦劳作以挣取工分外，还要负责做饭、缝衣、纳鞋底和保障家里一群孩子的安全。国家在集体化时期对家庭这个领域关注很少。发起的运动都是号召家庭要融洽，要抵制封建主义，要为集体工作。当需要妇女在田里劳作时，国家政策对农忙时节的托儿小组给予了一定的关注。集体劳动是唯一一种国家认可和看重的妇女劳动形式，家务劳动变得不受重视，并被打发到夜间去完成。本章要问的是，这个潜沉在历史地表的领域A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时发生了什么?如果国家话语并未记录这些变革，而是将它们视为既成事实，那么我们又能从何处去追寻这些变革的踪影呢?由于国家并没有提供一套语言去描述妇女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她们便求助于妇女深夜埋头做针线活这一古老的关于美德的喻说。国家需要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和生育尽管没有在集体化时期的语言中得到清晰表达，却存留在当代妇女们的回忆录中。她们描述了自己的美德、坚韧的精神和所遭受的苦难，对是否喜欢当母亲这一问题则言辞闪烁或者缄口不谈。让这一代妇女精疲力竭地生养孩子的经历意味着，当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颁布的时候，她们往往是这项政策最热情的拥护者。她们负责动员更年轻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农村妇女去节育。

第八章“模范”由两部分组成：妇女们如何负责植棉，以及少数几个在全国和地方上闻名的妇女劳动模范如何进入公众视野。国家有关部门选择并宣扬这些劳动模范们，她们的活动亦被呈现出来为更广大的公众效仿。这些劳动模范自身是集体的产物：她们为妇联的干部们所指认、培训和书写，并积极地参与创造自己的事业。在这个极其缜密的甄选和宣扬这些楷模的过程中，留下了罕见的、有名有姓的农村妇女的生活档案。然而，由于无论是这些档案还是个人的记忆都缺乏对内在性的记录，任何企图从传记的模式去理解这些妇女的生活的努力都会失败。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这些妇女劳动模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国家提供的词语来了解自己?就像阅读现代传记的读者们通常会做的那样，我们要求传记的主角们拥有并透露出明显的内在生命是否合适?第九章“劳动者”探讨的是，在“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的运动时间与家庭的内部时间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跃进”运动旨在对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重组，分配村民们去修建水坝、炼钢、增加作物产量。不断扩大的乌托邦式的计划承诺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使她们的劳动能够专门为这些新的工程服务。雄心勃勃的文件展示了这样一幅愿景图：孩子在托儿所得到照料、集体大食堂准备好食物给人们吃、碾米及缝制衣裳都靠机器、妇女分娩以及产后的护理工作从家中转移到工作人员齐备的接生站。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展开，其中得以开展的一项举措——大食堂——变成了饥饿和“大跃进”策略失败的同义词。

“大跃进”运动的惨败成为近来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研究的主题，A这些研究详尽并且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其中大部分的材料都未提及“大跃进”使陕西的农业女性化程度加深这一问题。除陕西外，“大跃进”或许还加深了其他地方农业女性化的程度。早在近些年剧烈的经济改革发生之前，许多男人就已经离开基本的农耕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集体化时期结束，妇女的田间劳动以及这种劳动促成的国家资源的累积，都是构成国家经济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经济改革也是以这些经济策略为基础的。

最后一章“叙述者”转向妇女在经济改革时期对集体化时期生活的追忆性叙述，探讨仍在进行的有关革命、批判和后共产主义忆旧情绪等议题的跨学科和跨地域讨论。本章追溯那些通常都被分开来研究的各个时期之间的关联：解放前（1949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市场社会主义时期，并说明这些时期之间存在累积叠加、相似之处和转变——这些都无法轻易地投映到传统的历史地标上。妇女们中的大多数都守寡或者照料生病的丈夫，与成年的子女们和新的经济秩序都有着复杂的关系。在这种新的秩序中，她们成了多余的存在。她们在农村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村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则已前往国内沿海城市或国外去务工谋生。在这些被掏空的村庄里，除了偶尔一两个废弃的集体食堂外，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或记忆的场所。这些妇女们讲述过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身边想听她们的故事或者了解那个她们曾经生活的但如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物质和话语痕迹的世界。A她们塑造了一种进步的叙事，将自己描述成女德的典范，在有关集体化时期的故事、记忆和制度都逐渐消失和不被重视的时代讲述她们的故事。这些年老的农村妇女们讲述自己的过去，对获得当下的关注提出了有力的要求。

