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论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和后果

二十年来有关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资讯已大量引进中国，学界对其内容已有相当的了解。本文拟从背景、动机、策略、后果等心理社会学方面对其加以剖析。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人文理论的立场是极端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但其否定真理和实在的主张，并未排除对自身正确性的肯定。当理查-罗蒂说“不存在真理”时，此 断言本身就 已成为另类真理表达，即相当于说“‘不存在真理’是真理”。德里达对理性主义原则和方法的一切“解构”(瓦解，颠覆)性的否定话语，同样“显示着”对自身主张的肯定，只不过是另类的肯定罢了。后现代主义的“西洋禅”滋生于法国结构主义时代，二者表面上都使用新颖名词，但结构主义企图用新名词来提高人文思想的精确性，而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始原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则企图用新名词来加强人文话语的模糊性。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学术商业主义，它通过反理性的修辞学手法，借助商业化学术环境中的制度化和宣传性渠道，企图在思想贫乏的科技工商时代赢获世界人文思想市场的名势和利益。 今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大本营是在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一直局限于本土，因其欠缺系统性和深刻性一直不为欧洲哲学界注意。为了使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国际化，罗蒂努力使其与一些当代欧陆思想汇通，促成了一个西方人文哲学思想的统一潮流：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果说德里达晦涩难懂的解构主义只能流通于文学理论界，罗蒂对解构主义和其它欧陆哲学进行的实用主义通俗化的解释和综合，已使其可遍及西方和世界整个人文领域。经此实用主义通俗化和综合化的处理，后现代主义理论潮流得以建基于美国，并成为西方共享的精神资产。美国实用主义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也顺势取得了国际地位。罗蒂在其极为随意的后现代主义评论话语中为当代西方思想界建立了一座“群贤祠”，其中包括了现当代欧美各家各派的学界名流，并一概引为“同调”。尽管各派学者并非认同罗蒂对他们的思想的解释，但不会反对自家的名声因罗蒂的宣传而增大。自从罗蒂超脱了狭小的哲学界而成为文化理论通家之后，其读者听众范围大量扩增，被罗蒂称道的学者思想家也就随之扩大了知名度。罗蒂虽然以批判现代美国分析哲学主流著称，但其理论话语并非不利于前者。罗蒂所熟悉的哲学其实只是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罗蒂版的后现代主义成为把欧美学术思想名势凝聚为一体的形象策略设计师。大体来说，罗蒂论文集系列具有三种不同功能：西方人文思想群贤祠的建设，群贤思想评论和本人的反人文科学主义。这三者之间只有外在联系，但彼此互为倚仗。第一部分是其学术实践的最终效果：当代西方思想群星地位的确立；第二部分是其颇具可读性的各家思想评论：选择性地评论各种思想学说；第三部分是其本人观点的表达：对知识论和系统思维的反对。罗蒂不仅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美国最大的代表，而且，作为美国知名学者，他也是该思潮在国际上最成功的宣传家。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综合性社会文化现象，其法国思想原型只是构成元素之一。 战后美国成为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世界中心，但在一般人文理论方面发展有限。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欧陆思想随着美国文科教育规模的扩大和留欧学人陆续返国才在美国校园全面铺开，包括哲学、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电影理论等各门人文科学，而其中最重要的要属“文学研究”领域。美国本土的文学批评和探讨理论方法的英美现代派创作自世纪初以来十分活跃，所谓新批评运动更执英美现代文学研究之牛耳。