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美）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伦敦时报》在他去世后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 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

大象

（美）雷蒙德·卡佛 著 汤 伟 译

我知道给我弟弟这笔钱是个错误。我不需要再有任何人欠我什么了。但当他打电话来说他付不出房子的分期付款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从来没在他的房子里待过——住在一千英里外的加利福尼亚州,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他的房子——但我不想让他失去它。他在电话里边哭边说，他正失去他挣来的一切。他说他会还我的,二月份，他说,也许会更早。但不管怎样，不会迟于三月份。他说他退税的钱已经快到手了。而且，他说，他有一小笔投资二月份就到期了。关于这笔投资他显得很隐秘,所以我没有追问细节。

“相信我，”他说。“我不会坑你的。”

去年七月，当他工作的单位个做玻璃纤维绝缘材料的工厂决定解雇两百个员工时，他丢掉了工作。从那时起他就靠失业救济金度日。现在他的救济金没了，存款也花光了。他不再有医疗保险。工作没了，保险也就没了。比他大十岁的妻子患有糖尿病，需要治疗。他只好卖掉一辆车——她的车，一辆旧的旅行车——而且,一周前他把电视机也送进了当铺。他告诉我他搬着电视机在当铺街走了好几个来回，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想当个好价钱,结果把背都扭伤了。最终有人给这台大的索尼电视机出了一百块。他跟我大讲这台电视机和怎样把背给扭伤的，好像这样就可以打动我，除非我的心比石头还硬。

“我已经彻底趴下了，”他说。“但你能帮我摆脱困境。”

“多少?”我说。

“五百。当然，再多我也用得掉,谁不能呢?”他说。“但我想现实一点。五百块我还还得起。再多的话，跟你说实话，我就吃不准了。哥,我不想开这个口。但你是我最后的依靠了。我和厄玛·吉恩很快就要流落街头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他说。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些都是他的原话。

我们又谈了点别的——大多与我母亲和她的问题有关——但长话短说，我寄了钱给他。我不得不这样。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其实——不管我觉不觉得,结果都一样。我在寄支票给他时附了封信,说他应该把这钱还给母亲，她就住在他那个镇子里，她既穷困又贪婪。过去的三年里,不管刮风下雨，我都按月给她寄支票。但我想如果他把欠我的钱付给她，这就可以让我脱离困境.喘上口气。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两个月不用为那笔钱发愁了。而且，这是实话，我觉得他可能更愿意把钱付给她,因为他们就住在同一个镇子里,经常见面。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想保护一下自己。因为尽管他有还我钱的良好意愿,但意外总是存在的。它会妨碍良好意愿的实现。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不知不觉地。但他不会坑他自己的母亲。没人会那样做。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写信,试图让大家明白什么是要做的，什么是可以期待的。我甚至往我母亲那儿打了好几个电话,试图给她解释清楚。但她对整个交易持怀疑态度。我在电话里对此作了一番解释,但她还是很怀疑。我告诉她三月一号和四月一号的那笔本来该我出的钱将由比利出，他欠我钱。她会得到她的钱的，不用为此担心。惟一不同的是不是由我而是由比利来付这两个月的钱。他会付这笔通常由我寄给她的钱,而不必先把钱寄给我，再由我转寄给她，他会直接付给她。无论怎样，她都没必要担心。她会得到她的钱,但在这两个月里钱将从他那儿来——来自他欠我的钱。我的天哪，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来打电话。真希望我每写一封信就能挣五毛钱，告诉他我告诉了她什么,再告诉她可以从他那儿期待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我母亲不相信比利。“如果他拿不出来怎么办?”她在电话里对我说。“那怎么办？他的境况很糟糕，我很同情他，”她说。“但是，儿子，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他没钱给我呢？如果他付不出呢？那怎么办?”

“那样的话我会付给你，”我说。“就像从前一样，如果他不付，我付。但他会付的，别担心。他说了会付就会付。”

“我并不想担心，”她说。“但我还是担心。我担心我的儿子们，其次我担心我自己。我从没想到过会看见我的一个儿子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真高兴你爸不用活着看到这些了。”

在三个月里我弟给了她五十块钱，这钱是他欠我的,应该由他付给她。或许他给了她七十五块。有两种矛盾的说法——他的和她的。但这就是他该付给她的五百块钱——五十块或者七十五块，看你愿意相信谁的故事。我只好把剩余的给她补齐了。和过去一样，我不得不往外掏钱。我弟弟完蛋了。这是我妈打电话来要她的那份钱，我给我弟弟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时，他对我说的——他没戏了。

