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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生活的世界
逻辑学 今天

对于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人来说,最近正有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今年高考,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有150人达到了本科线。这所高中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女子学校,也是一所免费高中。几十年来,它的创办者张桂梅女士,一直致力于解决乡村贫困女孩的教育问题。
当我们热烈地讨论职场中的女性生存状态,产假期限,女性消费甚至是电视剧《三十而立》时,会发现这些议题的背景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的城市。
北京大学教授贺桂梅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里面就讲到,上世纪80年代,城市发展起来之后,那些被定义为女性主义的作品,探讨的往往是中产女性的性别困境。

而对于乡村现状的任何讨论,生存问题都占据了绝对上风,对乡村女性的关注大多置于乡村发展的整体框架之内。女性在乡村充满苦难挣扎的发展之路上,永远默默地扮演着受难者的角色。
作家莫言曾回忆,在计划生育仍在推行的年代,身为军官的他为了服从政策安排,也为了今后在部队的前途发展,让妻子做了流产手术。这件事情让他忏悔至今。出于对乡村计划生育现实的种种思考,他写下了长篇代表作《蛙》。
另一位作家阎连科的散文新作《她们》,用回忆录的形式,一点一滴地记录了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印记的种种女性。
在这本书里,阎连科很细腻地写了他年轻时的一位相亲对象。奔着快速结婚的目标,俩人初次见面之后,立即确立了对象关系。但是,在军队工作的阎连科仍然渴望娶一位城市女性,离开农村。所以他写信给当时的对象,断绝了两人的关系,并且委婉地告知对方不要给他的单位写信告状。
这两位鼎鼎大名的作家都对自己年轻时的做法,做出了真诚忏悔或沉重反思的姿态。但是,这种忏悔是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回望年轻岁月的一种姿态,一种通过坦白而获得心理慰藉的方式。
在他们的叙述中,女性始终是沉默的被叙述者。当男作家想要展现多面人性、历史之罪、苦楚人间的时候,她们适时地降落在他们笔下,成为他们年轻时悲剧故事的献祭品。
长期的失语状态,成就了她们千篇一律的面貌,勤劳,忍耐,奉献,无私。这些被大力夸耀的美德,全部是通过严苛的道德规训来实现的。
正如《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这本书中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使女性成其为「女性」的,并非「个人」的品质与主观诉求,而毋宁是一套社会化的秩序与安排。」

在接受北青艺评采访时,阎连科讲过一个小故事。当他和一位朋友60多岁的农村母亲在饭店吃完饭之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朋友的母亲由衷感叹道,这是她第一次吃完饭之后可以就这么坐着,不用去洗碗。
在网络上,当人们在勾勒理想的女性形象时,都会使用「大女主」这个词。在理想中,这位大女主事业有成,收入丰厚,经济独立,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选择是否进入婚姻或者恋爱关系。
但是,这种想象建立在一种理论基础之上:经济地位的提升,可以翻转女性的性别角色。且不论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这样的标准,有多少人可以达到呢?当女性抱着一定要十分努力,才能够与男性享受同样权利时,女性已经丧失了平等。
所以,与其为女性生存提供光鲜模板,不如把目光下移,投向农村或者城市的普通女性,让一位母亲可以选择,今天不必洗碗。■
参考文献阎连科.她们.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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