但是这些结合具体作品进行的批评研究方式，自七十年代初起开始被新引进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所取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引进也与当时美国社会状况相关。六十年代末的欧美“文化大革命”使美国校园思想容易与欧洲的批判思潮相接。和探讨“人生真谛”价值问题的存在主义不同，结构主义的问题系列是直接相关于研究方法的。那么为什么结构主义最先风行于美国文学科系呢？一来是美国本来有世界领先的文学批评传统，二来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思考层级使文学理论学科大大扩增了学术对象范围和思想的深度，因而似乎可以取代趋于刻板的哲学学科，而成为讨论社会人生理论问题的适当领域。 由于“同文同种”，翻译容易，就在美国大学免除外语必修课的同时，德法文科译作开始纷纷在美出版，欧陆时潮迅速填补了以通俗文化为主流的美国社会的思想真空。而不无反讽的是，擅长管理的美国人不久之后就把文科教研组织得世界一流，从而吸引了大批欧陆学者来美执教，使美国高等院校成为西方高级人文学术研究的基地。到了八十年代，美国已是西方最大、最活跃的人文科学教研国度，并成为对第三世界学生培育西方思想的大本营。而当时距欧洲新理论的输入才不过一二十年而已。重要的是，欧陆人文新潮，英语工具，美国文教管理制度这三者的结合，逐渐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效率卓著的西方人文思想生产消费场地。美国文科研究的风格也随之改变，从原先偏于英美经验性研究到转向德法理论性研究。一般来说，欧陆理论新潮在美国的主要场所不是哲学系，而是文学各系(各语种文学系，比较文学系，以及少数裔文化语言研究)和其它社会人文科系(历史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心理学系，艺术系等等)。所谓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想就是首先活跃于美国文学院校园和文学界的。后现代主义涉及今日文化学术各个领域，从文艺创作到哲学研究，几乎无所不及。此名称无所不包的夸张性和其“后”字所暗含的“超乎前人”的虚骄性，其实恰恰反映了八十年代科技工商蓬勃发展以来西方思想界的贫弱化。在二十年来有关“现代”和“后现代”概念的无数辩析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浮夸和混乱的议论。现代和后现代的生硬区分完全是文字游戏！不过后现代主义的华而不实风格也反映了今日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界的种种内在矛盾。 德里达本人曾调侃地说，“后现代主义是美国人的”。过去二十年来，随着西方世界的一体化增强以及美国人文科学事业的勃兴，所谓西方思潮主要是指在美国发展的学术思想活动，即便其主要内容来源于欧洲。似乎只有美国的强大国力才能在世界的规模上组织和传播人文思想潮流。何况，欧洲重要学者几乎都已是大西洋两岸飞人，他们定期来美任教，热衷于在美国建立事业和通过美国校园拓广自身的世界影响。美国为西方世界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庞大的学术市场，同时通过其世界政经文化中心地位，又将西方学术思想产品推销到全世界去。在美国全面引入欧陆学术思想后大略存在着两种研究方向：思想史式的纯学术研究和结合美国本土学术资源进行的思想创新研究。就后者而言，最成功的领域当属广义的“文学理论”。美国由于制度稳定、人人务实，本来谈不到什么思潮的存在。今日所谓思潮主要指文科校园的学术主要趋向。重视学术效果和影响的美国知识界，二十年来，特别是在冷战后十年来科技工商全球化之际，已快速走出象牙之塔，开始从营销学角度重新安排教学科研的方向和方式。同时，社会的全面商业化和制度化也迫使人文科学生产合理化(效率化)。科研，教学，资格，出版，就业，市场，荣级等等得以按照市场规律逐渐加以全面配套组织。结果，首先在美国，人文学术价值获得了市场可行性基础。美国社会的文化商业化传统和欧陆思想的历史渊源本来是两回事。但是欧美当代人文思想趋于一体化表现为欧陆人文思想产品和美国商业社会的消费方式的结合。今日只有先进入美国学术市场，才谈的到有效进入国际学术市场。这个似乎不雅的名称很快就被后结构主义和后存在主义一代的欧美学人所理解和接受。(六十年代末美国学生天真的理想主义和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学生的务实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领悟到，只有市场化才可以大幅 度地增 加其名利目标(在科技工商社会除了名利目标也不存在别的目标)。现在他们需要为实惠主义寻找合理化借口，首先要驱除的就是理想主义。于是学者个人的从业动机和方向不再是作为学术“理想”的真理或实在(这是他们六十年代造反时的理由)，而是社会上的个人成功。学术思想的目的成为可在社会制度中，在学术市场内，按照客观制度程序加以运作达成的目标：市场的流通可行性和社会的认可。