我妈说:“我让邮递员去他车子里査査,看看你的信是不是掉在座位后面了。然后我去问周围的邻居是否错拿了我的信。为这事我急得都要发疯了，宝贝。”她然后说，“一个母亲该怎么想这件事?”在这件事里谁会去关心她的利益？她想知道这个，她想知道什么时候她能收到她的钱。

我这才给比利打了电话，看看这只是个简单的拖延还是彻底的崩溃。但据比利说，他没戏了,彻底玩完了。他正在卖房子。他只是后悔没早点开始并希望能尽早脱手。房子里已没有能卖的东西了。除了用来吃饭的桌椅外,其他的东西都被他卖光了。“我希望可以去卖血，”他说。“但又有谁会买？就我这运气，我可能患有不治之症。”自然，投资这档子事没有成。当我在电话里问到这，他只说没能兑现。退税的钱也没到手——联邦税务局把退款给扣下了。“屋漏偏遇连日雨，”他说。“对不起，哥，我也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

“我理解，”我说。我确实能够理解。但这并不让我好过些。不管怎么说，我没从他那儿拿到我的钱，我母亲也没有。我只好按月给她寄钱。

我很痛心，真的，谁不会呢？我为他难过,希望麻烦没找上他的门。但我自己的后背也顶到墙了。但至少，从今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他再也不会找我要钱了一考虑到他还欠着我的。没人会那样对你的。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但这只能说明我是多么的无知。

我卖力地工作。每天一早就起来去上班，一整天都在努力工作。回到家就一屁股坐进那张大椅子,动都不想动。费好大的劲才把鞋带松开。然后我就那么坐在那儿，连起身打开电视的力气都没有。

我为我弟弟的麻烦感到难过。但我也有我自己的麻烦。除了母亲外,还有另外几个人在我的薪水单上。我有一个要按月寄钱去的前妻。我必须这么做。我本不想这么做，但法庭说我必须这样做。我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柏林罕的女儿,我每月都得给她寄点什么。她的孩子要吃饭,不是吗？她和一个连工作都不想找的卑劣家伙住在一起，一个你给他一份工作他也保不住的家伙。有一两次他确实找到份工作，但他要不睡过头了，要不就在去上班的路上车坏了，要不他干脆就不去了,就这样，连句解释都没有。

很久以前,有一次，当我还像一个男人一样想问题时，我曾威胁说要杀了那个家伙。但这是不相干的事。此外，那个时候我酒喝得很凶。不管怎样，这狗曰的至今还在到处闲逛。

我女儿会写些这样的信给我，说他们怎样靠吃燕麦粥度日，她和她的孩子们。（我估计他也在挨饿，但她知道最好别在给我的信里提他的名字。）她说只要我稍稍帮她一把，到了夏天她的情况就会好转,她确信到了夏天她就能缓过气来了。实在不行的话——但她确信肯定行，她有好几个备用方案——她总可以在装鱼罐头的地方找份工作,那里离她住处不远。她将穿戴着橡胶套鞋、橡胶衣服和橡胶手套，把三文鱼往罐头里装。或者，她可以在路边的摊子上,向那些坐在车里在边界那儿排队等着进入加拿大的人兜售根啤酒①。大夏天坐在车里的人一定会口渴，对不对？他们会嚷嚷着要喝冷饮。不管是这份工作或那份工作,无论决定去做哪份工作,到了夏天就好了。她只需要度过这一段，这是需要我的地方。

①一种味道有点像啤酒但不含酒精的饮料。

我女儿说她知道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她想像别人一样自立。她再也不愿意把自己看成个受害者。“我不是个受害者,”有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只是个年轻女人，有两个孩子和一个跟我住在一起的婊 子养的懒鬼。和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我不怕吃苦，只要给我一个机会。这是我对这个世界惟一的要求。”她说没钱对她自己倒是无所谓。但在转机和机会降临前，她最担心的还是孩子。孩子们总在问她姥爷什么时候来看他们,她说。就在这一刻他们正在画那个汽车旅馆里的秋千和游泳池,一年前我去看他们时在那儿住过。夏天是关键所在,她说。如果能坚持到夏天，麻烦就没有了。她的状况就会改观——她知道会。我的一点点帮助会让她熬过这一段。“没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爸。”这就是她说的。我的心差点碎了。我当然得帮她。我为自己差不多能帮上她而感到高兴。我有工作，不是吗？和她以及我家里所有人相比，我已是事业有成了。和其他人相比，我走在康庄大道上。

