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我的诗歌选择

写什么或怎么写，一直是困扰着每位写作者的难题，而对一位诗人来说，尤其如此。作为最具独创性的艺术，诗歌写作既不能与别人雷同，也不能无限度地重复自己。因此，每一首诗歌的写作，都将是一个重新开始，即回到原来的起点，思考自己与时代的某些联系，并小心翼翼地选择着形式和语言。诗人的工作就如同神话传说中的西绪弗斯一样，不断地把石头推上山去，然后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它从山上滚落。然后又是一次次的重新开始。二十几年前，当我最初尝试诗歌创作时，我几乎完全是为热情所驱使，但现在更多是出于一种习惯和责任，就像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说到责任，我并不真的认为诗人必须有意识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感，而是说，诗人首先是对一首诗负责，然后是为自己负责。我常常这样想，一个诗人，只要他怀着真诚去思考和写作，那么他的作品就一定会打动别人，也会多多少少地反映着他所处的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 　　因此，一位诗人的创作可以视做他全部的心灵史，也同时会折射出他的时代。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就是标题所显示的新的世纪，我既心存感激，也更多怀有困惑。一方面，许多为我们所喜爱和迷恋的事物和习俗离我们远去，另一方面，随着新的事物的大量涌现，也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新的事物往往会带来新的感受和新的经验，也在刷新着我们的感受力。人们总是要从自身感受中去寻找着自己的写作素材，并从中提炼着自己的主题。无论他怀着美好的愿望去称颂他的时代，还是对时代进行严厉的批判或讥讽，只要是出于真诚，都将依据他的自身感受而定。同样，真正的诗歌来自诗人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也来自他的困惑、绝望乃至巨大的精神冲突。在我微不足道的写作中，我一向遵循这样的原则：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写我真正想写的东西，并将把这一点在今后的写作中坚持下去。 　　作为古典诗人，杜甫现在可谓是大行其道。他所以受到诗人们的普遍推崇，不仅在于他精湛的诗艺，更在于他把自己的诗歌写作与时代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据我所知，杜甫的作品所以被称为“诗史”，是与他真实地抒写自己在动荡年代的内心感受相关（并赋予了它以完全的艺术形式），而不是他试图阐释或图解他的那个时代。诗人是发现者，但不必是解释者；是叙述者，但同样不必是注释者。这里我想到了在诗歌史上另一位同样值得尊重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的诗人――陶渊明，他完全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完成了诗人的使命。 　　我赞同这样的说法，诗人除了真诚地对待时代和写作外，他要通过审美来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写作真的具有某种使命的话。而无论当你直面这个时代，或是试图通过写作逃避这样时代，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时代本质性的东西，正如你想推着地球，想使自己离开它，却在无形中与它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样。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艺术的政治潜能在艺术的本身之中，在作为艺术的美学形式之中。他同样说过，艺术要是表示了一种风格上和技艺上的根本变革，它可能就是革命的。 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坚持写作并在艺术上进行不懈的探索，这也许就是我的，或是每一位诗人的选择，这一点也许不会改变。 　　　　　　　　　　　　　　　　 （在2004年汝州诗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