公共的认可就是价值，价值是相对于公共认可的，仅此而已。剩下的是关注如何取得这种认可的技术和技巧。于是本质上是技术性的学术市场营销学产生了。个人学术事业不仅必须通过市场制度内的竞争(其结果首先是就业，然后是积累知名度)，竞争的规范和游戏规则也是相对于市场形成的。为此可以采取任何可行的竞争手段，只要它是有效的。作为人文学术理论生产的行销手段，广义修辞学(宣传术)成为反传统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方法论。传统上人们把单纯追求个人和派系利益的学术行为称作机会主义。如今机会主义加上实用主义已成为西方人文学术追求之正途。 为了使追求利益、名声、权势的学术动机合法化，首先须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彻底瓦解和颠覆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真理观、科学思想、和伦理学。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首要目标。反对理性主义导致了在范畴、学科、领域诸方面否定下述传统区别：科学和艺术，善与恶，正义和非正义 ，以及学术和商业。结果，学术市 场和 一般商品市场在结构和运作程序上已无本质区别。现在学术产品作为商品，其销售价值(交换价值)只能基于使用价值。也就是为了配合学术商业化的贯彻，必须消除学术内在价值观。十分明显，以求知为目的的学术活动不能保证学术产品时时顺利转变为市场价值，前者的求真原则和后者的求利原则本来是异质性的。历史上两种原则之间素来存在着张力关系，传统学者一向被要求按照理性主义精神克服此张力中的矛盾。现在后现代主义认识论为人们解除了此张力关系，以使学术商业化标准和过程名正言顺。为此首须消除真理价值观。不是仅从实用角度将其搁置而已，而是从理论上将其否定，并相应地排除一切相关理性主义概念，以便从基础到程序上将其彻底根除。 后现代主义是紧接着结构主义出现的，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联系，即均以相对主义为出发点。相对主义来源于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是理性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先驱，其原始的对立面是宗教迷信和哲学独断论。近代理性主义正是对各种独断主义或绝对主义的反叛。现代西方思想与古典时代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各种相对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相对主义思想成为人类对世界和生活进行深入思考的有益指导。结构主义通过符号学使相对主义思维可运作化，从而加强了人文学术领域的科学性。结构主义在相对主义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使人们对各种意义和价值学问题按新的角度重新加以思考，包括真理、美学和伦理等等传统问题。结构主义成为一种向传统哲学挑战的思想，正在于它从理智运作基础上对哲学理论的前提、方法和目标进行了系统的检讨，并试图以人文学科各科的新型理论形态取代传统上一家独大的哲学理论形态。但是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新实证主义”并未摆脱广义的科学主义，而是在人文思想历史上恰如其分地竣巡于确定原则和灵活方法之间，虽然批判着各种传统真理观，但并未否定真理本身。其思考方向仍属于理性的怀疑主义传统。所谓后结构主义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其相对主义倾向极端化或绝对化。从表面上看后结构主义比结构主义更彻底，更前卫，所批判的不仅是方法，而且还有原则和目的本身。极端相对主义不了解学术思辩的生命力正在于坚定地立于人类理性经验内部，勇于承受原则和方法之间的张力，以便在经验世界之内克服之；即既在科学和人文之间进行沟通，又在二者之间分清界域。一些传统的价值前提是理性实践的必要假定，是人类经验性存在本身的属性，它们并非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价值问题的内在矛盾(客观性的欠缺和公私生存的需要)正是哲学思考的动力之一，哲学的智慧也在于随境而异地把握相对主义的分寸。如果为了摆脱这一矛盾而趋于极端相对主义，就等于脱离了人类的生存的经验情境。从认识论上说，自以为是最彻底的后现代主义乃是脱离了生存现实的空论。正是极端相对主义采取了西方思想史上的逻辑独断主义，在脱离经验的纯逻辑领域去辩证得失，从而同样表明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不过，其“思路”只是一种竞争策略，其存在的真正“理由”并非在于其理由本身，而在于其对社会环境的功利主义考虑。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社会全面商业化和人文思想相对化的混合物。