《记忆的性别》导言节选

1938年，张朝凤五岁。母亲在外出一个月后返回家中。朝凤跟父母、祖父母以及从河南一路乞讨来到陕西的饥民们住在一起。她有一个哥哥，妹妹则在出生不久之后就被送人。随后母亲离家去给一户人家的孩子当乳母挣钱。

朝凤的母亲揣着一个月的工钱——全部是清脆崭新的法币，高兴地把朝凤叫到跟前。朝凤握着蓝色的票子，将它们举到房里唯一的油灯下，想看得更仔细些。太近了，“呼”地一声，钞票着火了。

对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件事，朝凤叙述得极为简略。尽管这个故事被极度轻描淡写且拥有灼炙的意象，它却敞开了一个让倾听者自行去想象的结尾。朝凤没有赘述细节，也没有说明当钱烧起来时她自己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亦没有去猜测母亲当时眼看着自己一个月的劳动成果——在送走第三个孩子之后才得以挣到的钱——化为灰烬后是什么感想。

朝凤在叙述中已经提及，钞票烧毁之后过了三四年，母亲因无法养活她，以四十斗小麦的价钱将她卖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不过，她并没有将烧毁的钱和她八岁便永远离开家乡去另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事实划上什么因果联系。这个故事孤零零地在一份长达22页的中文访谈稿中占据着三行多一点的空间：一个母亲的归来，瞥了一眼的蓝票子，一束蹿起的火焰。

记忆所在之处

记忆可以是生动、炽热和短暂的。让听者不安的是朝凤的故事里那种感官的直接性和未言明的毁灭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燃烧的钞票视为朝凤童年最严重的创伤，一个决定了她此后命运的事件，一个她生平自述的起始点。然而，我们只是在偶然以及顺带的情况下，才得以听到这个故事。

张朝凤一开始并没有谈论这件事。我和我的合作研究者高小贤去采访她是因为村干部们告诉我们她曾经是童养媳，1949年解放之后，她离了婚，和一个自己选择的男人结了婚，并在1958年被选为村妇女主任。我们本来是去听一个八岁即被卖的女孩如何成长为一个革命积极分子的故事。当朝凤讲述那个故事时，我并非很巧妙地打断了她，问了她出生时家中有几口人这样一个事实性的问题。“六口人，”她说，“爷爷，奶奶，爸爸，我妈，哥和我，”接着她顿了顿，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还有一个妹妹给了人家。”然后便是钞票着火的事。

这个故事对朝凤的意义依然隐晦不明。她讲这个故事时未带任何特别的情感，也没有停下来对故事作任何评论，紧接着她便继续诉说家里是如何贫困。一个历史学者也无法从这瞬息即逝的记忆里抽取出更多关于宏大经济背景的信息。朝凤的粗心之举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一个小孩能拿的纸币可以是一张，也可以是一卷，她的措词并没有对此作出区分。在20世纪30年代末，多家银行发行的蓝色纸币可能在陕西流通。朝凤没有具体描述在钱着火的一瞬间她看见的是什么样的纸币。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她不可能知道1938年一个陕西农村乳母的工钱是多少，也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为我们提供答案。更有可能的是，这个细节——如果我们确实掌握了细节的话——根本无法让我们估量朝凤家在失去这些工钱后还维持了多久。朝凤的家当时安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村里其他地方挤满了从河南逃荒来的难民。祖父和父亲寻找打短工的活计，母亲有时为别人摘棉花，每摘一斤原棉可以换取四个馒头。没有活干的季节，她就带着孩子们外出乞讨。我们需要知道成年人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大，要向当地政府缴多少杂税，地方的粮食市场如何运行，以及新抵异乡的外来家庭可以获得怎样的短工收入。而朝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被卖给别人抚养时，年纪都非常小，她很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朝凤的记忆无法让我们重新去捕捉一个孩子失去的世界，或是一个历史学者失落的社会，然而它却给了我们其他东西：出人意料。朝凤为我们引入了许多由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提供的主题，但她的故事使这些主题变得混乱、复杂，有时甚至与它们脱轨。例如，她确实成为了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和村里首批党员中的一员，然而她犹豫了数年，才最终跟那个虐待成性的童养媳丈夫离婚。她带着痛苦忆起这个决定，并非为这段婚姻而痛苦——她的丈夫常年离家在外工作，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极少——而是因为她与婆婆的关系极为亲密。党和国家提供的那些简单的从压迫走向解放的故事不一定是虚假或者方向错误的，但这些故事还不够。

