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得太晚了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得太晚了 　　2011年的3月2日，戈尔巴乔夫满80岁了，仍活跃在世界和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梅德韦杰夫总统把他请到克里姆林宫，授予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普京向他发去生日贺电，肯定了戈氏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年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守摊子，他现在也许仍然安坐在苏联最高权力的宝座上。但是，戈氏发动了一场针对苏联体制的改革，不过他的许多设想并未变成现实，结果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走上了另一条发展轨道。戈氏是列宁之后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年轻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民众对之寄予厚望，他可用的资源很多，为什么大权在握的他未能解决苏联的问题，未能革新和挽救苏联呢？公允地说，苏联几次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是积重难返。 　　改革之初丧失良机 　　戈尔巴乔夫深受斯大林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仍然坚持计划经济，坚信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反对市场化和私有制。 　　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谈到“加速战略”时说：“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自发力量，而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苏共二十七大制定的1986~1990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与以往的计划相似，目标仍很宏伟，核心仍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 　　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早已成了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吸血鬼，继续加速只会加重经济的畸形。苏联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居民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力度，改变对民用工业的歧视状态，戈尔巴乔夫却没有这样做。从1988年起苏联预算赤字增大，日用消费品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加速战略”的受阻和失败，使本来已经停滞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 　　戈尔巴乔夫同样迷信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从1985年5月开始，他在全国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反酗酒斗争。这一斗争由利加乔夫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直接领导，这两人都以厌恶酗酒而闻名。他们热情很高，把反酗酒推向了极端，不仅禁止伏特加酒，还关闭了啤酒馆，街道上甚至出现了反酗酒纠察队，以恐怖手段吓唬顾客。反酗酒斗争特别有成效，含酒精饮料的产量在1985～1986年减少了差不多1/2。但苏联失去了重要财源，根据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估计：“国民经济3年至少损失670亿，而精神上的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这一运动还破坏了酒业和葡萄种植业。同时，酗酒现象并没有减少，在工作场所发生的酗酒现象大大增加了。人们有需求，国家不生产，导致私酿酒成风，食糖告急。 　　有害无益的“加速战略”和反酗酒斗争，使苏联损失了宝贵的两年时间——直至1987年，苏联才真正走上改革之路。这一年苏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月全会、六月全会和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对苏联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性总结，提出了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问题。1987年6月25~26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的核心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家与政府成员一起制订了经济改革构想，总思路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对劳动的刺激，提高利润的作用。但对于通货膨胀、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并没有切实的措施，对不合理的价格也没有涉及。“获得自主权的企业迅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88年工资增长8%，1989年增长达13%……厂长选举制对劳动纪律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削弱了中央机关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能力。在既缺乏市场定价机制，又没有硬性财政限制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引发了尖锐问题”。虽然1988年年中通过了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的法令，但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仍然排斥私人所有制，1988年11月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批评爱沙尼亚的同志：“私有制，很清楚，这是人剥削人的基础，而我们的革命完全是为了消除剥削，把它们完全转交给人民所有。试图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后退，这是极其错误的决定。”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仍同非劳动收入进行斗争。 　　直到1990年，在政治斗争白热化、反对派开始夺权、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才不得不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年的3月6日通过了《苏联所有制法》，承认了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1990年7月27日，以叶利钦和西拉耶夫为一方，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为另一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拟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但最终却形成了两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双方都不妥协，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调和。10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向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递交了“统一方案”，叶利钦等人从中看到的是对己方计划的否定，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与俄罗斯领导人一道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决定独立行事，实施自己的500天计划。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再次走上了对抗，苏联经济只能靠惯性运行——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戈尔巴乔夫落到了四处乞讨的地步，苏联难以为继。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行不通 　　苏联体制的危机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精神的全面危机，根子在于政治上的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许多苏共高级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说：“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就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承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鼓励他们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恢复苏维埃的职能，恢复列宁时代“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任何问题，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党的政策——经济、社会、民族政策——都应当首先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来执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建立立法和行政合一的体制，条件是苏维埃代表普选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后来苏联建立了立法行政合一的体制，但离开了普选的原则，戈尔巴乔夫要恢复这一原则。 　　戈尔巴乔夫设计的新权力机构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其产生方式是： 2/3的代表在居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1/3的代表由社会组织推荐。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权力常设的立法、管理和监督机构，由人代会选举产生，成员为544人，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各有代表271人，外加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副主席。 　　1989年3月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使共产党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同，希望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但事实证明社会上潜藏着对苏共极大的不满，叶利钦、索布恰克等成了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在随后进行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他们都当上了苏维埃主席，苏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实际上失去了控制权。 　　戈尔巴乔夫把一切权力从党转向苏维埃的做法，显然很片面。在现代政治中，立法和行政、司法是各有分工的，党集中了一切权力有弊端，苏维埃也不能集中一切权力。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但他又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陷入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代表大会实际上变成了群众大会，2000多名各种各样的人把代表大会变成表演的舞台，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事实证明，苏维埃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职责，这迫使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转向了总统制。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受欢迎的是给了人们言论自由。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但苏共的公开性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人提出应该制定出版法，但直到1990年6月12日《苏联新闻出版法》才出台。在公开性的气氛下，苏共长期掩盖的历史错误被揭露出来，在历史的真相面前，苏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只能宣布与斯大林体制划清界限，试图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寻找新的合法依据。 　　匆忙上马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考虑不周，带来了更大的混乱——政客们忙于向民众许诺和夺权，经济被弃之不顾。戈尔巴乔夫的实践表明，列宁关于立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在现代社会行不通，即使它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也无济于事。 　　苏联本是联邦制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盲目相信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直到各地区民族运动发展、分离主义出现时，才被迫把革新联盟提上了日程。 　　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苏联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此后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到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在各共和国独立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只能步步退让，把苏联变成了主权国家联盟、独立国家的联邦，但各共和国还是不接受，最后三个斯拉夫国家一纸协议宣布了苏联的终结。 　　纳扎尔巴耶夫曾说：“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它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戈尔巴乔夫最后尊重了各民族要求独立的权力，没有用武力捍卫国家的统一，使联盟和平分家，避免了发生南斯拉夫那样的流血冲突。 　　苏共自身未能更新，被民众抛弃 　　苏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管理国家的机构。在党的各种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而是管理国家的问题。 　　以党的民主化推动社会的民主化是此时最适合苏联的途径，但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不相信党，他认为党内官僚是改革的阻碍，他要用社会民主推动改革。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对民众极其不满的苏共干部特权进行改革。全莫斯科享受各种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戈尔巴乔夫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些特权，而且还不满足于这些特权，还在为自己建造新别墅。苏共的特权制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启了苏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之路，但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戈氏意识到了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但他没有找到苏联体制的替代物，其最初的改革只是修补旧体制。1990年后在社会激进情绪的推动下，他才开始根本改变原来的体制，但党内的保守势力制约他向前走，社会的激进势力又嫌他走得太慢。戈尔巴乔夫左突右击，艰难前行，1991年的“八一九”事变打断了他的改革进程，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根基是不可能牢靠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这是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 来源: 《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