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119：人民币汇率的哲学理念思考
刘泰特
汇率是一门实证学问，即是经济经验学问；进一步说，汇率是一门实证经济哲学。 哲学是一种思维的普遍性、抽象性、本质性。 经济学最抽象的一个概念是货币。而汇率是货币的货币，因此是经济学抽象的抽象，这种属性使汇率的思想最能反映思考者的哲学思维能力。 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而重商主义价格倾销错误的本质是和今天压低货币汇率错误性质完全相同。 斯密通过这种批判，而发展建立了商品价值和价格学说，斯密的经济学生产分工、流通、分配学说，都是围绕着商品价值思想的核心。马克思继承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与斯密相同，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学说，放在经济学的首位，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 斯密、马克思都具有优秀的哲学思维能力，而建立起经济学最基本概念的演绎体系，他们思维的深度就是逻辑的深度，而逻辑就是一种哲学，进一步的说，是一种理念哲学。 正是具有这种哲学深度，他们的思想才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经济活动。 这种深度在当今经济学家思想中也有闪光，比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 2009年5月克鲁格曼来中国，记者提出一个使他难堪的问题。 记者：“有人说您不大了解中国，你对此怎么看？” 克鲁格曼：“没错，我对中国的经济是了解不多，但我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不陌生，这并不是件什么难事。我也不想假装自己是中国经济方面的专家。” 笔者很欣赏他的深度回答。 站在世界经济的高度认识中国经济，这就是认识中国经济用哲学普遍性的方法，如同树木离不开森林，中国离不开人类世界普遍性的规律，尽管中国是庞然大物，但主要是数量物质性的，中国不能够代表世界，只能从属于世界，那么谁代表世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思想价值体系。 世下中国人显然对人类精神、对思想价值体系的认识还处于很落后的水平。 我仔细阅读过2009年5月克鲁格曼来中国发表的言论，实事求是，态度恳切，批评一针见血，但是由于他没有附和中国的决策者，而被中国经济学精英群起攻之，这些中国“精英”，肤浅之极，笔者都不愿意浪费笔墨驳斥他们。 回顾历史，中国清朝不是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结果落后挨打。 改革开放，不是为了向世界打开大门？但是开放不好的一面是：中国人更加迷恋于物质层面，精神世界更加萎靡不振。 西方的物质文明是源于精神的信仰和创造性。物质永远把人推向死气沉沉，精神才使人的生命永远常青。 而反映一个民族精神质量的高低，就是观察它的哲学文化水平。 因为哲学精神才能表达抽象，抽象才能追求到永恒，永恒才产生可靠，可靠才使人坚定，坚定才产生信仰。而这一切的反面就是物化文化的庸俗肤浅的追求。 中国经济学最大的毛病，就是见物不见人。 把现代化理解为追求物化，就产生了GDP主义，就把人当作物质工具（人口红利理论），人既被当作物质生产工具，又当作物质消费工具，而人类经济活动生产和消费的精神价值意义，成为无足轻重。 物质是肤浅、片面的，因此物质化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是盲人摸象，自相矛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层出不穷；物质经济理论越发展，越让人提心吊胆，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新的物质变化？ 以上笔者“海阔天空”的议论，似乎离开主题，其实并没有。 因为汇率是世界经济关系的核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汇率这个普遍性的“器”，必须使用普遍性的哲学方法，必须站在人类文化精神和物质关系的高度。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其实是人类长远和眼前利益的关系，是人类整体和局部利益的相互关系。 而汇率对于协调全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恰恰需要我们依据哲学高度的思考，来认识人民币汇率对之中国乃至世界整体普遍和深远的经济意义。 据报道，4月18日央行行长公开发表了以下观点： “针对有人提出，国际金融炒家进入中国恶意炒作，周小川信心十足，他认为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管好自己的需求。 周小川：这种投机冲击会对小国的开放型经济冲击比较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比较大的经济体，你得用很大的资金才能干出像样的事，我们还有相当程度的资本管制，很多事在资本管制的条件下还是做不成的，我们可能更加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总需求管理，更加重视我们自己的宏观经济平衡问题。” 周行长的这个谈话内涵，表面语焉不详，但是大概可以判断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周行长和克鲁格曼是相反，后者是立足于世界经济认识中国，而周行长是立足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谓中国特殊的国情，这使我想起清朝被强行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仍然固执自己的经济游戏规则。 周行长是以不变应万变，相信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克鲁格曼的批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无疑，笔者赞同克鲁格曼，因为他是“更上一层楼”的哲学理念意义的经济学思考。 （本文是《评央行行长的国际投机资金对中国影响不大》之三，待续） ——独立思考 阅读经典—— 苏州雨果书店与您交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