我将朝凤对自己生平的记述称之为一个足够好的故事。我所说的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聆听朝凤及其他陕西农村妇女们的故事，并关注这些妇女们的叙述如何互相强化或互为矛盾，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能让我们去构建历史，然而这些足够好的故事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即我们对中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讲述为什么不够好，哪里不够好。

缺失的历史

1996年，我和高小贤开始在关中和陕南的村庄搜集农村老年妇女记忆的生活史。高小贤土生土长于陕西，是省妇联研究办的主任和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的秘书长。自从在1992年的一次会议上相识后，我们就一直谈论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农村的生活是多么不为世人所知晓，而中国新兴的妇女研究领域又是如何大多只致力于对城市的研究。我们希望在衰老和死亡湮没这些农村妇女之前，引出她们对20世纪50年代的叙述报道。

对我这样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而言，这项研究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填补我教学大纲的一个空白。我教授20世纪的中国史，志在囊括多种不同的声音和研究方法。在教授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时，我每年都会搜寻新材料为教学所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国家发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运动，力图对土地所有权、婚姻、组织工作、个人的自我理解、个人的社区和个人的过去等方方面面进行重塑。而官方关于这些运动的记录则往往是一张简单而乏味的清单：婚姻法、土地改革、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百花齐放、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官方的声音主导着这些史料，宣称国家的空间终于得以稳固：边疆已被修整，归入版图并得到保卫；党和国家均衡地管理国家内部，对领土有着全面的管辖。这种文件还为我们假设了一种可称为“运动时间”的新时间。这种新时间将1949年之前的历史与“解放前”这个词划分开来，并将国家运动与大众对这些运动的参与作为衡量当前的标准。这些运动中的每一项都相继经历了被发布、宣传、遮蔽、修正和废止的过程。聚焦的都是运动的目标，而非运动实施的不均衡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关于这些由国家发起的运动的描述基本上千篇一律，只在地方人事部门、社区摩擦的具体根源以及（近来多有讨论的）领导的失误程度等方面有差别。

这些运动在城市权力中心以外的影响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海外的社会学者们有时用难民访谈来弥补官方记录的不足，他们的学术研究着墨更多的必定是城市而非农村。最终，城市知识分子们一些长篇累牍的回忆录也加入这类研究，这些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他们如何最初对革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到后来遭遇越来越多的挫败，最后为国家拒斥并在1957年被列为右派分子的过程。但即使加上了他们辛酸的声音，这些运动框架之外的5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一块毫无特色的历史地域。

尽管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之多，他们在这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戏中却被归入跑龙套角色的范畴。从文字印迹来看，农民在50年代对土地划分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几年后为了土地集体化几乎无条件地放弃了获得的土地。他们抵制1950年的《婚姻法》并减弱了其效力。他们曾热切地参与到“大跃进”早期的活动中，砸碎炉灶并捐献出全部家当用来在后院炼钢，结果在“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地挨饿。这些国家措施在当时是如何被理解，尤其是如何被远离国家宣传中心的地区以及农村的妇女所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远比文字记载的资料更难获取。

