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为文廿余载——陈支平教授访谈录

读史为文廿余载——陈支平教授访谈录 陈支平 张先清 采访时间：2005年5月17日 采访地点：厦门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发表前陈支平教授对全文进行了审阅) 编者手记：我们刚出版的《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汇集了18 位学者的高论，这些学者大都是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的大学教授。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的中青年史学家，陈支平就是其中之一。厦门大学也是学术重镇，尤其在经济史研究上突出。后起之秀陈支平先生继承了前辈学人的治学传统，以史料为依据，注重社会调查，不仅校正了一些传统结论，而且开发了许多未知领域。他的关于闽台区域文化的研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从根源上具体地说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渊源关系。了解他的学术成果，对教学十分有益。 问：您在明清赋役制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您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就是探讨清代赋役制度演变问题的，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著述，您怎么想起选择赋役制度史这个一般人视为畏途的课题作为自己长期研究对象呢? 答：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我是1977年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进学校读了两年历史后，恰好国家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报考的人很少，系里的老师就极力推荐我参加考试。经过一番准备后，我考上了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是傅衣凌先生。傅先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他一直很关注明清商人与商业资本方面的研究，受他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选的也是明清时期商业史方面。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厦大历史系任教，同时兼任傅先生的学术助手。后来，又考取了厦门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继续跟从傅先生。选什么样的题目做博士论文呢?我颇为踌躇。那时候社会科学界关于生产关系的讨论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史学界很多人参与讨论，偏偏我的个性属于不爱凑热闹那一类。而且，当时受传统史学的影响，认为只有制度史才是史学研究的正路，非其他方向可比。搞好了制度史，再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自然可以游刃有余。所以，博士论文就选择了清代初期赋役制度演变问题作为题目。此外，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是恰好那个时候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影印出版了一套清实录，而且可以拆开出售，我全套买不起，就买了顺治、康熙、雍正前三朝部分。有了这三朝实录在手，做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方面的研究，信心自然过半。因为实录中关于清政府实施赋役制度等各类经济史的资料很丰富，置备一套细读，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选定明清赋役制度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面，还是深受傅先生的影响。傅先生在讨论中国经济史时，比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结合，主张从具体的基层社会情境考察国家经济制度的推行情况，顺着这个思路，我关注赋役制度史，比较侧重探讨赋役制度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注意分析制度表达与在社会具体实施之间存在的距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讨论制度本身。我在研究中除了利用实录等档案文献外，还充分利用了方志、族谱等地方文献，这些地方文献对于今人认识清政府各项财政制度在地方上的推行情况是很有帮助的。正因为如此，我的博士论文《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如所谓“清代赋税沿袭明制”的成说是不准确的，清代前期的赋税征收是融入了许多明末加派的税目后重新形成的一条鞭法；学界长期肯定的清初废除明末“辽饷”加派的说法，也只不过是清初政府的一种安抚宣传策略而已，“辽饷”的旧额摊入一条鞭之中；清初的蠲免赋税一直为学界津津乐道，认为是清政府鼓励农民恢复生产的重要措施，实际上清初的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蠲免的赋税大多是旧年的积欠，宣抚的效果大于减负的作用；明代王府庄田入清后变成“更名田”，学界认为是一项把明代王庄佃仆解放为自耕农的有利于清初农业发展的措施，事实上清代更名田的税率完全沿袭明代王府庄田的租率，农民的赋税负担有增无减；等等。《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新探》正式出版后，国内外许多学术杂志发表了评论，《清史研究》称这本书“可谓是新人、新著、新说”。 问：中国家族制度文化史是您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先后出版过《近500年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福建族谱》等很有分量的著作，引起了海内外历史学、民族学及文化人类学者的广泛关注，您是怎么跨入这个领域的呢? 答：我跨入家族研究纯属无心插柳的结果。在傅先生指导下，我曾经长时期在福建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各种民间文献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经过文革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大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北方一些学者得地利之便，注重开发明清档案，而我们身处南方相对偏僻的厦门，当然无此条件。但是，从傅先生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那就是重视通过社会调查，挖掘各类民间文献。有一天傅先生对我说：你有时间就到乡下去，不管是什么资料，只要是能够拿的、能够抄的，都要尽可能地把它弄回来，这样你就有了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资料优势丁。那时候我从农村出来不久，身强力壮，善于吃苦，翻山越岭、走街串巷不在话下，一年多下来，资料堆积了半个房间。在这些民间文献中，族谱是一个大宗。我们知道，族谱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民间文献，内中蕴含着大量反映家族社会文化的重要信息，我很快就被这些族谱的丰富内容吸引住了。记得傅衣凌先生在授课时多次提到：中国传统社会里实际上存在着“公”和“私”的两个管理控制系统，所谓“公”的系统，就是国家政权的系统；所谓“私”的系统，就是民间的乡族组织及其所形成的乡族势力。在不同的场合里，这两个系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互为补充而又互为制约。 傅先生的这一思考，无疑给了我及我的同学们极大的学术启示：考虑到当时学术界系统研究家族社会文化方面的著作并不多见，而手头又正有这么多的民间族谱，于是就萌生了开展家族社会研究的想法，先后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并且于1991年出版了《近500年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从学术意义上说，她是中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剖析区域家族社会与文化的专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区域家族社会文化研究方面的薄弱状态：书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也经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如关于家族社会的审视，我认为福建家族是一个多种矛盾同时存在，并且相互结合的多元结构。