我寄去了她要的钱。她每次开口我都寄钱去。后来我对她说，如果我在每月的第一天给她寄一笔钱，不会很多，但毕竟是钱,事情就会简单得多。这是她靠得住的钱，不是别人，而是她的钱——她和她孩子的。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我真希望有个办法,让那个跟她住在一起的狗日的吃不到用我的钱买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桔子或一片面包。但我做不到。我只好把钱寄给她，不去担心他是否很快就会大吃特吃我买来的鸡蛋和点心。

我的母亲、我的女儿和我的前妻。不算我弟弟，已有三个人在我的薪水单上了。但我儿子也需要钱。高中毕业后，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他妈的家，去了东部的一所大学。那么多的地方，他偏偏选中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大学。有谁听说过新罕布什尔州？但他是这个家庭里（父母两方全算上）第一个还愿意去上大学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起先我也是这么以为的。我怎么会知道它最终会让我焦头烂额。他从银行东借西借地来维持生活。他不愿意在上学的同时再做一份工作。这是他说的。那当然，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甚至有点同情他。谁喜欢工作？我就不喜欢。但当他把眼前能借的都借了,包括足够去德国上大三的钱,我不得不开始给他寄钱,很多的钱。当我最终说我不能再寄了，他回信说如果那样的话，如果我真的是那么觉得的话，他就去贩 毒或者去抢 银行——他不得不做的事来挣钱为生。倘若他不被击毙或送进班房的话，我就该庆幸了。

我回信说我改了主意，我可以给他寄点钱。我还能做什么？我不想在手上沾上他的血。我不愿意老去想我的孩子被抓去坐牢了，或其他更糟糕的事。我的良心已经够沉重的了。

这已是四个人了,对吧？还没算上我弟弟，他还不是个常客。我眼看就要疯了。我不分白天黑夜地担心,睡也睡不着。每月付出去的几乎和我挣来的一样多。你不需要是个天才或懂经济学就会明白，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我只好借了笔贷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成了我另一份按月的付款。

我开始削减开支。比如，我只好停止外出用餐。我因为一个人生活，在外面吃饭是我喜欢的一件事，但这已成为过去。想看电影时，我也得提醒提醒自己。我买不起衣服，不能去看牙医。车子眼看就要散架了。我需要双新鞋子，但还是忘了它吧。

过上一阵我会觉得受够了,我就给所有的人写信，威胁说我要改名换姓，告诉他们我将辞去工作。告诉他们我计划搬到澳大利亚去。是这样，我说去澳大利亚是认真的，尽管我连澳大利亚具体在哪儿都不知道。只知道它在地球的另一端，而这正是我想待的地方。

但具体到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会搬去澳大利亚。他们拿定了我，他们知道这点。他们知道我很绝望，为此很难过并告诉了我。但他们断定到了月初，当我不得不坐下来写支票时，心中所有的火气自然都会烟消云散的。

在收到一封我说要搬到澳大利亚的信后，我母亲来信说她不再想成为我的累赘了。等她腿上的肿一消，她说，她就去找工作。她今年七十五岁，但她也许可以再回去做女招待,她说。我给她回信，叫她别说傻话了。我说我很高兴能帮助她。我确实是。我很高兴能帮她。我所需要的是中个大奖。

我女儿知道去澳大利亚只是我告诉大家我受够了的一种方式。她知道我需要喘口气,需要些鼓励。所以她写信说她将把孩子让别人看着,自己季节一到就去装罐头。她年轻有力气，她说。她觉得她可以一周工作七天，每天上十二到十四小时的班。她要做的就是告诉自己她能行,让脑子兴奋起来,身体自然就会响应。她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看护。这是件大事。了解到工作时间会有多长，和孩子们开始时会有多亢奋（这是由于他们每天吃那么多的冰棍、巧克力棒和巧克力豆之类的东西。孩子们就是喜欢吃这样的东西，不是吗?）就知道这需要一个非常特殊的看护了。尽管如此，她觉得只要不停地找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但她需要买工作用的套鞋和衣服，而这是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儿子来信为他在这件事里应负的责任道歉，觉得如果他把他自己的事一次性地彻底了结了，对他对我都更好。就说一件事，他发现他对可 卡因过敏。它让他流泪,也影响到他的呼吸。这意味着做毒品交易时他无法亲自品尝。所以他经销毒 品的职业还没起步就已经夭折了。不活了，他说，最好在太阳穴那儿来一枪，当场死掉。或者去上吊。这样就可以免去借枪的麻烦，也可以把买子弾的钱省下来。这些是他在信里说的,如果你能相信的话。他在信里附了一张他去年夏天在德国上学时的照片。他站在一棵大树的下面，粗大的树枝就在他头上几尺处悬着。照片里的他面无笑容。