而其摆脱人类生存经验世界来“抽象地”论述人类理性功能缺失的思考路线恰恰可证明为另一种西方形上学。同时，后现代主义也摆脱了社会实践任务，从而人为地排除了探索真理过程所遭遇的主客观压力和主客之间的张力。客体和主体似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没有了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了追求此客观真理的主观意志。剩下的只是纯粹的行为游戏及在其中取胜的“纯粹意志”。为了进行此游戏，只须创生和运用其游戏规则即可。学者于是成为学术游戏规则识别器，其成败标志则为市场化游戏规则中的得失。启蒙时代的真善美价值及其主体追求心态当然都被视作虚幻。而只有所谓后现代主义者才是真正大彻大悟的智者。这样一来，他们否定了世界的真(现实、真实、历史)和主体的真(无我)，而达到了识悟的“真”，即“反讽式的”正确。结果，他们所否定的二元对立原则不也须为自己遵循么？否则如何达到“本身为是他人为非”的正误效果呢？应该注意，后现代主义问题包含两大部分：法国的理论原型(德里达，里欧塔，德鲁兹，克莉斯蒂娃，后期福柯) 和美国的解释实践和运行制度。后者才是后现代主义潮流 的更重要的 组 成部分。 美国人文学界一向欠缺纯理论思维习惯。自从六十年代人文学术欧陆化以来，理论话语的数量在各个领域陡增。人文科学的理论话语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因此要求把握多层次的逻辑关系。而美国人擅长的是单维式思考(科学式的，叙述式的或行动组织的)。美国人对欧陆思想的理解和借取是高度选择性的。例如他们可以跳过胡塞尔去读解海德格，跳过符号学去读解后结构主义，以及跳过马克思主义去谈左派思想；他们把技术上难的都省了，而直接“应用”欧陆哲学中所感兴趣的易解部分。既然不必有严格的理论逻辑，既然在摆脱了理性主义原则后可以将论证、报导、叙事任意混合，所谓文学理论话语的组织工作就获得了最大的随意性。后现代主义最适合文学理论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学本文本来属于虚构世界，不受客观现实牵制，从而成为宜于以空论空的适当领域。故事世界的一级虚构(对象存在)和非理性理论的二级虚构(认知可能)，即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这两类话语，共同组成了今日“脱现实”的、也就是“脱伦理”的文学思想世界。后现代主义包罗万象，从作品到理论，其共同特色首先就表现为“脱伦理学化”。其消除现实和消除主体的策略是一币之两面，二者又恰恰是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基石。因此后现代主义从认识论和伦理学两方面视人本主义为大敌。 后现代主义不是理论方法的遵循者，而是其使用者。其关于多元文化和文理结合的主张是为了打破学科理路，以便可任意加以操作。罗蒂强调的“于书无所不窥”，是指把各科各学的理论话语材料“信手拈来”，为己所用；而不是指在各科理论话语基础上综合出新的理论方法。如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方法论则是要在打破原学科理路后另组更合乎理性的“理路”。二者的“兼容并蓄”态度从内容到目的都完全不同。(同理，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学是借符号学话语进行非理性的文化学术作品的创作，所以他们是符号学的“玩家”) 罗蒂跟随德里达主张文学和哲学应交错并用，不是提倡 哲 学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合理的理论性对话，而是使哲学论证话语(理论)和文艺表现话语(叙事)混为一谈(同理，把哲学话语和历史话语混为一谈)。其实他们的打破话语组织方式分类的策略涉及到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文艺创作等各个文化领域，目的在于破坏人类精神实践的正常分类秩序。不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维倾向并非对于每一位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走火入魔”所致；而往往是出于一种文化行销策略的精心设计。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直接标新立异，制造市场效果，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一切场合瓦解伦理学思维逻辑。只有先破坏了理智运作基础，然后才易于使读者接受反伦理学的价值观。后现代主义以“文学”作为主战场一事是含有深意的。十九世纪时文学家运用夹叙加议的叙事手段来处理思想问题(小说式思想)；法国存在主义分别地运用叙事和议论手段来交叉处理思想问题(文学哲学)。