在组织观念上，它既是精神道德的，又是实用功利的；在经济形态上，它既有家族的公共所有制，又有个体家庭的私人所有制，二者界线不清；在阶级关系上，它既奉行和宗睦族的家族平等权利，但又强调“以宗以爵、以年以德”，造成族长的权威及其控制族人的合法化；在对官府的关系上，它既有割据、对抗的一面，又有互相利用、密切配合的一面；在家族的对外关系上，家族间、乡族间的和谐相处与众暴寡、强凌弱交织在一起。这些相互依存又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其不断斗争和相互牵制中得以运转，从而使家族制度始终处于一种可塑能动的弹性状态，处在一种能够顺应外部社会变化的平衡状态。它对任何一种过激的社会革命都有着一种本能的抵制和消化功能，但它又能够适应各种不同形式的渐进式的社会变迁。随着家族组织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家族的观念也呈现出无限扩大化的趋向，从而使家族制度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出版之后，得到学术界朋友们的充分肯定，1998年获得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台湾地区也出版了增订本。学界的肯定理所当然很容易转化为推动我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动力。此外，从社会意义上说，当时恰逢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正兴起一股复兴家族的潮流，不断有海外同胞回来寻根问祖，农村中也开始盛行家族重建。一些出版社闻风而动，前来约稿。在此情况下，我又撰写了《福建族谱》等有关家族方面的书稿，出版后学术界和社会反响都不错：作为我国第一部专论区域民间族谱的著作，居然再版了三次。 现在看来，在家族研究方面最值得回忆的一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福建城乡做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探求家族组织等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问题，不仅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还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说，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研究! 问：近年来您在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方面亦很有建树，出版了《客家源流新论》《福建宗教史》《福建六大民系》等著作。前不久，您所主编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能从总体上谈谈您对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的看法吗? 答：我关注闽台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应该说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我在福建城乡进行了长时期的社会调查后，收集的相关资料比较多，自然就产生了研究区域文化史的想法。其次，90年代后期起，我的个人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担任了历史系和人文学院的学术主管，厦门大学有着深厚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传统，一直是国内这方面的一个科研重镇，但近些年来研究上有些弱化，我深感有责任推动这方面的学科建设，振兴民族学研究。我个人觉得中国民族学研究存在一种认知上的误区，这就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认为“民族”指的就是少数民族，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反而被排除在研究之外，而且民族学也被简单等同于民族问题；很清楚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并非是学术角度的衡量，而是政策延续的一种结果。因此，作为一种学科建构，以往的民族学研究是存在很大缺陷的，汉族民系的研究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的。有鉴于此，我对客家及汉族民系问题进行了一番探索，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其中《客家源流新论》一书，针对学界长期以来所谓客家是纯正的汉族血统以及经过历史上五次南迁之后形成的成说，提出了批评和重新的探索。从血缘和南迁的历史来寻找客家的源流，客家和南方其他民系的发展历程并无明显的差异；客家的形成更多的是文化的认同，而不是血缘的追寻。《福建六大民系》则是在客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福建地区的不同民系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探讨。我的这些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占国家人口主体的汉族给予关注：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学术界有关汉族及其民系的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多了，汉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到我国的民族研究之中。 经过长时期的学术积累，当我被列入国家教委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工程人选者后，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就被当作该工程的一个主要资助项目，继续得以进行，而且研究视野也扩大到闽台区域宗教、民俗、民间文化等多个方面，希望通过研究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内涵认识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在此之前我的区域研究，主要侧重于不同专题的探索，而近期出版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一书，可以看作是一种区域宏观研究的尝试：此书出版后，不但引起学界的关注，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书评，称其为“区域文化经济研究领域的精品”，而且也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年，此书获得“中国图书奖”。 研究区域文化，关键就是要突出其地域特性，避免雷同：闽台区域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富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这种特殊性也就是她的生命力。历史上闽台共处一个文化圈，两地人民相依相望，共同营造出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因此，深入研究闽台区域文化，不仅体现在学术价值上，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台同一文化渊源和传统没有变，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稳定性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没有变，这是海峡两岸从分离走向统一的坚实文化基础。 问：最近您所主编的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首辑共一百册出版，在海峡两岸引起了极大反响，被称作是重击“文化台独”的百册重典，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编辑这套意义重大的丛书呢? 答：实际上编辑这套资料丛刊，与我多年来关注闽台区域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是息息相关的：近年来台湾问题成为大陆方面的一个研究热点，各种台湾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是，在我看来，国内这种台湾研究热潮涌动之下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这就是，相当多的台湾研究只注重热点追踪，而不重视学术基础的建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料建设方面一直停滞不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学者基本上依赖上个世纪台湾地方当局与台湾银行合作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这是很不利于台湾问题研究进展的：因为这套《丛刊》固然规模宏大，影响广泛，但是也有不少缺憾；最典型的就是由于当时正值海峡两岸社会文化交流完全隔绝时期，《丛刊》的编辑者只能尽力网罗台湾岛内的文献资料，而无法顾及台湾之外特别是祖国大陆收藏的众多相关文献。