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20世纪中期的陕西农村，妇女既是革命性变革的对象也是行为的主动者。随着1949年共产主义的胜利，中共政权对农村的社会关系以及理解这些关系所使用的类别范畴进行了迅捷有力的重组。这些类别范畴中有一项便是社会性别。当工作组在50年代初重新分配土地并计算配额时，他们将妇女算作是完全的家庭成员。当1950年的《婚姻法》对结婚和离婚作出新规定时，国家宣布停止买卖童养媳，并宣扬妇女挣脱包办婚约和终止受丈夫虐待的婚姻的事例。国家支持的扫盲运动吸引了妇女入“冬学”，公共医疗运动将受过无菌分娩技术训练的接生员送到农村。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展开，大的工作组将妇女吸纳为劳动者。有关土改、婚姻改革和集体化的早期报道都强调妇女如何积极参与这些运动，并表明农村妇女解放后的生活与解放前判若云泥，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农村重组和剧变中，农村妇女的声音，她们如何回应这些国家运动，她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50年代政策的影响——这些问题依旧陷于沉寂之中。在文字记载中，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妇女”形象随处可见。然而，在偶尔表现出对解放和集体化的热情以外，还拥有个人历史的有名姓的妇女却并不多见。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外的女性主义学者便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革命对妇女（包括农村妇女）带来的后果。这些研究聚焦在国家对社会性别改革的有限构想上，着重点主要是恩格斯关于妇女应该成为家庭之外的有偿劳力的理论。学者们指出，国家容忍妇女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导致妇女在母家和夫家都处于从属地位；国家在面对地方抵抗或者需要顺从其他当务之急时，乐于将社会性别平等轻描淡写或者将其置于其他当务之急之后；国家对集体的建构是以男性亲属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与早前关于国家运动的报道相似，这些关于妇女的学术研究必然依赖国家资料并且试图去考量全国范围内的变化。即使作者们带着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这些材料，他们也不自觉地将国家发布的政策视为主题。农村妇女主要是以被动员者的形象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作为国家特定干预行为（集体化、1950年的《婚姻法》）的热情拥护者，她们的声音亦清晰可辨，尽管她们担任的是公式化和常规性的角色。但她们是如何参与政府政策和地方社会实践，并如何在参与的过程中重塑自身——这些信息则更难以获取。

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文化历史——生活的纹理质地和细微差别，国家革命早期的感觉、意义和地方痕迹——仍然晦暗不明。作为一个已经在有关城市工人阶级、20世纪80年代女性、娼妓的研究书籍中运用过口头叙述的中国史学者，我担忧有关那段历史的可能的资料——铭记那些年的人们的声音——会很快变得难以获取。去发现在农村妇女身上发生了什么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采访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在世的妇女们，本项研究计划也开始于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则从一开始就与另一个问题缠绕在一起，即她们在时隔四十多年以后以及在历经这期间的种种事件之后，还记得什么？这期间的事件必然地改变了50年代所被赋予的意义。

我的研究合作者高小贤关注的问题既有重叠又有不同。她于1948年生于西安，对陕西农村非常了解。她童年有部分时间在陕西农村的祖母家度过，并在“文革”时期以“下乡青年”的身份返回到那里。她系历史学与统计学出身，也对口述史研究感兴趣。到90年代时，她在妇联及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让她参与到设计以妇女为中心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去。她很快认识到，8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农村改革深刻地受到50年代集体主义的影响。社区基础设施、街坊邻里动态、家庭关系、宅居与遗产继承模式、社会性别分工、个体欲望：所有这些都曾在集体化时期被重塑过，并为后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可能。她认识到只有将要改变的环境考虑进去，才能制定出良好的发展政策。她认定，探询集体化时代是如何塑造了妇女的生活与劳动便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在本科学习历史期间，她曾对妇女在家庭纺织中长期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感兴趣，然而这些问题虽被提出，却没有得到解答。

由于本项研究，我和高小贤各自展开了面向不同读者的写作计划。她打算利用从我们共同的调研中所获得的材料写一本中文著作：记录过去50年间农村妇女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兴趣在一系列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放置在我们对50年代的探索的中心，那么对于国家政策产生的影响以及地方对这些政策的吸纳和重组，我们可以了解多少呢？如果我们依据一个农村社区作为有利点，并认识到农村各个地区差别甚大，那么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集体化以及“大跃进”等50年代的国家运动对农村的妇女工作又有何影响呢？解放前，什么样的工作被认为是体面并且吸引妇女们的，这些工作在50年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农村的妇女生活是如何发生改变的？谁是主要的活动积极分子，她们在地方上的事件中有多重要？妇联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地方领导层是如何发展的？妇女工作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经济、家务劳动、性、婚姻以及育儿？社会张力的最大根源是什么？妇女对自身、她们与娘家的关系以及她们与夫家的联系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她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生活与她们的母亲和（外）祖母们的生活进行比较的呢？她们从当下回顾50年代，是如何将当时生命中发生的变故与后来的变化作出比较呢？历史学家琼·凯莉（Joan Kelly）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问道：“女性有文艺复兴吗？”如果她书写的是中国而非欧洲，那么她也许会问，中国妇女有没有发起革命？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并以何种方式发起的呢？

（本文节选自《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导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