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西方美学史》：经典的背后

http://blog.163.com/ygy8245@126/blog/static/900924820112140151722/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的第一个版本于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随后一年中随即重印。虽然已经无法还原当时的出版境况，但“1963”和“重印”的搭配多少有些耐人寻味，至少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刚经历过三年饥饿灾荒的人们对一种精神和美的渴求是多么强烈，自然也能反映出当时那个虚妄的年代中单一意识形态对知识和文艺的高压和钳制。但让人感觉颇为吊诡的是，经历将近五十年后，这本著作仍然能突破那个荒谬年代的局限性一再重版和翻印。迄今为止，金城出版社重新整理、核对内文，并配以精美插图的彩色典藏版，这个中间不知道有多少版本层出不穷。 拿到这个据说“史上最权威、最完备、最精美”的彩色典藏版之前，我一直有一个疑虑，不知道书中原来的几个序言能否完整保留下来。对我们现在的读者而言，原来书中的序言太过于拘谨和荒谬，三两句话中就言必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主义史观等等，味同嚼蜡。但这是那个时代能维持下来的写作的最高指示和护身符，就连心高气傲的钱钟书先生也不能免俗，手头正好有个现成的例子，1958年《宋诗选注》第一版的序言中，他不得不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的话以表明自己接纳了马列主义毛思想的改造。但对钱钟书而言，他心知肚明，那几句话只不过是一种出版策略。这也是钱钟书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毛泽东的话，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为引而引”的一种知识分子艰难写作和生存的方式。（可参见谢泳撰写的《<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一文） 回到我们的主题继续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在这个新版本中我注意到了一些变化，在最初的几个版本中撰写的几篇序言，都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其后，其中主要有附录一：《1963年初版<编写凡例>》、附录二：《1963年初版<序论>》以及附录三：《1979年再版<序论>》。我非常赞同这个新版本的处理方式，对一些过往年代中局限性很大的文字，不能因为已经落后于我们的思想观念而一删了之，更应该注意和保留一份史实的证据，以备查证。比如从这三份附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年代的许多宝贵的信息。尤其在附录三中的首段文字颇为值得我们留意：“解放后，1950年代在党领导之下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美学批判讨论，引起了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对美学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的要求。参加这场批判讨论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从此开始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批判。196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曾特设美学专业来训练预备开每学科的教师，我参加了该专业的教学工作，开始编写西方美学史讲义。1962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门举行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西方美学史列入教材编写规划，编者接受了这项任务，根据已编的讲义、学习笔记和资料译稿，编出了这部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次年重印一次。” 千万不要以为这段开篇的序言中只是一些假大空的套话，其中可以反映出很多那个年代的历史事实。据北大哲学系叶朗教授的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共有三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西方美学史》在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这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美学教材，当年的《美学概论》现在估计已经湮没无闻没有什么读者了。而《中国美学史》虽然在当年夭折也算是一大幸事吧，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化热和美学热的复兴，另一位中国哲学家和美学家李泽厚与另一位作者刘纲纪合作撰写了《中国美学史》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并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出版，也算弥补了那个过往敏感年代的缺憾。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个事例反而证明了由朱光潜先生独立完成的《西方美学史》的超前的时代性，能够突破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观念的限制，成为每个时代中生命力最为长久的经典之作。 上文引言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五十年代开始的美学批判讨论。因为这个在这场讨论中，年轻的李泽厚声名大振，成为新一代的美学家。李泽厚登上美学舞台之初，正是以朱光潜为主要批判目标的。但50—60年代的大环境决定了朱光潜不批自倒的地位，因此，真正成为李泽厚新理论确立之障碍的，反而主要是蔡仪的唯物主义美学。1955年，不到三十岁的李泽厚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迅速成名，并于195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某种程度上说，当年的美学讨论中，李泽厚所重点批评的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是虚晃一枪，没有击中目标。对于朱光潜这样一位1925年出国留学，拥有多个学位，熟练掌握英法德语，翻译过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以及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众多西方美学名著的老理论家而言，他对美学的浸润之深，已经不是当年的愣头青李泽厚所能比拟。但是借用那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俗语来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的政治环境对一些老作家和美学家而言十分不利，他们的思想改造正处在一种如火如荼的阶段，在所谓的西方资产阶级美学和马克思唯物主义美学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惨烈的拉锯战，这种世界观的改造致使他们放弃多年来积累的人生和审美诉求，转而全心全意信服一种他们丝毫不了解的新思想。而当时的年轻人却被誉为早晨八九点中的太阳，他们的思想基础中从小接触的就是一种生搬硬套的灌输式的唯物史观，对他们而言，美学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这点根本不能质疑。所以李泽厚当年的一些作品虽然注入了年轻人的激情和好敏锐思，但也只能是对唯物史观的拓展，这种拓展所能表现出的新意就是从一种僵硬的、教条的、说教的、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更为新颖的具有吸引力的唯物主义。这种对唯物主义思想的还原是当时的李泽厚等人所能做到的唯一“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工作。这种思想仍然摆脱不了那个时代正统思想的窠臼，也贯穿到了他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当中。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各种文化热兴起，美学热也随即升温。在各种新思潮和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再去看李泽厚在当年的美学讨论中大红大紫受人追捧的思想观念反而不如朱光潜一部不瘟不火的《西方美学史》。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988年，同样是美学专业毕业的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出版，在序言中，他谈到了这本书的缘起时，提到这样一个印象：“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七九年行世，我在书店随手翻了翻：还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一边去罢。八十年代初，《美的历程》猛然改变了我对国人哲学的成见：这不就是我在欧洲古典小说中感受到的那种哲学吗？激动、兴奋在我身上变成了‘美学热’，热爱上了‘美学专业’。‘美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张志扬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类学、赵宋光的审美教育学。当‘美学’研究生的头一年，除了对电影和人本心理学的热情，发展从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中出现的人类学美学成了我的哲学理想。”八十年代李泽厚迎来了又一个学术的高峰期，但是这个前提是撇开了以往的哲学根基，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思路，恢复“人”作为主体性哲学内核，注重“实践”所体现的人所特有的自动、自觉、自为的特性美学的结果。这种新哲学路径反应到美学思想中，就是恢复到一种以美为美，以人为美，看重人的审美能力诉求，看重审美的自主性。他的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还有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出版后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中，发行量之巨大令现在的这些没有品位畅销书作者羞赧无地，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的境遇。刘小枫的那种激动和幸福之语可以代表当时普通读者读到一种新的美学样式的共同心态。从朱光潜到李泽厚，从李泽厚到刘小枫，可谓是老中青三代美学家的在各个不同时代中，各自以一种不同的曲折的方式发展出的具有各自时代性特征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美学。 当然，这其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因为年代最为久远，思想观念的伸展更为曲折和隐晦，时代的政治诱因更为强烈，原本以为会随着新时代观念的淘洗逐渐被人遗忘，没想到在新世纪中，仍然能够屹立不倒，成为一本真正跨世纪的经典之作，这恐怕是当年撰写之时作者本人也未能想象到的吧。 思郁 2011-3-9书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金城出版社2010难10月第一版，定价：1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