实际上，大陆许多图书、档案部门所收藏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资料，无论在量与质方面，均可超越《台湾文献丛刊》，亟待我们搜集、整理和出版。我在从事闽台区域文化史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相当多这方面的资料，深感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因此，从90年代初开始，我联络厦门、福州等地的学者，着手整理、编辑这套《台湾文献汇刊》，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现在第一辑共100册终于出版面世。第二辑也在筹划中，预计总数也在100册左右，这套《台湾文献汇刊》的出版，其意义当然是很大的。从学术层面上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海内外台湾历史文化研究在文献资料建设上长期存在的缺陷。我们在整理、编辑《台湾文献汇刊》时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凡是《台湾文献丛刊》已经收入的文献，除了少量有明显差异的原稿本、传抄本之外，此次不再重复收入，而是尽量选择那些此前未被整理过的东西。具体来说，这些文献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古籍，涵盖了从明末清初到民国初年的私人著述及地方志书。台湾版《台湾文献丛刊》所整理出版的大部分文献就是这个时期的相关古籍，而我们这一次编辑的《台湾文献汇刊》，新整理出版的这方面古籍约有一百余种，都是台版《丛刊》所未收进的。其中大部分是《丛刊》未能收进去的孤本、稿本甚至珍本，十分难得，如清初主持收复台湾的闽浙总督姚启圣的文集、文告等，因此大大增强丁这套《汇刊》的史料价值。第二部分是有关台湾问题的各种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主要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福建省档案馆和厦门市档案馆，是反映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渊源关系的重要历史文件。第三部分是反映闽台两地关系的族谱。第四部分则是除了上述几部分资料外的各种民间文件和契约文书、碑刻资料等。台湾版《丛刊》曾收进一定数量的此类资料，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台湾发现的。这次我们编辑《汇刊》，收入的民间文件，既有在大陆发现的，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台湾新近发现的。由于上面几个方面的特点，使得这套《汇刊》具备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另外一方面，这套《汇刊》的出版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问题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某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分子极力在台湾推行“文化台独”活动，企图从文化上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渊源关系，台湾学术研究中也随之出现了偏颇的“去中国化” 恶劣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文献汇刊》的整理出版，不仅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储备丰富的相关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扎实厚重的文化积累形式，增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向心力，有力地打击一小部分台独分子进行“文化台独”的阴谋，为祖国统一事业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效。 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您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发掘正史官书之外的民间文书，并将其运用到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过去曾经整理过许多明清社会经济史料，近期又出版了《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等著作，这些都很有代表性，是否打算将研究重点重新转回到明清社会经济史? 答：确实，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段时期内我曾经在闽台区域文化史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尽管这个研究领域同样很重要，但是说心里话，我个人一直想从当中脱身开来。过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系一直是国内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南北两个重镇，然而，近年来经济史研究人员转向社会史研究的不在少数，由此导致社会经济史研究队伍有所削弱。一些师长曾经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希望我能够重新归队，自己也感到有责任继承先师傅先生的研究方向。因此，从 2000年开始，我又重新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干起了老本行。当然，经过长时期的学术探索与积累，我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思路、问题意识，与80年代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除了发表一些论文外，最近还出版了几本著作，其中两本是你上面所提到的《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此外很快就要出第三本，书名是《民间文书与明清社会经济史》，内容主要是有关明清时代商人与商帮问题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比较注重运用民间文书来考察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历史。近二十年来，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工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大型的民间文书汇编次第出版，为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我个人由于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教学科研，也时时注意收集各类民间文书，日积月累，数量也有万件之多。然而，学术界对于民间文书的研究，似乎还跟不上搜集整理的步伐，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专注于此的著作寥寥可数：个中的原因，据我的看法，大概是因为民间文书雷同的很多，特别是民间契约，大部分是关于土地交易的文书，这些地契格式大多没有什么差别，全国各地基本相似；而土地关系史的研究，一度是20世纪后半叶的热门课题，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很多，要想从中寻求创新很不容易，由此也造成了前面所说的搜集多，研究少的局面，实际上，相比于民间文书丰富的内涵，我们对民间文书的研究远不能说已经发挥极致、题无剩义了。可做的地方还很多，关键是如何更新我们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抱着这样的思路，我利用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各类民间文书，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一方面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些研究，呼吁大家重新认识民间文书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如果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发大家研究民间文书的兴趣，实在是一件很令人快慰的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个人也希望能够通过民间文书的研究，在明清国家体制与基层民间社会关系问题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我一直认为，明清时期的国家体制，在政治上固然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制度，但是这种体制是无法有效地掌握民间基层社会及其经济体系等方面的运作的。