我前妻在这件事上没说什么。她没说的必要。她知道每个月的第一天她会拿到钱的，哪怕它不得不来自遥远的悉尼。如果没拿到,她只需要拿起电话，打给她的律师。

以上是我弟弟在五月初的一个下午打电话来时我的处境。那天我开着窗户，宜人的微风穿过屋子。收音机响着。屋子后面山坡上开满了花。但我在电话里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开始冒汗。自从我们就那五百块钱发生争执后，我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所以我不相信他会试图打动我,好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钱。尽管这样我还是冒开了汗。他问我的情况怎样了,我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薪水单和所有其他的东西。我说了燕麦粥、可 卡因、装鱼罐头、自 杀、抢 银行,以及我怎样无法去看电影和下馆子。我说我的鞋子上面有个洞。我说了自己无止境地给前妻寄钱。当然，这些他都知道。我说的一切他都知道。尽管这样，他说听到这些让他很难过。我不停地往下说，反正话费是他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想,比利,你怎么来付这次通话的钱？最后我明白了是我将为这次通话付费。用了不到一分钟，谁付电话费的事就定了下来。

我看着窗外。天空是蓝色的，有几片白色的云彩。几只鸟儿附着在电话线上。我用袖子擦了擦脸。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突然停了下来，呆望着窗外的群山，等着。这时我弟弟说:“我不想求你，但——”他说到这里时，我的心往下一沉。紧接着他就提出了请求。

这次是一千块。一千块！他的状况比上次打电话来时更糟了。他给了我一些细节。要账的就在门口——大门口！他说——他们用拳头砸门时，窗户哗哗地响,房子在晃动。砰、砰、砰,他说。没有地方可藏。他的房子眼看就要被掀掉了。“帮帮我，哥，”他说。

我到哪儿去弄这一千块钱？我使劲握住话筒，离开了窗口，说，“但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我。这怎么说?”

“我没有吗?”他说，做出很惊讶的样子。“我还以为我还了。不过，我想还来着的。我努力来着的，老天爷，帮帮我吧。”

“你本该把那笔钱付给妈的，”我说。“但你没付。我不得不按月给她钱,和过去一样。这事没完没了，比利。你听着，我每往前走一步，就后退两步。我会沉下去的。你们都会沉下去，你们拉着我和你们一起往下沉。”

“我付了一部分给她，”他说。“我确实付了她一点。为准确起见，”他说，“我付了她一点。”

“她说你给了她五十块钱，就这些。”

“不对，”他说,“我给了她七十五块，她忘掉了另外的二十五块。有天下午我在那儿，我给了她两张十块的和一张五块的。我给她的是现金，她忘记了。她的记忆力在衰退。听着，”他说。“我保证这次说话算话,我对天发誓。加上过去欠的和这次要借的，我寄张支票给你。我们交换支票。把我的支票放两个月再兑现，这是我惟一的请求。两个月后我就熬出来了。那时你就会拿到你的钱。七月一号,我保证，不会晚，这次我可以发誓。我们正在卖厄玛·吉恩从她叔叔那儿继承来的一小块地。已经和卖掉一样了。交易已经结束，只需要解决几个次要的细节问题,然后签字就可以了。此外，我还有个工作等在后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每天上下班要开五十英里，但这没什么——见鬼，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开一百五十英里。我是说两个月后我银行里就有钱了。你将会拿到你的钱，所有的钱，七月一号前，你可以放宽心。”

“比利，我爱你，”我说。“但我有自己的负担,近来我的负担非常重，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正是我这次不会让你失望的原因，”他说。“有我这句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我保证我的支票两个月后就可以兑现，不会迟。我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哥，我不知道我还能去找谁。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当然,我寄给了他。我在银行里居然还有点信用，这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借了点钱并寄给了他。我们用信件交换了支票。我用一枚图钉把他的支票钉在厨房的墙上,紧靠着日历和那张我儿子站在树下的照片。然后我就等上了。