文学话语传统上是伦理思想的典型表达场地。后现代主义由此切入，以便在文学领域从叙事到议论两方面解消其伦理思想的存在。 当代法国人的理论修辞学想象力是无人可及的。但是他们的朦胧诗式的理论语言(德里达、拉康、克莉斯蒂娃) 、哲学综括力(里欧塔) 和本体论(德鲁兹) 都不是美国学 人易 于直接模仿的。一般来说，美国同行既欠缺他们的理论素养也欠缺他们的想象力。而美国人强调的所谓创造性恰可使他们摆脱欧陆理论技术性细节的繁复而可随意利用法国理论话语材料。美国人的创造性相当于一种学术通俗化转换，这也正是商业化学术推广的必要前提。美国人的“法国思想加工”结果可与其法国原型在学术功能上相互配合(彼任其深，我任其浅)，彼此相得益彰。结果，正象是在欧陆学术影响下形成的美国当代电影理论界和符号学理论界一样，二十年来出现了有美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群体，它们直接站在人文学术市场的最前端，主宰着世界的“理论风骚”。美国的具有世界规模的文教界、文化界的庞大的制度网络 (除本国外，通过留学体制 还 辐 射向世界各地) 赋予了法国先锋派思想以可实际运作的基础。于是过去二十年来我 们 所知的 主要是一个美国版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潮流。更深入地考察之后我们会发现 ， 后现代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并不在其理论本身，而在于其所载乘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文教制度及其产品行销渠道。因为后现代主义已成功地成为学术市场所普遍认可的思想商品形态，足可在学术文教市场参与流通和提供消费，从而获得了牢固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换言之，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已无关紧要，只要我有办法使其在市场上“运行”(performativity,里欧塔语)，它就可载复价值，它就是“真理”。不过我不使用这个传统词，以免总是扯上“客观”、“现实”、“内在”等传统理性主义概念。同时，其世界市场的成功还因为，不求严谨的后现代主义话语风格特别适合第三世界留学生的需要，鼓励他们不必独立深究而倚仗国际后现代主义声势(市场价值)去迅速掌握一种最新、最时髦的西方理论语言，以在各地区共同经营此理论话语品牌的“排行榜”。“品牌”及其明星创造者也就成为使此国际思想运动有效运作的工具。由于具有双重权威根源(美法)和西方制度化的认可，此西方理论话语遂可在世界人文学界通行无碍。此外，由于后现代主义也把科技工商、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混为一谈，人文学术商品的价值可以附着于西方科技工商生产流通制度和通俗文化势力而流行于世界，并可享有国际文化一体化的权威资历。 后现代主义尽管包罗万象，与其它当代西方哲学和人文思潮相比，对人类知识积累却是最乏积极贡献的。罗蒂把德里达比作二十一世纪的尼采，即世纪首席思想家之谓。这一比喻殊欠确当。首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西方思想史发生重大变迁、创造性贡献层出不穷的时期。而过去二十年来，由于科技工商制度主宰了西方世界的生存方向，而使得“思想活动”的内涵呈现全面贫弱化。当思想不再是精神的追求而成为市场利益的追求时，思想和精神的含义都已变质。其次，尼采思想的精神和价值也与德里达不能等同。尼采根本不是什么非理性主义。尼采的相对主义仍在怀疑主义传统之内，实为一种深刻的理性主义。尼采对西方的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基本价值的质疑完全是基于理性主义批判精神(叔本华对康德的批评也完全是理性主义的)。反之，后现代主义才是真正的非理性主义，即通过模仿现代派文艺手法来颠覆人类理智运作能力本身。德里达和里欧塔经常在现代理论话语风格和现代派艺术风格之间做不伦的类比，企图达到以艺术风格混淆理论风格的目的。而尼采的议论话语不仅都可读解，而且都具有经验性所指。即使海德格的本体虚无论也未破坏常规语法和词法。我们已经指出过，尼采的相对主义是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的。而将相对主义绝对化则相当于在实意上把语言当成了“游戏”工具，规则可以任意自定的工具。正如毕加索可以随意“发明”其光色“语法”一样，只要其可在绘画市场上被认可。再者，今日看来，尼采的相对主义质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价值问题和意义问题难度的悟解，增加了人们对人类伦理学情境复杂性的认知，并有力地打破了基督教和古典哲学的独断主义。相对主义思维其实正是人类思想前进的动力。此外，顺便指出，后现代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也表现为在西方中心主义错误方向上更趋极端：把人类一时、一地、一人的思想结果视作“最终结论”，从而加以最终性评断。