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以“近观”重构失落的历史

侯旭东：以“近观”重构失落的历史

侯旭东 新史学1902 4月4日侯旭东 自1990年跨入中古史领域，时光飞逝，已近四分之一世纪。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经历了从最初茫然无措，到借鉴探索一些“新”问题，又回归“传统”论题的过程。求新到求旧，也折射出自己思考发展的轨迹。 中国历史的“熟脸”与“生客” 1986年夏，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危机与生机并存。史学危机的阴霾弥漫学界，那一年，恰好也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元年”。1986年10月召开了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次年第1期《历史研究》集中发表了多篇文章，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的蓬勃兴起，可谓近三十年中国史学最为瞩目的变化之一。 刚刚步入史学殿堂，多少也感受到了新风气与新变化。大学四年，读到不少西方新史学的介绍与研究，也修过这方面的课程，虽然对自己的未来并不清楚。

1990年秋，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一脚迈进了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初窥大师鸿文巨著，似已题无剩义，真不知何处安身。进入博士阶段，好在郝春文、刘淑芬两位先生的论文先后发表，指引我注意到大量存在的北朝造像记，加上对法国年鉴学派心仪已久，略知些心态史的皮毛，便将研究对准了民众的佛教信仰。自己于佛教史素无根砥，更不懂梵文，所幸关注的是一般信徒的信仰，他们领悟的教义不算高深，不然，门外汉如我者难入堂奧。

西魏吉长命造像拓片 读博士期间，一个短暂而意义深远的经历是旁听了1995年暑假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短短的21天，却初识文化人类学的门径，给了我观察现实与过去的另一只眼，受益无穷。

深知佛海无涯，回头是岸。阅读造像记时，就注意到其中不少是村夫野子捐资镌刻供养的。告别了佛教信仰，便投身到北朝村民生活。我虽生长在北京，农村生活的经历短到屈指可数，却深深懂得，无论古今，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 中古村落与基层社会的研究，日本学界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名家名作众多，并与其中京都学派古代/中世的时代分期论紧密联系，成为其学说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前辈的研究给我极大的启发与震动，因自己接触到他们几乎不曾留意的造像记，较之文献的记述，这些资料虽是个案，却更直接、更原始，真切刻画了千余年前普通百姓的心声。利用它们，可以从新的角度与前贤对话。触摸斑驳漫漶的文字，或遒劲或潦草，观摩姿态各异的人像，或沉思或含笑。他们穿越千年，述说着所思所想、所愿所求，对家人、对生活空间、对朝廷、官府与制度的态度与感受，道出相互组织的方式。个别村落的居民甚至前后相继，几次成群结队袒露心扉，在崖面刻下他们的祈愿、名字与身影。凡此种种，让许多湮没千载的芸芸众生回到历史叙述的舞台，亦提供了反思许多学界定论的机会。 1990年代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民社会的含义与适用性，2013年1月盛年辞世的邓正来先生对推动这一研究居功甚伟。邓先生本人只是2012年11月厦门鼓浪屿上，在鲁西奇兄召集的小会席间曾匆匆一见，没有机会深谈，遗憾终生。他的论文，包括评论，见解深刻透彻，对我思考古代中国的相关问题影响至深。我尝试提出“村里”概念，意在反思“社会”一词，寻找更为恰当地表达古代中国百姓基本生活场所的概念；概括出朝廷、州县与村里三层构造及关系，参照了造像记中佛徒们的表述，希望借助“主位观察”提炼一个更切近古代中国的分析框架，其实也是对邓先生有关追问的一个回应。 邓正来 史学研究不能止步于考证事实，还需要构建解释，这条路很漫长。对中国而言，目前恐怕首先要从基本概念的重新厘定开始。这些概念不应是盲目照搬西方，而要立足过去的事实潜心归纳与定名，“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立基于此，逐步构建出关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种种解释，贡献于人类。 北朝乡村的研究，2003年基本结束。其间另一重要收获是处处感受到古人，包括身处底层，看似天高皇帝远的村民，生活中皇帝与朝廷挥之不去的存在。有些是直接的，如造像记中对皇帝与百官的祈愿；有些是间接的，甚至迂曲的，如祖先叙述中对任官者的重视，题名中对官职，乃至授官途径的关注，以及频频出现的“因官遂居此邑”一类表述，等等。这些不仅使我重新思考强调贵族自立性的六朝贵族论，更使我意识到皇帝与朝廷在古人生活中的份量，进而引导我去关注皇帝、朝廷与官府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 踏入这一领域，满眼是层出不穷的新成果，后浪推前浪，令人目不暇接。仔细观察，波浪下面则是几乎静止的潜流：那些不证自明的定论。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对中国古代政体与皇帝性质的论断，最为标准的说法莫过于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论断：“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除去“封建国家”或后来更流行的“封建社会”一词，因其内含百年来意见纷纭，用者渐少外，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学者，不论现实立场如何，都自觉不自觉地基于此论断展开具体研究。这一论断能否作为研究不言而喻的前提？这个问题萦绕脑际多年，经过几年的准备，终于将心得付诸文字。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讨论，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徐建新先生甚至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场讨论会。对我而言，这番冒险不仅促使自己对更多的基本概念加以反省，还令我更为明确地意识到学术史，尤其是近代学术史乃至思想史对于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

