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资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年民俗学（民间文学）暑期学校招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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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步 楼主 2020-07-31 19:55:03

  刘志伟《阅读<族谱>——从口述传统到书写传统》讲座纪要

  2020年7月29日下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民间文学）暑期学校第四版块民间文献第二讲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如期举行。本次课程的主讲人是来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刘志伟教授，他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阅读〈族谱〉——从口述传统到书写传统》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龙圣副教授主持。

  刘志伟教授首先阐明了本次讲座的一个出发点，即通过阅读族谱材料来考虑如何将书写材料置于口头传统视野中，或者说如何从书写材料中看口头传统和书写材料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联，并借此了解历史演变以及文化的各种形貌。

  刘志伟教授认为，民俗学最本质、最原始的出发点还是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当然，在民俗学者面对具有长时期书写传统和大量书写材料的社会时，也会尝试去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些方法和理论。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民俗学对于口头传统的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尤其需要对无文字或不用文字的社会引起重视，从而才能够更好地去理解无文字社会的认知、思维和表述方式，并进一步反思文字是如何塑造文明的社会。这就使得我们在面对口头社会和文字社会时，要思考如何将二者交叠起来进行考量，进而建立一种对社会整体性及延续性更有解释力的看法。刘志伟教授还特别提到有关口头传统研究的经典文本《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他指出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关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与荷马史诗的研究，提示我们去思考应该如何建立文本和口头的联系。

  在了解了书写与口述的关系之后，刘志伟教授提出“在面对作为文字书写传统资料的族谱时，我们应该具有怎样的利用态度”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学历来是用文献、文字书写来研究历史，至于将族谱作为研究材料则是相对晚近的。受到使用文字书写材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惯性影响，研究者在面对族谱时往往存在两种极端的态度：一是直接将族谱资料视作真实的历史记载；二是认为族谱资料存在大量编造内容，因此并不可信。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执着于族谱内容的真伪，刘志伟教授强调，我们需要看到这些用文字书写的族谱资料与口头传统之间的联系，并思考如何借用人类学、民俗学处理口头传统的方法来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字资料。

  为了使学员有更直观的认识，刘志伟教授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向大家展示了族谱的内容和形式。在此，他首先阐明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我们今天看到的族谱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并不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作为宋代的文化创造，族谱体例的形成与苏洵、欧阳修二人密切相关。因此，直接阅读他们的族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体会在族谱出现之初，作为文字记录的材料与口述传统是怎样的关系。

  接下来，刘志伟教授带领学员阅读了苏洵所编族谱中的《谱例》。在此过程中，学员们了解到苏洵是从其父那里得知祖先的故事，并且自五世向上追溯到一世。除依靠这种代代相传的口头故事之外，苏洵还借史书追溯家族郡望来证明苏氏的家族身份和延续性。在确定世系代数时，苏洵遵循了不出五代的原则，即世系谱牒的观念仍然是以五服的亲属关系为核心。基于以上阅读，刘志伟教授认为族谱编纂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即五服之内的口传祖先记忆、编撰者的文字记录以及史书记载的远代名人。由此看来，族谱在编修之初便是口头传统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因此，我们在运用族谱时有必要首先对二者进行区分和辨别，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它们是如何交互的。

  在解释了族谱是如何被编纂之后，刘志伟教授提出“人们如何记忆‘祖先’”的问题，以促使学员理解从文字书写和口头传统两个不同的层面理解祖先记忆。族谱是记忆祖先的重要文本，但实际上，尤其是在人类学、民俗学的视野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不是通过族谱去记忆的，而是依靠一些基本的口传方式去记忆祖先。比如对于没有文字的族群或人群来说，史诗是他们最常见的记忆祖先的方式，其内容一般涉及族群起源和不同部族之间关系两个方面。另一种方式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口传，该方式一般限于五服之内。在此亲属范围中，人们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比如拜年、婚礼、丧礼等，借由生活经验来形成记忆。不过，刘志伟教授也指出，因为这种方式涉及到诸多旁系，就代代口传而言还是有一定困难，与之不同的则是不考虑旁系的父子连名制。他认为，生活经验中的五服与单系的父子连名就构成了口头传统中关于祖先记忆的主要方法。

  在对通过口头传统记忆祖先的方式有所了解之后，我们还需要去考虑这样的口头传统是如何转变为文字传统的。刘志伟教授指出，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读书人，那么因其拥有学识而自觉地记录祖先故事的行为似乎并不难理解，但是，对于更广大的乡村社会来说，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为了解释这一问题，刘志伟教授向学员们列举了一种特殊的文献：家先单。透过家先单的事例，我们看到在某个南方畲族村落中，拥有文字传统的不是读书人或士大夫，而是师公。出于做法事的需要，师公将一家人能够记忆的祖先姓名记录下来，从而使口头传统变为了文字的记录，不过这种家先单上的谱系并不明确。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字传统的来源，即宗法的传统与师公的传统。在宋代以后的族谱编撰中，可以看到这两种方法的相互借用，借用的前提就是对口传资料的利用。

  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脉络之后再去看成型的文字族谱，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将其解构为原本的形态，进而在族谱中探寻文化和社会演变的一些逻辑。刘志伟教授强调，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单纯考虑这个家族出现多少名人，而是借由族谱这一材料发现社会是如何变化的。刘志伟教授阐述了对上午赵世瑜教授所引费孝通先生“文字下乡”一段话的理解，他指出，如果发现文字下乡了，那么便说明本来通过口传去记忆祖先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转变为用族谱文字的形式去记录。族谱反映了文字下乡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已经发生变化。当我们在运用族谱进行研究时，社会变迁的脉络便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此后，通过引述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的两段话，刘志伟教授强调了书写的族谱其实是宗族的“宪章”这一观点。在谱系书写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宗族的发展和结构，这也是我们在运用族谱进行研究时的重要依据。同时，虽然族谱看上去是对过去内容的追溯，但其实是对当下关系的一种展现。当现实关系的结构发生变化之后，也会带来口述“过去”的改变，而一旦形成了文字书写，宗族的历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正因如此，从口头传统到文字传统的过程，其实说明了宋明之后地方社会发生了士大夫化的转变。具体到宗族社会中则体现在两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现实生活的亲属组织到宗族的转变。这一过程使得原先自然存在的亲属组织，由于一套文化的改造而出现了向宗族关系的转变。二是联宗的出现。口传记忆中的模糊关系因族谱文字的编修而变得清晰，与此同时，通过族谱还可以将本身没有关系的人群联系起来。口传到文字的历史，不仅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士大夫化，而且也说明其背后的整合机制与转变。

  作为本讲座的小结，刘志伟教授指出从谱系中阅读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关于谱系内容的真实或虚构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在谱系形成过程中体现的究竟是口述还是文字可据，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而去了解地方社会的历史，乃至整个王朝的历史转型。所以谱系当中呈现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一些历史的关节点，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祖先故事的叙事结构及背后的某种文化、价值规范，而这些规范的表达、实现和遵守，则是通过运用宗族语言体现的。族谱是一套宗族的礼仪，人们透过如何讲述祖先来呈现他们对于历史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是一种文化的规范，能够反映文化演变的转折点与文化结构。在互动环节，刘志伟教授对于学员们提出的族谱书写与地方社会的士大夫化的关系以及研究者为无文字社会民众绘制谱系的合理性等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撰稿/黄军钧，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2019级硕士研究生） 来源：“民俗研究”公号https://mp.weixin.qq.com/s/ZUc45Xdtnr-bTFJSGD7f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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