同样地，他们也把自己的虚无主义立场视作具有最终意义。这种极端态度本身也是西方中心论的，他们把西方思想和哲学的区区2500年历史当成了某种已完成的理性思想世界，似乎从他们开始人类思想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后现代主义新世界。后者固然为一种无政府主义思维的臆语，前者亦隐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从全球角度看，各种变体的基督教末世论并不存在。(应当注意，海德格和德里达的精神世界中都具有根深蒂固的欧洲哲学中心论，更不用说康德、黑格儿了)。这就是为什么号称要瓦解西方形上学传统的德里达和罗蒂永远要强调其西方哲学专业背景。为什么德里达这么讨厌“人文科学”概念；为什么罗蒂这么讨厌“知识”概念。后现代主义者对时代科学知识精神最持敌意。首先，跨学科方法论使他们极其不安，因为这会损害他们所熟悉和暗中使用的西方哲学观念。因为跨学科认识论暗示，现有西方知识格局不是什么已趋完善的思想史成果，而是人类历史上急待改进的阶段性成就。对西方中心论更为严重的压力来自当代跨文化认识论的发展，后者指出了今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织人类全体知识系统的必要性。为此非西方学术思想经验必须有效地加入人类共同的知识宝库。这样一来，人类求知的压力和希望都同时扩增。而对于后现代主义者，跨文化方向的学术要求甚至更令他们“恼怒”。表面上，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在主张多元文化和反西方中心论。但是由于他们的反知论立场，他们的少数族裔文化观是要使其存留于其“原始状态”，(有如一些西方人类学家想要使今日原始部落延续其非文明状态以保存“人种学美学”)。实际上，这正是西方学术中心论的有机部分：理论话语属于西方，资料话语属于东方。(按照这样的原则，中国最好不学西方科学，而应坚守炼金术民族传统)殊不知反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东方民族主义正好符合西方中心论的利益(东方最好永远使用传统武器来对抗西方，这样一来失败的东方获得了民族自尊心的满足，而胜利的西方可以永远垄断知识工具)。 西方知识传统，包括其当代最新发展，今日必须加入全体人类知识共同体发展过程，接受各文明学术传统的检验，并按此重新规定其适当的地位。按照重建人文科学的新知识理论，西方学术成就只是人类人文知识发展的一个初始阶段，中国学人有必要、有责任按照更合理的科学方向参与扩大和深化人类共同的人文知识理论成果。当此之时，西方后现代主义打算基于利益权势动机把非理性主义思维加诸正在走向学术现代化的中国人文科学界，这是值得我们深刻警惕的。瓦解民族思想的理性精神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的确，今日西方中心论的要点尚不在学术方向本身，而在西方学术商业化制度渠道的有效运行。如果“国际认可”就是指西方学界的认可，那么西方的语言、资历、职衔、规范、权威、荣誉等等就会逐渐成为一切东方学术(甚至包括中国文化研究)的法定根据。这样一来，东方才真正失去其独立自主而成为西方学术文化制度权势的附庸。后现代主义却要以反西方中心论名义企图阻碍我们全面掌握西方知识理论和弱化我们的的理性认知能力。此外，我们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不限于学术认识论方面，而是涉及到国际人文学术交流日趋商业化的问题。由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已取得国际学术市场地位，从而为非西方学者提供了借其成功取利的环境，学术商业化的名利引诱遂成为非西方学者更难克服的挑战。按照学术商业化方向，学术的优劣只取决于其产生市场效果(知名度)的能力。对于其它正常学术产品的市场化问题，其交换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与产品的“内在价值”相关，或者因为其涉及对象的客观性，或者因为其涉及生活实践的有效性。然而作为虚无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产品，其学术价值高低与其“内容”的内在意义无关，而只与精神消费的效应大小有关。“名实不符”今日不仅不是贬意词，而且已成为推销术的一部分。只有摆脱了“实”才能更自由地去经销“名”。于是，设计耸动的修辞学效果就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功力所在，也成为人文话语取得学术市场知名度的捷径。诚然，文化学术商业化倾向乃是今日西方人文学界的一般情况。正是文化学术全面制度化和商业化的大趋势为后现代主义的国际流行准备了社会条件。 跨学科、跨文化的中国符号学认知方向代表了一种企图超越西方学术中心论的、多元理性主义的学术路线；一种企图按照人类历史经验全局重新综括人类知识的抱负；一种企图超越现存西方制度化支配格局来建立更合理、更周全的观察思考框架的志意。