近代中国的转型，全面却并非无所承袭，更非连根拔起，是延续中的转变，断裂中的连续。相较而言，思想与学术上的断裂与转型更为彻底，特别是历史学。史家手里摩娑的是过去遗留的断简残篇，心中擘划的是现实中国的未来宏图。面临民族国家空前的危机，容不得安心治学、细心推敲，匆忙捡拾各路外来思想武器，披挂上阵，构筑出关于过去的种种宏观解释，并付诸实践。这些解释，表面针锋相对，其实共享了不少基本前提，如西方中心论、进化论、线性历史观；也分享了若干基本结论，如中国古代专制说。这些前提与结论，通过教科书、辞典、报章、论著等等植入大众的头脑，潜移默化，代代相传，直至今日，成为士林百姓笃信不疑的理论基因。 生长于斯的我们，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均已去古悬远，要想理解先人，障碍重重。西方理论的引入，扩展了史学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工具，推动了史学的成长，功莫大焉。但在此基础上匆忙搭建的种种解释，是“得”，亦是“失”，方便了我们对过去的把握，同时亦成为我们贴切理解、洞察过去的一重障碍。对此茫然无知，恐怕我们笔下的历史，都难免或明或晦、自觉不自觉地为西人的理论作注脚。几番格义，熟脸亦变成了生客。 虽说仅考察了“专制说”的形成与传播史，这一工作却提醒我注意近代以来形成的历史论断可能隐含的误区，推动我搁置各种定见与概念，重返史料，去仔细辨别与倾听古人的各种声音，贴近观察与认识逝去的王朝；同时也带着我，从六朝时代上溯到帝国的形成期：秦汉。 20世纪最后的10年，见证了简牍的大发现与简牍研究由冷到热的变化，秦汉史的诸多新进展得益于层出不穷的简牍。我工作了1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又是简牍整理与研究的重镇。整理文书简方面，谢桂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旗手。1997年夏天，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不久，谢先生就率赵平安、刘乐贤兄和我到湖北荆州与湖南长沙观摩简牍。那时我完全是个外行，只有好奇之心，尽管如此，此行还是触动很大。在谢先生的言传身教与逐字逐句的指导下，自己也从1999年开始摸索进行简牍研究，从三国吴简到汉简。虽然没有受过文字学的系统训练，研究只能说是浅尝辄止，却别有洞天，开启了一条切近观察秦汉三国时代的新路。

如何在“重视变化”的传统中展示日常？

最近十年，我关注的核心是秦汉六朝时期国家的日常统治与形态。这是个庞大的课题，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个人精力能力有限，只是希望借助简牍等新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从若干新角度去观察朝廷统治的实际运作。关于古代国家，传统上主要属于政治史与制度史的领地，在日本，还有专门的国制史。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划分，远源恐怕可以追溯到正史中纪传与志分立的叙述传统。这种叙述体例的分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过去的面貌，不能不打个问号，且不说志书的叙述是否记述了某朝某代的实际情况。 另外，传统史书记述看重变化，《春秋公羊传》桓公四年有所谓“常事不书”的说法，这恐是后代史家记事的不二法门之一。流风所及，中国史学传统之一就是重视变化，以致有人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认同此说者不在少数，这或许正是传统史书熏习下形成的观念。过度关注变化，会目迷五色，忽视变动背后的不变。过去与当下人们所经历的表面变动，实则反复，难道还少吗？ 反观生活，平淡无奇的日子自是主流，这些日子难道构不成历史？变化只是相对于不变而言的，不了解常态，怎能准确把握变化、理解个别事件的意义与影响？常态汇聚了每个人的力量与作用，尽管人们多半意识不到自己在创造历史，考虑的更多的是眼下的现实诉求，怀揣的往往是想象中的远古大同世界。交错乃至冲突的力量汇集起来，构成历史的潮流与基调。各类事件只是程度不同地施力于潮流，有时会使其改变方向，有时不过是暂掀波涛，潮流依旧。先民们在常与变的交织中历经世代交替、陵谷迁徙、朝代鼎革，从悠远的洪荒时代一天一天地走到当下。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 任何比喻都不尽妥帖。称之为潮流，难以洗尽目的论的印记。其实，众人行动或多或少带有某种直接的目的，众力汇成的潮流则超出参与者的预想，千百年后自结果观之或可视之为潮流，但这并非时人所能预知与预见。这中间包含了当事人与后来者、现场感与后见之明的分别。史家论史需结合两者，而前者更易被忽视，以致倒放电影的现象（亦有学者称之为“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或“结果驱动〔results-driven〕的视角”）屡见不鲜。 再现过去发生过的每个细节并不可能，亦无必要，需要的是努力洞察波涛下的潜流：挖掘出皇帝日常统治的某些断面，拼接出朝官日常工作的状态，梳理君臣在统治帝国上的关系，复原不同职位上小吏的工作实态，再现县级官府运作的情况，剖析官员之间的往来与官场的活动，揭示百姓的作用，勾勒表述与实践的关系，捕捉背后的心态与长时段的变动，等等，最终应对帝国的体制再做概括。大量出土的秦汉三国简牍，特别是文书简，提供了接近上述问题的宝贵契机。 应该说，如何去展现日常，是个挑战。例证、统计、归纳、个案分析，现有的方法似乎都不太给力，我也还在摸索中。 最近十年，基于上述思考，围绕秦汉六朝的日常统治做过一些局部的考察。不过，相对于此问题所牵涉的范围，工作还相当零碎散漫，距离目标颇为遥远。