我一直等着。我弟弟来信请求我别在同意的那天兑现支票。他说请再等一段时间。出了点问题，答应他的工作在最后一秒钟出了问题。这是其中之一。属于他妻子的那块地根本就没卖。在最后一秒钟，她改了主意。这块地已经在她家传了好几代了。他能做什么？是她的地，她不听劝,他说。

我女儿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说有人闯进她的活动房子，把她洗劫一空。房子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这是她上的第一个晚班,当她从罐头厂下班回到家时，家里连条家具腿都没剩下。一张能让她坐下来的椅子也没有,床也被偷走了，他们得像吉普赛人那样睡在地上了,她说。

“这事发生时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在哪儿?”我说。

她说他一早就外出找工作去了。她估计他待在朋友那儿。实际上,那事儿发生时她并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甚至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要说的话。“我希望他在河底下待着，”她说。洗劫发生时孩子们正和看护待着。不说别的了,如果她能从我这儿借些买二手家具的钱，她会还我的，她说，当她拿到第一张支票后。如果她能在周末前从我这儿得到点钱——也许我可以电汇给她——她就可以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有人侵犯了我的空间，”她说。“我感到像是被人强奸了一样。”

我儿子从新罕布什尔州给我的信里说，返回欧洲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此,他说。他夏季学期一结束就毕业了，但毕业后他不想在美国多待哪怕一天。这是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他真是忍受不下去了。在美国，人们不提到钱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对话，他对此深恶痛绝。他不是个雅皮，也不想成为一个雅皮。这不对他的口味。他会从我身边消失,他说,如果他能,最后一次，问我借够买一张去德国的机票的钱。

我没从前妻那儿听见任何话。我不需要。我俩都知道该怎么做。

我母亲在信里写道，她没钱去染发,连双袜子都穿不起。她原以为今年可以存点钱以备将来的不测，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她命中注定不会有这笔钱。“你怎么样?”她想知道。“其他人都怎样？我希望你没事。”

我寄出更多的支票，然后屏住气等着。

在我等待的期间里,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其实是两个梦，都出现在同一个晚上。在第一个梦里，父亲又活了过来,他让我骑在他的肩膀。我还是个小孩子，五六岁的样子。上来，他说，抓住我的手，把我悠上了他的肩膀。我高高地离开了地面，但我并不害怕。他抓住了我。我们互相抓住了对方。然后他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我把手从他的肩膀上拿起来，抱住他的前额。别把我的头发弄乱了，他说。你可以放手了，他说，我抓着你呢，你不会摔下去的。听了他的话,我才意识到他的手把我脚腕抓得有多紧。我放开了手。我不再紧张，把手臂向两边伸展开。像在保持平衡一样一直那么伸着。父亲扛着骑在他脖子上的我继续往前走。我假装他是一头大象。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也许我们是去商店,或者是去公园，这样他就可以推我荡秋千。

我醒了过来,下床去了趟卫生间。天开始发白，离该起床的时间只剩下一小时。我考虑是否要烧上咖啡和穿好衣服。后来我决定回到床上去。可我没计划再睡下去。只是想在那儿躺一会儿,把手放在脖子后面，看着天亮起来。既然我已很久没想父亲了，或许可以想一会儿他。不管是醒着还是在睡梦里，他都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总之，我回到了床上。但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又睡着了,睡着后我进入到另一个梦里。我的前妻在里面,但是在梦里她不是我的前妻，而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也在梦里。他们都很小,在吃土豆片。梦里我觉得我闻到了土豆片的味道，也听得见吃土豆片的声音。我们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坐在一块毯子上。梦里的景象祥和美满。突然，我发现身边多出一些人——我不认识的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踢掉了我儿子的车窗并威胁他的生命，像很久以前我干过的一次，当我的鞋子穿过破碎的玻璃时，他正在车子里面。就在这时我睁开了眼睛，醒了过来。闹钟响了起来。我伸手按了一下开关，又躺了几分钟，我的心还在狂跳。在第二个梦里，有人给了我威士忌，我喝了。是喝威士忌这件事吓坏了我。这是所能发生的事情里面最糟糕的。真是掉到了谷底。和这相比，其他都算不上什么。我又躺了一分钟，试图平静一下自己，然后就起床了。

我烧好咖啡,坐在窗前的餐桌旁。我前后推着手中的杯子,在桌上画着小圈圈,又认真地幻想起去澳大利亚的事。突然，我想象出了家人在我威胁他们要搬到澳大利亚时的反应。他们刚开始肯定很震惊，甚至有点害怕。后来,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了，他们很可能开始大笑起来。想着他们的笑声，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哈，哈，哈。我在桌旁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哈，哈，哈——好像我在哪儿读到过应该怎样笑似的。