毫无疑问，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样的态度是传统保守型的，是基于主体自由意志信仰的，也就是基于个人伦理性生存态度的。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论则以简单化、片面化的观点否认着十七世纪主体意识、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十九世纪理想主义和二十世纪科学主义，这种态度代表了一切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思想倾向。因为他们将历史上各种理性主义实践结果视作绝对的结论，因而认为应当加以全面否定。自古迄今没有任何人文思想可能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只能相对地衡量学术成就的思想价值，并将其纳入永远在变动中的人类共同知识宝库，以待后人在未来新的知识条件下不断重新估量和调整其价值和意义。当罗蒂以绝对语气将柏拉图、康德、胡塞尔等等思想系统当作最终哲学产品加以完全否定时，大概是误解了思想史的意义。西方哲学系统性思维倾向的价值并非只在于其客观反映世界的能力，而也在于主体维持自身认知一体性的能力。认知的结果总是会错误和有偏差的，总是要受到时代社会文化客观条件的制约的，个别人的思想结论根本不是其独立的成果。然而思维的主体对其理论话语的编织活动必须努力自我一致、自成一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要我们放弃的正是自我思维一致性的理性原则和基于人性概念的主体意志。后现代主义企图将“人性”概念本身一劳永逸地清除出思想范畴。这种做法正如他们想清除理性、真理观念一样，都是采取一种“以偏概全”策略和施用语言暴力。殊不知，这些基本词语均可按不同语境加以灵活使用，均可随境赋予变通而适当的意义。比如说，我们怎能认为古往今来各个人类群体之间不存在生物性、生理性、心理性、乃至文化性方面的共同倾向呢；特别是文明社会中一些共同的善恶是非道德观呢？尼采指出了人类道德意识的差异方面，但我们同样也可以指出其道德意识的同一方面。视点主义既包含着差异性，也包含着共同性-----也就是后现代主义讥讽有加的“人性”。没有称作人性的事实经 验，也就 谈不到伦理学。人性当然不是唯一的根源，而是与各种外力(自然、、社会、历史)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但它肯定是根源之一。生物性、社会性、心理性、经济性等众多异质性动因共同参与着历史过程的塑造。生物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处于相互作用关系中。后现代主义视人本主义为大敌，正是为了反对后者的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伦理主义。后现代主义要将众多传统是非善恶颠倒过来，所以他们才会在许多历史社会善恶观上大唱反调，忽左忽右，务必与世论相左。他们充分利用着民主时代的安全性和工商时代的功利性，想方设法追求耸人听闻的思想消费效应。海德格至死不面对其纳粹时代错误，德里达和罗蒂等又多方为其维护。他们是真的同情纳粹精神呢？还是把扮演异端当作思想市场的卖点呢？我们也不可低估了商业化时代学界名星工于算计的智慧。 适值西方学术格局迅速更叠之际，我们必须强调独立的、批评的、创造的研究态度，坚持追求知识真理的理性精神。后现代主义声称“消除”了真理，就等于把自己的思想推出为唯一的“真理”(玩弄“真理”一词的词法学、语义学的不同身份)。虽然他们的禅学式“真理”在内容上是“空的”，但它却可以在市场运作中成为一个扎实的“实体”，被用来产生学术名势和利益。如果不拟追随这种十足的学术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就不必把当前一些西方学术思想明星当作绝对权威根据。任何一种明星制都是商业化运作的产物。与物质商品不同，人文商品没有明显可见的客观验证，因此无法被自然淘汰，反而可以“一朝成功，永远成名”。因为成名作会永远保存在“学术思想史”职业圈内被当成具有永远的使用价值，从而成为职业人士不断加以运作的对象。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反真理观为此趋向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必须首先摆脱不当的西方制度性限制，才能有足够的理性批评能力来参与检讨人文科学运作中的各种相关因素，如范畴、意义、前提、根据、框架、程序、目标和效果等等。必须首先不为西方思想权势所惑，才能积极、平等、认真地参与人类共同的新人文科学发展事业。在经济科技全球化、全面化的今日，中国学者也不能在世界人文科学全面更新的事业中退缩和失责。 （本文首发于<哲学研究>，2002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