而政府对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无所作为，又使得民间基层社会处于一种近乎自生自灭的放任状态，从而反过来限制了基层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当我们深入阅读各类民间文书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会深化很多。 问：在西方年鉴史家眼中，史料可分为“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多为各种有意编成留示世人的官书，有点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正史，后者则常指无意留下的各种公私记录， 类似档案及各种民间文献，一般认为后者可靠性要超过前者，您怎么看待民间文献在国史研究中的地位? 答：实际上在我看来任何史料都是“有意”与“无意”的集合体，也就是说，任何史料既有有意的一面，同时也有无意的一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史料的编辑、生成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无论是官书还是民间文献，这些留存后世的史料的编辑者或者说生产者，当初在创作它们的时候，都不可避免要受到他所生活时代编写文化定式的影响。可能在一般人眼中，民间文献无意的成分大一点，因此更可靠一些，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对民间文献认识上的较大误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民间文献的编成实际上已经受到了与生俱来的文化影响，编辑者大多无可摆脱这种文化影响，由此也使大多数的民间文献游离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族谱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文献，大多数族谱的编撰在于为家族提供一本相对于国史的家史，原不以示人为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说，族谱人为修饰的成分可能要少一些。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这么简单。尽管族谱为家族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民族史、宗教史、移民史、妇女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族谱中存在着不少虚构冒托、夸饰炫耀的虚假成分。因为族谱毕竟是私家所记，在一些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我们在运用族谱资料时，就应当实事求是，有所鉴别，有所选择，而非轻易迷信。那种随意摘取族谱中的某些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不顾其余，动辄轻言有“新观点”、“新发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很不严肃的，这是我们利用民间文献研究国史必须十分注意的一点。 当然，我们认为任何史料都是“有意”与“无意”的集合体，并不是轻言所有史料都值得怀疑，只是希望读史者在阅读史料时，无论是官书还是民间文献，都不要走极端路子，或者彻底怀疑，或者盲目迷信；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注重各类史料的比勘、辨别，而不要主次颠倒，一下子就做了史料的奴仆。 问：您在给学生开课时一直强调社会调查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您自己也一直躬行不倦。能谈谈您对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之间关系的心得吗? 答：社会调查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我想大致有两个：一是社会调查是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而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二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研究基础即史料搜集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使得历史学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新局面。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一度十分迷信。20 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书资料的运用，依然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这种情况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开始，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把史学研究的兴趣扩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人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开辟多方面的资料来源；私人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都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进入城乡基层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运用社会调查资料所得，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中如陈翰笙先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与热情，社会调查在史料拓展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可。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所以能够引起人们日益重视，除了这种方法能够拓宽历史学资料来源的渠道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能够“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而从理论上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因为要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强调的一些核心问题如人民群众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等，仅仅依靠“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方“正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显然需要社会调查这种“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认真印证。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翻新。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手段之一的社会调查，也完全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相适应。以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国家体制“大传统”与民间社会“小传统”的理论为例，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种历史的空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示范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性所在。 在我看来，社会调查作为史学研究贴近民间社会的重要途径，至少应当从这么四个方面进行这项工作，即广泛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民间文化行为资料、民间神话传说与口碑资料，以及民间意识认知资料。 社会调查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运用，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相反在更早的时期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等，就已经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的运用，有些学科对社会调查工作的重视远远超出一般历史学家的重视程度。