去澳大利亚我又能做些什么？实际上，就像我不会去廷巴克图①、去月球和去北极一样，我不会去澳大利亚。见鬼,我根本就不想去澳大利亚。但当我想明白这个后，想明白我不会去那儿——或任何其他地方——以后，我一下子觉得好多了。我点着一根烟，又倒了些咖啡。掺咖啡的牛奶没有了，但我不在乎。喝一天不掺牛奶的咖啡没什么,这不会要了我的命。我很快地装好午餐，给保温杯加满咖啡，再把保温杯放进午餐盒里，然后我就出门了。

①廷巴克图,非洲国家马里的一个城市。是当年强盛的马里帝国与欧洲、北非乃至中东的惟一连结点，也是撒哈拉商路的终点。它以高大的清真寺闻名。在英语里,廷巴克图常用来表示“遥近的地方"。

这是个晴朗的早晨。太阳躺在镇子背后的山坳里，一群鸟儿从峡谷的一侧飞向另一侧。我懒得去锁门。我记得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但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偷的东西。屋子里没有一件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我有台电视机，但我厌烦看电视。他们进来把它拿走的话,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我感到一切都很好,决定走着去上班。路没那么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省下点汽油钱，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夏天，要不了多久，夏天就会过去。夏天，我不禁想到，是大家运气好转的季节。

我沿着路边往前走，就在这时,不知怎么搞的，我想起了我儿子。不管他在哪儿，我都祝他好运。如果他现在还没到达德国——他应该已经到了——我希望他快乐。他还没写信告诉我他的地址，但我相信不久就能听到他的消息。还有我女儿，愿上帝爱她并保佑她。我希望她生活得好。我决定今晚就给她写封信，告诉她我支持她。我母亲活着，身体还可以，这也让我感到庆幸。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她还能活上几年。

鸟儿在欢叫,公路上有些车子从我身边开过。也祝你交好运，兄弟,我想。我希望你的幸运之船早日到来，有了钱就还我。还有我的前妻，这个我曾经深深爱过的女人。她活着，生活得也很好——起码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我希望她幸福。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可我认定情况完全有可能比现在糟得多。当然现在每个人都有困难，大家的运气都很背。但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也许到了秋天就会好起来。有很多可以期望的东西。

我一直往前走。我吹起了口哨。我觉得如果想吹口哨的话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一边走一边甩胳膊。但午餐盒老在碍我的事。我在里面放了三明治、一个苹果和一些饼干,还有保温杯。我在一个停车场上铺着碎石子、窗户上钉着木板、名叫斯密迪的旧餐厅前停住脚。我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这地方就被木板封上了。我决定把午餐盒放下一会儿。我放下了它，然后我抬起我的双臂,抬得和肩膀一样高。当有人按了声车喇叭，从公路上拐进停车场时,我正像个傻子一样那么站着。这个家伙名叫乔治,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开到我跟前，打开乘客一侧的车门。“嗨，进来，哥们，”他说。

“你好,乔治,”我说。我进了车并关上车门，车子快速开起来,轮胎下石子飞溅。

“我看见你了，”乔治说。“是的，我看见了。你在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他看看我又看着前方的路。他开得飞快。“你总是像这样张开胳膊在路上走?”他大笑——哈，哈，哈——猛踩油门。

“有的时候，”我说。“不一定，我猜的话。实际上，我是站在那儿,”我说。我点了根烟，靠在了座位上。

“有什么新鲜事?”乔治说。他把一根雪茄放到嘴里，但没有去点它。

“没什么新鲜的，”我说。“你呢?”

乔治耸耸肩,稍后他咧嘴笑了笑。他现在开得非常快,风扑打着车子，发出呼呼的声音。他开得就像我们要迟到了。但我们没有,我们有很多时间,我告诉了他。

尽管如此,他还把速度往上加。我们过了出口继续往前开。我们现在已开过了上班的地方，径直向山里开去。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放回到衬衣口袋里。“我借了点钱，把这个宝贝彻底翻新了一下，”他说。他说他想让我看看。他使出全身的劲，猛踩油门。我系好安全带并坐稳了。

“快开，”我说。“还等什么，乔治?”就在这时我们真的飞了起来了。车窗外的风在怒吼。他让车子落到了地面上，我们俩都筋疲力尽了。我们坐在他那辆还没付清款的大车里向前飞奔。

（选自《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