以“近观”重构失落的历史 承蒙朱渊清先生居中联络，中西书局慨允为我出本论文集，感激莫名。自己成果无多，也愿借此良缘，从过去二十年间发表的论文中选出十二篇，汇为一编。最早的一篇是我的硕士论文，定稿于1993年6月，其余各篇都是2000年以后陆续完成的，最晚的一篇发表于2013年12月。内容大体涵盖了曾经涉足的不同领域，各篇均做过不同程度的修订。唯北朝民众佛教信仰方面，因已有专书，且将再版，后续新作很少，没有收入。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 十二篇论文上及先秦，下至近代，相对集中于秦汉六朝时期，泛言之基本不出中古史。论题驳杂，从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到新兴的社会史，简牍研究，乃至词汇的知识考古，似漫无边际，聚拢起来，却也贯穿了一个基本的取向：近观。这是重拾旧文时突发的想法，却也和诸文的初衷颇为契合，并体现了自己当下的追求，因而拿来作书名。 虽然每天的生活是在创造历史，回望过去时，我们不过是后来的旁观者。纵有后见之明，首要的应是顺流而观，毕竟历史是先民们创造的。“近观”包含了几层意思。“观”代表了研究者进入历史书写的姿态，说白了，就是认识，是主观的活动。各人认识的立场、角度与偏好未必相同，不免人观人殊。 所谓“近”，意在强调要突破认识的多重障碍，尽可能贴近过去。不仅需穿越近代形成的定论丛林，还要参透传统史书叙述布下的迷局，方有可能接近古人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传统史书因资料所限，多半立基朝廷与都会，俯瞰帝国，长期占据叙述中心的是帝王将相，他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何全面地展示他们的历史作用，却颇有讲究。远源自正史的传统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区分，带来不少方便，亦伴生许多困扰，需要在反思中超越。 我深受文化人类学的熏陶，更乐意从普通人的立场去“观”：去追寻他们的生计，他们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世界；以及他们与朝廷、官府间的互动，尽管这种互动往往充满血雨腥风。所以会去关注渔采狩猎与秦汉六朝民众的生计，寻找农民中国出现的根源，揭示史书某些叙述存在的语境；勾勒百姓生活聚落的实态，探讨聚落称呼变化的意义；透过碑铭观察北魏胡族生活的轨迹，留心北魏朝廷对待胡族政策的演变。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文化人类学倾心的另一重点是日常活动，尽管主要是部落社会的日常，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文明社会、帝国中的日常。解剖不同场合中人名使用的规则与意义，寻求从日常互动中把握帝国构造的新途径。这种近观则离不开后见之明的指引，不然无从揭櫫古人“日用而不知”的历史死角的意义与作用。近观不离远眺，远眺引导近观。 近观的另一层含义是利用各种出土资料重构过去某些失落的片断。以往论史多依重传世文献，这些文献均多少包含作者的主观意图，并非纯为史料。笔底春秋几经筛选与剪裁，是记忆亦是遗忘。出土资料则更为直接，有些本就是无意史料，虽然打捞出的只是过去的几束断枝几片碎叶。如何从中看出躯干，乃至树林，方法上亟需斟酌，经典的“二重证据法”并非万能。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人名年纪口食簿”册书的复原与集成正是这方面的一点努力。东汉洛阳刑徒墓地的考察则是利用考古资料与重见天日的旧文献的一次尝试，聚焦于身份比平民还低的刑徒死后待遇的细微变化，这也是传统史书不屑一顾的角落。 透过州郡县设置的增减变化，捕捉东魏北齐时期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博弈的草蛇灰线，是个传统的政治史问题，却也需要穿越漫无头绪的史书叙述才能发现，没有近观也做不到。 梳理中国专制说的出现、传播与影响，是个近代思想史的问题，与其他论文毫不搭界，其实这种远眺也是拨开层雾，近观过去的前提之一。 “近观”“远眺”角度各异，交错并置，相激相荡，或可照亮久远岁月中若干隐入幽冥的侧面。这些侧面远不足以拼出完整的画面，但对丰富我们的认识，进而更好地反省自我，走向未来，多少会有些裨益。 本文选自《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