这种多学科对社会调查的关注，正体现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即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正朝着多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方向迈进。传统的历史学过于迷恋典籍文献的资料作用，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田野工作)上的成就，无疑给寻求学术创新的历史学家们带来有益的启示：以往对典籍文献资料往往抱怀疑态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近年来也对历史文献资料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学术研究众多学科的结合运用，显然已经对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而社会调查这一研究方法的普遍应用，恰好能够在这种多学科的结合渗透方面起到一个良好的沟通作用。 当然，不同学科毕竟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有着各自专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现在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上，也应当有许多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就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和调查对象，采用较为可行的相应措施，不能强求一致，或是过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应该形成自己通过社会调查而积累史料的特点，形成自己运用这些材料解读历史的特点。傅衣凌先生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认为，即使从今天来看，傅先生开创的这种社会调查与多种资料、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效法、大力发扬。当然，人文社会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前进，社会调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如何在吸收傅衣凌等史学前辈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无疑是我们今后必须切实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社会调查固然应当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学术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就是推进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社会调查所征询的对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芜杂混乱的，且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民间文献所留下的文字，也往往由于受到记载者文化修养的限制和私家认知观念的影响，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如此一来，就需要研究者对这些芜杂混乱的民俗材料、口碑访谈、民间歌谣、谱牒私册等资料，进行认真的梳理，从中分辨出带有普遍意义而又真实可信的资料来。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者不具备传统史学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就很可能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特别是应当注意避免那种主题先行、概念先行，孤立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社会调查。 问：学术研究要做到既专精又广博是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您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明清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有深入见解。您是如何处理治学的博与专问题的? 答：我想这和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代所接受的两个训练有关。一个训练就是当初选择明清赋役制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时，导师傅衣凌先生嘱咐我要认真地将明清主要史籍过一遍，因此我在做学生时有一段时期经常跑图书馆，阅读馆中所藏的明清主要史籍，由此打下了比较好的明清史基础；另一个训练是来自田野调查方面的，傅先生在指导学生从事田野调查时，反复强调收集资料要注意竭泽而渔，不要顾此失彼。因为有些资料可能目前暂时用不上，但如果及时搜集贮备，将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需要用的时候，自然就很容易用上。现在想起来当初读书时所受到的这两个训练真的是使我终身受益，做起研究来可以纵横捭阖，而不会缩手缩脚。现在我给博士生上课时，还是反复强调这两方面的训练。 我的研究兴趣虽说比较广泛，但实际上还是有所侧重的。从表面上看，我这些年研究领域涉及到明清财政赋役制度、商人与商业史、家族社会、族群民系乃至闽台区域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许多方面，但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之间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如果说我的研究在相关问题上有一定深入的见解，也许正与这种比较开阔的研究视角以及比较多样的问题纬度密切关联。 问：您曾经与杨国桢先生合著了《明史新编》，该书既是一部体现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断代历史专著，同时也是一部颇受欢迎的高校历史学科教材；近年来，您还致力推动人文学院的教学改革，主编了一套《人文教改创新丛书》，您所著的《历史学的困惑》作为该丛书的第一本，在2004年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能谈谈您对高校历史教学的看法吗? 答：对于高校历史教学，我个人感觉最失败的地方在于本科教育与中学教育之间的雷同：我们知道，学生在中学里接受的历史教育，只是些条理化的历史学基本常识，这可能可以满足中学历史教育的要求，然而，当学生考入大学后，很多人发现，大学所教的历史知识，与他们此前在中学所接受的教育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相当于将中学里的知识点再过一遍，只是在内容上有所扩充而已。这怎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呢?这种失败甚至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的教学，因为在这种教学背景下教出来的学生，对史学的了解仍然是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对什么是历史学仍然茫然不知，遑论在大学阶段打下扎实的基础了。 那么，高校历史教学应当怎样扭转上面所说的不合理局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引导学生培养一种历史基本认知，也就是说，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本科阶段的学生在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应当对上述问题有一种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能掌握一定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形成一种历史感，从而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一定基础，而不是简单重复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点。 国内有一段时间曾经热衷于高校通史教材的编写，以《中国通史》为例，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不下百部。但是，仔细一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教材雷同之处很多。反观海峡对岸，台湾地区数十年来高校大多只用一种版本的《中国通史》。我觉得大学历史教育不在于花费大精力去编辑各种通史教材，而是应当注重专题知识的讲授，我们近年来开展了一些教改活动，推出了《人文教改创新丛书》，就是希望能在高校教学中探索一种适应学生需要的教学新模式。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2005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